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三个阶段论（节选自2001年出版的《西部大开发》）3

桂华秋实

3.后期持续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三阶段论”，从时间上来总评估约为50年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前”5年，“中”20年,“后”25年。后期并不是事物发展到顶峰的尾声(结束)。后期的25年只是一个时间限制，将中期铺开或建成的项目进一步配套完善。从“硬件”项目到“软件”项目达到预先规划设想的那样,真正使东西部的分量放在同一位置产生出同等的效益。基础工程项目在中期阶段基本上建成投入使用,但与此相配套的附属工程项目还须一个时间过程来进一步完成。有些项目具有连锁性质，形成“子母工程”才可见到益处。充分安排好配套工程与服务设施、提高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基础是后期阶段的主要任务。持续开发高科技项目，攻克前人未有攻克的科技难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后期阶段最主要的开发项目和科研课题。比如调节和改变西部地区复杂的气候,就地利用长江、黄河水力资源，改引“西水东流方向”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所经河道仍有别的水系汇入可保证所涉及流域的供水需求。这是一个叫人们听了感到不可想象的课题。但我们不能不这样向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们和开发者们提出来。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下个世纪前10年，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工程。主要是继续建设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兴利除害,基本上解决长江、黄河水患；着重建设跨流域的南水北调工程，缓解北方部分地区严重缺水的矛盾……”长江、黄河发源于大西部,而大西部正是缺水最严重的地方。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结构决定了水向东流归大海。这是水向流动的一般规律。水向流动的特殊规律是由低处向高处运动，科学家对此现象最清楚。海水蒸发向高空运动是最简单的道理。大西部缺水是造成大西部多少年来基础条件差劣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前256年到前251年，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那是改变江水流向造福子孙万代的一次伟大的古代史上的水利革命。今天，我们对水的利用除了搞水电站、开发与水有关的项目外，是否可以设想在西部大开发中期、后期使长江与黄河有新的用途。改变长江、黄河水流向及用途，意在于启发诱导开发者或投资者搞一些叫西方拥有现代高科技垄断者听着了大为震惊的攻关项目。海拔8848多米的珠穆朗玛峰，难道只有体健的登山运动员戴着氧气瓶才能上去?那个世界难道惟一就是冰雪永远不融化的世界？科学家们应把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攻关，可以大胆设想，珠穆朗玛峰不但谁都可以上去还能建公园，修移民区，成为世界最火爆的游览风景区。50年后的美国总统来访华首先不是到北京，而是乘火车绕上了珠穆朗玛峰。科学家应该有这样的创新意识和想象翅膀。如今，提起那雪山，感到神秘不测，几乎与神鬼划到一个领域去。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不就是复杂的地形与多变的气候造成的客观现象吗！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是要尊重的，不可违背。这是看待事物的一个方面。但客观世界也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来改变的。早197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科学考察组，就对珠穆朗玛峰430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冰雪、水、土、生物样品的提取。此后，中国科学院又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多次的综合环境监测,取得重大进展。西部大开发中期和后期阶段，上一项超世界水平的高科技项目是很有必要的不要怕失败和投资不见效。对于高科技项目开发的投资，没有理由说见不到眼前利益就不干。1782年,英国科学家瓦特发明双动式蒸汽机促使西方国家出现第一次技术革命时，一些手工业生产者开始把蒸汽机称为是恶魔的缩影，不可理解。当那些手工业者真正地把蒸汽机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后,他们对瓦特敬佩得超过了上帝。中国在搞西部大开发战役中，要支持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从事的领域，搞一些具有突破性、创造性、艰巨性的科研题目，为改变西部落后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而发挥动力杠杆作用。西部大开发本身就是体现科学技术实力强弱的一个试验过程。科学技术是先导，为所有投人项目的建成起着“技术航向”的功能作用。后期持续发展经济阶段，首先应把发展高科技放在首位，让科学家们多在那片土地上开辟一些科技实验区。目前，西部各省市区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邀请院士、博士到本地考察、调研项目。有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愿申请到西部地区承担某项工程项目的技术指导、某一领域科研项目的攻关，这种精神和行为应给予大力的鼓励和支持。科技投资途径是最聪明而富有远见的投资途径。不会白花钱的。水利、森林、环保，生态方面的专家，把综合治理长江、黄河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项目来攻关。1998年夏季,长江特大水灾与黄河干反常现象给人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引起气候反常变化是直接的原因之一。治水与合理用水是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旱涝比例反差现象极为显明。有的地方需要水时严重缺水，不需要水时却雨水成患。地下水源与降雨量双重失控引发了水灾泛滥。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省区，沙化侵吞林草植被导致了雨量下降而引起进一步气候干燥。现有栽植的林草植被远远不能调节变化无常的气候。虽然西部地区在种草植树方面近几十年来卓有成绩，有效地减少了沙化面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缺水少雨的干旱气候。沙尘暴是西部地区每年春季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因而改变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恐怕首先要从绿化、生态、治沙、引水、调节气候这几方面的工程开始。

