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篇小说《爱恨蛤蟆坪》之评论(9)信仰崩塌

南岳

文本/AI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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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坚定党员”到“精神流民”

——从长篇小说《爱恨蛤蟆坪》中贾明和郭怀仁的变化说起

权力祛魅与信仰崩塌：《爱恨蛤蟆坪》中基层干部异化的批判现实主义书写

在乡土叙事的脉络中，长篇小说《爱恨蛤蟆坪》以金石湾为微观舞台，将贾明、郭怀仁两位基层干部的命运轨迹嵌入“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褶皱里。作者并未将人物塑造成非黑即白的符号，而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冷峻笔触，剖开他们卸任后从“坚定党员”到“迷信信徒”的异化过程——这不仅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崩塌，更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病灶，以及封建残余思想在权力真空地带的反扑，其批判力度直指“信仰工具化”与“组织空心化”的深层问题。

一、典型人物的真实解构：从“权力符号”到“精神流民”

批判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贾明与郭怀仁的形象，恰恰打破了“基层干部永远坚定”的脸谱化想象，他们的异化带着普通人的脆弱性与时代的必然性。

贾明在任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践行者：他带头砸毁青龙庙神像，将庙宇建材改造成小学，把“反封建迷信”当作党员职责——但这种“坚定”始终与权力绑定，更像是一种政策执行的“表演”。当权力褪去，家庭不幸接踵而至：儿子触电身亡、女儿婚姻破碎、自身疾病缠身，曾经被他否定的“神灵报复”论，竟成了填补精神空白的稻草。他从“砸神像”到“怀疑神秘力量”的转变，暴露的不是个人品德的堕落，而是信仰的“悬浮”——他从未将唯物主义内化为生命准则，只是将其作为掌权时的工具，一旦失去权力的支撑，面对命运的无常便即刻溃败。

郭怀仁的异化则更具悲剧性。这位“老共产党员”在卸任后，干脆放弃了所有党员身份的认知，一头扎进五行八卦的世界：他“徜徉于阴阳风水之中，玩味河洛，研究周易”，甚至自称能与文王、郭璞等古代术数“泰斗”“思想沟通”。当女儿郭丽丽因情伤精神失常时，他拒绝科学治疗，转而请来无数阴阳先生“驱邪”——这种行为看似是父爱的盲目，实则是党员信仰的彻底消亡。他从“执行国家政策的大队主任”，沦为封建迷信的“信徒”，本质上是基层干部在失去组织约束后，被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吞噬的必然结果。

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在任时是“权力符号”，卸任后便成了“精神流民”。作者没有刻意批判他们的“不坚定”，而是通过细节放大这种真实——贾明砸神像时“犹豫了一下”的瞬间，郭怀仁面对亲家“趋炎附势”时的无奈，都让人物脱离了“反派”标签，成为时代转型期精神迷茫者的缩影，这种真实解构让批判更具穿透力。

二、时代病灶的镜像投射：基层党组织的“双重空心化”

贾明与郭怀仁的信仰崩塌，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基层党组织“思想空心化”与“组织空心化”的镜像。作者通过两人的命运，撕开了基层党建的短板：思想教育的“运动式”倾向，与组织监督的“在位依赖症”。

其一，思想教育“重形式、轻内化”。无论是贾明的“砸庙”，还是郭怀仁的“反封建”，本质上都是“文革”时期“破四旧”运动的政策延伸，而非发自内心的信仰认同。党组织对干部的教育，停留在“口号式宣传”与“运动式执行”层面，从未真正解决“为何要信仰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当运动结束、权力卸下，曾经被压制的封建迷信思想便会卷土重来——贾明看到庙宇复建时的迷茫，郭怀仁沉迷术数时的笃定，都是思想教育“流于表面”的直接后果：基层干部没有建立起对抗命运无常的精神内核，只能在封建迷信中寻找慰藉。

其二，组织监督“重在位、轻卸任”。基层党组织对干部的管理，始终与“权力岗位”绑定：在位时，有会议、有检查、有集体活动的约束；卸任后，便成了“无人问津的角落”。贾明卸任后遭遇“人情冷暖”，无人关心他的精神状态；郭怀仁沉迷迷信，也没有组织出面引导——这种“卸任即脱离组织”的状态，让党员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党组织本应是“终身信仰的共同体”，却沦为“权力的附属品”，当干部不再掌权，便成了被组织“遗忘的人”，这正是“组织空心化”的核心问题。

更值得深思的是，小说中提到“中央决定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政策，本是拨乱反正的进步举措，但基层党组织却未能借此机会重塑信仰秩序——反而让贾明、郭怀仁这样的干部，在政策松动与思想混乱中，滑向了封建迷信的深渊。这种“政策与信仰脱节”的现象，恰恰是批判现实主义对时代问题的精准捕捉。

三、批判的延伸：封建残余与权力异化的当代警示

《爱恨蛤蟆坪》的批判价值，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于对当下的警示。贾明与郭怀仁的异化，本质上是“封建残余思想”与“权力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封建残余思想在农村的根深蒂固，是小说批判的重点之一。即便经过多年“破四旧”运动，当组织约束消失、个人遭遇困境时，“神灵报复”“阴阳驱邪”等思想仍能迅速占据人们的头脑。郭丽丽患病后，村民们用“夹手指逼问”“焚纸钱撒麸面”的方式“救她”，郭怀仁对此深信不疑——这种集体性的迷信行为，揭示出封建思想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潜藏在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基因”。基层党组织若不能通过持续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消解这种基因，一旦出现权力真空或精神危机，封建迷信便会卷土重来。

而权力的异化，则是另一个核心批判点。贾明在任时，村民们“恨不得爬在地上叫他爷爷”；卸任后，却遭遇“皮笑肉不笑”的冷遇，甚至被讽刺“贾支书怎么能下地劳动”。他终于明白：“权力这种东西，如同戏台上的戏子穿上了龙袍，一旦卸了妆，人们该叫你孙二就喊你孙二”。这种“权力决定人情”的现实，不仅让贾明对人性失望，更让他对“党员宗旨”产生怀疑——当权力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便会被架空。而郭怀仁面对亲家的“趋炎附势”时的默认，也印证了权力异化对人际关系的腐蚀。

小说中，贾明在迷茫中思考“敬神是敬善念”，郭怀仁在女儿的疯癫中继续依赖阴阳先生——他们的结局没有“幡然醒悟”，而是停留在精神的困境中。这种不圆满的结局，恰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所在：它不提供廉价的救赎，而是将问题抛给读者，让我们思考：如何让基层干部的信仰不依附于权力？如何让党组织的监督贯穿始终？如何真正消解乡土社会的封建残余？

《爱恨蛤蟆坪》以贾明、郭怀仁的信仰崩塌为切口，剖开了一段历史的精神褶皱。它的批判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冷静的解剖——在人物的挣扎与时代的混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基层干部的悲剧，更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直面的永恒命题：唯有让信仰扎根于内心，让组织监督贯穿始终，才能避免权力祛魅后的信仰崩塌，才能真正抵御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这，正是这部小说超越历史、直抵当下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