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名古今（上）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单名，即由单个汉字构成的人名，如李白名“白”、杜甫名“甫”，是中国姓名文化中一道绵延不绝的风景。从商周史册中的帝王将相，到今日户籍登记中的普通民众，单名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单名的悠久生命力，首先源于“名”最初的社会功能。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在文字尚未普及的部落时代，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群体中。白天辨识依靠形貌，而入夜之后，则需通过口头发声来亮明身份，单字名发音简洁、易于记忆，最能满足这一日常呼唤的实用需求。

（甲骨文、帛书、竹简与铜鼎）

其次，早期文字载体的昂贵成本，王公贵族的名字得以传世，依赖的是契刻于甲骨、范铸于青铜或书写于简帛。这些材料的获取与制作极为不易，在如此珍贵的记录空间中，单名无疑是最经济的选择。

历史中充满偶然。据说孔子写《春秋》的时候，把鲁国贵族“仲孙何忌”写成了“仲孙忌”（此人复姓“仲孙”，何忌是他的名字）。这本来是孔子的笔误，但战国时期的孔子追随者公羊高（复姓“公羊”名“高”）认为圣人一言九鼎不会有错，是故意“讥（嘲笑）二名”，因为“二名非礼也”。单名的盛行，这一偶然事件的作用非同小可。

此外，盛行于古代的避讳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单名的流行。与某些文化中重复使用先辈名字以示纪念的传承逻辑不同，中国传统更强调“为尊者讳”，即通过回避名字来表达敬意、区分尊卑。在这种注重“秩序”的语境下，单名因其所需避讳的字数较少，显著降低了社会交往与文书书写中触犯禁忌的风险。

（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王朝，共历554年（约前1600–前1046），传17代31王。其前期屡次迁都，至第20位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王朝自此进入持续254年的稳定时期，史称“殷商”。此后第23位商王武丁开创“武丁中兴”，国力达至鼎盛。纵观商朝，汤王开国、盘庚定鼎、武丁中兴、纣王亡国，四位君主共同勾勒出王朝的兴衰轨迹。）

有据可考的人名传统，可上溯至殷商甲骨文。商代王室成员几乎清一色采用单名，如商王盘庚、武丁及其配偶妇好。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用以标识宗族血缘的“姓氏”制度尚未形成，其命名多呈现“美称/亲称＋私名”的复合结构：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奠定商代后期基业，“盘”为其功绩称号，“庚”为私名；武丁开疆拓土、国势鼎盛，“武”彰示其赫赫战功，“丁”为私名；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位女军事统帅，“妇”为亲属称谓，“好”为其私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夫人-好”。

商代31位王中，除汤以外，其余30位私名均取自天干，这一命名传统在周代仍延续可见。

周代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姓氏的普及。在这一背景下，人名的构成由商代“美称/亲称+私名”的模式，正式转变为“姓氏+私名”的稳定结构。尽管姓名框架发生了变革，但单名的核心传统却被完整继承并进一步强化，成为宗法礼制下贵族身份的显著标志。

（秦汉帝王一览表）

（秦始皇将此前的避讳习俗发展为强化皇权的制度。他因自己名“政”，下令将农历“正月”改称为“端月”；又因其父庄襄王名“子楚”，故将“楚国”改称为“荆国”。）

在秦汉时期，单字名的传统不仅被全盘继承，更呈现出较先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巩固态势。从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单名在统治阶层中已近乎不二选择。

这一现象的极致化，与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戏剧色彩的关键人物——王莽——紧密相关。他推行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与废奴等超前于时代的改革，被后世戏称为“穿越者”皇帝。然而颇具反差的是，这位在经济领域锐意创新的改革者，却在文化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颁布了影响深远的“去二名”令，亦称“二名之禁”，将使用双字名视作不合礼法之举。为强化政令权威，王莽将其孙“王会宗”改为单名“王宗”，而后者在谋反事败后，又被恢复双名作为惩罚，使双名在当时被赋予某种负面意涵。

