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第九十章

国华书院

写在前面的话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作家刘秉荣授权本刊连载他的长篇巨著《八路军新四军全传》。

《八路军新四军全传》是作家耗费近10年时间走访调查、查阅国家档案和文献、潜心创作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经典，资料丰富翔实、史实考证有据，文笔流畅生动，全景式地展现了伟大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恢宏场面，忠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是进行党史、军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铭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第九十章 热血洒皖南

刘秉荣

　　新四军军部机关在1941年1月4日当夜黄昏时出发，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领导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等。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时，由于连日下雨，江水猛涨，新四军工兵连和地方党组织的浮桥队用毛竹、门板和美孚煤油桶在青弋江上架起了一座简易浮桥，在通过浮桥时，因部队过于拥挤，浮桥的质量又不牢固，仅过千余人，浮桥就被河水冲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能泅水过江，因水深齐腰，天气又冷，部队过江的速度非常缓慢。从云岭到茂林只有20公里，平时只要数小时可走完的路程，竟极其艰难地走了一夜。军部在5日天明时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纵队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预定位置，且都非常疲劳，被迫在茂林地区停留了一天。

　　6日拂晓和上午，老3团侦察连的便衣班、特务团的先头连与国民党40师120团的一个连、119团的一个排遭遇，双方开火，顽军溃败，彼此各有伤亡。6日下午，军部在潘村召开各纵队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行军部署，决定以1纵队全部出球岭，2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2纵队行进，3纵队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到达榔桥，会攻旌德县以北的星潭，尔后继续经苏南北渡。

此时，顾祝同已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于1940年10月就将32集团军总部由江西临川调至皖南宁国，并指示上官云相负责指挥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加紧了进攻的准备，其派了第三战区总部参谋长岳星明在徽州岩寺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作了如下部署：第二游击区抽出第40师后，其余各守原防，尽量多控制机动部队，准备应急使用；25军的52师和108师，50军的144师、145师以及新7师之2旅等为一线部队，部署在新四军军部外围之泾县、太平、青阳一线；79师开赴太平，62师开赴宁国，作为二线的机动部队，企图以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形成包围。另以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等部，布防于郎溪、广德至天目山一线，阴谋切断新四军东去之路；李品仙以176师在长江以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包围新四军各部队总计7个师又1个旅，并于12月25日左右完成编组及各项准备。

6日黄昏，新四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向榔桥、星潭方向开进。

　　7日拂晓，2纵队在行军途中通过丕岭时，遭到国民党军40师的一个连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

丕岭重峦叠嶂，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可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是老3团的部队，这时，国民党军的40师的一个连盘踞在丕岭头上，依恃着险要的地势，用密集的炮火和机枪封锁着山路的出口，使老3团不能前进一步。老3团被迫投入了战斗。团长周桂生组织了一个尖刀排，从两侧迂加绕上山顶，出其不意地插到顽军的后面，一举拿下了丕岭。

接着，部队往山下冲去。冲到山脚下，前面忽然出现了一条小河，桥下是深潭。对岸顽军沿着山崖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约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着。老3团的1营担任强渡任务。营长吴金辉指挥部队，用密集的炮火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但对岸桥头堡内的顽军，依然用猛烈的炮火严密封锁住木桥，使队伍根本无法从桥上通过。老3团的一个突击组泅到对岸，攀过悬崖，绕到敌人桥头堡的后面，将桥头堡炸毁，吴营长趁势率队伍迅速冲过河去，一举攻克了500余公尺高的莲花山，占领了主峰阵地，打垮了国民党军40师的一个团。顽军纷纷向榔桥河一带逃窜。老3团的后续部队迅速过河，乘胜追击敌人，一直追击到榔桥河边上，冲进了国民党军40师师部，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和弹药。

8日，部队又从丕岭向石井坑方向折回。老3团由前锋变为后卫。新四军军部及各纵队因何又折回呢？原来，当新四军前卫部队攻占丕岭并向星潭突击时，而星潭已于7日上午为40师占领，新四军军部和各纵队前进受阻，虽经激烈战斗，但没有攻下。且顽军52师、79师、62师也向40师、144师靠拢。

7日上午，新四军军部经高坦、外潭仓、里潭仓越过丕岭，到达了山下的百户坑，在这里，军部电台与各方联络。1纵队的电台没有联络上，情况不明。据事后了解，他们占领裘岭以后，已越过坑口小河，其后续部队遭到顽军的伏击，受到很大损失。3纵队特务团进展比较顺利，占领高岭后分路南下，离星潭15华里处与40师119团激战于牛栏岭一带，并将顽军击退。

