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妈是1934年生人。外婆在世的时候,我曾问过我妈的生日,她说,要么是冬至前三日,要么是冬至后三日,具体是哪一天,她也记不清了。70岁之前,我妈没过过生日。70岁之后,我们年年闹着要给我妈过生日。但她还是说,她没有生日,不过。到了80岁那年,我们说,今年一定要给你过生日,也不说前后了,就放在冬至那一天。那时,我妈跟我们住在西安,姐姐妹妹们都在乡下老家,也是想借着这一天,大家能团聚在一块,也能见见她抱大的外孙们,我妈用笑着看着我,算是同意了。我妈的80岁生日是在西安万年饭店过的。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来了,加之老家来的亲人,三四桌饭。朋友们都带来了他们的书画作品,满堂生辉。那天,我妈穿了一件红棉袄,围了一条红围巾,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乐和幸福。</p><p class="ql-block">此后,每到冬至那一天,都是姐姐妹妹和我们一家人一块吃顿饭,订个蛋糕,唱着生日歌,欢声笑语,就算把生日过了。但今年我妈90岁了,90岁是大寿。我和她商量着,想给她大过一场。我外婆家是从山东移民来的,但我妈却是生在黄河滩,长在黄河滩,从小到大都是在秦声秦韵中生活的,她也喜欢听秦腔。村里人也对我说,你妈现在是村里的“佘太君”,90岁了,不容易。今年你妈的生日要过红火一些,请上一台戏,让村里的人也乐呵乐呵,沾点福气。</p><p class="ql-block">有一次,我与陈爱美在天色国香酒店吃饭。我对她说,我妈是你的粉丝,我们村的人都是你的粉丝。我妈今年90岁了,到时你到我们村主持一场“秦之声”,让我们村的人也见见“真人”。我知道,陈老师家也是从山东移民来的,和我妈是山东老乡。陈老师听后很高兴,还用山东话风趣地说:没的说,你的娘就是俺的娘,到时候,一定去给咱娘唱几出。那天,我还打开视频,让我妈和陈老师说了会话。我妈很骄傲,逢人就说:陈爱美还跟电视上一样,人是那么喜相,说话是那么亲。但到了入冬,再说过生日的事时,我妈却变卦了。说谁也不麻烦了,一个农村老婆子,让人家省城的人来给咱庆生,千万不能那样做。并说戏也不叫了,亲戚也不动了,还是像往年一样,你们姊妹几个和孩子们在一块吃顿饭就行了。</p><p class="ql-block">我妈一辈子不愿意麻烦任何人,这一点与我外婆很相像。外婆加上闰年闰月,活了100岁。此前多少年,我舅他们要给老人过生日,都被她推辞了。外婆的生日是正月初七,每当有人提起过生日的事,她都会说:过啥生呢,有好吃好喝的,你们都来吃顿饭,过年也是过生。大家说过年每个人都过,可生日只是你一个人的呀?但外婆就是不过,还说:过生,过生,过了生就没得生了。山东人把过生日叫过生。外婆100岁那年,也就是1989年,在兰州工作的三舅回来了。三舅是1929年生,刚刚离休,说100岁是个大日子,家家都是四世同堂了,一定要大过一场。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从远远近近赶来,二三十桌酒席摆了半条街,戏台上下都是热热闹闹的场面。但正应了外婆说的那句话,过了生就没得生了。那个生日,也是外婆最后一个生日。</p><p class="ql-block">我想,我妈之所以不让给她过90岁的生日,是否也受到外婆那句话的影响呢?我妈说:宁宁的,还是像往年一样,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不要再折腾别的啥了。恭敬不如从命。听母亲的话,顺着母亲的心来,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孝顺。</p><p class="ql-block">就这样,我们在同州饭店订了两大桌饭。我妈和我姐、我妹都是基督徒,县上教会的牧师知道了我妈的“好日子”,都是“神的女儿”,她们也前来为我妈祝福。凳子摆得很拥挤,但对教会的姊妹们的到来,我妈打心眼里高兴。在我妈的生日宴会上,我有一番致辞,也回顾了我妈可风可歌的许多往事。</p><p class="ql-block">我妈在八九岁时,黄河发大水,我外爷用梯子把她扶到屋顶上。那时的房屋都是土坯草盖,水漫上来,摇摇欲坠。幸好,靠房屋有一棵老树,外爷又把她抱到树上,是那棵树救了我妈的命。所以,我妈这一辈子,最反对谁砍树伐树。老家的院子有一棵苦楝树,几十年了,每逢秋深冬来的时候,树上的叶子落得满地都是,天天都要打扫。别人都说,这样多麻烦呀,不如把树砍了。我妈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一棵树也是一条命呀。院子有树多好,春天能闻花香,夏天能遮荫凉,冬天的苦楝籽还能治冻疮。叶子落了又咋了?有鸟窝鸟粪又咋了?喜鹊垒窝,每天都能听到报喜声,还求之不得呢。就这样,我们院子的那棵树成了村里最高大的一棵树。