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祭

凯博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走过六十年了。当时是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和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开辟新的就业环境，解决城镇就业压力（这是后来从国家的层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的补充解释）。一方面完成城市青年的自身改造，一方面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为这场覆盖全国的运动定了基本调子。

当年奔赴乡野跻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潮流的知识青年都已经两鬓如雪。回忆起上山下乡那段镌刻在青春里的特殊经历，既有对苦难的坦然回望，也有对成长过程的真切感念；既有对人生经历的深深遗憾，更有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刻骨铭心的教训铸就了大部分知识青年的世界观，奠定了知识青年的一生发展轨迹。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认知体系在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的同时，社会评价体系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而且也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记忆方式。

回望历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对知识青年生涯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

第一节：历史的回顾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将移居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参加劳动的支边青年，和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的插队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自1955年报载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组织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55年，98名上海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德安县的滩涂（涉及永修和星子部分区域），创建"共青社"。1958年3月，国营共青综合垦殖场成立。1984年正式命名为共青城，2010年12月28日，经国家批准，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正式挂牌成立。

地处庐山南麓、鄱阳湖边的江西省的共青城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演化成一座城市，也可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作。

1960年，知识青年下乡开始处于试验阶段，规模很小。那时候的知青基本是指原为农村户口毕业后又回到农村，称之为“返乡知识青年“，“早期知青”中也有城市批量有组织的支边知青。

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后，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在此之前，已经有六一、六三年两届人数比较集中的毕业生奔赴农场农村，连同后来的六五届下乡知青，被称之为“前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次年又发表了《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政府意识到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前后共有14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被迫响应号召，奔赴农村和边疆上山下乡，接受锻炼和再教育。

　　从1971年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逐渐开始显现。当时的城市条件和农村条件有非常大的差别艰苦（如粮食短缺、居住简陋、医疗落后），和加之重体力劳动（如耕种、伐木、修建水利等），许多知青患上营养不良、关节炎、胃病等疾病，身体基础受损。

同时，许多知识青年在付出相应的劳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除了勉强果腹外，没有任何衣食住行医上的保障。而且远离家人、前途迷茫、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以及部分地区存在的管理不当、歧视等问题，导致不少知青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留下长期心理创伤。

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逐步暴雷，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再教育”方面：

当城市的学生远离家庭，去当时的农村和边疆，在一个落后的环境中和一个落后的人群中，接受名曰“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显然是一个社会教育的伪命题，无疑是将愚昧变相强加给己经接受了文明的知识青年，将落后变相强加给己经接受了先进的知识青年。

这种逆向的教育虽然短短的几年，但是影响了每个知识青年的世界观的形成，影响了知识青年的成长轨迹，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接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农村普遍缺乏正规教育资源，知青几乎无法继续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导致其知识结构存在严重断层。这不仅使他们个人错失了接受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训的黄金时期，也造成整个国家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的 “人才断层。

“再就业”方面：

客观地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是压力传递到了每个知青家庭）的作用。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当时的农村并没有具备就业条件，也没有形成一条稳定、长期的就业渠道和就业市场。

事实上，每个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更多的感到是一种变相的发配和安置，只是政府一个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最后的知识青年全部离开农村而返城再就业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改造农村方面：

通过城市青年的微渗透，以达到对农村的人口构成有所改变，进而用城市的文明影响落后的农村，推动农村发展，这虽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一种理论指导，但是这与接受再教育的出发点相悖。

虽然知青们也将许多城市的文明和知识带到了农村，为当地引入了一些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元素，融合着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对于推进农村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善了边疆和农村的落后面貌。

但是，农村本身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住房、医疗等资源匮乏。大量知青涌入后，农村需要额外分配土地、粮食、住房等资源，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当地农民的负担。部分地区因知青安置不当（如挤占农民耕地、住房），甚至引发农民与知青的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落后的洼地效应很快的就覆盖了知识青年所带来的城市元素，农村长期以来的落后状况、农民长期以来的落后意识很快就淹没和同化了知识青年。

以上三方面陆续出现的问题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引起了社会、家庭、知识青年的不满和怨气，潜藏着不安定的因素。

以上三方面陆续出现的问题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引起了社会、家庭、知识青年的不满和怨气，潜藏着不安定的因素。

为了缓解其中的矛盾，各级政府开始尝试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一些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机会的，也正是这样，“走后门”一词开始流行起来。

