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停摆龙门阵05

Moon river

　　——美国停摆危机背后的现代性困境与东方治理智慧

美国政府停摆、执行效率起伏与危机应对的张力，不只是技术治理的缺陷，更是一面映照现代性本质的镜子。

从哲学层面深入审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家机器”的失灵，更是人类集体生活如何可能的根本难题。这一美国困境为东方国家的当今及未来时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反思契机与宝贵的借鉴启示。

一、自由与权威的悖论：平衡的艺术

美国宪政设计以“用制度驯服权力”为元命题，三权分立、联邦制、60票门槛等制度安排旨在“把利维坦关进笼子”。然而，哲学上自由与权威始终互为条件。

当否决点过多，权威被过度分割，“自由”便异化为相互阻挠的特权，集体行动变得不再可能。美国政府的停摆正是“过度自由”导致系统性瘫痪的典型例证。

每一环都能轻易说“不”，却没有任何一环有权果断说“是”。这种局面使得政府决策陷入僵局，无法有效推进公共事务。

这启示我们，自由若缺少“自我肯定的积极能力”，就可能倒退回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否决”，其结果并非真正的自由，而是公共领域的消亡。

在东方国家的治理实践中，我们强调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道德引导，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和集体观念，使自由与权威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避免走向极端。

二、时间与政治的错位：面向未来的治理

停摆将“时钟”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预算截止日、债务上限、临时拨款等让政治被压缩成重复的倒计时。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但现代政治却用“人为制造的紧急”取代了“本真的未来”。

当治理永远在下一次“关门”的阴影里奔跑，政治就从“共同面向未来的筹划”蜕变为“不断推迟崩溃的技巧”。

一个只能以危机为单位来度量时间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对“未来”进行承诺和负责的能力，这是最深层的意义贫困。

东方国家在治理中应更加注重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不被短期的危机和利益所迷惑，而是着眼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引导社会资源向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领域配置。

同时，要培养公民的未来意识，使社会各界能够共同为实现国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

三、例外状态与常规治理的颠倒：回归日常治理

施米特提出“主权者决定例外状态”，阿甘本指出，现代权力越来越靠“永久例外”来维生。

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危机中展现出惊人的应急创造力，如无限量QE、战时生产法、疫苗极速审批等，“例外”让国家机器瞬间高效。

然而，停摆却显示常规治理反而被不断暂停，成为例外之间的“空档”。当例外成为常态，常态就被降格为可牺牲的“间歇”。民主生活的日常性被掏空，只剩下对下一次“主权决断”的等待。

东方国家应重视常规治理的重要性，确保政府在日常状态下能够高效、稳定地运行。

要建立健全的常规治理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同时，在应对危机时，要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依赖“例外”手段，而是要在危机中总结经验，完善常规治理体系，使政府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有效地履行职责。

四、他者性与认同的撕裂：重建政治伦理

两党极化把政治对手视为“存在的威胁”，而非“竞争的合作者”。列维纳斯强调伦理始于“他者的脸”，即承认他人有不可化约的尊严。

但在停摆逻辑里，他者的脸被简化为“选票结构”与“否决票数”，对方不是可以对话的“你”，而是必须被压倒的“它”。

一旦政治语言丧失“面对面”的伦理维度，制度再精巧，也阻挡不了社会总体滑向“内战化”的想象，首先是意义的内战，然后才可能演变为现实的暴力。

东方国家有着悠久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弘扬这种传统，倡导政治对话与合作，尊重不同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通过平等、理性的交流来解决分歧，重建政治伦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找回价值方向

韦伯诊断现代性为“理性化”进程，却担忧“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美国预算程序的技术细节登峰造极，但当“如何分钱”的算法淹没了“为何如此生活”的追问，治理就沦为自我指涉的“空转程序”。

效率若失去价值方向，越理性越疯狂；程序正义若不与实质正义持续对话，就会退化为“合法的不义”。

东方国家在追求治理效率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价值理性的引领。要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制定政策和决策时，要充分考虑价值因素，使治理活动不仅符合技术逻辑，更符合道德和人文关怀。

六、脆弱性与公共性的再发现：强化公共责任

停摆让“政府非自明”这一事实裸露，国家公园会关门，飞机安检会短缺，科研资助会冻结。

阿伦特说“公共领域是显现世界、维系实在性的舞台”。当舞台突然关灯，人们才意识到公共性不是背景，而是需要不断被“重做”的行动；脆弱性不是缺陷，而是暴露“我们彼此依赖”的真理。

一个健康的政体，必须把“可感的脆弱”转化为“共同照护”的起点，而非“相互勒索”的筹码。承认脆弱，才是政治成熟的开端。

东方国家应强化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加强公共领域的建设，让公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政府要更加关注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共同营造一个温暖、和谐、有韧性的社会。

七、有限性与民主的谦逊：保持对话勇气

停摆像一次系统级的“死机”，提醒人类任何制度都是可错的、可朽的，任何契约都预设了“不可预见的剩余”，任何自由都必须以“愿意承担共同命运”为底色。

民主不是最优解，而是“承认没有最优解”之后，仍愿意坐在一起继续对话的勇气。当这一勇气耗尽，制度就只剩空转的齿轮和相互否决的噪音。

东方国家在民主建设中，要保持谦逊和包容的态度，认识到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民主实践，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来解决分歧，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结语：美国政府的停摆与效率悖论告诉我们，现代性最大的危机，不是“做不成事”，而是“不再知道为何要做”。

在例外与常规、自由与权威、他者与同者、工具与价值之间，哲学提问虽不会给出操作手册，却逼迫我们面对一个永恒的起点。

如果政治生活还想继续，东方国家必须在每一次挑战中，重新学会为彼此“开门”，以智慧和勇气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