</p><p class="ql-block">我妈从黄河滩刚嫁到我们家那个土墙土院的时候,房是泥坯房,门是栅栏门。她和我爸要养活我们姊妹四个,还要接济在南山的奶奶和叔叔。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是靠挣工分分红的。为了摘掉“超支户”的帽子,我妈白天在地里忙碌,晚上给生产队踏拧花车子。拧花车子转动起来,有嗖嗖抽出的凉风,加之花房中弥漫的棉絮和粉尘,加之口粮也不够吃,有了也是先顾我们。所以,我妈落下了风湿病、眼病和胃病。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妈的眼角总是糊着一层红丝丝的血肉,要点一种叫“红霉素”的眼药膏,整天眼睛都是黏黏糊糊的样子。另外,因为受风受凉,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缘故吧,我妈常常胃疼,吃下去的东西顶在胃里,像一块砖头。每次放学,我都看到我妈趴在炕上,左翻右滚,满头汗珠。但我妈还是抱着暖水袋贴在心口,晚上去踏拧花车子。那时,生产队有窑厂,也是为了能多挣几个工分,我妈和我爸就到窑厂倒砖、背砖。冬天和泥,要穿着胶鞋踩。夏天出窑,要穿着浇湿的棉袄。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到窑厂去送饭。那么炎热的天气,我爸我妈却穿着棉袄,戴着棉手套,脸上捂着湿毛巾,一前一后背着刚出窑的砖瓦。那种场景,至今仍刻在我的心上。</p><p class="ql-block">我妈患胃病多年,到我参加工作后,我把她接到西安大医院治疗。大夫说,你妈患的是萎缩性胃炎,时间长了,再发展下去,情况就不好了。但我妈认药,特别是认一种叫“摩罗丹”的中成药。加之后来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我们姊妹几个都成家后,我妈的心上也没了负担,她的胃病也就一天天见好了。我妈常说,胃病也是心病,生活一好,心情一好,胃就开了。当然,据我妈说,这与她后来的信仰也有很大关系。</p><p class="ql-block">我妈90岁了,现在的最大困难是不能走长路,外出要坐轮椅。由于长年劳作,在她70岁左右时,膝盖的半月板已磨没了。那时,我动员她做膝关节置换手术,但她不做。说换个关节要花几万块钱,再说她一辈子害怕动刀子,也不想受那种“洋罪”。我和她辩解说:是钱大还是命大?钱是为人服务的,钱花了,病好了,能走路了,能运动了,能多活几十年,哪个划算?而她总是和我争嘴说:活那么大年纪干啥?一个农村老婆子啥也干不了了,还给儿女们添负担。又推辞说,谁谁谁手术没做好,做了和没做一样,还不是白白挨了一刀。我说,现在的膝关节置换,在技术上是成熟的,我可以请西安最好的专家给你做。她又说,再成熟,神仙也有打盹的时候。想着把关节打开,里面垫一块钢板,心里就膈应,就不舒坦。我妈从来都是那种主意很正的人。一旦她的主意定了,九牛二虎也拉不回来。不做手术,那就只有骨头磨骨头了。但我妈似乎不怕那种锥心的疼痛,每天仍然拄着拐杖,或是扶着轮椅后背,早晚都在院子,或在村外的马路上坚持走着运动。那种“经受磨练”的样子,让人看着心疼。我妈说,再疼也得走,越疼越要走,不走就永远也走不动了。</p><p class="ql-block">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老年人一是不能吃饱,二是不能跌倒。跌倒了,躺在床上了,不运动了,肌肉就会萎缩。而人之所以衰老,主要是因为肌肉的缺失和衰退。我妈不懂这些大道理,她只知道,人不能总是坐着躺着,一定要多活动,一活动精神就来了,饭量就有了。人是铁,饭是钢。虽然她的行走像摇耧一样,一走就是一身汗,而且那一身汗是来自骨头磨骨头的疼痛。但我妈越走越来劲,以至于经过了这种“持久战”,那种病痛渐渐地就向她“投降”了。从我妈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的伟大和“人”的力量。天地之间的这个“人”呀,只要精神一到,有什么困难能阻拦住人前进的脚步呢?</p><p class="ql-block">当然,这种精神、意志的力量,也来自于我妈的信仰。我妈是从2000年开始信基督教的。那时,她的胃病还没有彻底好。我们村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1940年代,日本人隔着黄河往大荔县城扔炸弹。那时,教会的教父是两个意大利人。飞机整天在头顶飞来飞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把教堂从县上迁到了我们村里。我上小学的教室,就是当年教会的礼拜堂。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村又建了新教堂。2000年的秋天,村里的几个基督徒听说我妈病了,都是多年的乡亲,就结伴来到我们家,要为我妈做祷告。