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为什么要提出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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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晚年为什么要提出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毛主席晚年曾对自己一生进行过这样的总结，他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那场“大革命”。从老人家的这个总结来看，对他晚年所领导的那场“大革命”是很看重的。但伟人自己非常清楚，他知道，对第二件事，是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尽管如此，伟人还是认为这是他一生干的两件事之一。

伟人为什么会如此看重晚年的“大革命”？这还得追溯到伟人长期形成的思想认识这一点上来。

还在30年代，毛主席初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同时，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夺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阻力。毛主席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死刑，并没收其个人的一切财产。

从这件事情，说明伟人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只有对腐败现象零容忍，才能维护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赢得民心。

毛主席向来特别重视革命队伍的思想纯洁问题。他曾经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主席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要经常检讨工作，主动自我反省，打扫思想上的“灰尘”，才能不断调整自我、充实自我和超越自我。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队伍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主席看到后，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是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建立新中国已是指日可待，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充满了一片欢悦的气氛。毛主席则不同，他在会上高瞻远瞩警示全党说：“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骄兵必败”，毛主席非常精通这其中的哲理，所以，在曙光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更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全党提出警示。防微杜渐，才能永葆战斗青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严重的犯罪事实。毛主席获悉后，十分忧虑和愤慨，他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来形容这种现象。

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毛主席在审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的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对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行为，毛主席下决心要处决他们时，有的同志出来求情，毛主席严厉地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腐败现象零容忍，这是毛主席治国理政的杀手锏。

中国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从旧中国的土壤中脱胎出来的新生政权，时刻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可能进行的破坏。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主席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不断地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重视和关注这个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苏联的变质，让美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大受鼓舞，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让毛主席引起高度的警觉，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并论述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毛主席和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严重的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严峻。就这样，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伟人在会议《公报》上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

伟人的这段论述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认识的认识提出的新的论断，也反映了伟人对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警惕。

1958年“大跃进”，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伟人最先察觉并开始加以纠正。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化，伟人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1963年5月9日，伟人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示：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1965年，伟人认为，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的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

1965年，伟人重上井冈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接受群众监督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等等。他特别强调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能让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伟人特别强调，“我们要探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伟人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些就是伟人晚年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的大致过程。而伟人晚年思想形成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正如建国七十周年的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一段表述说的一样：“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看看今天我们在反腐路上查处的腐败现象和通过国家安全部门查出来的一些卖国求荣的汉奸买办，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化之争的激烈程度，我们不能不钦佩伟人思想理论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