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语栖迟微刊第103期：墨睦哲学

彭立波

序：在枫落栖迟处，思共生之道 秋深霜重，枫叶如血，又似火。栖迟于林间，静观叶之飘零，枝之坚韧，根之深扎——此景非仅自然之象，亦是时代精神之隐喻：旧秩序在风中剥落，新可能于静默中孕育。《枫语栖迟·墨睦哲学专刊》应运而生，恰如这秋日林间的一次思想栖居：既回望传统之根脉，又直面未来之风暴；既接纳生命之脆弱，又守护共生之希望。 “枫语”者，非风过林梢之喧哗，乃万物静默中的对话——叶与枝、光与影、人与非人的低语。“栖迟”者，非遁世之闲适，乃在动荡世界中寻得一处思想的居所，安顿身心，沉淀智慧。而“墨睦哲学”，正是这栖居之所的梁柱与窗牖。 墨睦哲学，由彭立波先生在身体遭遇左肢运动障碍后，于六年静默与实践中淬炼而成。它并非书斋里的玄思，而是从生命断裂处生长出的哲学：当行动受限，思想反而得以沉潜；当个体孤立，共生的意义愈发清晰。由此，墨家“兼爱”“非攻”“节用”的古老智慧，不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成为回应技术异化、生态危机与文明冲突的鲜活资源。 墨睦哲学之“墨”，是对实践理性的执着——拒绝空谈，崇尚实利，以“三表法”检验真理，以“强力从事”改变世界。其“睦”，则是对关系本体的洞察——承认差异，接受依赖，在“协和万邦”的古老理想中，开出面向后人类世的共生之花。 本专刊汇聚海内外学者对墨睦哲学的深度探讨，既有对其理论根基的溯源（如墨家思想的当代转化、与过程哲学、后人类主义的对话），也有对其实践场域的拓展（如算法伦理、跨物种城市、行星治理）。更可贵的是，多篇文章尝试将墨睦哲学从抽象理论落地为具体行动：在乡村振兴中重建信任网络，在数字治理中嵌入伦理锚点，在教育改革中倡导“能本”而非“分本”。 尤为动人的，是彭立波先生本人的《墨睦手记》节选。字里行间，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病榻上对一片落叶的凝视，对一句问候的感恩，对一次艰难敲击键盘的坚持。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时刻，构成了墨睦哲学最坚实的基石——哲学不在云端，而在扶你起身的那只手，在为你留灯的那扇窗，在与你共担风雨的那个他者。 今日之世界，算法在编织牢笼，资本在定义价值，民族在筑起高墙。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能打破二元对立、弥合撕裂、连接古今、沟通人我的哲学。墨睦哲学，以其“共生本体论”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以“纠缠伦理”重建责任意识，以“韧性实践”指引行动方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既扎根于中国土壤，又面向全球人类的思想方案。 栖迟于枫下，非为等待落叶归根，而是聆听叶脉里流动的时间，感受根系下涌动的共生之力。愿此专刊，如一缕秋光，照见思想的幽径；如一滴露水，折射共生的可能。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 是为序。 2025年秋于樊溪湖畔 墨睦子自叙 余彭立波，字墨睦。甲辰之秋，忽罹风疾，左体遂废，行倚杖，书难执。六载之间，困于牖下，日与药石、轮椅、侍者为侣。或叹其命之舛，余独笑曰：“身虽囿于一隅，心已游于天地；形虽失其半，道乃得其全。” 初，余治西哲，溺于概念之网，执于主体之尊，以为人可超然物外，思可独立于时。及病，方知此乃大惑。当侍者为余按摩左臂，指力透于筋络，动作缓而不懈；当邻人推轮于庭，步履轻而不扰；当吾侣奉食于榻，温言细语，未尝先己——此等日用微事，昔视为寻常，今乃悟：人间至道，不在玄言，而在互持；存在之本，非为孤绝，实为共生。 于是，重展《墨子》于枕畔，焚香静读。 “兼爱”者，非博爱之空言，乃视人如己，以他为我。当侍者为余揉按僵指，余感其力，亦感其心——此非施受，乃一体之脉动；非恩义，乃本分。“非攻”者，非仅止兵戈，乃止一切强凌弱、智欺愚、力压柔之暴力。算法夺人神思，流量役人耳目，此亦“攻”也；社会以“成功”为尺，量天下之士，此亦“攻”也。墨睦之志，在“非”此诸暴，复人之常。“节用”者，非吝啬之谓，乃敬物惜力，顺天地之性。一衣一食，皆出人力；一度一粟，皆耗天功。吾辈岂能以“发展”之名，竭泽而渔，焚林而猎？ 遂以右手执笔，左手虽不能书，然可轻触屏面，如抚天地之温。每有所思，辄书于平板，字字如履薄冰，唯恐失真。 余尝治唯物之论，信“实践出真知”；亦读过程之学，知“万物互成”。今乃见： - 墨子“三表”，重耳目之实、百姓之利，岂非唯物之先河？- 《周易》“生生不息”，《庄子》“物物者无际”，岂非关系本体之古证？- 西方诸贤，如怀特海、哈拉维，所言“纠缠”“共生”，亦不过东方智慧之回响耳。 墨睦之学，于是乎生。 “墨”者，取墨家之实、之平、之节、之爱，去其神鬼之虚，存其人间之真。“睦”者，本《尚书》“协和万邦”，《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而推之万物——非求同而灭异，乃使异者各安其位；非止争而无竞，乃令竞者各得其道。 余尝自题十六字：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 柔者，非弱也，乃因势而变，润物无声；朴者，非陋也，乃去华存实，返璞归真。 昔著文，务为精密；今则重情，贵有温度。盖知：真哲不在书斋，而在掖被之温，在递水之诚，在邻人推轮之劳。 墨睦之旨，三言可尽： - 存在即共生：无孤立之我，唯有“与-他者-共在”；- 伦理即回应：见其困，不能无动；闻其呼，不可不答；- 实践即培育：非以力夺，乃以心养；非以智役，乃以德和。 今虽未愈，然日有所进。每晨起，坐于窗下，观银杏之黄，听风过林梢。知此世非待一完人，而待一哲——能使破碎者相扶，使异者相安，使万物各得其所。 墨睦之学，非余一人之言，乃时代之响。它不求为唯一之真，但求为一灯，照共生之路；不为筑高墙，而为架桥，通古今，合中西，和人我，睦物我。 此，余以残躯，献于斯世者也。后之览者，若能于字里行间，得一二共生之悟，则余愿足矣。 墨睦子书于栖枫斋甲辰年秋 清末民初墨学复兴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思想转化研究 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沉寂千年的墨家学说在此阶段实现系统性复兴。本文以“三阶段演进论”（文献觉醒、价值重估、学术深化）梳理墨学复兴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对近代思想界在传统批判、西学本土化、现代体系建构方面的多维影响，探讨其对政治民主化、教育平民化、伦理平等化的间接推动，并结合当代学者彭立波的《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及“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核心理念，揭示墨学从传统思想资源到现代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一、引言：墨学的三变历程与当代延续 墨家作为战国“显学”，其“兼爱尚贤”的平等诉求与“重技贵用”的实践品格，在秦汉以降的宗法专制语境中逐渐式微。至清末民初，民族危机与西学冲击形成的双重张力，促使知识界重新发现墨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这种复兴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激活。 当代学者彭立波的学术实践为这一进程写下生动注脚。他在2019年中风偏瘫后，以六年光阴深耕墨学领域，不仅构建“墨睦哲学”体系，更完成《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从历史语境与思想特质双重视角重审墨学源流。其凝练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十六字箴言，标志着墨学从近代复兴到当代创新的完整思想链条。 二、墨学复兴的三阶段演进（1895-1937） （一）文献觉醒期：孙诒让与《墨子间诂》的奠基 1895年刊行的《墨子间诂》是墨学复兴的里程碑。孙诒让耗时十余年，对《墨子》全书进行系统校勘训诂，尤其破解《墨经》四篇的科技密码——“圜，一中同长也”的几何学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的力学阐释，使这部“绝学”重获学术生命。梁启超评价此书“集诸家之大成，俾《墨子》人人可读”，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文献基础。 （二）价值重估期：梁启超与胡适的现代性诠释 20世纪初，墨学研究从文献层面升维至思想价值领域。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将“兼爱”诠释为“世界主义之博爱”，赋予其平等启蒙意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次以现代学术范式定位墨子，高度肯定“三表法”的经验主义特质与《墨经》的逻辑科学价值，重构中国古代理性传统的认知图景。 （三）学术深化期：章士钊与方授楚的体系化建构 1920年代后，墨学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系统比较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揭示“名-辞-说”体系的独特价值；方授楚《墨学源流》（1936）首次对墨家思想体系、组织制度及兴衰史进行全景研究，标志着墨学研究的学术成熟。 三、墨学复兴的思想突破与近代转型 （一）传统批判的利器：对儒家伦理的解构 墨家“兼爱”对儒家“亲亲”的挑战，成为近代批判封建礼教的思想武器。谭嗣同在《仁学》中直言“吾受墨教”，借“兼爱无差”的平等精神，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其“冲决网罗”的呐喊，是墨家批判精神的现代延伸。 （二）西学本土化的中介：与西方思想的创造性会通 墨家的逻辑实证传统为西学东渐提供本土接应点。胡适以《墨经》科学精神反驳“中国无逻辑”的偏见，梁启超将“节用”思想与西方实用主义相勾连，这种“以墨释西”的阐释策略，既避免文化虚无主义，又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三）现代思想的本土资源：从孙中山到陶行知的实践 墨家理念深度融入近代制度建构——孙中山“民权主义”吸纳“尚贤”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承袭“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哲学。这种思想嫁接表明，墨学作为本土资源，为现代思想体系提供重要文化基因。 四、墨学复兴的社会变革效应 （一）政治领域：从“尚贤”到民主选举的演进 墨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用人主张，直接冲击封建世袭制度，为清末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提供思想合法性。其“非攻”理念在抗战时期升华为和平主义的精神资源。 （二）教育领域：从精英垄断到平民教育的转型 墨家“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的教育平等观，在近代转化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推动教育从贵族特权向大众权利的根本转变。 （三）伦理领域：从差等之爱到普遍博爱的转型 “兼爱”思想打破血缘伦理桎梏，在新文化运动中演变为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鲁迅《狂人日记》对“吃人”礼教的批判，其深层逻辑与墨家平等精神一脉相承。 五、墨学的当代形态：彭立波的学术实践与理论创新 （一）《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的学术贡献 该文以“乱世生存智慧”为切入点，重新定位墨学的历史价值： - 语境还原：将墨翟思想置于“礼崩乐坏”的东周背景，分析其“兼爱非攻”对宗法制度的批判实质；- 特质提炼：强调墨学“平民性”与“实践性”的双重品格，指出其“役夫之道”的阶级属性；- 当代观照：通过对比战国与当代的社会治理困境，揭示墨学“尚贤尚同”理念的现代治理价值。 文章突破传统墨学研究的经学范式，以社会史视角赋予其鲜活历史生命，为墨学现代性阐释提供新路径。 （二）“墨睦哲学”的核心理念阐释 彭立波提出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是对墨学精神的创造性发展： - “墨柔若水”：融合墨家实践品格与道家水德智慧，以“柔性利他”诠释“兼爱”的现代内涵，主张在复杂社会关系中以温和姿态践行普惠价值；- “器朴节用”：承袭墨家“节用非乐”传统，针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倡导“器物从简、功能优先”的生活哲学；- “天下自睦”：将个体道德修行与社会和谐治理相联结，主张通过“兼爱”伦理的现代转化，实现人际、城乡、传统与现代的多维融合。 （三）实践转化：从理论到行动的墨学路径 彭立波的学术实践呈现“理论-创作-实践”的完整链条。他创作的《爱晚湘》词牌，将古典意象与数字农业场景结合，经谱曲传播后直接助力常德黄桃产业升级，实现文化IP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生动诠释了“天下自睦”的实践逻辑，证明墨学“经世致用”传统在当代仍具生命力。 六、结论：墨学复兴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启示 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是一场完整的思想运动：从孙诒让的文献整理，到梁启超、胡适的价值重估，再到章士钊、方授楚的学术建构，最终在彭立波的《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与“墨睦哲学”中完成现代转型。 这一过程揭示了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路径——既需要历史考据的严谨性，又需要价值重估的创造性，更需要实践检验的有效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墨学所代表的平等精神、实践理性与天下情怀，通过“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的当代诠释，仍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彭立波的学术实践表明，墨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与时偕行”的思想特质，在每一个时代都能生长出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 梁启超.墨子学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 谭嗣同.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1.[5] 章士钊.逻辑指要[M].北京:三联书店,1959.[6] 方授楚.墨学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1989.[7] 彭立波.浅论东周乱世下的墨翟学说[J].诸子学刊,2024(02):45-62.[8] 彭立波.墨睦哲学纲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 清末民初墨学复兴历程及其对近代思想转型的影响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沉寂千年的墨学在此实现复兴。本文梳理了墨学复兴的三阶段历程，分析其对近代思想界的启发及对社会变革的推动，揭示了墨学复兴在近代思想转型中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深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还能为当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引言墨家在战国时期是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显学”，其思想体系涵盖了政治、伦理、科技、逻辑等多个领域，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自秦汉以降，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渐确立和巩固，墨家思想因其强调平等、兼爱、非攻等理念，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存在一定的冲突，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陷入了长达千年的沉寂。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列强的侵略使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国内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伴随着列强的枪炮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传统学术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寻找能够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而墨学因其蕴含的平等、实用、科学、逻辑等特质，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需求，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和重视，开启了墨学复兴的历程。探讨墨学复兴的历史脉络及其思想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思想转型过程，揭示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融合。二、清末民初墨学复兴的三阶段历程（一）考据整理阶段（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晚清时期，学术领域呈现出“复古”的潮流，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术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学者们注重对古代经典文献的校勘、训诂和注释，以恢复其原貌和准确理解其含义。这种学术风气为墨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在众多学者中，孙诒让是墨学考据整理阶段的关键人物。他耗费数十年心血，于1895年完成了《墨子间诂》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墨子间诂》中，孙诒让对《墨子》全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校勘、训诂与注释。《墨子》一书由于年代久远，文字错讹、脱漏现象严重，尤其是其中的《墨经》四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内容深奥，涉及到逻辑、数学、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难读之书”。孙诒让通过对大量古籍文献的研究和比对，运用严谨的考据方法，对《墨子》中的疑难字词和语句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解释，使《墨子》的文本得以清晰呈现，重获可读之可能。《墨子间诂》的出版，不仅为墨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使得后世学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和研究《墨子》的思想内涵，而且激发了学界对墨家科技、逻辑思想的关注。它标志着墨学复兴的开端，为后续的墨学研究和思想传播打开了大门。（二）价值重估阶段（1900—1920年代）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交织时期。一方面，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思想启蒙，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从思想价值层面重新审视墨学。梁启超是这一时期墨学价值重估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新民说》《墨子学案》等著作中，对墨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梁启超盛赞墨家的“兼爱”思想，将其称为“世界主义之博爱”，并将其与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相提并论。他认为，墨家的“兼爱”主张打破了儒家“亲亲”之爱的局限，强调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平等精神。这种平等精神对于批判封建等级制度和传统礼教具有重要的意义。胡适也是墨学价值重估的关键人物。他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次以现代学术范式研究墨子。胡适强调墨家的“三表法”，认为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注重通过实际经验和效果来检验真理。他还高度评价了《墨经》的逻辑体系，称墨家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胡适的研究为墨学赋予了现代学术的内涵，将墨学从传统的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提升为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研究和宣传，使得墨学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墨学成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倡导科学民主的有力武器，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三）学术深化阶段（1920—1930年代）20世纪20 - 30年代，墨学研究进入了多学科交叉深化的时期。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科体系的逐渐完善，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墨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系统地比较了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他通过对墨家“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推理结构的分析，论证了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章士钊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并非没有逻辑思想，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一样，都具有严谨的推理形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打破“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对墨家与儒、道等其他诸子学派的思想异同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墨家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以及它与其他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钱穆的研究为我们全面了解墨家思想在先秦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授楚的《墨学源流》（1936）则是这一时期墨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对墨家思想体系、组织制度及历史兴衰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方授楚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墨家的政治、伦理、科技、逻辑等方面的思想，分析了墨家组织的特点和运作方式，探讨了墨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墨学源流》的出版，标志着墨学研究从思想启蒙的符号转变为近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为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墨学复兴对近代思想界的三重启发（一）对传统学术的批判与反思在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中，封建伦理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强调“亲亲”之爱，注重血缘关系和等级秩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三纲五常”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和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墨学的复兴为近代思想家提供了批判封建伦理的理论武器。