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子《万章》（2）而志于诗

张晓平

北海雨夜下的云南路

读孟子《万章》（2）而志于诗

冠岭望海

伊水清清淇水长

旱则枯竭雨则流

伊尹凭河而泣之：

“吾欲治也进，乱也进，

苟有一人不被尧舜之泽，则吾过也！”

伯夷者至清又至高，

首阳山顶独自呤：

“若天下被暴政，则我居北海自清则也；若天下暴民横行，我与之同居犹如穿着朝服而陷泥淖也！”

有君美若柳下惠，长街弹铗歌之曰：

“侍君不必非其贤，自清则可；

就任不必愁官小，有为则可；

若有美女裸而卧吾榻之侧，我不动心其奈我何？”

孔子生于尼山而行于齐与鲁，

过齐速速行。

过鲁一步三回头，

其不舍母国也。

智者常先知于始端，

而圣者必成事于终极。

智，巧也；圣，力也。

孟子云：若百步射杨者，能达者，力也，而中者，则天使之成也！

吾掩卷长叹曰：

夫唯知智者不觉者，

圣者不成者，

是天不予之也！

《万章》上、下两篇虽以弟子万章“问古事、问圣人”为线索，但孟子借古谕今，系统阐发了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合一的儒家治理哲学。其要旨可概括为六点，并据此检视对现代社会的“得”与“失”。

一、《万章》核心论点

1. 政权合法性来自“天与人归”——“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尧舜禅让并非私相授受，而是“民受之、民安之”，以民心为最高授权程序。

2. 革命权——“一夫纣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当君主沦为“独夫”，臣民有推翻之权；暴力不再是篡逆，而是“替天行道”。

3. 道德—政治同一——“德”不仅是私人修养，更是公共治理的准入证；“无德而禄，殃也”，失德即自动丧失统治资格。

4. 财产与税赋伦理——“取于民有制”，反对“率兽食人”的横征暴敛，主张“什一而税”并视年成减免；把“制民之产”视为仁政前提，先让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才可谈礼义。

5. 贤能政治与“禅让—传贤”理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家族血缘不能凌驾于公共善之上；理想状态是“传贤不传子”。

6. 历史叙事即政治批判——通过对舜、禹、伊尹、孔子“处进退”之道的重新诠释，孟子建立了一套“历史法庭”，把权力行为置于道德—历史双重审判台。

二、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发

1. 合法性再思考：选举、法律之外仍需“民心”这一更高阶检验——公共政策若长期损害弱势群体，即使“程序合法”也会积累“合法性赤字”。

2. 革命与抵抗的伦理边界：当权力系统性践踏人权时，公民不服从、甚至“革命”在道德上可被证成，为现代立宪国家保留“抵抗权”提供古典资源。

3. 财产—税收正义：孟子把“恒产—恒心”作为宪政前提，提示现代税制必须回答“取之有制”的问题——量能课税、福利返还、遏制“食人”式剥夺。

4. 贤能—公共性平衡：在“选贤与能”与“民主平等”之间，可借孟子思路设计“公开竞争+道德筛选”机制，如独立资格审查、廉政与专业双重门槛。

5. 历史记忆作为问责机制：官方历史书写若回避权力罪错，便失去“历史法庭”功能；孟子示范了如何用公共叙事约束当下权力。

三、不足之处与当代张力

1. 民心如何“定量”：孟子把“民”作为终极授权者，却缺乏程序性规则，易滑向“胜者为王”或民粹暴力；现代法治须把“民心”转译为可计算的选票、审议、民调与司法审查。

2. 禅让理想与制度空缺：传贤不传子虽高尚，但无制度化“竞争—交接”程序，只能靠个人德性，历史实践多演变为宫廷阴谋；现代须靠选举、任期、权力制衡等硬制度。

3. 道德门槛过高：以德性为权力准入标准，可能排斥多元价值，甚至演为“道德洁癖”；现代民主承认“合理恶”与多元利益博弈，把“不违法”设为底线，而非“成圣”。

4. 小农经济视角：孟子“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方案预设静态农业社会，难以回应城市化、金融化、数字经济的复杂分工；其“轻徭薄赋”也需升级为现代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5. 性别与阶层局限：万章篇中“民”主要指成年男性自耕农，妇女、商人、手工业者缺位；现代治理须把平等主体权扩展到性别、族群、移民等所有“他者”。

四、结语

《万章》把“权力—道德—民心”连成一条不可拆解的链环，为现代政治提供了“合法性之上”的合法性拷问；其最大价值不在给出操作手册，而在设置永恒的规范坐标——“政权必须回答人民是否‘安之’”。当代社会治理若只停留在选举计数与GDP增速，而忽视“民视民听”的道德质询，仍会落入孟子所讥的“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然犹不免于可诛”之困境。把这套古典质问转译为“程序正义+分配正义+抵抗权”的现代宪政治理，是孟子留给21世纪的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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