在当时，在农村的许多知识青年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甚至以命相搏——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觉察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继续被分配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1977年高考被恢复，渴望摆脱艰苦无望的生活环境，渴望得到重新学习的机会的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开始萌生了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的念头。

1978年10月，当年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支边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先后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写了三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率先提出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诉求。

在云南农场支边的知识青年不堪忍受现状，率先掀起了一场要求返城回家的上访请愿运动，丁惠民被知识青年推选担任了大返城总指挥，组织了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带领和号召知识青年以自身的力量进行抗争，以集体请愿、罢工乃至卧轨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向国家高层反映云南知青生存的现状和返城的要求。

通过知识青年的努力和抗争，再次使的中央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最终的结果就是影响和改变了国家的决策。经过高层领导的审时度势，通过知识青年的团结精神与勇气，在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

同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大返城，终于终结了“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全国2000万名知青争取到了最终返城回家的权利。

　　当年的知青作家叶辛写到：在它落幕的过程中，没有掌声，没有闪光灯和鲜花，也没有欢呼，有的只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和他们的颓丧、迷惑和无尽的回忆。千百万知青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汗水和眼泪、欢乐和痛苦、理想和无奈献给了这场运动。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惨痛的心灵创伤。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五十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革”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

1981年，中国国务院知青办宣布撤消，知青上山下乡彻底结束。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看，这种结果是顺应民心、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现在，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化了，但是，每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第二节：时代的痕迹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覆盖全国，渗透到千家万户。

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预期一样顺利，无论从整体布局上还是局部安排上，都相继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和现象。据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的数据，自1969年以来，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到70%。由此，方方面面的质疑一直贯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终。

在2025年9月10日的山西省知青联谊会15周年庆典中，一段对知青生活的回望倾述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当理想付诸现实的时候，才知道理想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是庄稼人千百年来的作息表；春天里播种、盛夏里锄禾、金秋里收割的交响曲在广袤的大地上演奏；窝头咸菜是四季的茶饭，农忙时，饭就吃在了田间地头；稚嫩的肩膀扛起栋梁的担当，改天换地、多打粮食交公粮；扎根农村干革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凭风雨飘摇……

在那片人生初始的地方，浸透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留下了伤心落泪的记忆；留下了愁肠百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留下了我们宝贵的青春年华……

一切的一切都随时光流转而渐渐沉在心底，如一枚枚深秋的落叶静静的躺在那里，散发着淡淡的忧伤……

蘸东海为墨、拟窦娥冤情，也难以抒尽知青的爱与恨、苦与愁，荆棘载途、凄雨苍风……知青是一本书，谁也说不白、谁也道不清，除了知青谁也看不懂。把知青二字尘封在历史长河里，让后人去评说，或许才是最完美的解读。

这种抒情式的记述，基本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貌。

　　知青墓园：

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市的龙泉公墓，公墓中轴线左边西一区的前五排共有134座墓，整齐划一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分别刻着“北京知青XXX”“上海知青XXX”“四川知青XXX”“重庆知青XXX”“昆明知青XXX”，以及生卒年和下乡时间等。

这是建于2004年的国营东风农场的公墓，在农场中先后去世的134个知识青年安葬于此。

从碑文看，逝者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也只有20左右。他们中有的在开荒种橡胶时被炸药炸死，有的在送货途中遭遇洪水，还有的因病去世，其中不乏有很多是自杀。

这些年轻的生命，本该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代，本该在校园里读书的花季，本应在最好的年华绽放，却被迫离开城市，离开家庭，离开家人，来到荒凉的边陲，忍受了数不清的艰辛，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最后梦断西双版纳。在艰苦的环境中过早地凋零。

望着一座座墓碑，真不知道每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该怎样面对这一片凄凉的坟茔！难道仅因为自己苟且地活下来就可以漠视这些死去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吗？就可以违心地美化和歌颂那个“青春无悔”的时代吗？

窥一斑知全豹。历史不应被遗忘，更不应被简单地想象化。

　　知青之歌：

在落后的环境中，知识青年普遍存在焦虑和苦闷，精神上没有释放的出口。一位知识青年写到：

回顾前半生的人生旅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人，除了我们年幼年轻时所遭受的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教育、生活艰辛、缺少自由、上山下乡之外......

