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二)乱世之秋

高枕无忧

　　有文载报道，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动乱”，并将“十年内乱”一词编入“词典”，释义为：特指中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文化大革命”感觉，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乱”字，乱得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交通中断，乱得竟动起了枪炮，全国到处出现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因文化大革命始于我少年时代，目睹的多为村里的一些事儿。

走资派游街

事件发生应该是 1966 年的初冬，一天傍晚，忽听人们说大队干部夺权游街了！ 我随后从家里跑向街口看热闹，见村干部李＊＊、周＊＊和晋＊＊仨人，分别端着一木质托盘，托盘上粘着一支蜡烛，从大庙的方向而来，向村西头缓缓而去，他们的职位分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和副主任。 据说，村里的“权”下午在公社已被造反派夺取，回村里游街，就是让走资派向人们示众、展示造反派夺权斗争的胜利。 他们三人个个含胸垂首，目不斜视，任凭路两旁人们指指点点， 不时人群中呼喊起口号时， 他们脸上即刻出现惊恐神色。 谁也未曾想到，昔日在西长井一亩三分地上，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会被文化大革命浪潮冲打得如此狼狈。

　　在我60多年记忆里，李＊＊和周＊＊两位，是建国以来西长井村历史上几度出任和履职时间最长的两位村干部，有领导能力、在群众基础、威望高、受老百姓拥护；晋＊＊是位退伍军人，体魄魁梧，方脸厚唇，给人一憨厚诚实的感觉，秋冬季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是他的标配。 小时候常跑到大庙院外的窑楼顶（早已拆除）下，看他用大喇叭喊话，召集村民开会或通报村里情况。 当年曾有人戏谑，他退伍时还偷偷带回一架望远镜，秋收时坐在小顶山上， 观察谁把集体的豆豆颗颗剥下来装入衣袋……就这样在部队受过锻造、对集体认真负责的村干部，也拉出来游街败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那时，无论机关、厂矿、学校和农村，只要是领导干部，几乎全是"走资派"，被夺权、挨批斗。不过大形势也过，有的也陆续官复原职，因为那时还有“夺权”与“反夺权”情况，如今年代久了，当事人都早已过世了，经历者也年逾古稀，很难、也没有必要去弄它个究竟。后来，见晋＊＊成了六队的羊馆，为队里经营着一大群羊。

　　村里的两派斗争

村里夺权以后，群众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自然形成了两个派别，而两个派别都与市里组织接轨。 参与夺权的这部分群众俗成造反派，属于市里的“红字号”系列，戴有“红卫兵”袖章；参与反夺权的另外一部分群众俗成保皇派，属于市里的“联字号”系列，戴有“战斗队”袖章。 当然，也有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漠不关心、袖手旁观者，不过那只是极少数了。 当初，村里的两派斗争焦点，就是围绕村里夺权与反夺权。 1966 年冬月，午饭后两派群众就自动聚集到大庙后、供销社西侧，开始大鸣、大放、大辩论。 两派群众有老有少，多次见五队、七队多个爷爷、奶奶辈的老者，拄着拐杖披挂上阵，唇枪舌剑，争得脸红脖子粗，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进而就开始骂骂咧咧起来，而这样的回合进行了无数次。 一次，红字号在一队程徳龙院前一片玉茭茬地里组织批斗会，批斗对象为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周＊＊等，批斗会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封锁毛泽东思想”，其错误事实就是将免费发放给每户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长时间积压在大队库房里，这在当时来说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红字号抓住这一既成事实不依不饶， 使李＊＊、周＊＊等村干部有口难辩，一时红字号占了上风。 于是，批斗会上的红字号中就有人摇旗呐喊，高声朗诵起毛主席《七律·冬云》的诗句“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此炫耀红字号不屈不挠的斗志，蔑视、嘲讽联字号以及村里的当权者。

　　村里的两派斗争也随着运动大形势，跌宕起伏，逐步升级。 在村里两派斗争过程中，联字号势力相对大些，因为联字号就是人们所谓的保皇派，说白了就是保原村干部的那一派，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人脉关系。 而红字号这一派就俗称的造反派，奉承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信条，想要把村里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曾一度时期，联字号组织把红字号几个头面人物关押在大庙院里审查、交代问题， 我亲眼所见八队晋＊发被关押在大庙门口北侧的房间里，限制其人生自由，老母正颤颤巍巍地为他送一日三餐，还见八队晋＊林捆绑在大庙院的一颗柏树上， 大冬天上身竟穿着一件绿色毛衣，脚踩在树根下的积雪上，苦苦哀求给他松绑。 而身为联字号七队干将的周＊＊，从大队会计室出来，歪着脑袋凶狠地说：“你说不说（指招供不），不说再把你捆紧点！ ”据说，被关在大庙院里的红字号，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所幸没有发生更严重的血案、惨案。

　　村里的两派斗争说起来也很可怕、很凶险，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两派手里都持有真枪实弹，我家近邻晋长青(又名丑官，已故)是红字号派别，在公路养护道班做亦工亦农，不知从那儿鼓捣来一枚手雷，有天夜里在我家里炫耀，还神神秘秘地向我演示如何投掷（这事现在想来依然可怕），还说如有人来逮他或逼得他不行了，就给他扔出去！ 以此推测，村里两派都会持有一定的武器。记得那时大人或大我年岁的的人说过，联字号好趁更深夜静抓人，整得派别观点严重的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两派里若遇上一个不冷静的人真闹上这么一出，这不就是在天上捅出了个大窟窿！ 谢天谢地，好在村里的还比较理智，打归打，闹归闹，终归人性尚未泯灭，始终没动起枪炮来。

