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九江路111号的“上投大厦”，原为大陆银行办公大楼，是今天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最为密集的外滩历史风貌区中，颇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建筑师在核心地段所建的重要项目之一。 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加快了向中国的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的重要工具就是银行。各国争相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庚子赔款”的巨额举债，加强了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逐渐衰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才开始建立中资的新式银行，其中最重要的是1905年由户部为主设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组为“中国银行”），和1908年由邮传部为主设立的“交通银行”，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商业银行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发展较好的华资银行有“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大陆银行于1919年4月在天津设立，由创立人谈荔孙、许汉卿等人注资500万元组建，认股的股东有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军阀张勋等，谈荔孙为总经理（后任董事长）。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兼办信托、保管、仓库等业务，逐渐由一家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私营银行之一，谈荔孙也成为民国著名华资银行家代表之一。 中国民族金融资本起步之时，正值北洋政府时期，币制紊乱，挤兑频发。袁世凯称帝后，其掌控财政、铁路、银行、电讯、邮政，被称为“五路财神”的亲信梁士诒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为袁称帝筹饷，通过他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滥发货币和公债，引起通货膨胀，纸币迅速贬值。袁取消帝制后，军队以纸币不被信任为由要求以银元作为军饷，中、交两行库存现银被北洋政府借垫挪用，导致波及全国的挤兑。国务院（当时的总理及政府实际控制者是段祺瑞）无奈之下宣布于1916年5月11日起中、交两行停止兑付所有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形成了震惊全国的停兑风潮。 为了抗御因政局不稳造成的风险，“南三行”于民国四年（1915年）成立银行联合集团。在停兑风潮中，“南三行”依靠租界的庇护，公然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并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拒绝执行停兑令，赢得了江浙金融财团在与北洋政府较量中的一次胜利。<div>受此影响，北方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于民国十年（1921年）组建了“联合经营事务所”，以“厚集资力，共策进行”。</div><div>大陆银行董事会经调查发现，三行联合后“营业既各部牵涉，合作亦不受束缚，且有互相扶持之义，确是发展营业巩固行基之一种办法。”1922年，大陆银行加入联合，正式形成“北四行”联营集团（英文名：Four Lines Joint Business Firms）。<br></div> 四行联合后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中南银行凭籍东南亚华侨回国投资的侨资背景获发钞许可；盐业银行因将国家盐税纳入，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与政府关系密切，更多地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金城银行因广收军政机关、军阀官僚、工商企业存款，因而长于工商业投资放款；大陆银行则以房地产投资及仓库业务见长，且下台的前大总统冯国璋认股二十万元，成为大陆银行的后台。 由于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北四行发展迅速，建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的钞票，各行在票面上加盖不同的英文字母，大陆银行加盖的是C。由于准备充足，中南钞信誉卓著。1923年6月，北四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当时资本金叫做“基本储金”，计一百万元，四家银行各出二十五万元，专门办理社会上的储蓄业务。以后又成立四行信托部、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等。这些联营机构的总部都设在上海。这种联合经营模式不但增强了北四行在金融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各组成银行也借此获得了十足的利益。 “北四行”经营南移后的一大手笔，即由四行储蓄会于1933年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建造的国际饭店。 