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烂缦胡同常熟会馆：江南文脉与市井烟火的百年交织

国民一员

2025年10月6日，秋阳穿透北京西城区烂缦胡同的枝叶，在青砖灰瓦间投下细碎光影。我们驻足于一处挂着饭店招牌的院落前，朱漆大门旁隐约可见的旧砖雕，标示着这里的特殊身份——清代常熟籍旅京人士筹建的常熟会馆。这座曾承载江南同乡乡愁与理想的院落，如今虽以饭店业态融入市井生活，但其青砖木构间仍沉淀着跨越三百年的历史记忆，既是宣南会馆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江南地域文化在京城的鲜活注脚。

一、溯源：清代乾隆年间的“常熟印记”

要厘清常熟会馆的历史脉络，需从清代宣南会馆文化的兴盛浪潮中寻踪。根据现存史料与《宣南会馆拾遗》等文献记载，常熟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具体年份因史料散佚暂未精确考证，普遍认为在乾隆中后期），其筹建者是以清代常熟籍旅京官员、士绅为核心的同乡群体，其中有明确记载的牵头者包括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翁心存（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晚清名臣翁同龢之父）与在京经商的常熟籍盐商邵鸣皋。

彼时的宣南地区，因靠近科举考场（顺天府贡院）与官场中枢，成为会馆聚集的核心区域，烂缦胡同更是因“名士荟萃、会馆林立”闻名——宁羌会馆、湖南会馆等均坐落于此。常熟作为清代江南文化重镇，文风鼎盛、商贾云集，赴京应试的举子、任职的官员、经商的乡绅络绎不绝，却长期缺乏一处凝聚乡谊的固定场所。翁心存、邵鸣皋等人见状，遂联合常熟籍旅京同乡筹资购地，在烂缦胡同营建了这座会馆，旨在为同乡提供“联乡谊、叙乡情、解危难”的空间。

从名称来看，“常熟会馆”直接以原籍地名命名，清晰界定了服务范围——涵盖清代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市）及周边乡镇的旅京人士。在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的近代，这座会馆如同“常熟同乡在京的家”：举子在此温习功课、交流学问，避免异乡奔波之苦；官员在此商议同乡公益、联络人脉；商贾在此互通商情、协调贸易；即便对贫寒同乡，会馆也会提供临时住宿与基本资助，其“雪中送炭、守望相助”的初心，贯穿了会馆历史的始终。

二、遗存：江南韵味的北方四合院

站在院外远眺，常熟会馆的建筑格局虽经改造，仍能辨识出清代北方四合院的规整骨架，但其细节中暗藏的江南元素，使其在宣南会馆群中独具特色。这座建筑的核心风格可概括为“北地格局，江南韵味”，既遵循了北方四合院“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规制，又融入了常熟本地民居的精巧细节，成为南北建筑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从现存遗存来看，会馆原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为二进式四合院，采用明清时期典型的抬梁式砖木结构——以粗壮木梁架起屋顶，梁上立短柱支撑上层横梁，形成稳固的“抬梁”体系，既保证了建筑的耐久性，又让室内空间更开阔，适合举办同乡集会、宴饮等活动。墙体采用“青砖包芯”工艺，外侧青砖整齐砌筑，内侧以土坯砖填充，兼顾了保温性与经济性，砖缝间的灰浆配比遵循清代技法，历经百年仍基本完好。

最能体现江南韵味的，是建筑的装饰细节：临街的影壁墙虽部分风化，砖雕纹样中仍能辨识出江南常见的“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题材，线条细腻灵动，与北方砖雕的厚重风格形成对比；正门门道的木构雀替（梁枋与立柱连接处的装饰构件）雕刻着“缠枝莲”纹样，刀法圆润，尽显江南工匠的精巧手艺；院内原有的窗棂采用“冰裂纹”“步步锦”等江南园林常见样式，虽经改造后部分更换，但其原始设计理念仍能从史料记载中窥见。此外，会馆鼎盛时期曾在二进院落辟有“小园”，种植江南常见的芭蕉、竹丛，虽如今已无存，但从《城南往事：回望烂缦胡同常熟会馆》的描述中，仍能想象出“北方胡同里藏着江南小景”的别致意境。

三、功能：同乡互助的“京城驿站”

