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8--文景之治1（读史笔记52）

寸草心1

【汉文帝刘恒】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4日54

）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汉朝第五个皇帝。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叛乱被镇压，刘恒被封为代王。后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后，政权一度被吕太后控制，刘邦的其他儿子纷纷被杀，刘恒因为僻居远方，且谦恭谨慎，时人看其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侥幸活了下来。吕太后死后，元老勋臣们平定“诸吕之乱”，把刘恒推上皇位。即位后，刘恒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废除肉刑，取消过关用传（符证）制度，弛山泽之禁；然而刘恒疏于军备，致使匈奴兵临长安，火烧回中宫；进一步分封诸侯王，加重了西汉“枝强干弱”之势；又恢复夷三族令，迷信鬼神，斥逐贾谊、袁盎等贤臣，宠溺宦官佞臣，放弃盐铁官营与铸币权，助长了地方豪强势力

，导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隐患。公元前157年6月，刘恒病重，不久病逝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霸陵，时年46岁。死后庙号太宗，谥号文帝。

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励精图治、宽仁节俭、爱民重农，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文景之治”。

【登基为帝】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的治安策】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宽俭待民】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包括黥刑、劓刑和刖刑），通过赦免而减死一等时，采用宫刑作为替代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著称。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想修一个露台，但想到要花费百金，就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作罢。此外，他常穿绨衣，并命自己宠爱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不得拖到地上，帏帐不得绣花纹，给天下人做榜样。自己的陵墓霸陵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

文帝身为天子，统治四海，却身穿黑色的粗衣，脚着生皮制成的鞋，用皮带系剑，以莞蒲为席，不治兵器，絮衣无饰，收集上书所用布囊，连缀成官中帷幕，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因此全国节俭蔚然成风，教化大兴。

【经济举措】

①减免租赋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当年的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免除了当年全部田租。

②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③放弃铸币权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从而放弃了国家铸币权，实行铸币放任政策，但受到了贾谊等人的反对。贾谊主张垄断铸币权，但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刘恒宠幸，刘恒想要邓通富贵，赐之铜山，使之铸钱，因而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于是，西汉出现了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的局面，导致地方诸侯（如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开采铜山铸钱，进而在经济实力上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格，极大地威胁了大一统的局面。有观点认为，此举使朝廷处于“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的危险境地，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从而发生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如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为？”

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贫富差距。

④放弃盐铁官营

汉文帝时期，对盐、铁和铜的经营都采取了更放任的政策，《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商人大贾、豪强地主甚至地方诸侯王往往占有山海，进行采矿铸币、冶铁和煮盐活动，其规模可达到“至千人”。社会风气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即到了汉文帝时的百姓类似于战国时期，大都放弃了农业而从事工商业。

⑤解除山泽禁令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发生大旱、蝗灾，刘恒下令诸侯不用入朝进贡，但开放原来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百姓开采矿产、开发渔盐资源，减省服饰车驾，裁减郎官名额，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此举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与盐铁生产的发展。

⑥标价卖爵，允许罪犯买爵赎罪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

刘恒让罪犯买爵赎罪的措施，历来褒贬不一，如宋仁宗时期的朝臣认为，此举只能使“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并非良策。

⑦允许诸侯国不向朝廷纳贡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诏，“令诸侯无人贡”，即令诸侯国无需向朝廷纳贡。

【军事举措】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

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价】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