一位知识青年写到：

从繁华城市向穷乡僻壤的行走，也算是文化的迁徙！

从暖巢可栖到风雨世间的磨练，也算是人生的机遇！

从年轻心灵到成熟理性的变化，也算是心路的历程！

从孑然一身到成家立业的结果，也算是生命的大概......

大家都以亲身经历痛苦地、深刻地表述了自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体验。

在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知青文化应运而生。落户于江浦县的南京市五中的知识青年任毅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该歌曲的雏形来源于《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表达了知识青年的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迷茫，在全国知青中间引起了共鸣，开始悄悄地流传和吟唱，：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

大家希望借《知青之歌》去缓解精神上的重压，忘记肉体上的煎熬，抒发对家人的思念，排遣心中的苦闷。

然而，作者任毅创作的这首代表知青心声的歌曲，在当时竟被判定为是“反动歌曲”，因此作者任毅得来了十年牢狱之灾。由此可想知识青年的当时生存环境和政治氛围是一种什么关系。

岁月流逝，这段悲壮的历史、这个知青英雄已经在60年中被淡忘了。

今天，当年的插队青年不无感叹地说:回首是青春，再唱已黄昏……

　　知青精神：

现在，一说起知青精神，马上会浮现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扎根农村、青春无悔”等宏大叙事的宣传用语，而且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许多知青的代表人物——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这些当年立志扎根农村的代表人物后来都陆续从农村出来从政了）的扎根农村的事迹也被世人耳熟能详。

然而这些模范人物都是官方钦定的用来做典型的，不具备普遍性和民间性，代表不了、也影响不了知青这一群体。

应该说，真正能够体现知青精神的应该是1978年到1979年的知识青年的返城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

1978年到1979年，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率先掀起了一场要求返城回家的上访请愿运动，知青丁惠民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群体、一个运动的先驱者，带领和号召知识青年以自身的力量进行抗争。

　　“版纳知青网”的代表在重庆丁惠民追思会上有一段回忆：丁惠民奋笔疾书，硬生生地把第一封公开联名信变成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引领着大家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企盼的追求。

他还不罢休，又把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变成了一条大船，众人划浆他扬帆，带领着我们劈波斩浪回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母港。小丁背负着知青的重托与希望，带领着代表们肩挑着一路风霜。关山万里，几经辗转，避开昆明绕道成都，终于登上了向北的列车。请愿团的大旗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将第三封公开联名信递交给高层领导。

在当时的阶级斗争氛围中，知识青年请愿运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逆势而行，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会坐牢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斗争，影响了国家的决策，终结了“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全国2000万名知青争取到了返城回家的权利。

重庆知青作家古谷先生写道：“丁惠民先生带领的知青团队，舍身举义，赴京告状，客观上推动了知青运动的终结。

应该说，这才是可以刻到知识青年丰碑上的真正的知青精神：不甘沉沦，勇于向命运抗争。

今天，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产物，大家怀念已经逝去的丁惠民先生，因为只有他的行为才代表了真正的知青精神。时代造就了这样的英雄人物，时代也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时代更需要这样的知青精神。

知青精神：不甘沉沦，勇于向命运抗争

　　“知青福音书”：

知识青年遭受的不公待遇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农村，回到城市后依然存在，包括插队时间不算工龄问题。

1982年10月，曾经在湖南省湘潭县姜番镇知青茶场插队的株洲市女知青萧芸返城后，发现自己再农村的牺牲与奉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认可，她们的农龄不被计入工龄，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在职场上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福利与晋升机会。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萧芸深感不公和愤怒，她决定为自己和所有经历过类似遭遇的知青发声，于是斗胆给上级组织写了一封请愿信。

在这封信里，她详细述说了自己对下乡知青苦难岁月的真实感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以及返城青年们对改变现状的渴望。

信中写到：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

经过曲折的兜兜转转，信转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手中，他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于是，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1988年6月，国家下发文件，决定将知青的农龄一律算入工龄。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知青们而言，这是对他们年轻时奉献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在当时的环境中，萧芸的勇敢举动，也是冒着不测之祸的风险，萧芸甚至与丈夫也做了后事安排。

所幸的是，这封信不仅为她自己赢得了正义，更为整个知青群体争取到了尊严和权益。萧芸的这封信，俨然成为了改变了无数知青命运的“知青福音书”，直接影响了上千万知青的命运。知青不需要再从头开始积累工龄，他们的多年来在农村的辛劳得到了肯定。