1930年，四行储蓄会决定在南京路、派克路口建造一座大楼，初期定位为“储蓄会办公+公寓出租”。但大楼的设计者邬达克敏锐地认为，当时上海尚无摩天大楼，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投资酒店的收益远高于公寓，因而建议放弃修建低层公寓，改建高层酒店。最后四行储蓄会采纳了邬达克的方案。 大楼由当时全国最大的建筑企业馥记营造厂中标承建，地上22层，地下2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上海乃至全国最高的大楼。 大楼于1934年12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饭店筹划和建设阶段叫做“四行储蓄会大厦”，开业后名为“国际大饭店”（英文名：Park Hotel），1954年更名为“国际饭店”。 <p class="ql-block">如今国际饭店虽然早已不再列为上海摩天大楼之列，但依然是上海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地标建筑，述说着曾经的辉煌。</p> 随着“北四行”的实力增强，为满足客户抵押品和货物的需要，四行信托部于1935年共同出资，选择航运便利、与租界隔河相望的上海苏州河北光复路21号建造了“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称为“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由两部分改建而成。其中东侧是建于1921年的“大陆银行仓库”，西侧是建于1932年的四行储蓄会堆栈。改建后，两座仓库之间设有通廊，用电梯和楼梯作为主要交通空间。 1937年，即该仓库建成两年后，四行仓库成为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顽强抵抗日军的战场，不仅使该军名扬四海，四行仓库也成为重要的抗战纪念地。 大陆银行成立的同时，上海正逐渐成为中国及东亚的金融中心，银行业也蒸蒸日上。因此大陆银行成立次年即1920年便在上海开设分行，并在静安寺、虹口设立办事处。1922年，大陆银行成立储蓄部，除了经营一般的活期、定期存款外，另推出针对妇女、儿童、在校学生的特种存款，一次存入171.51元，定期十五年，到期可得本息1000元。该项存款一经推出便极受欢迎，银行也籍此获得很大的发展。 在上投大厦的二楼，有大陆银行的历史陈列，展示了大陆银行当年的存折、支票、票据、持有的企业股票等。 大陆银行上海分行于1920年在天津路河南路口自建办公大楼，以上海为基地，向长江中下游进行扩张。随着业务的发展，老楼空间局促。1930年董事长谈荔孙决定在金融集中的外滩地段购地建造新楼。 当时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是繁华的商业街，“二马路”则是外资银行和洋行云集、被称为“中国华尔街”的九江路。分行购得九江路2.143亩地块后，委托天津华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基泰工程司（Kwan，Chu & Yang Associates and Engineers）”设计，申泰兴记营造厂承造。 基泰工程司由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关颂声、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朱彬、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杨廷宝创立并主持，是中国第一代建筑事务所。大陆银行为基泰工程司进入上海的首个作品，后续的上海交通大学牌楼大门、中山医院、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大楼、聚兴诚银行大楼（今交通银行大楼）等建筑的设计均出自该事务所。 大楼为9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包括地下层为10层），占地面积1438平方米，建筑面积9414平方米。大楼于1932年动工，工程造价857747元，为当时国内先进水平。从当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大陆银行（The Continental Bank）被誉为“A Great Bank”。 大楼1933年10月竣工并投入使用，为当时“大陆银行”上海分行的驻地，其中1至2层、地下层为银行营业厅及办公自用，3至9层作为写字楼用于出租，顶层为阳光房用作员工俱乐部。大楼完工后为当时九江路制高点之一，成为“远东华尔街”天际线的重要节点。<div>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楼内曾有过一家私人诊所，其合伙人就是解放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卫生部顾问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马德海医生。</div> 大楼建筑风格为典型的装饰艺术派，整个立面都强调竖向构图，底部两层为花岗岩砌筑，窗洞口上下连通，上部采用黄褐色毛面砖，并以西式卷涡、几何放射等图案作为装饰。 大楼门框、台阶、外庭柱选用大理石。厚重的大门上方有一幅高浮雕，两只狮子拱着一个球。关于这个浮雕的来历、创作和象征意义未找到权威的解释，但从近现代银行、金融机构大门以狮子装饰的惯例来看，是否有“金融稳固、信誉如金”的呼应呢？ 进入大厅，地面由进口的彩色花砖拼砌而成。大理石的地面、墙面、楼梯踏步和扶手，镶以黑色线条，显得庄重又现代感。当时整幢大楼都有水汀暖气设备，这在那个年代高级写字楼中实属罕见。 营业大厅有个仍在使用的老式电梯，很有厚重的年代感。 大陆银行的保险箱业务在业界独具特色，至今大楼里还保留着四间保险金库。除了位于地下一层的两间外，还在二层设有两间保险箱金库。 可供参观的保险箱库有20多平方米。入口是一扇18英寸厚的大门，由特殊铸造冶炼的表壳刚建造，通过24根直径3英寸的钢螺栓锁定，为当时国内最强的保险库之一。