　　7日下午3时，叶挺和周子昆从星潭前线观察了战况之后，回到百户坑与项英商讨决策。于是，军部在百户坑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军部首长外，还有2纵队、3纵队及各团的负责人。会议讨论继续前进还是后撤，对星潭打还是不打的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继续攻击正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项英反对，认为损失力量。叶挺提出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或翻百户坑右侧山梁，从丕岭突围，向旌德、宁国进军，再转向苏南待机北渡，也被项英否决。会议开了将近7个小时，到夜里10时，项英才最后决定，令5团控制葛岭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方向突围，经高岭，出太平，到黄山，然后伺机从铜、繁渡江到无为。

根据当时的情况，新四军转移的各纵队损失不大，作战士气也很高，兵力对比也相对地占着优势，是有条件攻下星潭突出合围的。但是丕岭山下的7小时会议，丧失了时间，挫伤了士气，在前进中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各纵队，造成混乱。

7日夜，大雨不停，5团奉命返回控制高岭，一次次将顽军打退。新四军军部折向丕岭以西的里潭仓宿营，8日向高岭进发，因向导带错了路，错向濂岭方向，这时，新四军军部得知特务团在濂岭与顽军79师对峙，又得知高岭的5团与国民党军79师正在展开激战，新四军军部遂又折回里潭仓，决定休息一夜后，改向茂林方向突围，仍从铜陵、繁昌间渡江。

新四军9000余人在茂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辗转反复于山谷之中，来回折腾，打乱了部署，而且也把部队打得十分疲惫。

当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队在里潭仓一带宿营时，得到一个消息，上官云相令“集团军决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原来，顾祝同8日密电上官云相，限其在12小时内聚歼皖南新四军。项英、叶挺得此消息，立刻研究了对策，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顽军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仍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具体部署是：特务团留原地坚持，老3团为前卫，5团殿后保障本队安全。老3团遂立即出发，越过军直的机关部队，充当前卫。当老3团赶到高坦时，即与茂林方向的顽军发生激战。由于在夜间双方都不太清楚，形成了对峙状态。

　　由于高坦枪声不断，军部机关人员只好一个挨一个的站在路边淋着雨，静待着行动的命令。

国民党军144师得知新四军占领高坦，立即组织反攻，人马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向前涌来，妄图夺回阵地，双方血战一夜，老3团、新3团守住了高坦前沿阵地。

1月9日凌晨，当新四军军部到达高坦时，雨下个不停，茂林方向枪声密集，情况紧急。适逢叶挺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又不在一起。周子昆让参谋叶超去请叶挺军长，以便商量对策。叶超去后，许久没回。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见叶挺找不到，加之枪声密集，以为局面失控，就带些随员向北面的山坡上爬去。而叶超后来回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原来停留的地方，没有见到他们，便向叶挺军长作了报告。叶挺听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不见了，马上找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商量，向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报告了情况电文称：“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刘少奇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大吃一惊，特别是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关键时刻不告而别脱离部队，此情非同小可。刘少奇立即复电叶挺、饶漱石，要他们二人“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带领部队突围。他同时急电中共中央，提议鉴于“项、袁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请中央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并撤项英职。

9日拂晓，上官云相发出第一次全线总攻击的命令，要所属各部务必于9日中午以前将新四军聚歼于茂林地区，顽军立即展开全面攻击。叶挺遂指挥部队与顽军展开了激战。

占据茂林的顽军144师整营、整团地向新四军阵地进攻，叶挺组织部队打退了顽军一次次的反扑，始终坚守阵地。由于顽军人数众多，武器精良，虽经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冲上东冲岗山腰和茂林沙滩的伤员全部下不来，新3团伤亡200余人。终因敌众己寡，下午，前沿部分阵地被顽军突破。当晚，叶挺率新3团、老3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属队撤离高坦；翌日晨移至石井坑，加上当日上午到达的5团以及1团、特务团的部分队伍，共约5000人，决定在石井坑坚守。

这天，1纵队在球岭一带与顽军52师激战，新四军军部命令他们坚守阵地，牵制52师、40师，掩护军部、2纵队、3纵队突围，必要时相机突围。但在下午9时，球岭失守。在突围时，傅秋涛带领一部分向东南方向突了出去，一部分向东流山撤退。

　　由于山路极其狭窄、崎岖，马根本不能骑。叶挺同大家一样步行，走走停停，行军速度慢得很。至10日拂晓一看，才刚走到石井坑，计算了行程才知道，一夜只走了10里路！突围决心又未实现，行动计划再次落空。叶挺下令就地整顿部队，收容失散人员。并指示三点：一是第5团迅速占领周围有利地形，立即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稍事休整；二是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恢复体力，整顿部队，准备战斗；三是，要政治部同后勤部配合作好群众工作，动用所有的经费，尽可能买些粮食和猪、牛肉，改善一下部队生活。