在清代宣南会馆体系中，常熟会馆的核心作用是“服务同乡、传承文脉”，其功能覆盖了旅京常熟人士的多元需求，成为连接家乡与京城的“纽带”。

对赴京应试的举子，会馆是“备考驿站”。清代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常熟举子需长途跋涉赴京，会馆不仅提供免费住宿，还会组织乡贤前辈为举子答疑解惑——翁心存便曾多次在会馆为举子讲授经史知识，甚至亲自批改文章；院内还设有“书斋”，陈列常熟同乡捐赠的经史典籍，举子可在此借阅温习，避免因异乡购书不便影响备考。据《常昭合志》记载，乾隆至光绪年间，至少有23位常熟籍举子在会馆居住期间考取进士，其中不乏官至尚书、侍郎的名臣，会馆也因此有了“常熟举子的幸运地”之称。

对在京任职的官员，会馆是“议事平台”。清代常熟籍官员在京城多有交集，会馆便成为他们商议同乡公益的场所：道光年间，常熟遭遇水灾，在京官员曾在会馆召集同乡募捐，将善款通过漕运送回家乡；同治年间，为推动常熟本地教育发展，官员们又在会馆商议设立“同乡助学基金”，资助家乡贫寒子弟读书，这些举措既彰显了同乡的凝聚力，也让会馆成为连接京城与常熟的“公益枢纽”。

对经商的乡绅，会馆是“贸易纽带”。清代常熟以棉纺织、粮食贸易闻名，许多常熟商人赴京经营相关产业，会馆便成为他们互通商情、协调价格的场所——棉商在此交流各地棉价，粮商在此商议运输路线，避免同乡间的恶性竞争；同时，会馆还会为初到京城的商人提供人脉介绍，帮助他们快速融入京城市场，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常熟商人在京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此外，会馆还是“文化载体”。每逢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会馆会举办同乡宴饮，席间上演昆曲、评弹等江南戏曲，乡音入耳，乡愁渐消；同时，会馆还会收藏常熟籍文人的书画作品，定期举办“同乡文会”，翁同龢早年便曾在会馆参与诗文唱和，其《瓶庐诗稿》中便有提及在常熟会馆与同乡交流的诗句，这些活动让江南文脉在京城得以延续。

四、印记：名人足迹与历史回响

常熟会馆的历史厚度，不仅在于其服务同乡的常规功能，更在于它曾迎来多位历史名人，见证过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这些印记让它超越了普通会馆的范畴，成为宣南文化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驻足于此的历史名人

提及与常熟会馆关联最深的历史人物，首推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翁心存作为会馆的筹建者之一，不仅牵头筹资建馆，还长期担任会馆“馆主”，主持同乡事务；其子翁同龢（晚清“两代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早年赴京应试时，便居住在常熟会馆，他在此温习功课，最终于咸丰六年（1856年）考取状元。成名后，翁同龢仍常回会馆，或为举子讲学，或参与同乡议事，甚至在甲午战争前后，曾在会馆与常熟籍官员商议国事，其在会馆的活动，成为晚清士大夫“以乡谊促国事”的典型例证。

除翁氏父子外，清代常熟籍文人钱谦益的后裔钱振伦（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也曾长期在会馆居住。钱振伦以治学严谨闻名，尤其擅长笺注唐诗，他在会馆居住期间，完成了《樊南文集补编笺注》等重要著作，会馆的书斋成为他潜心治学的场所；同时，他还在会馆组织“唐诗读书会”，邀请江南籍文人共同研究，推动了清代唐诗研究的发展。

此外，清代同治年间的常熟籍商人邵友濂（后弃商从政，官至台湾巡抚）早年在京经商时，也曾依托会馆拓展人脉。他在会馆的支持下，将常熟的棉纺织品引入京城市场，同时又将北方的煤炭、皮毛销往江南，成为连接南北贸易的重要桥梁，其商业活动也让会馆的“贸易纽带”功能更加凸显。

（二）会馆中的历史事件

常熟会馆虽未直接参与重大政治变革，却见证了清代同乡组织在社会事务中的担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常熟赈灾联动” 。当年夏季，常熟遭遇特大水灾，农田被淹、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消息传至京城后，翁心存立即在常熟会馆召集同乡会议，成立“常熟赈灾公所”：在京官员捐出俸禄，商人捐出货款，甚至举子也捐出微薄的盘缠；同时，会馆还联合宣南地区的苏州会馆、常州会馆等江南会馆，共同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常熟灾区赋税，并调拨粮食赈灾。最终，在会馆的推动下，朝廷不仅下拨赈灾款，还允许江南漕粮优先救济常熟，这场跨会馆的赈灾行动，既缓解了家乡的灾情，也彰显了常熟同乡的凝聚力。

