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篇文章，是用语体写成，还是以文言著就，大抵一望可知，虽其间偶有模糊地带，难以截然划分。若欲寻一简明标准以辨二者，或可如此言之：凡能耳听而通其意者，乃语体也；非赖目视细加揣摩则不能解者，斯为文言。此非仅形式之别，实关乎语言与思维、书写与听闻之间深层关系之分野。</p> <p class="ql-block">文言究竟为何物？或谓其乃古代口语之忠实记录，或以为不过人为构造之书面语，由历代文人共相缔造而成。此二说皆有其理，亦皆有所偏。盖“文言”一词，所涵甚广，横跨三千余载，自甲骨铭辞至于近世章奏，时代既殊，体式亦异：或典雅深奥，如《尚书》之诰命；或浅近平实，类《论语》之问答。故不可一概而论，必当溯其源流，察其演变，方得其真义。</p> <p class="ql-block">世间未有亦不可能有全然脱离口语根基之书写语言。文言固非纯粹人造之物，然亦不似某一特定时代口语之如实摹写——正如今之剧作小说往往直录当下言谈，虽其间成语迭出，然整体仍具口语神韵。文言则不然，它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提炼凝练而成的一种超越日常言语的表达方式，既源于口语，又高于口语，成为一种精炼、典雅、富于节奏与修辞之美的书面传统。</p> <p class="ql-block">在纷繁多样的文言体式之中，我们特提出一种，谓之“正统文言”。此即晚周诸子、两汉史传之文，以及唐宋以降古文家所追摹之作。此类文章初出之时，或与当时口语相去不远，尚在耳可听解之域。然语言流转不息，个体生命中或难察觉，百年积累，终致巨变。五百年间，积微成著，前后世代之人，言语隔阂，几至难以相通。于是文言渐成独立系统，与口语分道扬镳。</p> <p class="ql-block">至于书面语，若随口语同趋共变，则亦当面目全非。然若后人刻意仿古，力求步趋前贤，则其变迁甚缓，虽不能绝然不变，然大体格局得以延续。正统文言正是在这种崇古摹古、代代相承之中，逐渐凝定为一种相对稳定、独立于口语之外的书写传统。它不仅是语言的遗存，更是文化精神的载体，承载着士人之理想、史家之笔法、哲思之深邃。</p> <p class="ql-block">除了正统文言，我们一方面有更古奥、更富方言色彩的甲骨文、金文和《尚书》中的篇章，另一方面又有后起而更为雕琢、离口语更远的辞赋骈文之类。另有一类，则或多或少容纳口语成分，如部分书信、官文书、笔记小说乃至翻译文章，虽未成主流，却已见语体萌芽。此种种体式，共同构成文言世界的多元图景。</p> <p class="ql-block">唐朝以后，渐有更接近口语的文体兴起——如部分诗歌与词作，以及禅僧与道学家的语录。至宋之评话小说，几近语体文之雏形；元以来之戏曲，虽整体为文言与语体混杂之特殊文体，然其说白部分已相当纯粹地采用当时口语。此类语体文章长期不受文学正统重视，仅被视为游戏笔墨。直至新文化运动勃兴，方由附庸蔚为大国，终渐取代文言，成为现代通行之应用文体。</p> <p class="ql-block">二</p>
<p class="ql-block">为何他族鲜有类似我华夏之“文言”？盖文言之形成，非仅出于读书人崇古之心理，更有其物质基础——汉字。若用标音文字，笔语势必随口语而迁变，难以久存旧体。汉字则不然，具有一字多音、音随世易之特性。各时代之人，可依当时读音诵同一字。譬如“耳”，古音近n´zi，今读为ěr，虽音异而形同，意义贯通。若当初依音拼写，则今人读古籍将如听异语。</p> <p class="ql-block">然“耳”字仅写一形，古今皆可识解，纵读音变迁，其义不坠。现代人读“耳”而知为“耳朵”，虽口语已增“朵”字，然单字仍足表意。多写一字，徒增烦劳，人有惰性，能省则省。何况昔时“朵”字如何书写，或亦曾有争议。一字能达，何必繁复？于是“耳”字沿用不替，成为跨越时空之符号桥梁。</p> <p class="ql-block">“耳”乃难易适中之例。亦有如“目”者，古音ngan或yen，与今音mù全无关联，然字形依旧可识；更有如“牛”“马”“鱼”等字，古今音义皆通，形声相贯。正是凭借汉字这一超音超时之书写系统，再辅以人类固有之惰性与崇古心理，文言得以脱离口语流变，独立发展，绵延不绝。然其应用之困，亦随口语剧变而日益凸显。尤当今日，生活激荡，新物新理层出不穷，欲以不变之文言应万变之世情，实难为继。于是语体代兴，势所必然，非惟文体之更易，实乃时代精神之转向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