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66 年 5 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但由于这场运动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 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其时，我只有11岁，在村里小学读4年级，耳闻目睹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村里的一些事和在壶口完小参与过的一些活动，但这也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只是从一些社会活动中得知的，后很快势如破竹般地在全国很快开展起来。村里的“造反派”组织很快也应运而生，几个四十来岁的中青年，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他们借助村里的高音喇叭，鼓动大家加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接着就以“破四旧”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形式，拉开村里文化大革命序幕。先是将村里建于元代大庙里的彩绘和大队库房里戏装等，当作“四旧”铲除和肆意损坏，后又在村里供销社正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漫画，矛头多指大、小队干部和村里一些乱象，有些漫画特别低俗，不堪入目，引来不少村民围观。 这年夏末的一日，老师忽把我们带到大庙院。这时，院里已聚集了不少人，人声嘈杂，充拆着几分杀气，见俩男人反扭着村里一女人，把她上身与腿压得弓成 90 度，在厢亭与戏台南北之间御道上跑来跑去揪斗，很不人道。后据大人们说，被纠斗的这个女人，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坏分子。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那能鉴别出什么好坏、又怎懂得什么运动不运动的，可老师却把我们硬生生地带到这里来， 呼喊着口号，<span style="font-size:18px;">为文化大革命制造声势或舆论氛围，充当文化大革命″小闯将"。</span></p> <p class="ql-block"> 这年秋天，我升入了壶口完小，校园里张贴有标语、大字报，其中还见有高我两级、署有村里王＊＊的大字报。那时的课程设置，上午第一节课全是“天天读”。 什么是天天读？ 就是读毛主席的红宝书″老三篇″等。 在完小的第一学期，就名副其实地参与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了。 刚开始就是几个同学一组， 打上红旗， 带上一块写有几条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 到壶口村东的桥头上，向路人宣传毛泽东思想。 凡路经这里的行人和车辆驾驶员，必须诵读一条毛主席语录，否则不得通过。 我和班里的王怀根等是一组，他就是壶口村人，个头不高，可干这事很上心，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放过”一个人。 这是长治通往壶关的交通要道，尽管有诸多不当， 但并无任何部门去干预或过问， 使这一活动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同时，学校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公社所属村里或田间地头演出，村里与我一起上学的懒蛋（官名武国庆）还是宣传队成员，有天夜里到南天桥演出，村里还管他们喝了顿面片汤，返回学校时冻得瑟瑟发抖，情急之下钻到了我的被窝里来。</p><p class="ql-block"> 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节奏快，政治性又很强，学校领导为免犯错误，支持运动的开展，在两间大的老师办公室里准备了好些笔墨和草纸，供师生写大字报。 那时我虽仅十多岁，也不知道那里来得底气，一次见老师办公室没有人，竟拖过一张纸来，一分为三裁开，写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贴在了校门口的东侧……其时，学校已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老师、特别是学校领导，整日里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一句话说不对和某一行为有悖于文化大革命运动，随时就有拉出去揪斗的可能。</p> <p class="ql-block"> 这年初冬的一天，忽通知全校师生整队到公社小礼堂去，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干啥，待大家进入会议室时，才知道是揪斗杨忠孝老师。 杨老师曾为我们班代语文课，其中讲到《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段一课时，有板有眼的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杨老师曾在当年的《火花》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或散文，所以对杨老师一直佩服有加。 揪斗会组织者已经忘却了，但两个“小闯将”还记得清楚，是 19 班的王某仓和王某胜，他俩不知是受何人指使和蛊惑，狐假虎威地轮番呼喊着“杨忠孝低头认罪， 抬头示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责令杨老师无休止的低头或仰头， 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在文化大革中，就是谁越能闹腾、越能胡来，谁就是最最革命者。 当时的杨老师被整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没了一点尊严。</p><p class="ql-block"> 文化大革命一直冠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其实好些情况纯属借机造势。 老师还曾带我们参与了公社信用社的夺权。当时信用社仅有 3 名员工，其中包括我院本家根发爷爷。 从当时的夺权现场看，根发爷爷是公社信用社当权者了。 夺权是在原公社老院子里进行，根发爷戴着一顶帽子，含胸低头，胆怯地站在群众的对面。 突然一人从旁高喊：“晋＊＊（根发爷官名），低下狗头！ 把权交出了！ ”根发爷爷懦弱地说：“公章就在春雨那儿（春雨，即信用社员工秦春雨）。 ”信用社夺权根发爷毫发未损，没受什么罪，只是心里有点发怵罢了。</p> <p class="ql-block"> 不长时间，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那时串联主体就是大中学校师生。 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发现学校上、下院里，多处用石块压着传单，拿在手里一看全明白了，老师丢下学生全去串联去了，课全部停了，全校仅留下两个老师看着学校这个摊子，同学们像一个个丧家之犬似的， 何去何从没人管了， 我两年的完小学业就这样荒废了，心里既失落又无奈。</p><p class="ql-block"> 回来村里后，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依然高涨，往水口上晋＊＊家跑了好几趟。 他是“红字号”一个头脑人物，目的是想找他加入红卫兵组织，弄个“红卫兵“袖章戴，因为这样象征着自己跟得毛主席最紧，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小将。 没过多久，我还真如愿以偿地戴上”红卫兵“袖章，在村里两派斗争的场合还晃悠过。 那时因为年少， 很大程度是为满足一种心理好奇， 并未去参与什么实质性活动。(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