此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常熟会馆也曾成为维新思想传播的“小众平台”。翁同龢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支持者，曾在会馆与常熟籍官员、文人讨论变法主张，虽未在此举办大型集会，但维新派的《时务报》《国闻报》等刊物曾在会馆传阅，部分同乡受此影响，成为变法的支持者。变法失败后，翁同龢被革职返乡，会馆虽未受直接牵连，但也逐渐减少了与政治事务的关联，回归到单纯的同乡服务功能。

五、现状：从会馆到饭店的功能转型

如今的常熟会馆，已不再是同乡聚集的场所，而是以饭店业态对外经营，普通游客无法参观建筑遗存，只能在消费时间接接触这座百年院落。这一现状的形成，是历史变迁与现实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蕴含着文物保护与民生利用的复杂平衡。

从历史脉络看，会馆功能的转型始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传统会馆的同乡联谊功能逐渐弱化，许多会馆被改造为居民住宅、工厂或商业场所，常熟会馆也在此浪潮中经历了多次产权更迭——20世纪50年代，它曾被划归地方国营单位作为办公用房；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院落被出租给商户，先后经营过杂货店、小餐馆，最终在2010年后转型为如今的饭店。

从当前“开设饭店而不对外开放”的具体原因来看，主要有三点：一是产权与运营模式限制，常熟会馆目前的产权归属于企业而非文物部门，运营方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标，开放建筑遗存需投入额外的保护与管理成本，与商业运营需求存在冲突；二是建筑改造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为适配饭店功能，院落内部进行了较多改造——增设了厨房、包间等设施，部分原始木构被包裹，原始格局被分割，已不具备“对外开放展示”的条件，若要恢复开放，需进行大规模修缮，成本高昂；三是缺乏明确的保护规划，尽管常熟会馆属于宣南历史文化街区的遗存，但尚未被列为市级或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未纳入统一的文物保护与活化体系，因此暂无官方推动的“开放计划”，只能维持现有商业业态。

这种转型虽让会馆失去了原始功能，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活态保护”——相较于部分被废弃的会馆，饭店的运营让建筑本体得到了基本维护，避免了因长期闲置导致的风化、坍塌；同时，饭店的客群也在无意间接触到会馆的历史，通过店内的简易介绍，让更多人知晓了“烂缦胡同里有一座清代常熟会馆”，间接传播了宣南会馆文化。

六、文献中的记忆：《城南往事：回望烂缦胡同常熟会馆》的描述

要更直观地感受常熟会馆的历史风貌，《城南往事：回望烂缦胡同常熟会馆》一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记录。这部由宣南文化研究者撰写的著作，通过走访老人、查阅史料，还原了会馆的昔日模样，其描述可概括为三个核心维度：

在建筑风貌上，书中写道：“常熟会馆虽为北方四合院，却处处透着江南的灵秀——影壁墙的砖雕是‘苏式’技法，刻着常熟虞山的轮廓；院内的窗棂是‘冰裂纹’，雨天时雨滴顺着纹路滑落，像极了江南的雨巷；二进院的角落曾有一小池，种着从常熟运来的荷花，夏季花开时，满院清香，让北方胡同里有了江南的意趣。”这些细节描述，弥补了现存建筑改造后的风貌缺失，让读者能想象出“北地藏江南”的别致场景。

在同乡生活上，书中记录了多位老人的回忆：“小时候常跟着祖父去常熟会馆，每逢过年，馆里会摆‘同乡宴’，桌上有常熟的酱鸭、蒸菜，还有甜津津的桂花酒；乡贤们坐在正房里议事，我们小孩就在院里跑，听大人讲翁同龢在会馆考中状元的故事。”这些生活化的场景，生动展现了会馆作为“同乡之家”的温情，也印证了其“服务同乡、传承文脉”的功能。

在历史价值上，书中评价道：“常熟会馆虽规模不大，却是清代江南同乡在京生存的‘微观样本’——它见证了举子的寒窗苦读，记录了商人的奔波打拼，也承载了文人的家国情怀；它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宣南会馆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化石’，即便如今业态变迁，其历史记忆仍值得被珍视。”这段评价精准概括了常熟会馆的价值，也为当代保护与活化提供了思路。

离开烂缦胡同时，暮色已渐浓，常熟会馆饭店的灯光透过窗棂洒在胡同里，与百年前同乡在此欢聚的灯火仿佛重叠。这座院落，既是清代江南同乡在京的“乡愁载体”，也是当代宣南市井生活的“参与者”，它的故事，不仅是一座会馆的兴衰史，更是宣南文化“活态传承”的缩影。期待未来在历史文化保护的推进中，这座百年会馆能找到“商业运营”与“文化展示”的平衡点，让更多人能走进它的青砖木构，读懂江南文脉与京城记忆的交织。

烂缦胡同里的常熟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