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移民（三）谨以此文献给兵荒马乱年代逃难到陕西的求生者，献给所有的渭北高原上勤劳质朴的煤矿人。

爽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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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招工马村矿

红土坡的风，吹过了十余个春秋。尧山的轮廓在晨雾与晚霞中愈发清晰，红土地上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地成熟，爷爷凿下的土窑洞，在岁月的浸润中愈发温润。当年攥着大伯衣角、在逃难路上蹒跚的孩童，如今已长成了挺拔的青年。父亲的眉眼间褪去了幼时的怯懦，多了几分黄土高原赋予的厚重与坚毅，身板结实，手脚勤快，眼里总闪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穿透了战乱的阴霾，洒在了渭北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尧山脚下，沉睡多年的煤层被唤醒，新兴矿应运而生。铁轨沿着山坳蜿蜒铺展从此，大伯便留在了红土坡，陪着爷爷种地。他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锄头，在红土地上劳作，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冬藏夏耘。他和爷爷一起，把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年的收成都是村里最好的。闲暇时，兄弟几个会回到红土坡，一家人围坐在土窑洞里，聊着各自的生活，看着爷爷脸上满足的笑容，心里满是踏实与温暖。。矿灯像星星一样点亮了深邃的矿井，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寂静，百废待兴的热潮里，矿区急需大量人力，去开采沉睡地下的“乌金”，为新生的国家输送能量。

招工的消息传到红土坡时，村里像炸了锅。男人们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神里满是憧憬与忐忑。对于世代耕种的庄稼人来说，“矿工”是个新鲜又陌生的职业，井下的黑暗与未知让人却步，但稳定的工钱、定量的口粮，又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爷爷蹲在人群外，吧嗒着旱烟，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既盼着孩子们能有个安稳的出路，又怕井下的危险伤了孩子。

父亲那时刚满十七岁，已经是个能顶半边天的壮小伙。他跟着爷爷在田里劳作，手掌磨出了和爷爷一样厚实的老茧，却始终没丢了在郭先生学堂里养成的读书习惯。每晚收工回来，他总会在油灯下翻看郭先生送的旧书，那些泛黄的纸页上，不仅有“仁义礼智信”，更有“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字样，在他心里种下了闯荡世界、建功立业的种子。

“爹，我想去试试。”父亲走到爷爷身边，声音坚定。

爷爷抬起头，看着儿子棱角分明的脸，沉默了许久。他知道，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读书时就比别的孩子较真，干活也从不偷懒。郭先生也曾私下对他说：“老三是块好料，识文断字，又肯吃苦，不该一辈子困在红土坡的田里。”

“井下危险，你可得想清楚。”爷爷的声音里带着担忧。

“爹，新中国成立了，到处都在搞建设，矿上需要人，我年轻，有力气，还识得字，肯定能做好。”父亲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本磨得发亮的课本，“书上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都没忘！记账、读安全规程，我都能行。”

黄土高原的风裹挟着泥土的温润，掠过爷爷沟壑纵横的脸颊。他望着儿子眼中跳动的、那股藏不住的憧憬与热忱，浑浊的眸子里渐渐漫起一层水光，终是缓缓点了点头。

爷爷这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识字，不懂什么大道理，却把日子嚼得通透——如今这窗明几净的安稳，这不用颠沛流离的太平，是脚下的黄土地厚待，更是新中国的暖阳普照。人活一世，知恩当报，他老了，腰杆弯了，可这份感恩的心气没减，便让儿子替他把这份情补上。

他缓缓站起身，粗糙的手掌落在儿子结实的肩膀上，掌心的老茧带着岁月的重量，轻轻拍了拍。声音不高，却字字铿锵，裹着风，也裹着满心的期许：“去吧。到了矿上，凡事多留心，好好干活，别给咱红土坡丢脸，更别辜负了咱西迁移民这一身硬气，别忘了是谁给了咱好日子。”

招工的那天，父亲穿上了爷爷特意为他缝制的新粗布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郭先生也来了，递给父亲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老三，到了矿上，既要好好干活，也要继续读书识字，学些新技术，将来做个有出息的工人。”

