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铀记》六十三、从苏联解体到额仁淖尔的铀矿地浸试验

月影蓝调

张如良总工程师和王成工程师等在额仁淖尔。

二连盆地额仁淖尔地区的苏崩、努和廷铀矿床相继被发现，令人振奋。但由于矿床的埋深与特殊的岩性，使开采工作陷入僵局。正当山重水复之际，一场撼动苏联政坛的“大地震”，却成为了柳暗花明的转折点。

1991年末，莫斯科红场的苏联国旗悄然降下，这个曾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轰然解体，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面对这一历史变局，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以清醒的判断与坚定的定力，更加明确了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行，以改革开放的不变初心，守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一抉择，既是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更彰显了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

叶利钦威胁戈尔巴乔夫宣读苏联解体，此时的叶利钦怒目圆瞪，霸气外露。

谁也未曾料到，那个曾以强大军事实力震慑全球、在世人眼中如同“钢铁巨人”般的苏联，会以如此仓促的方式落幕。此前，只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一对山东农村夫妇乘飞机远赴苏联探望留学子女，归来后坦言所见景象与想象中大相径庭——当地经济凋敝，日常物资匮乏，生活便利程度远不及国内。未承想不久后，“苏联”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名字，便永远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叶利钦访问美国，希望美国能兑现承诺。却没想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叶利钦讲话时竟忍不住笑了起来，而叶利钦只能在一边尴尬的陪着傻笑。

苏联解体的消息传来，西北地勘局没有沿用以往层层传达文件、组织集中学习的做法，而是做出了一个极具远见的决定：牵头组织各单位的党委书记、大队长与总工程师，赴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过去只在传闻中听过“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这一次，领导干部们得以亲身走进不同国家，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脚步丈量真实的发展差距。二零八大队派出了党委书记夏玉宝、大队长毛水成与总工程师张如良三人，这趟行程，正是邓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念最鲜活的实践。

考察归来，一场面向大队中层以上干部的汇报会在会议室召开。那是个寻常的上午，参会者却都早早到场，空气中弥漫着对考察见闻的期待。紫红色窗帘严严实实地拉着，几缕阳光透过帘缝钻进来，在人们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红光，反倒让会场的氛围多了几分凝重。

会议由夏玉宝主持，他端着水杯，依旧是平日里温和的模样，慢悠悠喝了口茶，开口说道：“我们三人这次随局里出行，先后去了……”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椭圆形会议桌对面的毛水成与右侧的张如良，笑着递话：“你们俩，谁先来讲讲？”话音一落，他便低头望着杯中的茶叶出神，似在回味一路的所见所闻。

会场瞬间陷入寂静，连平日里烟瘾很大的老同志们，都忘了摸出兜里的烟盒。毛水成脸上挂着微笑，目光在夏玉宝与张如良之间来回游移，迟迟没有开口；张如良则始终低着头，视线紧紧锁在桌面上，神情严肃得没有一丝波澜。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张如良突然抬起头，声音掷地有声：“有什么不好说的？你们不说，我来说！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贫困，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富裕！”话一说完，他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端起水杯大口喝起茶来。

此言一出，会议室顿时炸开了锅，低声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面露惊讶，有人暗自点头，更多人是在为张总的直言不讳暗暗喝彩。等议论声渐渐平息，毛水成才接着发言：“根据上级的部署，现在苏联局势动荡，大批专家和科技人员正寻找出路。上级要求各单位结合自身情况，需要引进专家的，就提前做好引进计划，把科研条件和生活保障落实到位；需要技术引进的，更要抓紧推进。”

他特别提到，针对二零八大队在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开采中碰到的技术难题，西北地勘局已与乌兹别克斯坦红色丘陵敲定了地浸法开采技术的引进合同，解决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的开采问题。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做好外方专家的接待工作，确保合作顺利推进。

