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大变局（25）——1911年辛亥革命②

大河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发起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江西萍乡、湖南浏阳和醴陵的数万名矿工、农民揭竿而起。

1907年7月，光复会成员徐锡麟趁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举行安庆起义。随后，与之相约的秋瑾在浙江绍兴发动起义。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人心惶惶。光复会成员熊成基（也是反清组织岳王会成员，1909年加入同盟会）趁机率安庆城外的马营、炮营新军千余人发难，进攻安庆城。因起义军大多是岳王会成员，因此称为岳王会起义。此次起义是革命党人首次依靠新军士兵发动的起义，标志着革命党人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军。

而孙中山先生在1907年至1911年间更是积极策划和组织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钦廉防城（今广西钦州、防城港）起义，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4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

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大多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后，积极联络会党（帮会）的力量开展的，虽均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先生却毫不气馁，屡败屡战。在此过程中，革命党人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部分成员投身新军队伍和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策反官兵。新军中哥老会（亦称袍哥）势力盘根错节，众多士兵加入其中，这使得革命党在新军中的力量不断壮大，只待一个合适时机，便可取得反清斗争直至推翻大清王朝的胜利。

1911年（宣统3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次日便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举措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发湘、鄂、粤、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保路运动，同盟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对是否修筑铁路还争论不休，1895年前，中国修建的铁路仅有288公里。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让清廷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决定修筑津芦铁路（天津到卢沟桥即北京，1897年6月建成）和芦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后称京汉铁路），因国库空虚加上技术原因，无以为继，不得不改为官督商办，但商绅们因风险和资金等问题无人投资，只得借洋款（贷款）由外国人包建，列强借此获得铁路修筑权、经营管理权及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铁路修到哪里，大片土地和矿产资源就被控制到哪里，从而使铁路所到之处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1895年，法国最早修建了越南同登到中国广西龙州的铁路。此后，英国获得修筑缅甸到云南的铁路、沙俄获得中东铁路（东北，1897年始建）的建筑管理权、比利时联合俄法取得芦汉铁路（1898年续建）修筑经营权、德国获得胶济铁路（山东青岛至济南，1899年始建）的建筑权、英国取得津镇（从天津到镇江，后改为津浦铁路与宁沪路联接，1899年始建）、宁沪（南京到上海，1904年始建）等铁路的承办权、日本包揽闽浙赣三省的铁路权益及南满铁路、新奉铁路（新民至奉天（沈阳））等修筑权、英美获得粤汉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等。

在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借款筑路”的策略经营下，从1896年到1906年，清廷先后借外资共计1.8亿余两，修铁路2100多公里。1906年通车的芦汉铁路（全长1214公里）年净利达到353.4万两，其中外资方分红超过60万两。到1911年，全国铁路总里程达到了9253公里（其中外资控制63%），给清廷每年带来了多达2000多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

起初中国民间由于铁路投资巨大，因此并不愿意进入，但眼下看到外资赚得盆满钵满，中国的民间士绅乃至普通老百姓，当然也迫切希望能参与建设分一杯羹。

于是，从清末新政后，全国兴起收回（赎回）铁路利权、撤废草约和拒绝借款的热潮，民众开始掀起筹建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资）自修铁路，以维护路权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自1903年起的八年间，各省便成立了十六家商办铁路公司。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主要采用公开招股、自由认购（商股）的方式，其他省份除公开招股外，则普遍采用田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办法，来筹集资金，它们的共同宗旨便是“自保利权”和“收回利权”。经过几年筹集，从绅商、地主到手工业者、袍哥、农民乃至和尚，数百万民众都纷纷被动或主动持有了川汉、粤汉等铁路的股票。

（粤汉铁路最初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揽归官办，后与美国订立《粤汉铁路借款续约》，因美国和比利时私自违约分包分段修筑，加上来华工程师态度骄横、强占地基、殴伤工人等，激起湘鄂粤三省人民的公愤，于是开展“废约运动”，拒借路款，要求收回粤汉铁路自办，最终迫使清政府批准三省设立公司商办粤汉铁路。这场“收回利权”的行动在全国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但由于民间筹款进展并不顺利，各省公司资本资金分散且不足，难以统筹；已经筹集的款项又管理混乱，贪污挪用频发（如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将700万两股金投往上海股市，因金融危机血本无归。），进一步导致建设资金短缺。

各铁路公司又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管理落后，施工效率低下，从而导致铁路建设进度缓慢，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省级或跨省级干线铁路，建成的路段通车也遥遥无期。

比如说，湖北粤汉铁路公司仅建成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武昌至咸宁段，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仅完成长沙至株洲段，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建成广州至韶关段，广州至三水段还在建设中。

这在某一方面给了清廷以口实，但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的最直接原因还是财政危机。

1911 年清廷财政赤字高达1.2亿两白银。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为偿还外债，提出"借债修路，以路抵债" 。宣布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再以“国有铁路”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即“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希望通过铁路国有化吸引外资，获取资金以缓解财政压力。这种“饮鸩止渴”似的策略，实质是将路权又再次卖给洋人，激起了民众强烈的愤慨。

更要命的是，清廷的国有化政策存在严重缺陷，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

当时，清政府承诺退还集资款项，但并非全额退还。它规定：对已用的股款，一律以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无实际收益保障）的形式进行补偿，概不退还现金。对现存的“商股”（士绅、商人自愿认购的大额股份），可选择兑换“国家铁路股票”或“分期退还现金”（拖延时间长，且需扣除之前公司亏损）。对“租股”（按土地租金的3%-5%强制征收的田租附加税，仅四川铁路公司筹集的股金中，约700万两就是“租股”，涉及数百万普通农民被迫缴纳的资金）等零散股份，一律不退还现金，仅允许兑换“国家铁路股票”。

简言之，清政府的“退还方案”完全无视民间（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本质是“用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变相掠夺民间资本，填补自身财政缺口并讨好列强”。政府不退款、不补偿，只给“国有股票”，等于强征民间财产。民众集资修建铁路，期望获得回报，清政府国有化政策使他们失去投资收益，经济利益受损。

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后立即抵押给列强”，相当于 “用‘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民众认为这是 “将祖宗基业卖给洋人”，在道义上政府站不住脚。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已明确“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但铁路国有化既未妥善安置股东，又未建立补偿机制，直接违背这一原则，显示出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

总之，“夺路又夺款”，"与民争利" ，直接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导致 "民怨沸腾，不可收拾"。

1911年5月14日，保路运动爆发。湖南长沙万人集会，反对铁路国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湖北省咨议局召开数千人大会，索要股本，高呼“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广东股东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

四川省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5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联合咨议局，请求清政府承认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开工费用等，同时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并将宜昌所存七百余万两现金等款项，交由公司自行办理，遭到拒绝。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担任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全省数十万人响应，罢市、罢课、抗捐抗粮浪潮迅速蔓延。

同盟会会员借机宣传革命，印发《川人自保商榷书》，猛烈抨击清朝政府，鼓吹四川独立。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的蒲殿俊、罗纶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开枪射杀请愿群众，造成“成都血案”，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

民众对清政府彻底失望，同盟会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围攻成都，全省烽火四起。

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成为辛亥革命中第一个由同盟会员建立的县政权。

保路运动从民间抗议发展到大规模武装起义，是民间“反清情绪”的总爆发，并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人乘势而起，终于点燃了推翻帝制的烈火。

历史往往由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保路运动，正如朱德总司令在《辛亥革命杂咏》中所称赞的那样：“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它不仅是人民力量的喷涌，更是压垮大清王朝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5年09月19日于湖南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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