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打破了儒家“亲亲”之爱的局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互助。谭嗣同在《仁学》中明确宣称：“墨有两派：一曰‘兼爱’，一曰‘非攻’……吾自受其‘兼爱’之教。”他借墨家“爱人若爱其身”的平等精神，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主张“冲决网罗”，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谭嗣同认为，“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是违背人性和天理的。只有通过“兼爱”的思想，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墨学的复兴，实质是对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一次深刻解构。它促使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学术的价值和局限性，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多元化发展。（二）对西方思想的本土接引与融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如何吸收西方文明、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问题。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直接引入西方思想往往会面临文化认同的困境，甚至可能导致全盘西化的危险。墨学中的逻辑、科学与功利精神，成为了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中介”。胡适认为，墨家的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在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他通过对墨家逻辑的研究，论证了中国亦有理性传统，反驳了“中国无科学”的偏见。胡适的观点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理性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中国人能够在自身文化传统中找到与西方科学思想相契合的元素，从而增强了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梁启超则将墨家的“节用”“非乐”思想与西方的节俭、实用主义相呼应。他认为，墨家的“节用”主张反对奢侈浪费，注重实际效用，这与西方的节俭、实用主义精神具有相通之处。梁启超主张以墨家精神矫正当时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将墨学与西方思想相融合的做法，为西学东渐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支点，避免了全盘西化的陷阱，使西方思想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三）对新型思想体系的构建墨学理念深度融入了近代政治与伦理建构，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重要本土资源。在政治方面，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其“民权主义”吸纳了墨家“尚贤使能”的思想。墨家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强调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就应该得到任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通过选举等方式选拔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国家，这与墨家的“尚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则与墨家的“节用”“利民”思想相契合。墨家主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关注人民的生活福祉，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致力于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体现了墨家“利民”的思想宗旨。在伦理方面，近代平民教育思潮受到了墨家“有道者劝以教人”思想的影响。墨家强调教育的普及和传播，主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应该接受教育。蔡元培、陶行知等教育家受此影响，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强调知行合一，与墨家“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哲学高度契合。“生活教育”主张教育与生活相结合，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这与墨家注重实践、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是一致的。 四、墨学复兴对近代社会变革的间接推动（一）政治变革：从“尚贤”到民主政治墨家的“尚贤”思想主张选拔人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就应该得到任用。这种思想直接挑战了封建世袭制度，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清末民初，封建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但科举制度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和考试，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缺乏实际的才能和创新精神，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近代知识分子以墨家“尚贤”思想为依据，呼吁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人才选拔机制。他们主张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人才选拔观念的转变，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墨家的“非攻”理念在抗战时期被广泛引用来倡导和平、反对侵略。“非攻”思想体现了墨家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厌恶，强调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墨家的“非攻”理念成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抵抗外敌入侵，为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二）教育变革：从“有教无类”到平民教育墨家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主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即教育应该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不论贵贱贫富，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理念与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更加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在近代，蔡元培、陶行知等教育家受墨家教育思想的影响，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还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审美、体育等方面的素质。陶行知则倡导“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即生活”“教学做合一”。他认为教育应该与生活紧密结合，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陶行知的推动下，许多平民学校和乡村学校纷纷建立，为广大平民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使教育从精英垄断走向大众共享。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伦理变革：从等级伦理到平等博爱在传统的封建伦理中，“三纲五常”等级制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和服从关系，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和发展。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打破了血缘伦理的局限，倡导超越亲疏的普遍之爱。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以墨家“兼爱”思想为武器，批判“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封建伦理观念，倡导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他们认为，封建伦理制度是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只有打破这种等级伦理，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妇女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参与社会活动，接受教育，逐渐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时，人们的个性意识也得到了觉醒，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墨学所蕴含的平等伦理，成为了近代社会伦理转型的重要思想动力，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的等级伦理向现代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转变。