地浸法采铀的原理，可以概括为通过向地下铀矿层注入化学溶剂，将固态铀转化为可溶性化合物，再经由抽液井收集至地表处理。

相比传统采矿，地浸法不仅周期短，更具四大优势：

· 资源利用高：可开发低品位铀矿，大幅提升资源回收率。

· 开发成本低：省去开挖、运输与破碎环节，投资少、投产快。

· 绿色环保：基本不破坏地表，无废渣粉尘，废水循环利用。

· 保障能源安全：提升国内铀产能，增强核燃料自主供应能力。

不久，引进乌兹别克斯坦红色丘陵专家的合同到了计划科。我仔细一看，两条条款格外刺眼：一是明确要求外方专家不得携带家属，二是详细列明了专家在华期间若发生身亡事件的处理办法。对于“禁止携家属”的规定，外方专家从抵达单位那天起就反复通过翻译表达不满，即便后来进驻工作现场，只要有机会，仍会向我们争取调整这一条款。

1992年4月，我陪同地浸水文实验小组前往二连盆地的一工区。小组由地质副总工程师刘世明、水文工程师王成、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外籍专家组负责人布罗温等几人，以及专职炊事员叶立展组成。此次的核心任务，是在一工区开展砂岩型铀矿的地浸法水文试验。我主要负责协调工作，同时了解这一新方法的工作流程与预算，顺便了解二连边贸公司的经营情况。

抵达二连市后，我们住进了熟悉的二连旅行社。在等候一工区来接我们的间隙，我独自一人走上了街头，发现这座小城已与往日不同——人口明显多了起来，每到饭点，街道两旁的餐馆便座无虚席，其中不少是来自外蒙古的小商贩。餐馆老板告诉我，这些商贩常常成群结队进店，因为没有人民币，只能向店家要些汤水，干粮都是自己带来的，根本赚不到他们的钱。

再看他们售卖的商品，更是让人惊讶：全自动手表、苏联产单反相机、旱冰鞋，价格低得近乎离谱。全自动手表五六十元一块，单反相机也只要一百五十元左右。我起初疑心是假货，犹豫再三，还是花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台单反，后来使用时才发现，相机质量相当好。等我从一工区完成工作再回到二连市时，同款相机价格已涨到三四百元，全自动手表更是卖到了二三百元。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外蒙古商贩刚入境时由于没有人民币，只能低价抛售商品换些人民币应急；等基本生活有了着落，又在懂蒙古语的当地人帮助下摸清了国内市场行情，商品价格自然就跟着涨了上去。

更令人唏嘘的景象，出现在二连市近郊一工区的边贸公司。那是个用铁丝网和“干打垒”土墙围起来的院子，几间简陋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在里面。那天，我亲眼看到一辆从外蒙古驶来的六轮卡车，满载着军用电缆、羊皮等物资停靠在院子里——据说那些电缆都是崭新的军用物资，如今却被随意的当废品卸进了边贸仓库。更让人揪心的是，卡车来的时候还是六个轮子，等卸完货返程时，竟只剩下三个轮子。望着那辆残缺的卡车扬尘而去，我心中满是感慨：一个国家一旦走向衰败，连曾经的军用物资都沦为变卖的商品，还有这六个轮子的卡车，竟然不顾自身安危卖掉了其余三个轮子。这般凄凉景象，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来到一工区后，专家们第一时间为工区地质组展开了培训授课，内容涉及基础地质工作方法，从岩石的颜色、硬度、粒度识别，到如何依据硬度与粒度初步判断含矿层的渗透系数。

授课结束后，在专家的指导协助下，紧张的水文压水试验便没日没夜的开始了。压水试验（更准确的称谓是“注水试验”），核心是在不抽水的前提下，通过向钻孔注水来测定含水层（尤其是目标矿层）的渗透性参数，是地浸法可行性研究与井场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期间，几位外籍专家整日忙碌，不是在实验现场指挥操作，就是在干打垒的房间里伏案制图。

四、五月份的额仁淖尔，夜里还非常冷，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大家进行实验的热情。

每到傍晚，我们几个人聚在门口乘凉。透过玻璃窗，仍能看到他们专注工作的身影。

“这些外国人，干起活来真是没得说。”刘世明若有所思的感叹道。

“是啊，那工作劲头，一个能顶咱们俩。”王成笑着接话。

“这些专家就是想女人，自从来到队上，就没停止过闹。”叶立展也半开玩笑地插了一句。

“国情不同嘛，苏联人在男女关系上本来就比较开放。”王成补充道。

“是的，咱们是第一次接待外国人。一开始，我们还专门准备了菜谱，没有想到，结果他们啥都吃，饭量还特别大——是吧，叶师傅？”我回想起了之前的接待过程，也凑上前搭话。

“可不是嘛！那么大块的牛排，还有咱们中国的家常菜，只要上桌，统统扫个精光。”叶立展一边比划一边笑。

没过多久，西北地勘局的孙圭和吴维仁两位老总也到了。他们不仅是局里的技术权威，更是当年为二零八大队敲定二连盆地找矿方向的关键人物。见到他们，我心中倍感亲切。一路上，两位老总诙谐幽默、妙语连珠，彼此打趣逗乐，爽朗的笑语此起彼伏，直把我和司机逗得捧腹不已，车内满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