由于采用了滚珠轴承起重铰链，使这重达10吨的大门能用较小的力量开关。 金库主体构造是由专门加固的厚18英寸钢筋混凝土壁，和高级钢铸造成的钢衬精细安装而成，并委托慎昌行在美国向莫斯勒公司（Mosler Safe）定制了1182只纯钢保险箱，还安装了报警装置。当时美方还派出技术人员来此进行安装与指导。 当年如果租用保险箱，需要出示个人相关证件登记，并签订协议和缴纳保证金。一个保险箱有两把钥匙，用户和银行各持一把，需要两把同时插入两个锁孔才能打开保险箱。据《新民晚报》报道，由于年代久远，目前仍有50多只过去的保险箱无人认领。这些客户有的缺失了地址，有的缺失了电话号码，有的缺失了证件号，有些虽然不缺但还是联系不上。联系不上的客户大部分为上海住址，也有港澳同胞和外国人。根据当年的租箱书约定的条款，客户需要每年缴纳租金，如果逾期不交，银行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开箱处理物品，但保险箱现今的管理者没有这么做，他们希望媒体报道后，用户能与上海信托联系，由物品的主人亲自取回物品。 二层议事厅完全按照北方宫廷风格装修，吊顶的彩绘天花、10厘米厚木板横竖拼花地板，铺上绚丽的地毯，显得整体上富丽堂皇，至今保留原貌，是研究民国“中式Art Deco”室内设计的珍贵实例。 吊顶的天花彩绘题写“富贵永昌”、“吉祥如意”等吉语。据说当时中国钟厂使用大楼时，把该议事厅整个屋顶都包裹了起来，因此保存完好没有受到破坏。 大陆银行南移上海后，以房地产业作为投资方向，从静安寺到虹口公园，都有大陆银行投资的许多产业，现都成为优秀历史建筑之经典。如北京西路铜仁路转角的爱文义公寓（现联华公寓）、山阴路大陆新村、山阴路淞云别墅留青小筑及甜爱路千爱里等。<div>然而，就在大陆银行发展顺风顺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其业务遭受重大打击。</div> 1930年10月，谈荔孙相中了南京路一块地皮，以每年20万两白银向地产大亨哈同签订了租借协议，建造综合大楼。租期32年，该地皮上建筑费用不得低于45万两白银，租期满后，大楼及其附着物全部归哈同所有。1931年该地块开工，建造具有简约Art Deco装饰风格的混凝土结构的综合大楼，取名大陆商场（现为南京东路353号）。 <div>1933年2月，商场正式开业，1至3层部分面积租给中国国货公司作商场，史量才的申报流通图书馆也设在3楼；4至6层为出租写字间；屋顶设花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经济萧条，大楼出租率极低，而所收房租抵不了每年的地租和工部局的地捐。再加上大陆银行本身业务受影响，经多次与哈同洋行交涉，希望减免或延付地租均遭拒绝。哈同于1931年去世，其妻罗迦陵继承遗产。无奈之下最后大陆银行于1938年以77万元将投资270万元的大陆商场转让给罗迦陵并解除租约，大楼更名为“慈淑大楼”。以后，受战争破坏的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玛丽女中、建华工校、正则会计学校等纷纷搬进大楼教学，慈淑大楼成为上海的“商场学校”。</div> 1956年7月，大楼由上海市房地产局接管，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供销社、新华书店等单位迁入该楼。1995年该楼改建为“东海商都”，后划归友谊集团更名为“友谊欧洲商城”、“友谊百货”等。2014年，大楼经外观恢复和内部改建后，以353悦荟广场名称重新营业。 经过九十多年的风云变换，原先的大陆商场虽然多次易手，但依然以其当时流行的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在南京路历史上留有重要一笔。1994年该大楼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优秀历史建筑。 三十年代后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经营的挑战，“北四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了北四行的纸币发行权，直接削弱了其盈利基础。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政治环境的动荡及国民政府加强金融管制，给北四行带来进一步的冲击。 1940年，因日军占领天津租界，大陆银行将总管理处由天津迁至上海，办公地就设在该大楼。1943年8月，大陆银行上海分行改为总行。1948年北四行最终改组为联合银行，标志着北四行作为金融集团的终结。 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共内战，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国民政府高额存款准备金、禁止票据抵用、逼缴金银和外币等政策的影响，民间银行业逐渐走上末路。1948年8月，蒋介石下达了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总统令，加速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部分银行为求生存，普遍设立“暗账”以规避管制。大陆银行秉承谨慎行风，未参与投机，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经营十分艰难，实际资产价值荡然无存。 1951年，大陆银行与盐业、金城、中南、联合四家银行组成联合总管处，申请公私合营获批准。1952年，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体系，大陆银行和其他银行一样，就此结束了独立金融机构的历史使命。 1956年，大陆银行大楼被用作中国钟厂厂房，在基本保持大楼整体风貌与特色的基础上，对原有布局和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局部改造。1958年，大楼纳入上海房管部门管理。 