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未行世的铜元密码：民国八年徐世昌像十文样币的前世今生

国民一员

在近代钱币收藏的殿堂里，有一类藏品自带“传奇光环”——它们未曾踏入市井流通，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民国八年徐世昌像十文样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枚币身裹着温润巧克力包浆的珍品，币面打制深峻如刻，徐世昌的肖像轮廓分明，“中华民国八年”的字样挺拔有力；背面中心“十文”面值清晰夺目，两侧麦穗纹饱满写实，外围珠圈规整圆润，最外层的缠枝莲纹蜿蜒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当年铸币工艺的巅峰水准。更令人瞩目的是，它曾静静躺在日本著名铜圆收藏家秋友晃的珍藏柜中，如今更是稀若星凤。这枚“未发行”的样币，为何没能走进民国八年的街头巷尾？它如今的存世量究竟有多稀少？又藏着多少民国初期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秘密？

一、胎死腹中的流通梦：样币未发行的深层缘由

这枚徐世昌像十文样币最终未能成为流通货币，并非因工艺瑕疵，而是民国初期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币制乱象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藏着三重关键推手。

首先是政权更迭与政治认同的困境。民国八年（1919年）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的暗流涌动期。徐世昌虽出任大总统，但其“文治总统”的身份并未得到所有军阀势力的认可，北方直系、皖系军阀明争暗斗，南方更是存在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对峙。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总统肖像为核心的货币，天然带有强烈的政权象征意义。若强行推行，不仅可能引发反对势力的抵制，甚至会激化南北矛盾——对于不承认北洋政府合法性的南方势力而言，这类货币无异于“政治符号的入侵”。造币厂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风险，将样币呈送审批后，最终因“政治敏感性过高”而搁置发行计划。

其次是币制改革的混乱与妥协。民国初期的币制堪称“一锅乱粥”：各省军阀割据一方，纷纷开设造币厂铸造铜币，导致铜币的成色、重量、面值五花八门。天津造币厂试铸徐世昌像铜币，本意是推动币制统一，但其设计却未能兼顾“实用性”与“兼容性”。当时市场上流通最广的是光绪元宝、宣统元宝等旧币，以及“开国纪念币”等民国初期通用铜币，这些货币多以龙纹、嘉禾纹为主要纹饰，民众已形成固定认知。而徐世昌像币以人物肖像为核心，且背面麦穗、缠枝莲的组合纹饰与既有流通币差异较大，一旦发行可能引发民众的识别困惑。更关键的是，各省造币厂为维护自身利益，暗中抵制中央统一币制的尝试，使得这枚本为“统一标杆”的样币，最终沦为币制改革失败的见证。

最后是经济环境的现实制约。民国八年正值一战结束初期，国际铜价剧烈波动，国内物价飞涨，小额铜币的购买力持续下滑。当时市场对“十文”面值铜币的需求虽仍存在，但更急需的是成色稳定、重量统一的货币来稳定市场信心。而徐世昌像样币的铸造成本相对较高——为保证肖像与纹饰的精细度，采用了更高标准的铜材与铸币工艺，若批量生产，反而可能加剧造币厂的财政压力。在“成本与流通效率”的权衡下，这枚工艺精湛的样币最终让位于更“接地气”的普通流通币，彻底失去了走向市场的机会。

二、稀若星凤的存世现状：藏界的“寻踪难题”

“罕见”二字，用在这枚样币身上绝非夸张，其存世量之稀少，在近代铜币中堪称“顶级珍品”。

样币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其先天稀缺性。与批量生产的流通币不同，样币仅作为“审批样品”“工艺展示品”存在，铸造数量极少——通常仅铸造数十枚至数百枚，主要用于呈送政府部门审批、造币厂内部存档，或赠予少数官员、收藏家。民国八年徐世昌像铜币本就因政治与币制原因未发行，大部分样币可能在后续的政权更迭中被销毁：1922年徐世昌下台后，北洋政府为清除其政治痕迹，曾大规模收缴相关纪念品与标志物，不少样币因此损毁；加之抗战时期的战乱、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留存下来的样币更是凤毛麟角。

从收藏市场的记录来看，这枚样币的踪迹极为难寻。根据海内外钱币拍卖年鉴与收藏文献记载，近三十年来，公开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民国八年徐世昌像十文样币不足十枚，且每一枚都引发激烈竞拍，成交价屡创新高。而像本文中这枚带有“秋友晃旧藏”印记的样币，更是稀缺中的“精品”——秋友晃作为国际铜圆收藏领域的权威，其藏品均经过严格筛选，能被他纳入收藏的样币，不仅真伪无可挑剔，品相也多属上佳，这类“传承有序”的珍品，存世量可能仅有两三枚。如今，它们或藏身于国内外顶级博物馆的库房，或被资深藏家秘藏，普通人难觅其踪，“一票难求”成为藏界对它的共识。