萧芸的举动和多年的插队生活磨炼分不开的，并且代表了知青精神。

她的故事启示我们，一个平凡人的坚持和勇气，有时候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不应放弃争取自己正当权益的机会。在当今社会，这样的精神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发展都不能简单地牺牲个人的利益，社会的进步应当建立在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

　　知青文学：

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知识青年大都返回了城市，但是这一段生活却印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永久的记忆，而且被不断地诉说着，知青生活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学题材。

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知青作家，已经步入暮年的知青们开始以更理性的视角回望这段历史。

他们既承认上山下乡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缓解就业压力”的客观作用，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教育、对个人发展的破坏。

为了让那段历史走出个体记忆的角落，成为可供后人回望的精神遗产，曾经的知识青年正在用回忆录、返乡行动、数字传承等方式记述他们的知青历史，同时成为一个时期的类似“伤痕文学”的文学潮流。

有的知识青年通过建立口述史工作室，编著《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记录下 28000 名北京知青与黄土高原的情感羁绊，还原了那段 “苦乐年华”。

曾经的知识青年中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他们的笔下，以亲身的经历对当年的知青生活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寄托了对当年那一段知青生活中的难以忘怀之情。

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无悔”青春就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悲壮和豪迈，含有对当年风流的留恋，这表露着知识青年的心愿。

需要指出的是作家郭小东所著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作者历时12年，以115万字的篇幅，写出中国知青30多年的人生命运。从红卫兵到知青、到回城融入社会，从革命集体到游走于大街小巷的个体人生。其间贯通的轨迹，是国家在变、民族在变、人生在变、时代在变，塑造了穿行于革命风暴又在边缘行走着的青年群像。他们历经苦难但能够不气馁地奋进。

评论家雷达则说：《部落》三部曲连同作者的一本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共同构成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重要文本。

　　郭小东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集体的受难”，“对每一个知青和他的家庭而言，这种感伤是一种生命之泪。对于国家民族而言，这是一种无法推卸的社会伤感。

一代青年的知青经历佐证了这个社会大伤感，这个涉及到亿万家庭的人口大迁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耽搁的不仅是人的青春岁月，更改变了社会文明的方向。”

郭小东在《最后的史诗》中说：知识青年在那个年代的自娱自乐、自我表彰、自我记忆，最终都同革命思想、革命时代一样不会再来，知青已是革命年代的句号，曾经的生活中有过不真实，它没有错；可有一个结果却是真实而不能改变的，那就是我们已老去、不再年轻……

郭小东的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张：主张知青文学应告别知青情结，“从一种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知青文学只有历经这种痛苦的蝉蜕，才能超越知青个体境遇，肩负民族的苦难与崇高。

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一位知青感伤地写到：

青春和生命，在精神空白的光阴下，在生存中浑浑噩噩，在无休止的大会战、挖梯田、栽胶树、种包谷、种黄豆……知青们的精神在红土地上流浪，知青们的意志淹没在向往自由、向往信仰、向往追求、向往救赎 、向往宽容、向往饶恕的生命呼喊。

也有一种无声的呐喊：青春的人生，老去的城市；苟且者的偷生，思想者的痛楚，无声失败和喧嚣的收获，无力的良知和无奈的清醒。中国青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所必然的经历和灵魂写真，欲望与情爱，卑鄙与崇高，虚拟的神圣和坚硬的现实，都在黑暗与虚无中移动。

知青文学的兴起，是一种社会的反思，而随着主流语境的沉默和唤不醒的知青麻木，知青文学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知青情结：

知青们对过去的共同经历难以释怀的一种情感成为一种知青情结。知青情结的外在表现即是通过种种途径进行追忆和怀恋。

虽然六十年过去了，但是知青情结一直与每个知青相随，并影响着知青的行为方式。

政治舆情使宏大的政治叙事渗透到每个知青的头脑中，大家习惯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伟大结合在一起，习惯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改天换地的英雄行为结合在一起，习惯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个人锻炼成长结合在一起，习惯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结合在一起。

无形中，用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遮蔽了自己的视野，用一种崇高的自我感觉绑架了自己，由此沉浸在“青春无悔”中，这种情结至今在多数知识青年身上割舍不断，和心中的困惑并存：

困惑之一：对于自己当年的经历难以言表，既要宣扬青春无悔，又不愿意美化自己悲壮的经历，因此不知如何向后人表述自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

