《寻铀记》六十四、艰难的抉择

月影蓝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春雷惊蛰，唤醒了神州大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然而，在二零八大队，我和我的同事们却面临着一系列关乎生存与未来的艰难抉择 。

在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大背景下，二零八大队依旧是在困境中探索。此时，主业仍然是围绕额仁淖尔地区的铀矿项目开展。

在地㓎实验方面，进展不大：一方面，针对砂岩型铀矿的原地浸出实验进展不顺；另一方面，与乌兹别克斯坦红色丘陵的合作也遭遇麻烦。

困境中，我们在发展民品的同时，找金工作也开始出现一抹微光。自1986年国务院批准核地质队伍加入全国找金行列后，大队总工办便已着手相关工作，只是初期重视程度不足，进展相对缓慢。直到1988年，西北地勘局下达通知：大队可直接向所在省黄金局申报黄金项目，自此，大队的找金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尤其是在内蒙古达茂旗乌花敖包一带有了可喜的发现。从此，我也开始正式参与到金矿项目的立项工作中。

那段往返内蒙黄金局报项目的日子，我经常与地质科的秦广勤工程师同行。每次踏入黄金局大院，眼前的景象都让我们心生触动：院子里停满了各式高档轿车。

这一幕让我们隐约看到黄金项目的潜力——若能顺利推进，效益一定可观，更何况找矿本就是我们队伍的专长。

可现实的拮据，总在细节中显现出来。临近午饭时间，其他人都说说笑笑，三三两两的结伴去饭店用餐，秦广勤却悄悄从包里掏出了自带的干粮。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紧，酸涩与感动交织。我当即对他说：“秦工，这儿不是野外，不用这么将就，走，咱们去旁边的小饭馆吃。”

他抬起头，带着几分犹豫，轻声问：“这饭……能报销吗？”

“能报。”直到我笃定地告诉他，他这才放下心来，跟着我走进了饭馆。

也是在1992年，原核工业部部长、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的张忱同志，来到二零八大队考察指导工作。

提起张忱部长，她与二零八大队有着深厚的情谊。当年大队迁址进包头市的关键时刻，正是她鼎力支持，不仅在政策上予以推动，更亲自对新建基地的规模与规划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为大队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因此深受全体干部职工的敬重与爱戴。

此次，张部长在秘书李宝珍的陪同下莅临我队，核心任务是考察大队生产运行情况，同时明确提出要深入额仁淖尔，实地探望并慰问基层作业人员。

为保障接待工作有序开展，大队联合了二零二厂共同组建专项接待小组，由我担任组长，统筹协调各项事宜。此次视察全程历时约半个月。

途中，张部长多数时候保持沉静。而在她不在场时，秘书李宝珍常会轻声向我们讲述关于她的过往：“张部长自家条件并不宽裕，却始终省吃俭用，还特意将攒下的一万元捐给了母校——新安县立女子小学。如今，她还要照料年幼的孙女……”有时讲到动情之处，李宝珍的眼眶也会不自觉地湿润。

陪同过程中，几件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抵达四子王旗后，张部长突然提出希望观看下午四点的卫星发射电视直播。但当地当时仅在夜间供电，我们得知后立刻联系当地政府协调，最终确保她顺利按时收看了直播。从这件事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位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对国家大事的高度关注与深切情怀。

到达二连市，在听取市人大工作汇报后，临行前，我想起李宝珍曾提及部长孙女的情况，便特意安排人员到刚开放的市场，购置了一些从苏联进口的儿童玩具。不料张部长坚决不肯收下。

在工区驻地，张部长看望完钻机上忙碌的工人后，又弯腰走进帐篷探望职工。当她结束探望，正要离开时，我刚随行踏出帐篷门口，身后猛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回头只见一位身着蓝色工装的女职工，竟直直地跪在了张部长面前。她双手死死攥着洗得发白的衣角，肩膀止不住地颤抖，话未出口，眼圈先红了。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张部长，求您帮帮我……我实在没地方住了……”