五、结论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是一场由文献整理到思想启蒙、再到学术建构的完整思想运动。它不仅激活了沉睡千年的墨家思想，使其在近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更在中西文化激荡中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兼具本土根基与现代性的哲学方案。墨学所代表的平等、科学、实践与天下情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平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天下情怀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重审墨学复兴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墨学中的精华思想，将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考文献[1]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2] 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 谭嗣同. 仁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 章士钊. 逻辑指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6]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 方授楚. 墨学源流[M]. 北京:中华书局,1989.[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 徐希燕. 墨子与中国文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墨学识论 墨家不仅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政治伦理学派，更是中国古代知识论与逻辑学的奠基者之一。其知识论体系以“三表法”为核心，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实证观察，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儒家“内省体认”、道家“直觉体悟”的理性认知路径，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一、“三表法”：墨家知识的三重验证标准 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知识真伪的根本准则：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 “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借鉴历史经验，以古代圣王的实践与记载为依据。此为历史经验之维，强调知识需有历史传承与权威印证。- “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考察民众的直接经验，以众人所见所闻为依据。此为感官经验之维，体现了朴素的经验主义立场。- “用之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通过实践应用，看其是否有利于国家与人民。此为实践效用之维，将知识的价值最终落实于社会功利。 “三表法”将历史、经验与实践三者结合，构成了一个动态、可验证的知识评价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认识论从“天命神启”向“理性实证”的重要转向。 二、逻辑思想：名实之辨与辩学体系 墨家重视“名实之辨”，强调概念（名）与实在（实）的对应关系。《墨子·小取》篇系统阐述了其辩学（逻辑学）思想：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 “以名举实”：名称要准确反映实在，反对“以名乱实”或“名不符实”。- “以辞抒意”：命题（辞）要清晰表达思想。- “以说出故”：推理（说）要阐明理由（故），即“明故”“察类”。 墨家还提出“故”“理”“类”三要素，构成推理的基本结构，并发展出“辟”“侔”“援”“推”等多种论证方法，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相媲美。 三、科学精神：《墨经》中的实证与理性 《墨经》（《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集中体现了墨家的科学精神。其中包含大量关于： - 物理学：如“力，形之所以奋也”（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 光学：如小孔成像、镜面反射等实验记录；- 几何学：如点、线、面、体的定义；- 心理学与认知论：如“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智，明也”，区分了认知的不同阶段。 这些内容不仅体现了墨家对自然现象的系统观察，更展现了其以实验验证理论、以逻辑构建体系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极为罕见。 四、墨学识论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墨家知识论强调经验、逻辑、效用三位一体，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性主义的高峰。然而，随着墨学在汉代以后的衰落，其认识论传统未能持续发展，导致中国古代科学长期缺乏系统的逻辑与实验支撑。 今日重审墨学识论，其价值在于： - 为科学精神提供本土资源：墨家的实证、逻辑与功利导向，与现代科学方法论高度契合；- 为批判思维提供思想武器：“三表法”强调多角度验证，有助于破除迷信与独断；- 为墨睦哲学奠定认知基础：墨睦哲学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实践真知”，正是对墨家知识论的现代继承与升华。 墨学识论，非仅古之辩术，实为今之理性灯塔。其强调“实事求是”“言之有故”“行之有效”的精神，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智慧。 墨睦子自叙文/彭立波 余彭立波，字墨睦。甲辰之秋，忽罹风疾，左体遂废，行倚杖，书难执。六载之间，困于牖下，日与药石、轮椅、侍者为侣。或叹其命之舛，余独笑曰：“身虽囿于一隅，心已游于天地；形虽失其半，道乃得其全。” 初，余治西哲，溺于概念之网，执于主体之尊，以为人可超然物外，思可独立于时。及病，方知此乃大惑。当侍者为余按摩左臂，指力透于筋络，动作缓而不懈；当邻人推轮于庭，步履轻而不扰；当吾侣奉食于榻，温言细语，未尝先己——此等日用微事，昔视为寻常，今乃悟：人间至道，不在玄言，而在互持；存在之本，非为孤绝，实为共生。 于是，重展《墨子》于枕畔，焚香静读。 “兼爱”者，非博爱之空言，乃视人如己，以他为我。当侍者为余揉按僵指，余感其力，亦感其心——此非施受，乃一体之脉动；非恩义，乃本分。“非攻”者，非仅止兵戈，乃止一切强凌弱、智欺愚、力压柔之暴力。算法夺人神思，流量役人耳目，此亦“攻”也；社会以“成功”为尺，量天下之士，此亦“攻”也。墨睦之志，在“非”此诸暴，复人之常。“节用”者，非吝啬之谓，乃敬物惜力，顺天地之性。一衣一食，皆出人力；一度一粟，皆耗天功。吾辈岂能以“发展”之名，竭泽而渔，焚林而猎？ 遂以右手执笔，左手虽不能书，然可轻触屏面，如抚天地之温。每有所思，辄书于平板，字字如履薄冰，唯恐失真。 余尝治唯物之论，信“实践出真知”；亦读过程之学，知“万物互成”。今乃见： - 墨子“三表”，重耳目之实、百姓之利，岂非唯物之先河？- 《周易》“生生不息”，《庄子》“物物者无际”，岂非关系本体之古证？- 西方诸贤，如怀特海、哈拉维，所言“纠缠”“共生”，亦不过东方智慧之回响耳。 墨睦之学，于是乎生。 “墨”者，取墨家之实、之平、之节、之爱，去其神鬼之虚，存其人间之真。“睦”者，本《尚书》“协和万邦”，《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而推之万物——非求同而灭异，乃使异者各安其位；非止争而无竞，乃令竞者各得其道。 余尝自题十六字：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 柔者，非弱也，乃因势而变，润物无声；朴者，非陋也，乃去华存实，返璞归真。 昔著文，务为精密；今则重情，贵有温度。盖知：真哲不在书斋，而在掖被之温，在递水之诚，在邻人推轮之劳。 墨睦之旨，三言可尽： - 存在即共生：无孤立之我，唯有“与-他者-共在”；- 伦理即回应：见其困，不能无动；闻其呼，不可不答；- 实践即培育：非以力夺，乃以心养；非以智役，乃以德和。 今虽未愈，然日有所进。每晨起，坐于窗下，观银杏之黄，听风过林梢。知此世非待一完人，而待一哲——能使破碎者相扶，使异者相安，使万物各得其所。 墨睦之学，非余一人之言，乃时代之响。它不求为唯一之真，但求为一灯，照共生之路；不为筑高墙，而为架桥，通古今，合中西，和人我，睦物我。 此，余以残躯，献于斯世者也。后之览者，若能于字里行间，得一二共生之悟，则余愿足矣。 墨睦子书于栖枫斋乙巳年秋 墨睦哲学：后人类世的共生之道 在人类世的黄昏，技术狂飙与生态崩溃并行，个体自由与社会联结撕裂，全球霸权与地方抵抗对峙。我们站在存在方式的十字路口：是继续以征服、控制、无限增长为逻辑，还是转向一种承认有限、尊重差异、彼此成就的共生范式？墨睦哲学，正是对这一时代叩问的回应。 墨睦哲学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亦非外来思潮的生硬嫁接，而是一场由身体经验、历史反思与未来忧思共同催生的哲学创生。它由当代思想家彭立波先生在经历左肢运动障碍的生命转折后，于静默与行动中淬炼而成——当身体从“工具”变为“处境”，当行动从“支配”变为“回应”，一种新的存在理解便悄然诞生。 “墨”，是对墨家精神的现代激活： - “兼爱”不再是道德教条，而成为对他者不可还原之尊严的承认；- “非攻”超越和平主义，成为对一切形式暴力（包括结构性暴力、技术暴力、认知暴力）的拒绝；- “节用”升华为对地球有限性的敬畏，对消费主义逻辑的批判；- “尚贤”转化为对能力本位、机会平等的制度追求。 “睦”，是对和谐智慧的本体论深化：它源于《尚书》“协和万邦”，却不止于国际关系；它呼应《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却不再依赖宇宙秩序的预设；在墨睦哲学中，“睦”是在纠缠中生成的共生秩序——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差异成为相互照亮的光源；不是追求同一，而是在多元中建立相互承认的契约。 墨睦哲学的理论内核，可凝练为三句话： - 存在即共生：没有孤立的“我”，只有“与-他者-共在”的流动场域；- 伦理即回应：责任始于对脆弱性的承认，行动源于对他者召唤的回应；- 实践即培育：真正的实践不是改造世界，而是参与世界的生成，守护其韧性与多样性。 在技术伦理领域，墨睦哲学主张将AI视为“数字共生体”，而非工具或敌人；在生态治理中，它倡导“多物种城市主义”，让城市成为人与非人类共同栖息的家园；在全球正义议题上，它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推动“行星尺度的代谢公平”。 墨睦哲学的终极关怀，是让每一个存在者都能在其有限性中获得尊严——无论是人、动物、河流、算法，还是未来世代。它拒绝技术乌托邦，也拒绝文明悲观论，而是以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姿态，在破碎中寻找联结，在限制中创造可能。