1月10日近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回到了新四军军部。原来他们在山上难以行动，便走进一间烧炭的破茅草屋里。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由于过度疲劳，靠在火堆旁便睡着了，醒来已是10日早晨，听到号声，发现山下行进的是自己的队伍，便跟着到了石井坑。项英同叶挺、饶漱石见面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他们出走的情况，表示听候中央处罚。电文称：“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5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同日14时，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请速向蒋介石、顾祝同交涉要其撤围，称：“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

10日晚上，周子昆根据叶挺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司令部会议。会上健全了组织，部署了工作，任免了干部。经过收容整顿，战斗力有了很大恢复，总共有四五千人。当即在周围调整了守备部队，区分了任务，加强了扼守东流山的兵力。因附近居民有限，所购买的粮食、猪、牛、羊等也有限。为了给部队充饥，军首长决定把他们的乘骑都杀了，把肉全分了。

　　1月10日近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回到了新四军军部。原来他们在山上难以行动，便走进一间烧炭的破茅草屋里。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由于过度疲劳，靠在火堆旁便睡着了，醒来已是10日早晨，听到号声，发现山下行进的是自己的队伍，便跟着到了石井坑。项英同叶挺、饶漱石见面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他们出走的情况，表示听候中央处罚。电文称：“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5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同日14时，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请速向蒋介石、顾祝同交涉要其撤围，称：“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

10日晚上，周子昆根据叶挺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司令部会议。会上健全了组织，部署了工作，任免了干部。经过收容整顿，战斗力有了很大恢复，总共有四五千人。当即在周围调整了守备部队，区分了任务，加强了扼守东流山的兵力。因附近居民有限，所购买的粮食、猪、牛、羊等也有限。为了给部队充饥，军首长决定把他们的乘骑都杀了，把肉全分了。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要他们就近随时帮助皖南新四军，指示皖南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中共中央接到项英的检讨电后，书记处于12日就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总责的决定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称：“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叶挺接到中央书记处电后，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研究了突围的办法。1月12日国民党军的第1线部队52、108、40、79、144等5个师，向新四军发动两次总攻，均为击溃新四军，还缴获不少武器弹药。

　　此时，皖南新四军已经被围攻了整整6昼夜。突围不成，弹尽粮绝，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巨大危险。当时，刘少奇和陈毅向毛泽东等致电建议：请山东八路军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答复：同意刘少奇、陈毅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然而此时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1月13日下午，顽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

　　他们凭着火力的优势，反复向新四军发起攻击，且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各部队顽强抗击，弹药打光了，展开了白刃战，终因顽众我寡，弹药不济，首先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占领，继尔特务团之阵地也被顽军突破。黄昏，顽军发起总攻，四处流弹纷飞，双方进入混战状态。此时，叶挺等经过研究，决定军首长率领少数战斗部队和精干人员，分两路突围，其余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或就地坚持打游击。

叶挺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之后新四军军部领导即分为两路，一路以叶挺、饶漱石率领，一路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率领，突围方向是大康王庄。叶挺和饶漱石带领部分人员翻过火云尖，14日到达大康王庄的西坑。

西坑是一条又长又窄的山谷，没有人家，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一条小溪，喝水尚不成问题。北面的山口，就是大康王，但坑口已由顽军108师的部队所控制。

叶挺原准备由此突围，不料顽军108师封锁了大康王坑口。教导总队部分人员和顽军108师对峙，叶挺及部分人员被困在这里，处境危殆，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的名义要叶挺去找顽军谈判，饶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到苏北新四军驻地。”

叶挺回答说：“我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坚决不能去。”

饶漱石又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听后没有开口，过了很久说：“如果是党的决定，我就服从。”

于是，叶挺派了温巨潮、游生贵两个参谋下山与国民党联系，但他们下山后不久均被国民党扣留起来。第二天，国民党108师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个随从，来到叶挺面前行了一个礼说：“我们师长派我来请叶军长到师部去谈判。”

叶 挺

　　叶挺随即下命令，要大家把武器全部砸掉。尔后，叶挺、王聿光、叶天流、叶福如、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徐冬梅、吴振邦等十余人跟着那个营长来到108师师部，住了一天，52师又派人来把叶挺等人带走，叶挺从此被扣押囚禁。

此时，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指斥，充耳不闻，仍下令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当叶挺下山谈判离队后，被困在西坑的新四军还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军直属队与教导总队的人员，余立金仍想把大家组织起来，但效果不大。这天黄昏，顽军向西坑发起了最后一次总攻，被围的新四军人员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捕，有的三五成群地从顽军间隙突出了包围圈。

袁国平

　　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石井坑突围时负重伤，至巧峰镇附近终因伤重牺牲，时年36岁。