开始,我妈也不信,说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也没有把病根除掉,你们祷告上几句话,就那么灵吗?但那些姊妹跪在我妈周围,虔诚地祷告着:主呀,主呀,你用你抓病的手,把许姊妹的病抓去吧。我妈也跪在中间,闭上眼睛,跟随着叫着:主呀,主呀……祷告一毕,我妈的心口却挽成一团,难受得不能支持。随之,肠胃中翻腾着轰轰隆隆的响声,就一遍遍地爬在炕头呕吐。我妈说,她吐了一场又一场,丝丝节节,血血水水,要死要活地吐着。吐完了,浑身就软瘫了,就昏睡过去了。等她醒来的时候,那几个姊妹还在身边祷告着。而她感到心口空了,几十年像砖头一样顶在胃里的那些疼胀没有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坦。我妈知道,那是神的恩典,抱着那几个姊妹就哭了一场。从此,我妈信了神,并常常以此为信徒们作见证。后来,又把我爸、我姐、我妹领到了神的面前。我想,我妈后来之所以不做膝关节置换手术,而坚持着疼痛地锻炼和行走,那一定是听从着一种神秘的召唤。他的那种行走,可谓是一种精神的行走,信仰的行走。从我妈身上,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无论这种信仰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但有信仰的人生总比没有信仰的人生有盼望,有支撑。</p><p class="ql-block">当然,我妈之所以活到90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满口的牙没有脱落,而且有一半头发还是黑的,思维也特别清晰,说话也非常刚强,还有一点就是,一辈子积德行善。所以,我在致辞中又说,我妈是前半辈子受了苦,后半辈子享了福,这福是他自己修来的。</p><p class="ql-block">有两件事,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是当年的人都很穷,特别是坡上的澄城县,沟大沟深,天旱缺水,生活苦焦。那时,来坡下要饭的人很多。每当要饭的人进村的时候,许多人家就把大门关上了。但我爸我妈不让我们关门,而且还常常拿着馒头,站在门口等着那些要饭的来,并把那些人让进院里,与我们同桌吃饭。有些拖儿带女的妇女,还会在我们家住下来,要回来的馒头,也晾晒在我们家屋檐下的砖台上。等走的时候,我妈又会装满一个口袋让人家背走。村里有人说,你看爱莲婶(我妈的名字),把啥人都往屋里引,给吃的,给穿的,也不嫌那些人身上肮脏。是的,那些妇女,特别是那些孩子,衣衫破烂,蓬头垢面,身上是有虱子。但我妈在人家走后,都会用开水把被单烫一烫,这是我亲眼见到的。</p><p class="ql-block">还有,我爸湖北老家的一个孤儿来大荔认亲戚,我妈山东老家的一个侄儿来大荔投靠娘家,不管别人家态度如何,我爸我妈都会留人家住下来,或是帮着找一户人家做上门女婿,或是找一些活路等挣了钱再送他们回去。后来,那些多年讨要的人,都成了我们家的“亲戚”,过年过节还走动着。那两个被我爸我妈帮助过的老家亲戚,或人来或信来,都说我爸我妈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我爸我妈的乐善好施是远近闻名的。在我爸去世的时候,全村老少,包括那些平常心硬得像石头的大小伙子都掉了眼泪。在大雨中,送行的队伍像赶集的人群一样。</p><p class="ql-block">我爸去世后,我妈一直跟我们在西安住。但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老人过寿,或儿女上学,或孙子满月等,我妈都会安排我姐我妹去行礼。以至于在我们回老家的时候,老家的大门上写满了“请”字。农村人有礼数,虽然你人在外面,但你行了礼,人家都要挨门挨户地请到的。多少年了,我妈每次回去,都有这家那家的老老少少来看她,或端盘鸡蛋,或提些水果和糕点,都说是来“回礼”。每次回去,我妈都是泪涟涟的,我的眼泪也是擦了又擦。</p><p class="ql-block">我妈这90年,对儿女,对亲戚,对邻居,对乡亲们,都是把心掏出来相待的。都说积善之家,必有庆余。我们家能走到今天,全是靠我爸我妈的德善恩泽。我爸临终的时候,叮嘱我们:你妈有福,咱家的福都是你妈带来的。我走后,你们一定要把你妈照顾好。我们姊妹四个,包括我们的儿女晚辈,对我妈的事都是全力以赴,心里一点也过意不去。特别是我的姐姐和两个妹妹替我做的太多了,我的心中常常感到惭愧和内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我妈福寿南山,青松不老。亦愿我们姊妹和晚辈们能继承这种家风,择善而行,择善而丰,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人生。</p><p class="ql-block">2023年12月22日晚于映雪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