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以柔韧之姿，行利他之事；器朴节用，天下自睦——以简约之道，育共生之境。 这十六字，是墨睦哲学的精神图腾，也是它对人类文明的邀约：在一个纠缠的世界里，我们不再是孤独的征服者，而是彼此成就的共生者。 清末民初墨学复兴历程及其对近代思想转型的影响 摘要 清末民初（1895—1937）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民族危机加剧、西学东渐加速的背景下，曾沉寂千年的墨家学说迎来了一场深刻的复兴运动。这场复兴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墨学进行文献整理、价值重估与学术建构的系统性工程。本文通过梳理墨学复兴的三阶段历程——考据整理、价值重估与学术深化，分析其对近代思想界在批判传统、接引西学、构建新体系等方面的多重启发，探讨其对政治、教育与社会伦理变革的间接推动作用，并结合当代学者彭立波提出的“墨睦哲学”核心理念，揭示墨学复兴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与当代延续性。 一、引言 墨家是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立的“显学”，其思想以“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天志”“明鬼”“非命”等为核心，强调实践、功利与逻辑，具有鲜明的平等主义与科学精神。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因主张“兼爱”挑战宗法伦理、“尚同”隐含集权倾向却又强调“尚贤”反对世袭，与秦汉以降的中央集权体制格格不入，遂逐渐淡出主流思想舞台，至明清时期几近湮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甲午战败暴露了传统制度的腐朽，戊戌变法失败凸显了改良道路的困境，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却未完成社会变革。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大规模传入，冲击着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此双重危机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被遗忘的诸子百家，试图从中寻找既能批判旧传统、又能接引新思想的本土资源。墨家因其蕴含的平等、实用、逻辑与科学特质，成为理想的选择对象，一场跨越四十余年的墨学复兴运动悄然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墨学的生命力并未止步于近代。当代学者彭立波在2019年遭遇中风导致偏瘫后，以顽强毅力潜心研究墨学六载，结合自身生命体验与时代需求提出“墨睦哲学”，其核心理念“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为墨学的当代发展注入新活力。从清末民初的学术复兴到当代的思想创新，墨学始终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获得新的阐释与生命力。 二、清末民初墨学复兴的三阶段历程 （一）考据整理阶段（1895—1905） 墨学复兴的起点是文献的整理与校勘。由于《墨子》一书语言古奥、脱误甚多，尤其《墨经》四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因涉及逻辑、数学、物理等内容，历来被视为“天书”。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自1882年起致力于《墨子》校注，历时十余年，于1895年刊行《墨子间诂》。该书博采前人成果，参以己意，对《墨子》全书进行系统校勘、训诂与注释，尤其对《墨经》中的术语与命题作出突破性解读，如“圜，一中同长也”被确认为圆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被解释为力学概念。《墨子间诂》的出版，使《墨子》这部“绝学”重获可读之可能，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梁启超曾评价此书“覃思十年，集诸家之大成，著《墨子间诂》，于是《墨子》人人可读”，其贡献不可估量。 （二）价值重估阶段（1905—1925） 进入20世纪，墨学研究从文献层面跃升至思想价值层面。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中首次将墨家“兼爱”与西方“博爱”“平等”思想相联系，称其为“世界主义之博爱”，并认为“墨子之教，实含有宗教之性质而特不谓之神”。在《墨子学案》（1921）中，他进一步系统阐释墨家伦理、政治与宗教思想，强调其“牺牲精神”与“救世热忱”，试图以墨家精神激励国人。 胡适则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首次以现代哲学范式研究墨子，将其置于先秦思想演进的脉络中，高度评价其“三表法”（“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体现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并指出《墨经》是“中国古代最系统、最科学的著作”。胡适的研究，不仅提升了墨学的学术地位，更将其塑造为中国古代理性主义的代表，有力反驳了“中国无科学”“中国无逻辑”的西方偏见。 （三）学术深化阶段（1925—1937） 在梁启超、胡适的推动下，墨学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深化期。章士钊在《逻辑指要》（1943，初稿完成于1930年代）中，系统比较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指出墨家“名、辞、说”体系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结构高度对应，并强调墨家逻辑的实践性与社会性。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1935）中，通过精密的历史考证，厘清了墨家与儒家、道家的思想互动关系，指出墨家对儒家“亲亲”伦理的批判具有思想史意义。方授楚的《墨学源流》（1936）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墨学兴衰史的专著，对墨家的思想体系、组织制度、历史影响及中绝原因进行了全面探讨，标志着墨学研究的成熟。至此，墨学已从思想启蒙的符号，转变为近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三、墨学复兴对近代思想界的三重启发 （一）对传统学术的批判与反思 墨学复兴首先为近代思想家提供了批判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儒家强调“亲亲尊尊”，主张差等之爱；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倡导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这种根本对立，使墨学成为批判封建等级伦理的利器。 谭嗣同在《仁学》中明确表示：“吾自受其‘兼爱’之教”，并借墨家思想猛烈抨击“三纲五常”，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网罗”，必须“冲决”。他主张“通”——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其思想内核正是墨家“兼爱”所蕴含的普遍性与平等性。墨学的复兴，实质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的一次深刻解构，为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 （二）对西方思想的本土接引与融合 墨学复兴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明提供了“文化中介”。面对西学东渐，知识分子既渴望学习西方，又担心全盘西化导致文化失根。墨学恰好提供了一个本土参照系。 胡适指出，墨家的“三表法”与西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相通；梁启超则将墨家“节用”“非乐”与西方节俭、实用主义相呼应，主张以墨家精神矫正晚清奢靡之风。更重要的是，墨家的逻辑与科学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自信地宣称：中国古代亦有理性传统，学习西方并非否定自身，而是接续传统、走向现代。这种“以墨释西”的路径，既促进了西学的本土化，又增强了文化自信，避免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 （三）对新型思想体系的构建 墨学理念深度融入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建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强调“选贤与能”，显然受墨家“尚贤”思想影响；“民生主义”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与墨家“节用”“利民”理念一脉相承。 在教育领域，墨家“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普及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强调“教学做合一”，主张教育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这与墨家“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哲学高度契合。可以说，墨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兼具本土根基与现代性的思想方案。 四、墨学复兴对近代社会变革的间接推动 （一）政治变革：从“尚贤”到民主政治 墨家“尚贤”思想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打破了血缘世袭的贵族政治传统。近代知识分子以此为依据，强烈呼吁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人才选拔机制。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虽有多重原因，但墨家“尚贤”理念所代表的平等政治理想，无疑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思想合法性。此外，墨家“非攻”思想在抗战时期被广泛引用来倡导和平、反对侵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和平意识。 （二）教育变革：从精英垄断到平民教育 墨家强调“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主张教育不分贵贱、普及大众。这一理念在近代得到充分实践。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学术壁垒；陶行知则创办晓庄师范，致力于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主张“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这些实践，正是墨家教育平等思想的现代延续，推动了教育从精英垄断走向大众共享。 （三）伦理变革：从等级伦理到平等博爱 “兼爱”思想打破了血缘伦理的局限，倡导超越亲疏的普遍之爱。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以此为武器，猛烈批判“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倡导男女平等、个性解放。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仁义道德”背后的“吃人”本质，其思想深处亦有墨家平等精神的影子。