孙总依旧操着那带有山东口音、不紧不慢的语调打趣道：“我说老吴啊，上次去苏联，多好的机会，你也不好好学跳舞，一蹦一蹦的——是想干啥呢？”

吴总立马带着浙江口音回敬道：“你也好不到哪去！人家一个个牛高马大的，我看你那样子……”话还没说完，他自己先捂着嘴笑弯了腰。

孙总脸上仍带着淡淡的笑意，继续从容补刀：“还说我呢？你看你，一蹦一蹦的，是不是想够点啥东西？”

吴总此时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边抖着肩膀，一边伸手虚点着孙总：“你个圭孙……”

晚饭时，外籍专家听说来了西安的领导，又一次提出带家属过来的请求。他们说，在苏联，男女共用一个厕所和浴室都不是问题，还说一工区也有女性工作人员等等。

孙总听罢，微微摆手笑道：“这些事咱们不谈，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随即他话锋一转，提议不如比试一下枪法。

说完，有人拿来一支半自动步枪，空啤酒瓶在二三十米外一字排开。只听“砰砰”几声，酒瓶应声碎裂——好家伙，这些外籍专家不仅干活拼命，枪法也相当了得。

孙总竖起大拇指，用俄语连声称赞：“哈拉少！哈拉少！”巧妙地将之前的话题一带而过。

和水文实验小组共同工作了一个多月。临别时，我没想到外籍专家组负责人布罗温组长竟依依不舍地拉住我的手，从腰带上解下一个小袋，取出一套苏联已废止的硬币，送给我作纪念。自从他们来到单位，我一直陪同左右，虽然语言不通、交流有限，却在这一刻，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情谊。

1992年10月，地浸实验小组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全员返回包头大队驻地。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正忙，新来的统计员小张忽然带着几分急切与好奇指着窗外：“科长，您快瞧！对面公交站有几个老外，会不会是咱们请来的专家？”

我转头望向对面的“二零八”公交站台——果然是他们。两名年轻的外籍专家正搂着一头白发的外国女孩亲吻，还有一人在旁静立。刚下车的旅客纷纷驻足，目光里满是好奇。我笑着打趣小张：“小伙子，快别看了，小心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话音刚落，便转身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罗所长，有空的话劳烦您大架，往路边公交站台瞅一眼。”我玩笑般地说完，便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派出所所长罗春友就从二楼来到我三楼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笑着摇头：“这些老毛子也太开放了，“演电影”也不找个场合。”稍作停顿，他又补充道：“我已经让人去核实情况了，得弄明白这些外国姑娘是从哪儿来的。”

“太奇怪了，她们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微微皱起眉头，“这些专家的住处是保密的，除了去二连开展地浸实验，他们基本都待在专家楼里，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可千万别出什么纰漏啊。”

“是啊，估计是闻着味过来的吧。”罗所长开玩笑的说道，“行，那你先忙，有结果了我再跟你说。”说罢，便匆匆下楼离去。

两天后，罗春友笑着走进我的办公室：“跟你说下情况，我们已经和包头市公安局对接过，那几位俄罗斯小姐已经被送回国了。”

“她们是怎么知道这儿有他们的人？”我追问道。

“这事儿还没查清楚，估计是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不过眼下应该不会再出这种事了，哈哈……”

后经了解我们才知道，那几位女子原来是俄罗斯人，苏联解体后辗转来到包头宾馆一带谋生。这一幕也让人切实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解体，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何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俄罗斯女子究竟是如何得知我们这边有乌兹别克斯坦专家的，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1994年春节刚过，我便离开了二零八大队。后来专家们启程回国时，由我的同事张建平代为送行，为这段特殊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