　　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7 年 10 月，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在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狂潮，夺权、造反扩展到工农业领域，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一天午饭后，忽从村大庙方向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心想村里两派又在闹事了，闲来无事的我赶去一看，原来事情发生在晋＊国家大门口，是时任村革委会主要成员之一晋＊＊，与公社党委书记李永泉的对峙， 他要把在村里下乡的公社党委书记赶走。 在现场，我正看到这位村革委会主任，把公社党委书记的铺盖从屋里搂着出来，甩在大街上，并正言厉色地呵斥道：村里的革委会根本用不着你公社党委书记管了，你赶快离开西长井村吧！ 在场的李永泉书记十分尴尬，有争辩，但没有动怒，可从其表情也看出有种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委屈和无奈。

　　文化大革命中， 造反派的组织成员， 多数成了革委会组成人员，他们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衣钵，满以为是在革新除弊，替天行道，其实这就是在瞎胡闹，从这一小的事件中也略见一斑，文化大革命是多么混乱，一个所谓的村革委会主任，竟公然向公社党委书记叫板、对着干。

三年多后，我阴差阳错地到公社做了通信员，李永泉书记仍在公社工作，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我也很关心，有次在灶房吃饭时，我突然冒昧问了句：“李书记， 你还记得在西长井下乡时村干部赶你离开村的事吗？ ”他则是一笑泯恩仇，摆了摆手，示意这事不值得一提。 但从中也看到的是这位公社党委书记， 有着本有的文化素养、思想境界和不计前嫌的坦荡胸怀。

　　平顺民兵驻扎进村

大约是 1968 年正月，一个雾霾很浓的早晨，出院门后听人们嘈嘈平顺民兵驻扎在村里了，我急忙跑到院门东墙外张望，见好多的陌生人扎着腰带、背着步枪，三三两两地在村里游荡，三队大场（60 年代打麦场）六队大场以及小堂前的路上比比皆是，后又听说平顺民兵大部队驻扎在大庙院里，出于好奇，我匆匆赶往大庙院一看究竟，结果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大庙的院门外两侧跺着“八字”型沙袋，并架着两挺乌黑机枪，壁垒森严。枪不离身的平顺民兵肆无忌惮地进进出出， 活像八国联军入侵我华夏一样。 同时，院里也不时传出“嗡嗡”的吹风机响声，炊烟也飘向天空，由此判断院里已支起了锅灶，心想这下可完了，村子沦陷到平顺人手里了！

　　平顺民兵驻扎在我村，目的是增援长治联字号战斗力。 为何选择驻扎我村？ 一是平顺民兵与村里当权者均为联字号派别，再之是我村离市区较近，交通方便，还有就是我村村子较大，便于安营扎寨。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就是两派斗争，从开始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到后来的打、砸、抢，再到最后动起枪炮，都是两个派别受别有用心者的蛊惑，相互争斗，所以那时只要是一个派别或观点的，有些事情一拍即合。 平顺民兵顺利入驻本村，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曾传言，平顺民兵当晚入驻村里后，便找到持红字号观点的原村干部晋＊＊施加压力，威胁说：“只要西长井敢动一枪一炮，平顺民兵即刻把西长井踏平！ ”因此，在平顺民兵入驻村里的那段时间，村里的联字号似乎有了靠山，狐假虎威，吓得村里几个红字号头目魂不守舍，东躲西藏。 红字号主要头目之一晋＊＊的妻子，身怀六甲，联字号整天逼着她要人，她只好歪上两只大板脚、腆着个肚子，到小顶山后的亲戚家找人。 村里另一个红字号头目，几个月在村里不曾露面，有次我进城后，恰好看见他在东街工人俱乐部门前台阶上坐着，他面容憔悴，左顾右盼，估摸着他在逃亡多日，念家心切，可面对村里联字号追缉，仍有家难归。

平顺民兵驻扎在村里主要是增援长治联字号的， 也为村里联字号壮了几天胆，但没做什么大的恶事，最后是增援长治武斗了，还是撤回平顺了，很可能出于保密需要，他们都是摸着夜色悄然而来，又趁着夜深人静时阒然而去，知晓的人不多。

　　夜间的枪炮声

我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长治籍本土作家赵瑜，在其报告文学《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中写到，1968 年初，山西晋东南地区的两大派，越打越厉害了,双方用机关枪毫无顾忌地喷泄着子弹，三名海军战士，从地委大楼横过马路，被击毙一人，击伤两人。 按照作家赵瑜记述，这起武斗事件发生在 1968 年初的一个上午……可以说，这是长治的武斗最激烈的时期。 我村距长治市区中心不足十公里，每当夜幕降临和进入深夜，钻在土炕上的被窝里，就可听到轰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机枪声。 那些年月，长治城基本停工、停产、停学了，商铺也基本关门了，供水、供电无法保障，生活垃圾无人清理，长治全城陷入半瘫痪或瘫痪状态。 因武斗形势所逼，城里人纷纷跑到村里避难，我真孩大爹一家小十口人，全部回到了村里，借住邻居王玉龙家。

　　那时，村里的人非必要也不敢往城里瞎跑，闹不好就会误伤，一旦躺枪了就算倒了瞎霉，连个下家也找不到。 一场激烈的武斗过去，过个三、两天就会传来“小道消息”，谁家和谁家打来，死伤了几个人，炸坏了谁家的啥东西，等等。 村里的人冬天闲，对城里的发生武斗很好奇，好些人曾幸灾乐祸般地跑到西头杏门地或大池坂上， 想目睹城里炮火连天武斗的场景。 有天夜里，我也随从人们冷飕飕的爬到大池坂上，结果甚也看不到，仅可看到城里一片鱼肚白似的灯光，但时而密集、时而稀疏的枪炮声，比在屋里听得清楚多了，而这种枪炮声和这种相互伤害，是发生在我们神圣的共和国，令人十分痛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