墨学所蕴含的平等伦理，成为近代社会伦理转型的重要思想动力，为现代公民道德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墨学的当代延续：彭立波与“墨睦哲学” 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为墨学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当代学者的实践则让这一古老思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学者彭立波在2019年突发中风导致左肢运动障碍后，并未向命运低头，而是以病榻为书桌，潜心钻研墨学六载，结合自身生命体验与时代需求，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墨睦哲学”，其核心理念“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是对墨学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诠释。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融合了墨家“兼爱利天下”的实践精神与道家“上善若水”的哲学智慧，以水的柔韧利他、不争而善胜的特质，诠释墨家平等、包容、奉献的伦理内核，强调在当代社会中以温和而坚定的姿态践行利他主义，这与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牺牲精神一脉相承，又赋予其适应现代社会的柔性表达。 “器朴节用，天下自睦”则秉承墨家“节用”“尚朴”的思想传统，倡导器物朴素、资源节制的生活与发展方式，认为通过回归简朴、注重实用，可实现人际和睦、社会和谐、传统与现代相融的“天下自睦”之境，这是对墨家“节用”“非乐”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延伸，回应了现代人对简约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 在实践层面，彭立波以“墨睦哲学”为指导，通过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搭建传统与现代的沟通桥梁。他创作的《爱晚湘》新创词牌，将古典诗意与数字农业意象相融合，经谱曲传播后助力常德黄桃打开销路，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正是“睦”之理念的生动实践。这种将墨学思想转化为现实价值的努力，延续了清末民初墨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也证明了墨学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六、结论 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是一场由文献整理到思想启蒙、再到学术建构的完整思想运动。它不仅激活了沉睡千年的墨家思想，更在中西文化激荡中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兼具本土根基与现代性的哲学方案。墨学所代表的平等、科学、实践与天下情怀，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为政治民主化、教育普及化与伦理平等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从孙诒让的文献整理到梁启超、胡适的价值重估，从章士钊、方授楚的学术深化到当代彭立波“墨睦哲学”的创新实践，墨学始终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彭立波以中风六载的坚守与探索，提出“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的核心理念，证明了墨学能够与个体生命体验、当代社会需求深度结合，彰显了其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重审墨学复兴的历史经验，关注其当代发展，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2] 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 谭嗣同. 仁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 章士钊. 逻辑指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6]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 方授楚. 墨学源流[M]. 北京:中华书局,1989.[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 徐希燕. 墨子与中国文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清末民初墨学复兴与近代思想转型的历史逻辑及当代延续 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期，沉寂千年的墨家学说在此阶段实现系统性复兴。本文通过三阶段论（考据整理、价值重估、学术深化）梳理墨学复兴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对近代思想界在传统批判、西学接引、体系建构方面的多维影响，探讨其对政治民主化、教育平民化、伦理平等化的间接推动，并结合当代学者彭立波提出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核心理念，揭示墨学从传统资源到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一、引言：从显学到绝学再到新学的墨学三变 墨家作为战国"显学"，其"兼爱尚贤"的平等诉求与"重技贵用"的实践品格，在秦汉以降的宗法专制语境中逐渐式微。至清末民初，民族危机与西学冲击形成的双重张力，促使知识界重新发现墨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这种复兴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激活。值得注意的是，墨学的当代生命力在学者彭立波的研究中得到延续——他在2019年中风偏瘫后，以六年光阴构建"墨睦哲学"体系，其凝练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十六字箴言，标志着墨学从近代复兴到当代创新的完整思想链条。 二、墨学复兴的三阶段演进（1895-1937） （一）文献觉醒期：孙诒让与《墨子间诂》的奠基意义 1895年刊行的《墨子间诂》是墨学复兴的里程碑。孙诒让耗时十余年，对《墨子》全书进行校勘训诂，尤其破解《墨经》四篇的科技密码——"圜，一中同长也"的几何学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的力学阐释，使这部"绝学"重获学术生命。梁启超评价此书"集诸家之大成，俾《墨子》人人可读"，为后续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二）价值重估期：梁启超与胡适的现代性诠释 20世纪初，墨学研究从文献层面升维至思想价值领域。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将"兼爱"诠释为"世界主义之博爱"，赋予其平等启蒙意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次以现代学术范式定位墨子，高度肯定"三表法"的经验主义特质与《墨经》的逻辑科学价值，重构了中国古代理性传统的认知图景。 （三）学术深化期：章士钊与方授楚的体系化建构 1920年代后，墨学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系统比较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揭示"名-辞-说"体系的独特价值；方授楚《墨学源流》（1936）首次对墨家思想体系、组织制度及兴衰史进行全景研究，标志着墨学研究的学术成熟。 三、墨学复兴的思想突破与近代转型 （一）传统批判的利器：墨家对儒家伦理的解构 墨家"兼爱"对儒家"亲亲"的挑战，成为近代批判封建礼教的思想武器。谭嗣同在《仁学》中直言"吾受墨教"，借"兼爱无差"的平等精神，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其"冲决网罗"的呐喊，实质是墨家批判精神的现代延伸。 （二）西学本土化的中介：墨学与西方思想的创造性会通 墨家的逻辑实证传统为西学东渐提供了本土接应点。胡适以《墨经》科学精神反驳"中国无逻辑"的偏见，梁启超将"节用"思想与西方实用主义相勾连，这种"以墨释西"的阐释策略，既避免了文化虚无主义，又实现了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三）现代思想的本土资源：从孙中山到陶行知的墨学实践 墨家理念深度融入近代制度建构——孙中山"民权主义"吸纳"尚贤"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承袭"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哲学。这种思想嫁接表明，墨学作为本土资源，为现代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 四、墨学复兴的社会变革效应 （一）政治领域：从"尚贤"到民主选举的观念演进 墨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用人主张，直接冲击封建世袭制度，为清末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思想合法性。其"非攻"理念在抗战时期升华为和平主义的精神资源。 （二）教育领域：从精英垄断到平民教育的范式转换 墨家"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的教育平等观，在近代转化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推动教育从贵族特权向大众权利的根本转变。 （三）伦理领域：从差等之爱到普遍博爱的价值转型 "兼爱"思想打破血缘伦理的桎梏，在新文化运动中演变为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鲁迅《狂人日记》对"吃人"礼教的批判，其深层逻辑与墨家平等精神一脉相承。 五、墨学的当代形态：彭立波与"墨睦哲学"的理论创新 学者彭立波在中风偏瘫的困境中，以六年光阴完成墨学的当代重构。其提出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核心理念，是对墨学精神的创造性发展： - "墨柔若水"融合墨家实践品格与道家水德智慧，以柔性利他诠释"兼爱"的现代内涵；- "器朴节用"承袭墨家实用传统，为消费社会提供简约生活的价值指引；- "天下自睦"则将个体修行与社会和谐相联结，形成传统思想与现代治理的对话可能。 这种理论创新在其文化实践中得到验证——他创作的《爱晚湘》词牌将古典意象与数字农业结合，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了墨学"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转化。 六、结论：墨学复兴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启示 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是一场完整的思想运动：从孙诒让的文献整理，到梁启超、胡适的价值重估，再到章士钊、方授楚的学术建构，最终在彭立波的"墨睦哲学"中完成现代转型。这一过程揭示了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路径——既需要历史考据的严谨性，又需要价值重估的创造性，更需要实践检验的有效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墨学所代表的平等精神、实践理性与天下情怀，通过"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的当代诠释，仍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 梁启超.