父亲接过布包，重重地点头，眼眶有些发热。他对着爷爷和乡亲们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跟着招工的队伍，朝着马村矿的方向走去。红土坡的路，他走了十几年，这一次，脚步格外轻快，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马村矿比父亲想象中更热闹。一排排红砖房整齐排列，食堂里飘着饭菜的香味，矿工们穿着统一的工装，脸上带着疲惫却满足的笑容。父亲被分配到掘进队，跟着老师傅学习打眼、放炮、支护。井下的世界漆黑而狭窄，矿灯的光束在岩壁上晃动，煤尘飞扬，机器轰鸣，刚开始时，父亲常常被震得耳朵发鸣，呛得咳嗽不止，手掌也被工具磨出了血泡。父亲从不叫苦叫累，老师傅教的技术，他一遍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安全规程，他背得滚瓜烂熟，绝不越雷池半步。每天下井前用毛巾裹两个灶上发的馒头，到了午间休息时，毛巾上布满煤灰，漆黑的手垫着毛巾，狼吞虎咽着早上带来的馒头。我曾经问过父亲：“那么脏，怎么吃？”

“脏？”父亲放下碗筷，黝黑的脸上刻着几分执拗，声音带着劳作后的沙哑，“壮劳力在暗无天日的矿下劳动一个早上，汗珠子摔八瓣换口饭吃，哪有功夫挑拣卫生？你没挨过荒年的饿，不知道一个冷馒头，在当年能救一条命！”

从我记事起，家里从没有剩菜剩饭的容身之地。哪怕我们兄妹几个挑食剩下半碗粥、几块菜，父亲即便早已放下碗筷，也会拿起碗，眉头不皱地一口口吃下。那时的我，满心都是不解，甚至打心底里厌恶这份刻在他骨子里的“贫气”——衣服缝了又缝，买菜专挑打折的，电灯能不开就不开，连块香皂都要省着用。我曾红着眼眶指责他的吝啬，细数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节省，可面对我的尖锐，父亲从不多辩，只是搓着粗糙的手，露出一抹憨厚的笑，眼底藏着我读不懂的沉郁。

有一次，他为了省下五角钱的车费，竟顶着烈日步行三十公里去县城。为了让我们能穿上新鞋，他自己的胶鞋磨破了底，垫上几层布依旧舍不得换。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着，又心疼又气恼，既怨他对自己太苛刻，又不懂这份吝啬背后藏着的深情。我曾无数次暗自期盼，能把他这份“穷怕了”的习性彻底改造。

2008年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早已退休，鬓角爬满了白发。当社区号召捐款，他没跟任何人商量，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旧布包，层层打开，取出叠得整整齐齐的500元钱——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零花钱。他推着那辆陪伴了三十多年、车铃都已生锈的自行车，一步步蹬到捐款点。人群中，我望着他佝偻的脊背，像一株被岁月压弯却依旧坚韧的老槐，枯瘦的手指哆哆嗦嗦地将钱递到工作人员手中，眼神里满是郑重，仿佛交出的是自己全部的心意。那一刻，积攒多年的误解轰然崩塌，泪水不受控制地溢满眼眶，模糊了视线。

有一年，我特意带他去西安散心，逛遍了钟鼓楼、大雁塔，看遍了古城墙的落日与灯火。返程时，我笑着问他：“爸，西安美不美？”他点点头，随即又皱起眉，认真地说：“美是美，就是太费钱！以后可别再乱花钱了。”我听着这话，鼻子一酸，笑着答应，心里却翻涌着说不出的滋味。

可每当我们兄妹几个谁家遇着难处，无论是生意投资，还是孩子上学急用钱，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拿出他的工资卡，毫不犹豫地递过来，语气朴实却掷地有声：“拿着，要多少，看看卡里够不够。”