（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是研究三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其中所列440（一说454）位人物，单名占98%。）

王莽建立的新朝虽如昙花一现，但其推行的“去二名”政策却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该政策凭借《公羊传》误传的孔子“二名非礼说”，与日益严格的避讳制度对姓名简洁性的要求相契合，由一项强制性政令逐渐演变为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的文化规范。其影响不仅贯穿整个东汉时期，更在纷争不息的三国时代达到顶峰，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单名使用最为集中的阶段。尽管随着后世宗族制度的完善和字辈的普及，双名逐渐成为主流，但王莽“去二名”政策仍以其对单名传统的强化作用，成为其改制中最具持久力的一项文化遗存。

（西晋时期4位皇帝均为单名。）

（东晋11位皇帝，最后两位司马德宗、司马德文使用双名。）

单名在西晋时期还被严格执行。然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命名史迎来重要转折。延续数百年的单名传统首次出现结构性松动，双名开始真正兴起，其动力主要来自士族社会的内在演进、宗教文化传播及南北政治格局的分化。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达于鼎盛。随着世家大族人口繁衍、规模不断扩大，仅凭单名已难以清晰标识成员世系与血缘关系。为应对这一挑战，士族开始在命名中探索新的世系标识方法。

陈郡谢氏的取名方式经历了从相对松散的“共用偏旁”（如谢琬、谢琰兄弟皆从“玉”旁，谢综、谢约兄弟皆从“丝”旁），逐步发展为更加明确、系统的“共用字”（如谢灵运、谢灵佑共用“灵”字，谢惠连、谢惠宣共用“惠”字）。谢道韫、谢道荣姐妹共用的“道”字，亦属此类。

（陈郡谢氏命名方式变化一览）

这种在同辈命名中引入共同标识元素的实践，本质上是宗法组织化程度加深在命名制度上的体现。它不仅有效解决了大宗族内部的世系区分难题，更开创性地为后世“姓氏 + 字辈 + 私名”的双名结构奠定了实物基础，展现了六朝士族为维系门第秩序所进行的制度化探索。

（资料来源：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

天师道（五斗米道）在士族阶层的传播，带来命名习俗的重大变革。信徒通过在名末加“之”字作为宗教标识，形成特殊命名传统：琅琊王氏连续五代45位男性名字带“之”字，如王羲之、王献之、王靖之。以“之”立名的门阀士族还有东海徐氏（徐羡之、徐湛之）、范阳祖氏（祖冲之）、琅琊颜氏（靖之、延之）等。

这种命名方式突破传统避讳限制，父子同用“之”字，体现了宗教身份认同对命名习俗的深刻影响。

（五斗米教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由东汉道教领袖张道陵创立，因入教需交五斗米而得此俗称，以符水治病、诚信不欺和独特的组织体系为特点。而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天师道世家之一。）

南北政权在命名上呈现鲜明对比，反映了不同的正统性建构策略。

北朝除东魏元善见及西魏元宝炬两位过渡性皇帝外，其余22位皇帝与东晋皇室一脉相承，清一色地用单名，体现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通过采纳儒家最古典的礼制来确立自身华夏正统的地位，其汉化政策甚至包括将复姓改为单姓（如拓跋改元）。

相比之下，南朝自萧齐以降，16位皇帝中，双名者占9席，超过一半，反映了南方政权在文化上更具开放性和创新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单名的礼法禁忌。

（南北朝将相大臣使用单名数据比较）

居于权力顶峰的将相大臣群体，其命名习惯清晰地折射出单名传统所遭遇的冲击。根据清代学者万斯同《南朝将相大臣年表》及《北史》相关记载的分析，南北朝呈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北朝将相大臣中，单名使用者已降至约75%。尽管仍占主流，但相较此前近乎一统的格局已显松动。相比之下，南朝的情形则更具颠覆性，约75% 的将相大臣已在使用双名，标志着单名在此地的统治地位已被逆转。

当然，历史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命名习俗的演变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