三、穿越百年的历史镜像：样币中的民国密码

这枚未发行的样币，看似只是一枚小小的铜制品，实则是解读民国初期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的“立体史料”，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时代的密码。

政治价值：政权合法性的“物质隐喻”

在近代货币史上，“肖像货币”始终与“政权认同”紧密绑定。徐世昌像样币的出现，本质上是北洋政府试图通过货币强化统治合法性的尝试。徐世昌并非军人出身，其总统职位的合法性在军阀林立的时代本就备受质疑，因此更需要通过“货币肖像”这种全民接触的载体，塑造“正统领袖”的形象——币面上徐世昌神态庄重、衣着规整，正是为了传递“稳定”“权威”的政治信号。而样币最终未发行的结局，则反过来印证了当时北洋政府“政令不出京城”的尴尬处境：一个无法获得全国普遍认同的政权，连其发行的货币都难以跨越政治壁垒。这枚样币的“夭折”，正是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政权分裂”的生动注脚。

文化价值：传统与现代的“纹饰对话”

币面的纹饰设计，藏着民国初期“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质。正面的人物肖像设计，明显借鉴了西方货币的创作理念——自近代以来，西方多国以国家元首肖像为货币主图案，这种设计被视为“民主政体的象征”，北洋政府采用这一形式，暗含着对“近代化”“国际化”的追求。而背面的纹饰组合，则充满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记：麦穗纹象征“农本思想”，是中国古代钱币“五谷丰登”寓意的延续；缠枝莲纹则是传统吉祥纹饰，代表“连绵不绝”“国泰民安”。这种“西方肖像+传统纹饰”的组合，恰恰反映了民国初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传统与现代并未完全割裂，而是在器物层面形成了独特的融合。同时，纹饰的精细程度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取向：无论是肖像的写实风格，还是纹饰的对称美感，都彰显着对“精致化”“规范化”的追求，这与民国初期文化界“整理国故、提倡新学”的思潮一脉相承。

社会价值：民众认知与权力符号的“互动见证”

货币作为“全民使用的器物”，其设计与流通始终与民众认知紧密相关。样币未发行的原因之一，便是担心民众对“肖像货币”的接受度不足。在传统中国，货币多以龙纹、年号为主要元素，人物肖像出现在货币上极为罕见，民众可能会对这种“陌生设计”产生抵触——或因“肖像不敬”的传统观念心生排斥，或因难以识别而拒绝使用。这一细节反映了民国初期社会的“新旧撕裂”：上层精英阶层积极追求近代化改革，试图引入西方制度与文化；但底层民众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层面，对“新事物”的接受需要漫长过程。而样币最终被搁置，也体现了当时统治阶层对民众情绪的某种“妥协”，从侧面展现了民国初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认知鸿沟，是近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障碍。

经济价值：币制混乱与改革尝试的“实物档案”

这枚样币最直接的经济价值，在于它是民国初期币制改革的“活化石”。清末以来，中国币制陷入“无政府状态”，各省自铸铜币，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频发：不少军阀为敛财，铸造的铜币成色不足、重量偏轻，民众深受其害。北洋政府试图通过铸造统一标准的“总统肖像币”，扭转这一乱象——样币的铜材成色均匀、打制工艺精湛，正是为了树立“标准货币”的标杆。而样币未发行的结局，则宣告了此次统一币制尝试的失败，也揭露了背后的深层矛盾：各省造币厂掌握在军阀手中，铸币收益是其军费的重要来源，中央政府根本无法撼动地方势力的利益，币制统一只能是“纸上谈兵”。同时，样币的“十文”面值与麦穗纹饰，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重心——十文是民间日常交易的主要小额货币，麦穗纹则凸显了农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这些细节为研究民国初期的货币流通结构与经济产业布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如今，这枚裹着巧克力包浆的样币，静静躺在收藏柜中，它未曾听过民国八年的市井喧嚣，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博弈、文化碰撞与经济挣扎。它的稀缺，源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它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一枚钱币，更是一面穿越百年的镜子，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新旧交替、动荡变革的时代真相。对于收藏者而言，它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它是解读民国初期社会肌理的珍贵密钥。

民国八年徐世昌像十文样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