困惑之二：主流语境和社会的普遍认识大相径庭，感觉到接受的宣传灌输和自身的实践结果南辕北辙，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不明就里，只能顺从趋众心理，顺应主流语境。

矛盾和沉重交织在一起，每个知识青年所言欲止，不解的困惑一直埋藏在心底深处。

知青情结最终会从一种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

　　知青性格：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对知识青年这个群体而言，特定的时代塑造了一种特定的知青性格：

虽然自身不甘，但是能够在实践中采取妥协的办法平衡矛盾。在动荡中被动调整轨迹，在困境中主动寻找意义，在自我保护的同时求得发展。

这虽然是大多数知识青年的无可奈何之举，但是也帮助知青们安然度过了那个是是非非的年代的可取途径。

而回顾知青的历史，既没有必要在去继续抱怨命运的不公，也没有必要重新张扬知青的青春无悔，如果在这两方面坚持极端的认识，只能使自己陷入深深的矛盾中。

第三节：历史的反思

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段历史，不仅是回应知识青年的自身经历，更重要的是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反思当年发生的一切，在公器意识的基础上，还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只有这样，知识青年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知识青年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反思一：

追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有很大的差别。

作为集体记忆，更多的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叙述的是知识青年的整体认识，反映的是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状态，是一种宏观叙事；

作为个体记忆，更多的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反映的是在上山下乡具体过程中，每个知识青年的个人遭遇和认识，是一种微观叙事。

两者分别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也由此带来观点上的根本分歧。

从宏观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体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知青们的进入，将城市的文明和知识同时带到了农村，对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人们不会忘记知青这群有时代烙印的人，远离城市，扎根乡土，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成为时代的象征。

这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上的考量。

从微观看：正如一位老知青写到：

离开学校，告别家乡。去农村，到兵团，垦大漠，戍边疆！“奔赴祖国最艰苦的地方！”然而，一旦现实和理想砰然对撞，我们才发现脚下的路是那么的漫长。

天苍苍，野茫茫，日晒雨淋田里忙；

稻田里，坡头上，汗流浃背湿衣裳；

窝窝头，玉米棒，没到日落饿得慌；

油灯暗，炕头凉，多少回梦里喊爹娘。

知青岁月里，有人觉醒，有人迷茫，有人失落，有人逃离，有人坚强。

更多的人在无奈中年复一年地等待，等待花开，等待希望！

这就是每个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给每个知识青年是一场由兴奋到痛苦、到失望的经历。而毁掉人的希望和追求的生活则是一种可怕的、难以摆脱的泥淖。

这是站在个人的层面上的考量。

宏观和微观两者之间的分歧很难融合，也造成了知识青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认识，以至于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为一种不成熟的、甚至是失败的社会实践的尝试，但是仍然有许多知识青年认为是青春无悔；而谈到每个知青的遭遇，许多知识青年则同时充满了不满和抱怨。

有的知青干脆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抽象的肯定，因为这体现了国家意志，我们无法干涉；但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亦可以具体的否定，因为这是民心所向。

多年的知青生活，迫使每一个知识青年养成了双标习惯:

一方面迎合着抽象的观点，说着言不由衷的青春无悔；

一方面表达着具体的切身感受，用一种无奈倾述心声。

在矛盾中寻求妥协和平衡，无疑成了每个知青的与世态度。

由此，承认时代的制约，也肯定个人的努力，才能让记忆不再成为负担，而是转化为对人性、社会与制度更深层的理解。这种反思本身，正是历史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遗产。

　　反思二：

考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从涉及到的三个层面看结果：

一是从国家层面看：

直到今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一直没有一个中肯的评价，社会舆情还在若隐若现的将一个社会悲剧美化为一种社会进步，将知识青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美化为一种悲壮，将文明倒退美化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实践。而同时对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影响、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阻滞性影响、对中国教育的断代影响、对中国的一代人的成长的影响，却闭口不谈，这无形中误导了许多知识青年的认识。

事实上，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让每一个身处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通过亲身实践，补上了社会教育的一课：