墨子学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 谭嗣同.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1.[5] 章士钊.逻辑指要[M].北京:三联书店,1959.[6] 方授楚.墨学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1989.[7] 彭立波.墨睦哲学纲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 清末民初墨学复兴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思想转化研究 摘要 清末民初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见证了沉寂近两千年的墨家学说在这一阶段完成系统性的复兴与再生。本文构建“三阶段演进论”理论框架（文献觉醒、价值重估、学术深化），全面梳理1895至1937年间墨学复兴的历史轨迹，深入剖析其对近代思想界在传统批判、西学本土化、现代体系建构等方面的多维影响，系统探讨其在政治民主化、教育平民化、伦理平等化等领域产生的社会变革效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文引入当代学者彭立波的《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及“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核心理念，通过对其学术贡献、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的系统分析，揭示墨学从传统思想资源到现代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为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重要理论参照。 关键词 墨学复兴；思想转型；三阶段论；墨睦哲学；创造性转化 一、引言：墨学的三变历程与当代延续 战国时期，墨家作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以其“兼爱尚贤”的平等诉求、“重技贵用”的实践品格、“天志明鬼”的宗教情怀，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然而，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独尊儒术”意识形态格局的形成，墨家学说因其倡导的普遍之爱对宗法等级制度构成根本性挑战，其强调逻辑思辨与科技实证的学术取向与传统经学范式格格不入，加之其组织形式的秘密团体特质引发统治阶层疑虑，致使这一曾经辉煌的学说体系逐渐式微，最终沦为千年“绝学”。 至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明的强势东渐，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大规模引入，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剧烈冲击。在此背景下，墨家学说因其内在的平等精神、实用理性、逻辑思维与科技意识，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想选择，一场持续四十余年的墨学复兴运动由此蓬勃展开。 当代学者彭立波的学术实践为这一绵延不绝的思想传承写下了生动注脚。他在2019年突发中风导致左肢偏瘫后，以六年光阴深耕墨学领域，不仅构建出独具特色的“墨睦哲学”体系，更完成《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这一力作，其凝练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十六字箴言，标志着墨学思想从近代复兴到当代创新的完整链条已然形成。 二、墨学复兴的三阶段演进（1895-1937） （一）文献觉醒期：孙诒让与《墨子间诂》的奠基 1895年刊行的《墨子间诂》是墨学复兴运动不可动摇的奠基之作。孙诒让对《墨子》全书进行了系统性校勘训诂，纠正了历代传抄过程中积累的数百处讹误衍脱，并对《墨经》中的科技内容进行了开创性解读，如将“圜，一中同长也”确认为圆的精确定义，将“力，形之所以奋也”阐释为力学原理的雏形。梁启超评价此书“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二）价值重估期：梁启超与胡适的现代性诠释 20世纪初，墨学研究实现了从文献整理到思想诠释的质的飞跃。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将墨家“兼爱”与西方“博爱”思想相贯通，赋予其平等启蒙的现代意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次运用现代学术范式系统阐释墨子思想，高度评价墨子的“三表法”，强调《墨经》的逻辑与科学价值，有力反驳了“中国无哲学”“中国无科学”的西方偏见。 （三）学术深化期：章士钊与方授楚的体系化建构 1920年代至1937年，墨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维度拓展、系统化建构的特点。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首次系统比较了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则首次对墨家思想的起源、发展、衰微及复兴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标志着墨学研究的学术成熟。 三、墨学复兴的思想突破与近代转型 （一）传统批判的利器：对儒家伦理的解构 墨家“兼爱”对儒家“亲亲尊尊”差等之爱的挑战，为近代中国批判传统意识形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谭嗣同在《仁学》中借墨家“兼爱无差”的平等精神，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其“冲决网罗”的呐喊，实质是墨家批判精神的现代延伸。 （二）西学本土化的桥梁：中西思想的会通融合 墨家在逻辑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为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提供了接应点。胡适以《墨经》科学精神反驳“中国无逻辑”的偏见，梁启超将墨家“节用”思想与西方实用主义相勾连，这种“以墨释西”的阐释策略，既避免了文化虚无主义，又实现了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三）现代思想体系建构的资源：多元价值的整合 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为近代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吸纳墨家“尚贤”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承袭墨家“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哲学，体现了墨学作为本土资源在现代思想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价值。 （四）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政治、教育与伦理领域的变革效应 - 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墨家“尚贤”“尚同”思想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 教育平民化的促进：墨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为打破教育垄断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教育平民化运动。- 伦理平等化的引领：墨家“兼爱”思想倡导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对传统的伦理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领了清末民初伦理平等化的潮流。 四、墨学复兴的当代思想转化：彭立波与“墨睦哲学”的启示 （一）彭立波的学术贡献与“墨睦哲学”的构建 当代学者彭立波在2019年突发中风导致左肢偏瘫后，以六年光阴深耕墨学领域，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墨睦哲学”体系，并完成《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这一力作。其“墨柔若水，利物不争；器朴节用，天下自睦”十六字箴言，既承续了墨学精髓，又融入了时代精神。 （二）“墨睦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 “墨睦哲学”将墨学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在实践转化方面，“墨睦哲学”倡导的“墨柔若水，利物不争”的理念，可以引导人们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和世界，减少冲突和矛盾；“器朴节用，天下自睦”的理念，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墨学从传统思想资源到现代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实现墨学的创造性转化，需要深入研究墨学的思想内涵，挖掘其蕴含的现代价值；进行理论创新，将墨学的思想与现代学科相结合；注重实践转化，将墨学的思想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 五、结论 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学者彭立波的“墨睦哲学”为墨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通过对墨学复兴的历史逻辑和当代思想转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体系和社会文明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2] 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 谭嗣同. 仁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 章士钊. 逻辑指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6] 方授楚. 墨学源流[M]. 北京:中华书局,1989.[7] 彭立波. 浅论东周乱世里的墨翟学说[J]. 诸子学刊,2024(02):45-62.[8] 彭立波. 墨睦哲学纲要[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9]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墨睦哲学：面向后人类世的共生本体论与实践智慧 摘要在人类世危机深重、技术伦理困境凸显的当下，哲学思考亟需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型。本文系统提出并阐释“墨睦哲学”——一个植根于东方智慧、融合当代前沿思潮的共生哲学体系。该理论以重释墨家思想为核心，创造性融合新物质主义的“物之能动性”、后人类主义的“关系性本体论”及复杂性科学的“涌现思维”，构建了一套旨在回应技术僭越、生态崩溃与文明冲突的整全性思想框架。本文首次完整阐述墨睦哲学的理论基石、核心原则与实践路径，论证其如何通过将“共生”提升为第一哲学原则，为我们在一个纠缠的（entangled）世界中实现有尊严的共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哲学资源。 