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 洗尽铅华之十五：几多辛酸说“补丁”（1）

商子周

以杨桥畔大队詹立武书记、常维华队长为原型创作的宣传画

如今，高速公路上的杨桥畔镇收费站

几多辛酸说“补丁”

“补丁”一词是汉语中表示修补破损物品所用材料的传统词汇，该词最早见于明代《西游记》等文学作品，清代《一片石·访墓》《扬州画舫录》等文献中亦有用例。

“人生谁能无补丁”是著名文化学者梁衡先生一本记实性、思考性散文集的书名。我曾读过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几篇游记散文，印象深刻。前不久，大学同学张德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遂觅得一册细细品读。他的散文风格鲜明，独树一帜，饱含诗意的文字，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开卷几篇是对文革时代的回忆，字里行间透着历史的沧桑与沉重，体现出智慧的哲思与感悟，显示出大散文的气韵，触动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共鸣，令人爱不释手。

“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梁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灵感，突然萌生了写下一段文字的冲动，说说自己人生中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补丁”。

“插队劳动锻炼”

上世纪60年代末有一个政策，大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插队（少部分去农场）劳动锻炼。于是，61到65年入学的五届毕业生（俗称“老五届”），都被一杆子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0年，经历了7年（1963年入学，6年制，文革延迟分配1年）的大学生活，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中我们被分配到紧邻内蒙古毛乌素大沙漠边沿的陕北榆林地区靖边县。

靖边是革命老区，领导宅心仁厚，百姓纯朴善良，对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非常照顾，虽上命难违，然慈心怜悯，将我们这些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以农村工作组的名义集体安排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交通便利的杨桥畔、东坑公社。我们夫妻两人、32期同学汤静、陕西中医学院毕业的徐浩、田延竹夫妇由即将上任的赵兴国书记带队，和县革委会政工组王永年副组长等几名干部一起被派往杨桥畔公社。

在杨桥畔，我们最初吃住都在公社，后来，就被分配到生产队，住在队部、知青点，或农民家里，每日晨起五更，田头参加劳动，挨家挨户派饭吃。午饭4两粮票2角钱，每顿都是酸菜熬洋芋，小米饭或者是有浓烈酸臭味的玉米面糠窝窝，晚饭4两粮票1角钱，小米稀饭，腌碎菜，蒸洋芋，偶尔会有中午剩的糠窝窝。就是这样的饭食，队里也只有家境相对较好的少数人家才能招待得起，后来，实在派不出饭，我们只好回公社食堂上灶。

其实，杨桥畔的农民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插队劳动”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们是城里来的大学生，挣工资，吃皇粮的干部，是公家人，不挣队里的工分，和“知青”不一样，劳动锻炼就是走个过场。再加上公社时不时抽我们去开会，陪同省电视台记者拍电视，带大队篮球队去张家畔参加全县农民篮球锦标赛、组织宣传队参加地区民兵汇演，临时抽去其它大队催收公粮，四处宣讲政策、检查工作，真正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时间并不多。

就是在队里参加劳动的日子，队长也知道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大学生干不了引水拉沙、农田基建等重体力活，常常和婆姨女子们一起派些锄草、打扫猪圈，帮忙收谷子，往地里背粪，用粪簸子抓粪等轻活。

我住在杨桥畔一小队边墙（就是长城）上的一孔破窑洞里，常常会一个人躺在土炕上，望着潮湿斑驳的窑顶发呆，苦思冥想。

回想当年，文革中全国70多万“老五届”学生，都是文革前入学，经过严格的高考选拔、政审制度审查，才得以进入大学，不敢说是人中龙凤，起码也是一批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生力量，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那时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医学院因家在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占很大比例而被其它院校戏称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贬义无非是有点土气，而褒意则是根红苗正，可以信赖。

文革初期，我们也曾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革命小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怎么一夜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讨伐声中，在“李时珍是几年制” 的质疑声中，变成了旧教育制度的“遗老遗少”，从 “依靠对象”变成了“改造对象”，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稀里糊涂中，这“命”就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有解”也罢，“无解”也罢，人总要适应社会，在夹缝中求生存。从1970年8月走出校门，走进社会，派往杨桥畔大队劳动锻炼，再到1971年6月靖边县张家畔小学“一声炮响”，终于把我们从贫下中农家里“轰”了出来，紧急分配各公社医院救急。至此，我们用9个多月的时间，打上了一块漂亮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补丁。