对农耕文化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基础有了深刻的认识；

对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

并且认识到现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直接影响和束缚着农村的发展；

认识到仅靠知识青年的力气和汗水无法实现改天换地的目标；

认识到自身命运的改变和国家利益目标的相悖。

这些认识，使知识青年对自身所置身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逐渐产生了新的看法，开始怀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否正确？开始对自身的前途感到无望，并且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种种消极因素，使一个本来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成为影响农村正常发展的阻力，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同时，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给农村带来预期的变化，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久而久之，也使农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看法，由欢迎转为反感，从而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物质基础和环境基础。

这一切现象都超出了政府的预期，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

关于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而更不能原谅的是，同时使中国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这种沉重的代价是经过多少年才意识到的。

由于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是从家庭层面看：

一次宏大的运动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周密的安排及必要的准备，不顾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本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不顾农村接纳知青的物质基础和应对准备是否具备条件，只是借助“文革”的政治影响，采用“一锅端”、“一刀切”的方法将知识青年驱赶到广阔天地，从开始就导致了各个家庭的抵触和社会的逆反应。

尽管那时的家庭都是多子女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一刀切”，由此子女们多被“动员”上山下乡，中国众多家庭都卷入知青运动之中。

一位陕西省的知青描述了在奔赴农村前和父母告别的时刻：

离别的时候到了，高音喇叭放出了高昂的口号与激扬的乐曲，锣鼓队奋力击打出欢快的“将军令”，数辆敞篷解放卡车缓缓地向大院门口开去，车流两侧送行的队伍里，此起彼伏的叮嘱声声催人泪下，车上车下间或发出的哭泣渐渐升高，不时听闻数声嚎啕。

看着车下一贯乐观的妈妈渐渐放大了抽泣，心里忍不住阵阵抽痛，今后独自的生活与未知的前途。看看车上无比陌生的同伴，无助感顿时充满心扉，禁不住悄然滑落两行冷泪，秋风也似穿透了衣襟，冷透了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稳定一个国家的基础，一个家庭出现离散状态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一个局部问题，不会引起社会性的动荡。但如果大多数家庭出现相同的离散状态，就成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了，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重要的是引起每个家庭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蕴藏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

在去向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许多年轻幼稚、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背井离乡去到陌生的农村。每每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都深深地地刺痛了每个家长的心。而且那时的通讯比较落后，没有经常性的联系，让父母牵肠挂肚，一个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不幸去世的知识青年，更给父母带来无尽的内疚而不能自拔。

一个知青写下自己的自白：

如果有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想吃肉”。

我们时常食不果腹，面对强体力劳动，饥肠辘辘困扰着我们；

如果有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想念家”。

我们时常望着远方，面对天南地北，思念的煎熬缠绕着我们；

如果有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想爸妈”。

我们时常偷偷落泪，面对至亲至爱，无助的泪水浸透着衣衫......

围绕着每一个知青，周围都有一家几代人的牵挂，父母痛心孩子们失去了受系统和完整教育的机会，同时失去了家庭的关怀呵护，失去了相互依赖的家庭亲情的氛围，失去了一个家庭赖以存在的维系基础。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个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个人层面看：

和一位知识青年朋友交谈，他给我讲述这些历史时思路清晰，没有怨恨，只是讲完后，眼神飘过我，飘过窗外，飘过高楼大厦，变得迷茫与疏离......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每一个知青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丰富了知青的社会见识，了解到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苦，锻炼了知青的行动能力和承受磨难的能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政治意识的延续，已经习惯于将一种因社会就业无法解决而釆取的类似流放的措施美化为大有作为，并且将这一段历程描绘为每个年轻人奠定人生基础的必经过程。将知识青年放在一个落后的环境中，放在一群落后的人群中进行再教育，将愚昧强加给己经接受了文明的知识青年，这种逆向的教育导致多少知青失去了掌握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机会，而知识的贫脊使其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一位知识青年写到：

写人间烟火，却两手空空；

写平生奔波，却落得满身泥泞；

写岁月长河里逐梦，却 一事无成；

写一路跌跌撞撞，风雨卷走了年少豪情；

写风花雪月的梦，却困意市井；

写孤独仿徨，在现实的铁壁上撞得遍体鳞伤；

写脚印深深浅浅，转身把叹息藏进夜风；

写囊中羞涩，难圆童年无忌的憧憬；

写未竟的承诺，在心中反复刺痛；

写咽下委屈千万种，深夜崩溃却不敢出声；

写一生所求，不过安暖与良人；

写生活的真相，写尽人间沧桑，依然追求着黎明的微光与远方。

这种倾述揭示了当年知识青年的无奈、无望、无助的痛苦心境。

从城市的课堂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生命转折，生命轨迹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篇知青日记写到：