1991年大楼置换给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随后于1992年进行结构加固和内部装修改造，在保留外立面的前提下，封闭原2~8层天井作为室内，拆除西侧楼梯进行局部扩建，屋面加建三层，平面布局变化较大，但从部分室内装潢看，还是原来的历史风貌。 1994年，大楼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04年被公布为第一批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上海是中国近代信托的发源地。但从1949年起，政府对信托业务进行接管、改造，除了保留旧货寄存、商品处理等部分业务外，金融性信托业务基本被边缘化。到五十年代中期，信托业在中国的发展告一段落。 “十年动乱”结束后，上海迎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为了吸引外资支持国内建设的重任，1979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1981年经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经过多次更名，以下均简称“上海信托”）于1981年7月24日正式成立，由上海市财政局出资2000万元，首任董事长为原上海工商业大佬、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 1986年，上海信托在日本东京发行250亿日元公募债券；1988年，发起组建上海第一家股份制金融机构——万国证券；同年在伦敦发行150亿欧洲日元债券，这是上海金融机构首次进入欧洲金融市场。同时上海虹桥机场新建候机楼、上海地铁一号线建设等项目也得到上海信托的支持。 1991年，上海信托成立十周年之际，公司利润总额突破亿元大关；8月，公司签订大陆银行大楼有偿转让协议。1993年上海信托更名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5亿元。同年公司迁入大陆银行大楼，大楼正式更名为“上投大厦。”大陆银行大楼就此完成了向上投大厦的华丽转身。 亚洲金融危机后，市政府调整了国有经济投资布局，成立了上海国际集团。2000年上海信托剥离了非金融板块后，股东由上海市财政局变更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次年公司更名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公司再次更名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在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中，浦发银行集团于2015年成为上海信托最大股东，持有97.33%股权，上海汽车集团持有2%股份，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持有0.67%股份，注册资本金增至50亿元。从上海信托持有浦发银行5.23%股份，到浦发银行成为上海信托控股方，反映了信托这一金融工具已从地方财政平台融入大型银行集团的发展路径。 1992年12月6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上海信托亲笔题词“勇于开拓，善于经营，严于管理，发展上海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如金这幅题词作为上海信托的“镇司之宝”之一。信托作为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业务核心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出台，信托业务的定位从过去以融资为核心的传统模式，转向以服务为本源的现代模式，对中国现代信托业的发展和规范起到法律保障。 上海信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恢复信托业务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其发展历史见证了信托行业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标杆之一，折射出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 在上海信托大厅中央的天花板上，有一件大型艺术品，据上海信托员工介绍名为“融”，意为信托已高度融入国家、企业、社会民生、家庭的各个方面，但从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 经过几轮的改革发展，上海信托已成为国内信托行业业务品种齐全、产品服务体系完备的专业投资机构之一。根据上投大厦内上海信托发展史展板介绍，2008年以来，公司累计缴税145亿元；近10年来，公司所有者权益从50亿元增加到256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超193亿元，累计实现股东分红29亿元。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2008年上海信托与麦肯锡公司合作，在业内首次提出“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服务供应商”的战略目标，以资产信托服务满足服务客户生命全周期需求，推动信托成为金融基础设施，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创新股权投资新范式。公司还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专业化知识的青年领军人才，走在全国信托行业的前列。 （本笔记照片均为我本人所拍；文字根据上投大厦内大陆银行、上海信托相关展示的内容，参考相关书籍、官网资料及网上相关文章，结合自己的心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