原来，父亲的“吝啬”从来都只对自己。他省下来的每一分钱，每一份节俭，都是藏在岁月里的深情。那些我曾厌恶的“贫气”，不过是他历经苦难后，对生活最郑重的珍惜；那些看似苛刻的节省，背后全是对儿女毫无保留的疼爱。如今再想起父亲的模样，他憨厚的笑容、粗糙的手掌、佝偻的脊背，都化作最滚烫的暖流，在心底久久激荡，让人忍不住湿了眼眶。

说起父亲的小气，就有些刹不住车了，跑题了。还是回到父亲在矿上的日子吧。

因为识文断字，父亲成了队里的“文化人”。工友们的家信、工分账目，都来找他帮忙；矿上组织的扫盲班，他主动当起了教员，利用休息时间教工友们读书写字。他干活勤恳，从不偷懒耍滑，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他总是抢着上；遇到技术难题，他也肯钻研，常常和老师傅们一起琢磨改进方法。

渐渐地，父亲成了队里的骨干，矿上的表彰大会上，总能听到他的名字。第一年，他就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第三年，更是戴上了“劳动模范”的大红花。那朵鲜红的花，别在他的工装胸前，映得他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折好，回红土坡时带上，爷爷而马村矿的煤尘，渐渐染白了父亲的鬓角；矿井下的灯光，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他成了一名真正的老矿工，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这片滋养他的土地，把坚韧、勤劳、感恩的品格，深深传给了我们下一代。总会把奖状贴在土窑洞的墙上，逢人就骄傲地说：“俺家老三，在矿上评劳模了！”

父亲最引以为傲的，是作为劳动模范，有机会去西安的陕西省人民大厦参加表彰大会。出发前，他特意换上了崭新的工作服，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对着镜子照了又照。那是他第一次走出渭北高原，第一次坐上火车，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到了西安，陕西省人民大厦的模样，让父亲瞬间屏住了呼吸。青砖黛瓦的建筑庄重大气，飞檐翘角间透着典雅的韵味，门前的石柱挺拔有力，大厅里的吊灯晶莹剔透，光线洒在光滑的地板上，映出人影。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墙壁上挂着精美的画作，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在父亲眼里，这地方比戏文里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每一处都透着庄严与精致。

开会的几天里，父亲总是格外拘谨，生怕自己的粗布鞋子弄脏了地毯，生怕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合时宜。但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接过奖章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都化作了自豪。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看着主席台上和蔼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干活，不辜负这份荣誉，不辜负国家的培养。

回到矿上后，父亲常常给工友们、给家人讲述人民大厦的模样。他说那吊灯有多亮，地毯有多软，墙壁有多光滑，语气里满是向往与骄傲。“那地方，是咱劳动人民的光荣殿堂！”他总这样说。而“陕西省人民大厦”这几个字，也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梦幻的符号。我常常趴在父亲膝头，听他一遍遍讲述那个“皇宫般”的地方，想象着那里的灯火辉煌，心里满是憧憬，盼着有一天能亲眼看一看。后来我参加工作，第一时间就去了西安，站在陕西省人民大厦前，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建筑，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穿着工作服、带着羞涩与自豪走进这里的身影，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父亲在矿上站稳脚跟的同时，家里的兄弟们也各自有了归宿。二伯性子沉稳，做事细致，郭先生创办的上王中学缺个后勤管理人员，郭先生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二伯接过这份工作，把学校的后勤打理得井井有条，采购物资、修缮房屋、管理食堂，每一件事都做得一丝不苟。他常常说：“郭先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能为他创办的学校做事，是我的福气。”他在学校里一干就是几十年，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校门，心里满是欣慰。

四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调皮机灵的一个。他继承了父亲和二伯的好学，在学堂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恰逢征兵，四叔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穿上军装的那天，他站在土窑洞前，对着爷爷、对着郭先生，对着红土坡的乡亲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坚定。“父亲，我去当兵了，保卫国家，等我立功回来！”他的声音洪亮，回荡在红土坡的山谷里。爷爷看着他挺拔的身影，眼里含着泪水，却笑着点了点头：“好娃，去吧，在部队里好好干，别想家。”四叔的身影渐渐远去，带着红土坡的期盼，奔向了远方的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