当我们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觉来到农村后，原来的激情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瞬间遭遇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平淡和琐碎，被日复一日地消磨，原有的生命意义似乎片刻间化为青烟。

城市的舒适和乡村的艰苦之差别，城市身份的优越和农村身份的低卑之差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知识青年世界观的形成。

上山下乡的经历，苦难与成长、愧疚与感恩、遗憾与无悔，这些复杂感触交织成知识青年独特的生命叙事，深刻改写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渗透在教育、职业、精神、情感等多个层面，最终塑造了知识青年的生命路径：

在动荡中寻找方向、在苦难中重建人生。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个知识青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反思三：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上山下乡的意义所在？作为疑问，一直盘桓在很多知识青年脑海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不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

是不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

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检验知识青年革命的试金石？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

这些话语在当时看来，是和传统的革命教育同出一辙，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制高点，似乎无可辩驳，由此绑架了每个知识青年，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影响到当年的知识青年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的认识；影响到对知识青年社会存在的底层逻辑的认识；影响到对知识青年回到城市后如何生存发展的认识；影响到社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认识。

多年之后，我们会明显感到，知青的基因里保留着由艰苦磨炼出的自愈力，坚持保持电量，希望沿着走过的路，随时随地可再次出发，成为多数知青的行为特征。

同时，用现在的思想观念解构当时的意义，时代的进步将一代人的思想开始从封闭和麻木中解放出来，卸掉罩在知青头上的神圣的光环，开始从单纯的怀旧和自恋中走出来，开始正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开始用批判性的思维揭示和分析那段历史，去除混沌，拨云见日。

　　反思四：

传统和现代一直在博弈，对人类来说，城市文明代表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应该倒退回农耕文化。因此，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是通过提高农村的物质文明而进一步向城市文明靠拢，而不是逆行。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还处在落后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造性的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如果用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创造知识青年的就业条件显然不具备，用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帮助知识青年认识社会显然只会得到逆效应。

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大的失败原因，也是最大的教训。

　　反思五：

一个国家层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从民意出发，尊重民意、顺应民意。

其中，保护每个人的天性，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多元的人生选择，是衡量一个社会机制是否尊重和保证人权，是否允许每个人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独立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运行轨道。

用强制的手段为知识青年划定了上山下乡作为惟一的人生选择，注定违背知识青年的正当意愿，必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埋下伏笔。

同时，一个国家应该有保证公民教育的相应机制，不能用强制手段剥夺每个知识青年得到科学知识的教育的权利，更不应该用一个统一的、纯政治性的思维模式桎梏知识青年的思想发展，导致他们在发育期没有充分的阳光雨露滋润，导致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今后的健康成长。

这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

如今，多数知识青年回望人生时会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不会再走一遍这条路；但既然走了，这段经历教会我的东西，可能一辈子都有用。”

这种坦然接受、理性反思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是每个知识青年在这段特殊人生轨迹最有价值的思想沉淀。

第四节：历史不能忘却

今年到处都是各种知识青年6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已近古稀之年的知识青年，无论是依旧神采奕奕、意气风发，还是已鬓角染霜、镌刻下岁月痕迹，从四面八方来相聚，兴致勃勃地穿着“国防绿”在唱红歌，跳红卫兵舞，载歌载舞中，将自身置身于一个“高大上”的幻境之中，浸入到自我感动之中，蹭知识青年的流量，刷存在感，似乎那个时代的青春激情依然保留，自己至今的青春依然无悔。

目前，全国很多地方（主要是知识青年当年的所在地）都开设了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而由民间倡议，由官方设立的知识青年纪念馆，通过实物、图片和文字等形式展示知青生活与历史。其中面积规模最大的是黑河知识青年纪念馆。

但是，细细看来，许多知青纪念馆的建立，多是一种心血来潮的应景之作，由于缺乏详实、深刻的内容，也缺乏固定的财力保证，因此多流于形式。譬如说大同市知青纪念馆除了开张那一天热闹外，之后，门可罗雀，稀有游人入内。

而大同市阳和坡的一个依托原来知青点而建的知青文化大院，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现在已经演变成用知青作噱头招揽游客的农家乐了。