项 英

周子昆

项英、周子昆遇害处

　　和项英、周子昆一起突围的有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警卫排长李德和、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项英警卫员聂冬青、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副官处副官刘厚总以及张益平、康东柏等多人，大家开始在茂林大观山一带隐蔽下来，顽军亦没发现。这些人躲藏时间较长的原因有二：一是探测突围路线；二是寻找地方组织筹集干粮，以备在突围路上吃。后来在刘奎引领下，转移到濂坑石牛屋村。项英、周子昆、聂冬青、黄诚、刘厚总五人隐蔽在赤坑山的蜜蜂洞内，其余的人躲在另一处山洞。3月13日，聂冬青下山去不久，适逢天下雨雪，而且越下越大，聂冬青被阻在山下，洞中只剩下了四人。在14日凌晨，叛徒刘厚总趁大家熟睡之际，首先一枪击中项英的太阳穴处使项毙命，紧接着又将周子昆打死。然后一道电筒光照到了黄诚的脸上，大约叛徒连杀两人，心慌手乱，第一枪打在黄诚的右手臂上，第二枪打在黄诚的后颈上，黄诚顿时昏了过去，但并没有死。叛徒刘厚总以为三人都被打死，随即拿走项英、周子昆身上财物，匆忙下山，逃到泾县茂林国民党军政部11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处去投诚，并办理了自首登记手续。

　　刘厚总投敌后，身上的金子、手枪都被国民党军搜走，还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和可疑人关押。到1943年被解递到重庆，关在渣滓洞看守所。1946年迁到白公馆。1948年5月10日刘厚总被释放。出狱后，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乞求信。信中写道：“窃厚总昔在新四军，乃与政府并肩作战，新四军违反政府命令致被解散，该军副军长，副参谋长二人，复谋组织游击大队，与中央抗衡，决命厚总为大队长。厚总既愤日寇之残暴，不忍自相戕害，妨碍抗战国策，为表示个人之赤诚，不惜冒万死，于皖泾县山居内，将项英、子昆叛首刺死，并取其黄金八两五钱，手枪3支，其中1支系斯大林赠送项英的，派克自来水笔3支，金挂表及火车挂表各1个，法币二万数千元，一并交缴太平县政府投诚。”

刘厚总写给蒋介石的信如石沉大海，后刘厚总又被国民党乱兵抓去当挑夫，刘哀求放其一码，乱兵不从，将其打死。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被俘伤亡人员知多少？

根据多方面材料汇总，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撤部队共9000余人，其中不包括地方党员500多人。部队虽然遭受到严重损失，但仍然有一部分军政人员突围出来，约1000多人到达无为地区，100多人到达苏南，个别突围的约100多人。

1941年1月15日，即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严厉批评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但由于时间仓促，许多情况未搞清，并且把他们同张国焘并列起来。

《决定》指出：“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为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虽然在现在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决定最后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4月18日，李志高、谢忠良关于项英、周子昆被害情况致电刘少奇，称项英、周子昆不幸在3月12日夜，在茂林东南约30里之廉坑蜜蜂尖，被项相信之副官刘厚总所枪杀。电文又称“刘厚总系湖南耒阳人，曾在耒阳率武装十余人干数年，合作时则收编来军服务，因政治落后，项将他送延安党校，不久，请求返军工作，因上级未允，乃开小差回军部。项、周念他斗争颇久，故送教队学习。毕业后，任副官。皖南突围时，刘厚总即跟随我们，在项面前表示他如何坚决。项信任他，我们数次提出意见，但项始终不听，而带着他在一起，致将自己款金暴露，又给他保存一部，该犯视财起害心”。

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思想右倾和决断错误，教训深刻。主要是：一是对北移迟疑犹豫，丧失了转移时机。二是对局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转移看作是大搬家。三是过低估计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四是北移前对谈判、交涉寄予的希望过大。五是指挥失当。北移的告别、移交活动多，延缓了行动时间，如早走几天，有可能突过旌德方向的缺口。六是紧急关头慌乱失当。特别是1月9日凌晨在高坦枪声密集、人员散乱时，未能等找到叶挺军长研究，就和袁国平、周子昆率小队人员出走，脱离指挥岗位。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他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关于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由于陈毅客观地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这一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虽然这一“决定”没获通过，而且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决定”依然是对项英评价的依据。而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更是跌入了低谷，项英本来是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项英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上映的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电影中只提林祥谦和施洋，施洋本是项英介绍入党的，也只字不提。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见“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

到了1998年项英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发了通稿，表述了中共中央对项英的新评价称：“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党的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他根据中央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领导苏区党和工农武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同志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及陈毅同志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新四军成立后，项英同志与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同时，还领导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斗争。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项英同志十分重视新四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纪念项英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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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图文提供:刘秉荣

编 辑: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