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花落尽是归途

林积才

昨夜梦回故里，梦见了老家汤家洼的四奶奶。她坐在门前那棵老枣树下，腰间系着一条洗得发硬的黑布围裙，手里拄着一根细长的竹竿，像是在赶鸡，又像是在清点岁月。树上挂满了白花花的枣子，青中透黄，压弯了枝头，阳光一照，晃得人眼馋。可我站在远处，不敢靠近，只觉那一树的果实，竟像是凝结的霜雪，冷得让人心颤。

四奶奶姓秦，因在家中排行第四，村里老少都唤她“四奶奶”，我也便跟着叫。她个子不高，脸盘宽厚，眉目间总含着一丝温软的笑意，一生与人为善，从没见她与谁争过一句嘴、红过一次脸。她是那种你走过她家门口，她会笑着问“吃饭了没”的人，声音低缓，像秋日的风拂过田埂。

她只有一个儿子，便是我口中的“扣大爷”。听长辈讲，扣大爷十三岁便娶了亲，新婚夜里竟在婚床上尿了床，闹得满村哄笑，成了经年不衰的笑话。他念过几年书，后来在生产队当会计，识得账本，写得一手工整小楷，也算有几分体面。可这人有个致命的毛病——贪酒。酒一入喉，性情便变，时而号啕大哭，时而撒泼打闹，摔碗砸凳，鸡飞狗跳。四奶奶便在这喧嚣中慌忙赶去，低眉顺眼地向四邻赔不是，再费力地将醉醺醺的儿子搀回家。

回到家，四奶奶不责骂，也不落泪，只默默端来一碗红糖水，兑上几滴白醋，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像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的夜晚，是她年复一年的劫难。她总在儿子出门前轻声叮嘱：“少喝点吧，伤身子。”可话音未落，人已不见踪影。她便独自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小路，等来的，往往是一场熟悉的闹剧。

四奶奶有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大孙女玲子，与我同龄。小学毕业便回家务农，后来嫁给了同村的春子，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虽清苦，倒也安稳。谁料春子性情暴戾，动辄拳脚相向。一场家常琐事，竟成了压垮玲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一时想不开，喝下农药，走了，年仅二十六岁。

她的坟在村外公路边，孤零零的一座小土堆，坟头荒草丛生。每次回老家，车一过那路口，我的心就像被什么狠狠攥住，喘不过气来。

玲子走了，扣大爷的媳妇受不住打击，精神一日日溃散，终至疯癫。她整日喃喃自语，认不得人，也认不得家。家中顶梁柱，塌了两根。剩下的，只剩四奶奶一人。

可她没有倒。她咬着牙，把最后的指望，全押在了小孙子“金子”身上。她种地、喂猪、省吃俭用，把每一粒米、每一分钱都掰开算计。金子也争气，考上了合肥中医学校，毕业后留在城里，做了医药和医疗器材的代理，听说赚了大钱，在合肥买了房，娶了妻，生了子，日子红火得让人眼热。

孙子有出息了，便接她去城里享福。可四奶奶死活不去。“城里房子太高，一层叠一层，像鸽子笼，憋得慌。”她笑着摆手，“还是咱农村好，空气清，地头宽，走哪儿都自在。”

她守着老屋，守着那片熟悉的土地，守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根。

前年回老家，听人说，金子出事了。他做的代理涉了法，牵连不小，人被带走了。消息传回那天，四奶奶正坐在枣树下剥豆子，一听之下，手一抖，豆子撒了一地，人当场昏了过去。

自那以后，她常去玲子的坟前，一坐就是半天，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有时哭，有时笑，像在跟孙女诉苦，又像在问她：这命，怎么就这么苦？

不久，她便一病不起，再没下过床。四奶奶一生历经磨难：儿子不成器，孙女早逝，儿媳疯癫，可她都挺过来了。她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土里，任风吹雨打，始终不倒。可唯独这个孙子，是她熬尽岁月换来的光亮，是她苦海中的灯塔。

如今灯灭了，她的心也就空了。她走的那晚，喊了一夜的“金子”。声音微弱，却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痛，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牵挂，都喊进黑夜。

村里人说，她是被孙子压垮的。她家三代单传，丈夫、儿子、孙子，都是独苗。她用一生护着这根血脉，像护着一盏将熄的灯，添油、挡风、呵气暖着。可到最后，那火苗还是灭了。

她也跟着走了。走的那天，老屋门前的枣子树正落着叶子，一片一片，轻轻盖在泥地上，像她没说出口的一声声叹息。

枣花落尽，人归黄土。可那树，年年还会开花，年年还会结果。只是再没人坐在树下，笑着看你眼馋，再没人端来红糖水，哄醉酒的儿子入睡。

四奶奶，走了。可她的影子，还在汤家洼的风里，在每一粒落进泥土的枣子里，在每一个不敢提起却又无法忘记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