　　记忆历史，纪念馆是一种物理载体，但是如果对历史缺乏真实的认识，缺乏深刻的认识，可能只能成为当时语境的再版和浮于表面的杜撰，起的作用只能是用美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抚慰自己的枯竭的心灵。

用纪念活动或纪念馆这些形式回忆当年的知青生活，只能是局限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时期，回忆当时的集体生活，回忆当时的无忧无虑，回忆知青间的友谊，更多的是一种自恋情绪的流露。

自嗨之中，似乎忽略了那个难忘的年代给社会带来的创伤，掩盖了給每个家庭带来的创伤，淡漠了给每个知识青年带来的创伤，忘记了所有的成长都隐藏在自己的伤口中。

走到今天，知识青年当年的青春是无悔还是无奈？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现实中，没有一个知识青年能够真实回答：既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既然青春无悔，为什么没有一个知识青年愿意留在农村扎根呢？

现实中，也没有一个贫下中农能够真实的回答：依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输血，能够真正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吗？

现实中，没有一个父母能够真实的回答：如果再来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当年的知识青年，你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吗？

现有的知青叙事里，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群体苦难史，但每个知识青年的“青春无悔”还是个不断被表白的基调。为此一些学者质疑：“他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的历史事实，焉能不悔？”

那么，“青春无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

“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

“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曾经的知识青年，对于曾经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切，包括与时代、与历史、与社会、与自身的联系，都有自己的记忆和认识，但可能由于缺失心理重建，缺失将知青的个体记忆和知青运动的群体记忆进行区别，因此很多观点和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清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怎样看待，才有可能使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中真正有存续的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是政府行为。知识青年作为一个个体元素，只是其中的被动的参与者，因此需要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怀念知青生活区别开来。

假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战争的对与错，与战士没有责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与错，知识青年不应该承担责任；战争的失败不等于每个战士的失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不等于每个知识青年的失败。

同理，歌颂一个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与歌颂能夠和苦难抗争的知识青年不能同日而语。

曾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于失误而被否定，因此不具备被颂扬和传承的必要性。

而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且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仍然坚韧地努力抗争的知识青年群体却依然可以成为被颂扬的对象。虽然知识青年群体称不上英雄，也不是时代娇子，但是他们的存在，也是可歌可泣的，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页。

之所以出现认知错位，是长期接受的单向化教育结果，导致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已被固化在信息茧房中，将领袖的个人意志当作不可置疑的信条绑架自己，停留在浅层面地回忆自己曾经寄居生活的地方，并且身处悲剧还将悲剧歌颂。

殊不知，知青的记忆不应该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在现实语境中重构的生命叙事。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知青自身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但是在返城后的岁月自，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现实摧毁。

无论是怎样的纪念形式，而“不甘沉沦，勇于向命运抗争”的知识青年精神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值得传承的精华。无论我们用何种色彩描绘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不能掩盖“知青精神”的光辉，而这是所有知识青年用宝贵的年华付出换来的，值得永远铭记和传承。

今天，当我们穿越历史，回看“上山下乡”时的岁月，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还在众说纷纭中，有不少学者亦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囿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囿于先入为主的立场，囿于主流语境的限制，囿于许多历史资料被尘封，囿于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到的相关因素较多，因此分析中可能缺乏完整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最终还没有形成结论性的官方语言。

回忆告诉我们，不是过去的那段时辰美好，而是那时我们还都年轻。不是需要怀念那段时辰，而是要保持记忆不忘。并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青们的共同努力，历史将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出公允的评价。

同时，为了还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貌，为了抢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为了已经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离去的知识青年，为了后来已经陆续离去的当年的知识青年，一种还原真实的历史的使命感驱使我们每个知青跳出自己所在的知青点的狭隘局部，置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景框架下，通过贯穿和解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各个阶段、每段过程进行拆解和链接，并且站在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结合上，用批判性的思维和新的社会评价体系审视、复盘和还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自己、为后代、为一代人、为国家留下我们知识青年自己的编年史。

历史的回声昭示我们，六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由于国家的失误，将每个知识青年裹挟进一场运动中，并且得到了和预期不一样的结果，国家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承认知识青年的苦难遭遇，承认知识青年的历史贡献，站在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国家缺一个对知识青年的道歉。

记住这段历史，每个人会感到责任重大。将真实的历史讲给下一代听，以期历史不会在他们身上重蹈复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