这种事情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快步冲上前，手指已经碰到了女职工的胳膊，却又猛地顿住——在这样的场合，我若贸然搀扶，既不方便，又可能让职工觉得是“强行打断诉求”，也怕破坏了部长与群众沟通的氛围。迟疑间，我立刻转头朝身边的工区主任递了个眼色，低声示意：“快，扶她起来慢慢说。”

主任立刻蹲下身，与其他职工一起，轻声安抚着将女职工搀起。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张部长却始终站在原地没动，脸上没有丝毫不耐烦，只是眼神沉静地看着女职工，直到她站稳后才温和开口：“有困难咱们慢慢讲，跪着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张部长特意让秘书记下了女职工的姓名和情况，叮嘱我一定要把住房分配的政策和她的实际情况核对清楚，绝不能让职工受了委屈。

今年除了张部长来视察工作外，还有邹家华、张爱萍等其他中央领导，在视察二零二厂的同时也顺便视察了二零八大队，看来对于眼前核工业系统存在的困境，中央也有所察觉了。

转眼到了1993年春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又挤上了返乡探亲的路。

回到家乡，家人团聚的喜悦扑面而来。聊天时无意间得知，弟妹们的工资竟都远远超过了我。那一刻，社会上流传的那句“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突然变得无比真切，心里说不出是酸涩还是无奈。

探亲的日子里，母亲总在我耳边念叨：“现在家里你小弟就差一套房子，咱们一家人出出力，早点把他的事情办了。”在母亲眼里，我在外地工作，日子想必过得风光。可她哪里知道，仅凭我那点固定工资，想帮弟弟在浙江买房，简直是难如登天；更何况，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积蓄，几乎每年都花在了往返浙江的探亲路上了。

从家乡回到单位，心情一下子又沉了下来：同事们还在接二连三递上请调报告，然后默默的收拾东西离开。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散了，唯有尽快打破僵局、扭转困境，才能真正留住人心、稳住这支队伍。

为了在民品发展上找到突破口，我特意从家乡邀请了市农工部部长和知名企业家来单位考察。我满心期待能借助他们的市场经验与资金优势，趁着二连开放的东风，一起开拓边贸业务；同时也在琢磨，怎么把单位里那些长期闲置的设备盘活，让它们产生应有的价值。在考察过程中，客人的眼里始终充满着惊喜，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商机。可遗憾的是，这些设想最终都因为大家的种种顾虑——怕风险、怕麻烦、怕改变——没能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在一次查阅报表时，我又回想起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问题。当年在规范民品单位时，对于一工区淘金队的归属争议比较大，这个淘金队建立的比较早，而且在陕西石泉招收了不少临时工。从报表看，效益一直不错，但却不愿向大队上交利润或者黄金。此事由来已久，但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无疑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

除此之外，当大家正为共渡难关而倾注心力时，阴影已悄然蔓延。目睹有人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异化为夹带私货的幌子，我首次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原来权力所能扭曲的，远不止规则，更有是非与人心。

夜深人静时，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出力不讨好”的处境，我心中那份曾坚定的信念，不禁开始动摇。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朦胧之间，母亲那双布满疲惫、藏着无奈的眼睛，又一次浮现在眼前。父亲早逝，尚在上海服役的小弟，成了她心头最沉的牵挂。

随后，我又遭遇了人事安排上的意外。身在这个位置，我看到了许多人不曾看见的一面。也正是在那时，我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自从来到二零八大队，我的事业发展一直顺风顺水。担任地质组组长后，爱人也从基层调至机关，先后被选派前往天水213大队学习织字技术，并获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校进修的机会。对这里，我们始终怀着一份深深的感念。

从基层到机关，我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来，年年忙碌，从未心生旁骛。可回首望去，或许，是时候离开这个单位了；或许，也该是我为母亲分忧的时候了。

最终，我也做出了与许多同事一样的选择。

1994年春节刚过，空气中还弥漫着爆竹的余味，我便告别了工作多年的二零八大队，踏上了南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