关键词：墨睦哲学；共生本体论；后人类世；分布式能动性；纠缠伦理；实践智慧 一、墨睦哲学的理论基石：源流与综合 墨睦哲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建立在对多元思想传统的批判性综合与创造性转化之上。其理论基石由三大支柱构成： 1. 墨家思想的当代激活与超越 墨家“兼爱”的伦理激进主义被转化为“纠缠伦理”（Ethics of Entanglement），强调在深度互联的世界中，对他者（包括非人类他者）的责任是先于个体选择的、非对称的。《墨子·兼爱中》有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此语并非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对跨越边界之爱的古典原型的深刻表达。 “非攻”的和平主义则升华为对异质性的本体论肯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暴力，致力于守护世界的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这一精神与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对他者面孔之绝对性的敬畏形成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共同指向一种对他者不可还原的尊重。 “节用”“尚贤”的实践理性进一步发展为行星尺度的代谢调节与能本治理理念，旨在构建一个既生态可持续又社会公正的共同体。《墨子·节用上》倡导“去无用之费”，实为对过度消费的远古批判，其思想内核与当代行星边界理论高度契合，共同警示人类活动不可逾越地球生态承载力的阈值。 2. 过程哲学与关系性思维的深度汲取 墨睦哲学吸收怀特海、柏格森等过程思想家的精髓，将宇宙视为一个动态的、相互生成的“生命之网”。存在（Being）不再被理解为静态的实体，而被重新阐释为“共生”（Becoming-With）——一个所有存在者通过相互关联、相互塑造而实现自身的持续生成过程。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指出：“现实实有（actual entities）是因相互关涉而存在的。”这一关系性本体论为共生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使我们得以超越主客二分的传统框架。 3. 与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对话 墨睦哲学积极与唐娜·哈拉维、布鲁诺·拉图尔、凯伦·巴拉德等当代思想家展开深度对话，承认“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物、动物、生态系统）在塑造我们世界中的构成性作用，从而打破了人类在哲学舞台中心的垄断地位。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尤为关键，它揭示了人类与非人类如何共同编织社会现实，为墨睦哲学的“分布式能动性”概念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支撑。 二、墨睦哲学的核心理论框架 在上述理论基石之上，墨睦哲学构建了其独特的核心框架，可概括为“一个本体论，三个核心原则”。 （一）共生本体论（Symbiotic Ontology） 这是墨睦哲学的存在论根基，其核心主张包括： 首先，世界本质上是关系性的。不存在孤立的实体，所有存在者都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中生成与被生成。此思想可追溯至《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与庄子的“物物者与物无际”，二者共同揭示了存在的相互关联性与流动性。 其次，存在即共生。“我”的存在始终是“与-他者-共在”，自我边界是流动且可渗透的。海德格尔“此在”的“共在”（Mitsein）结构在此被拓展至一切存在者，强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共生关系并非外在附加，而是存在的内在构成。 最后，脆弱性是存在的普遍条件。正是依赖性与易损性，使得关怀与责任成为可能，并构成了伦理关系的起点。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论述的“脆弱生命”（precarious life）为此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哲学回响，提醒我们：承认脆弱性并非软弱，而是开启伦理回应的前提。 （二）三大核心原则 1. 分布式能动性原则（Principle of Distributed Agency）该原则主张，能动性并非人类主体的独占属性，而是分布在“人类-技术-环境”构成的混合网络中。一个行动的结果是网络中所有行动者（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作用的效应。在评估AI的社会影响或气候危机的责任时，必须考虑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复杂行动网络，而非寻找单一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与凯伦·巴拉德在《相遇宇宙半路》中提出的“物之能动性”（thing-power）深刻共鸣，共同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能动性观念。2. 纠缠伦理原则（Principle of Entangled Ethics）伦理责任并非源于理性反思后的选择，而是源于我们与他者先于反思的、物质性的纠缠。这种责任是非对称的——强者对弱者、技术设计者对用户、当代人对未来世代负有更多、且不要求对等回报的责任。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负有首要的守护责任，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性的减排与援助义务。列维纳斯的“他者面孔”所下达的无条件伦理命令，在此被置于一个物质性纠缠的星球尺度之上，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星伦理。3. 韧性共生实践原则（Principle of Resilient Symbiotic Praxis）真正的实践不再是“征服与改造”，而是“谨慎而富有回应性地培育共生关系”。它追求在动态变化中维持系统的韧性与共生潜力。生态修复不是“重建原始自然”，而是引导生态系统走向健康的新稳态；技术设计的目标应是增强共同体的联结与个体的赋能，而非效率的单一最大化。此原则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一脉相承，并将其应用场域从城邦拓展至整个生命网络。 三、墨睦哲学的实践场域：后人类世的治理 墨睦哲学绝非书斋玄想，它在以下紧迫的当代议题中展现出强大的实践指引力： - 算法共生体治理：将AI视为“数字共生体”，设计人类与AI的混合决策制度与算法审计框架，确保技术权力在透明、可责的前提下服务于公共善。此构想呼应了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在《信息伦理学》中提出的“数字对象”的道德地位问题，推动技术向善从口号走向制度。- 跨物种城市主义：城市规划应作为“多物种栖息地设计”，通过生态廊道、本土植被恢复等措施，保障非城市物种的生存权与移动权，构建真正的生命共同体。这与唐娜·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存》中呼吁的“制造亲缘”（making kin）理念不谋而合，倡导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城市伦理。- 行星尺度的代谢治理：将全球经济重新嵌入地球生态系统的代谢循环中，推动以“福祉”而非“GDP”为核心的发展范式，践行“器朴节用”的深层生态智慧。其思想内核与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在《稳态经济》中所倡导的范式转移高度一致，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四、理论贡献与未来展望 墨睦哲学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实现了三大理论转向： 1. 从个体性本体论到关系性共生本体论的转向；2. 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向跨物种、多行动者纠缠伦理的转向；3. 从征服性实践观向培育性、韧性共生实践观的转向。 未来，墨睦哲学需在制度设计、政策转化与跨文化对话中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思想的交流中，丰富其“天下自睦”的哲学内涵，推动东西方智慧的真正融合。 结语：成为共生者——我们时代的哲学邀约 墨睦哲学以其深刻的洞察与广阔的视野，向我们发出了一份严肃而充满希望的哲学邀约：是时候放下作为“世界主体”的傲慢，学习成为一个谦逊而坚韧的“共生者”了。 “墨柔若水，利物不争”——是行使权力时如水的柔韧与智慧，在利他中成就自身的永恒。此语化用《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精义，将墨家之坚韧与道家之柔韧熔于一炉。 “器朴节用，天下自睦”——是让我们的造物回归朴素与本真，在生态的边界内，静候一个和谐秩序的涌现。此愿景既承续《墨子》“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节用思想，亦契合《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和谐理想。 这十六字，不仅是墨睦哲学的精髓，更是在人类世的黄昏中，为所有生命照亮前路的一缕曙光。它源于东方，属于世界，指向一个我们必须共同创造的、共生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战国] 墨子. 墨子[M]. 方勇，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2. [春秋] 老子. 道德经[M]. 陈鼓应，注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9.3. [西周] 姬昌，[春秋] 姬旦. 周易[M].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 [战国] 庄周. 庄子[M]. 陈鼓应，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5. [战国] 子思. 中庸[M]. 王国轩，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6.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 Butler, J. 战争的框架[M]. 何磊，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9. Levinas, E.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M]. Lingis, A., tran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10. Whitehead, A. N. Process and Realit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11. Haraway, D.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1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13.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14. Floridi, L. Information Ethic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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