（注：1971年6月9日，县卫生局借用张家畔小学教室举办全县卫生系统“一打三反”学习班，隔壁县气象站制造土火箭炮弹意外爆炸，“波及鱼池”，致教室屋顶坍塌，造成参加培训人员一死多伤的悲剧。）

“回炉与考研”

1978年秋季，我从绥德“二康”赴西安参加卫生厅组织的佳县胃癌综合考察筹备会议时在宜君塬遭遇车祸受伤，病榻上才得知“回炉”“考研”的消息，错失了一次“打补丁”的机会。

1970年，大学在一次性处理完在校（少数6年制医学院校有63、64、65年入学的3届，其它4年、5年制的院校都是1届或2届）学生后，10年文革，大学停止招生，高校基本上没有了教师的来源。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恢复高考，教育部同时决定，在“老五届”（1961-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中，考试选拔优秀毕业生，开设“助教进修班”(俗称回炉班)，提供继续深造机会，培养、补充高校师资，临时解决高校师资青黄不接的问题。1978年，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被文革摧残的高等教育终于“拨乱反正”，重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材，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西安医学院（今西安交大医学部）的“回炉”考试定于1978年暑假期间进行，11月回校上课，招收研究生则推迟一年，79年第一届硕士生入学。

那年，我们已调入绥德“二康”医院，陕北偏远地区，根本不知道“回炉”“考研”一事。车祸后我在西安住院，同学来院探望才获悉此消息。只是，“回炉”业已结束考试，录取的同学不日便回校读书，首届研究生考试将于次年春节后进行，即使是临阵磨枪也来不及，只能羡慕其他同学有此幸运的机会，而我唯有一声叹息。

错失“回炉”“考研”的机会，一是陕北地域偏僻，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会有重新回校学习的好事。二是毕业近10年，大多时间在基层公社医院工作，没有多少医疗业务，打老鼠、防布病（布氏杆菌病）、改水改厕、食品卫生、巡回医疗、计划生育等大量农村卫生工作，以及抗旱保苗收公粮等中心工作，闲事倒是干得不少，学业早已荒废，那有应试的底气。三是考试科目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外语等基础课程，高等数学、外语都是我读书时的弱项，毫无胜算可言。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在靖边、榆林混得还不错，调入陕北最大的“二康”医院，业务发展、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世俗眼光中大学基础课教师与医生的社会地位、生存能力根本不可相比。“坐井观天”、“鼠目寸光”蒙蔽了对事业的追求，“回炉”“考研”也就没有了热情。

平心而论，就是提前知道消息，以我自身的条件，也考不上，也没有“回炉”的可能。因此，彼时安然自若，心中波澜不惊，充其量只是自我安慰的哀叹一声，“时也、命也、运也”。

我们年级“回炉”、“考研”的大多是前大班同学，尤其是1班、2班的同学，他们在校时就学英语（少数人中学时也学英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中不乏文革前3年基础课成绩优秀的同学。基层医院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2班的韩太真、王海江，宋天保、3班的袁秉祥等考取的十余名同学，后来，他们在不同的学科都有建树，其中韩太真同学最为优秀。在读取侯宗廉校长的博士生后、又赴国外完成博士后研究，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生理学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领导小组副组长、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生理学、神经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在学习与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方面成果显赫，是著名的生理学家。王海江同学读完硕士研究生学位后走上医学教育的管理岗位（他在学校读书时就曾担任班长），他具有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曾担任汕头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现医学部）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担任博导的宋天保同学则在生殖神经内分泌学、细胞凋亡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中成果颇丰，而药学院的袁秉祥同学也曾担任中国数学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对数学药理学、新药研究统计学评价的研究成绩显著，并出版多部专著。

回学校“回炉”、读研的同学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同学因为许多无奈或原因，都只能在基层工作岗位上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青春岁月，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显赫的学术造诣，但这份无怨无悔的坚守、奉献精神同样值得人们尊敬。

没有能够通过“回炉”、“考研”的机会，补上被文革耽误的学业，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一生都要带着“红卫兵学员”这个破洞，在人生的旅途上，在职场的博弈中，艰难负重前行，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