西部大开发“三阶段论”中的后25年，要把前“两阶段”铺开和已建成的工程、以及与此配套的工程项目要基本上完成。5年的初期“预备战”，20年的“攻坚战”，25年的“持久战”，先后花50年的时间，大约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西部大开发预先设想的美好蓝图。那时的中国西部与中国的东部一样，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经济大市场。也就是说，整个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在于西部开发的力度与深度、广度。希望西部在三五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是不现实的，即使匆忙搞出一些名堂来也可能很短暂，有些工程恐怕还未全面铺开就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运转中失去了建成投产的机遇。

后期持续发展配套工程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口迁移应放在一个重要项目工程上来实施。人口迁移工程应从中期阶段就分批分期进行。这里的人口迁移不只是指本地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以及鼓励外来人才到西部安家落户，主要是包括东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在自愿的基础上，大规模地以开发者的姿态挺进西部,开辟新的村庄，建设新的中小城市。西部地区综合基础差，除了自然条件是一个劣势因素外，主要是人口太少。人口少，当然人才也就相对的比较贫乏。新疆自治区总土地面积16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661万，而山东省总土地面积仅15.7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8640万；西藏自治区总土地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5万，而江苏省仅有10.26万平方公里的总土地面积上生活着达7066万人口。从东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大反而人口少、土地面积小反而人口多的严重反差现象可以看出，自然条件优劣差距较大是造成人们选择生存环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山东、江苏地处东部华东华北平原，紧靠海岸，水足地肥，交通发达，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兴办民族工业和私营企业，在经过近百年的坎坎坷坷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形成了国内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底子人类的生存本能是寻找那些适宜自身生活比较舒适的地方以求得繁衍生息。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人们提供了栖息场所。要不然，为什么7000万人拥挤在1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反比200多万人口畅游在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更过得生活富裕呢？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非常了不起，他们不愧是中华儿女中最勇敢的优秀人种。在西部大开发中，为何不可根据开发进度、已开发见效的基础，分批分期把东部过剩的劳力向改都输送去呢？我以为，东部地区在未来40年中，可以考虑向西地区逐步迁移4亿人口左右，基本上缩小东西部地区人口居住度的距离。西部地区目前地广人稀，根本原因是西部地区潜在的资源设有开发出来，以及恶劣的气候不能被征服，如果一下子涌过多人口无法承担应消费的生活资料。50年代至60年代，先由儿十万支摄边疆的军队战士和地方干部、各行各业的科技人才以及他们的家属组成的西进大军开赴新疆、青海、甘肃等地，为建设西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建国后最早开发西部的功臣。西部大开发的二、三阶段，应把抓好迁居工程当做一项战略任务来实施。西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各建100万左右人口的8-10个城市。重点发展30万人口的县级城市。在开发的前期和中期的前20年，西部地区每一个省市区搞一二个像深圳那样的“内陆特区”，以吸引外商来投资。一、二、三开发阶段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是以工程项目的进展速度来划定时间界限，而不是绝对地以时间界限来划分开发进程速度的。

2001年2月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乔盛，笔名塞风、林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地方担任过副县长，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管的中国经济时报社。资深编辑记者、研究员、人才学、社会学、管理学、领导学、经济学研究专家。出版专著有长篇小说《黄沙窝》、《黄黑谣》、《杨家城》、《滚烫的岁月》、散文集《黃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土柔情》、《红山丹》、《黄河长城的绝唱》、《大美河山》上下卷：诗歌集《长江军魂的丰碑》、《滚滚江河唱英雄》、报告文学集《战争岁月》、《我的青少儿时代》、理论著作《一个记者与作家看世界》、《西部大开发》、《人才论》、《干部论》、《领导论》、《治国论》、电视剧《大漠落日圆》等文稿一千多万字。其理论著作《治国论》、《领导论》、《干部论》、《人才论》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机制格局以及发展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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