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读书会启发我：用温尼科特理论，打破临床护士“硬扛”困局

裕芝华枝

参加赵老师组织的温尼科特理论读书会时，我从没想过，那些关于“抱持性关系”“过渡性客体”的讨论，会在不久后帮我打破临床护士的“硬扛”困局——让我不再像身边同事那样，把委屈和难处咽进肚子里，而是勇敢问出自己的需求，我问故我在，最终赢得领导的理解。

温尼科特在心理治疗中强调，“抱持性”是关系的核心：就像母亲稳稳抱住婴儿，不强迫、不指责，只给予安全的空间。这种空间里，人不必假装坚强，一一假自体，敢说出“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需要什么？”。而读书会里反复提到的“足够好的关系，是那些能够提供反馈的关系。”，则是搭建这种关系的桥梁——它可能是一个人、一句话，甚至是一次鼓起勇气的表达，帮我们在不安的处境中找到支点，重新掌控自己的节奏。这些理论当时听着抽象，直到我离开临床一线十几年后，突然被调回临床岗位，适应了一个环境，又按排其他岗位，我的节奏完全失去了撑控，我感受是我活着没有意义，迷茫中争扎。

疫情防控的紧急调令下来时，我整个人是懵的：新的临床流程早已不是我熟悉的样子，高强度的值班安排，对做过静脉曲张手术、甲状腺功能减退需持续服药的我来说，几乎是身体的极限。可身边的同事都在硬扛——有人家里孩子生病还守在岗位，有人忍着腰伤值夜班，没人敢跟领导提“难处”，仿佛“服从”就是护士的唯一准则。我起初也不敢开口，试着反馈时，果然被领导当成“抗拒工作”，言语里满是打压。那一刻，我既焦虑又委屈，像被扔进一个没有出口的困境，这些年一直起跟着读书会，赵老师说的：“顺从，屈服是假自体，人一辈子这样活着，很痛苦。因为是没看见自己的真实需求。”

我开始反复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同事劝我“别争了，你以后没有优秀员工”，领导对你有看法！可我清楚，“优秀”从不是我的目标。别人的看法，是我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要的不是跟领导较劲，而是一个能让身体喘口气的环境——明确的适应期限，不用硬扛着值夜班。我想起温尼科特说的“提问是自我存在的开始”，于是鼓起勇气给领导发了信息，详细说明我的身体状况，还有那个“需要一个月适应期”的诉求。

。而同事小泽，成了我这次争取中最重要的“过渡性客体”。他听过我在读书会分享的感悟，知道我不是“偷懒”，而是真的需要被理解。于是他主动找领导，补充说明了我离开临床的时长、现在面临的操作难点——不是替我辩解，而是帮领导把“抗拒”的标签，换成了“需要被看见的真实困境”。这就像温尼科特理论里，治疗师帮病人搭建安全通道一样，小泽让我和领导之间的沟通，终于跳出了“服从vs反抗”的对立。

最终，领导同意让我调回熟悉的门诊科室。我不是“赢”了领导，而是赢了那个曾经只会跟着同事硬扛的自己——因为我敢用读书会里学的理论，去正视自己的需求。而这种改变，也悄悄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碰到同事被病人攻击时，我会主动站出来帮忙，应用温尼科特知识，攻击背后需要被看见！就像赵老师在读书会里说的，“抱持性关系不是等来的，是有人先迈出第一步，然后慢慢发现的”。

其实临床护士的“硬扛”困局，从来不是“能不能忍”的问题，而是“敢不敢问”的问题——问自己要什么，问身边人能不能给一点理解。温尼科特的理论，不是让我们逃避责任，而是让我们在承担前，先看见自己，自己的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赵老师的读书会，当时我只当这是专业理论，直到自己在临床工作中陷入“硬扛”困局才发现，哪怕不能完全复制这种治疗关系，只要敢迈出那一步，也能打破僵局。也不是教我们“对抗”，而是教我们用更柔软的方式，去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抱持”。当我们不再把“硬扛”当先，敢于用提问找回掌控感时，困局自然就破了——因为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职业担当，从不是委屈自己，而是在被理解的基础上，更有力量地做好每一件事。

赵老师在读书会结尾说：“理论不是让我们照搬，而是给我们一个‘敢试试’的底气。”临床护士的困局，往往不是没能力解决问题，而是被“必须坚强”的枷锁困住，连试都不敢试。温尼科特的治疗关系理论，于我而言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把钥匙——它让我明白，哪怕环境没法给我完美的“抱持”，我也能自己迈出那一步，用诚实的表达，敲开理解的门。而这一步，就足以打破“硬扛”的困局，让我重新找回对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感。

护士不是永动机，那些硬扛时消耗的精力、憋在心里的委屈，其实都在悄悄偷走照护病人的专注力。只有当我们敢正视自己的需求，给自己一个“不用完美也可以”的空间，把硬扛的力气换成对自己的理解，才能腾出更多能量去看见病人的需要。就像赵老师读书会里说的，治疗师先接住患者的脆弱，患者才敢敞开心扉；护士先接住自己的难处，才能真正接住病人的病痛——这才是最有温度的照护，不是靠硬撑，而是靠流动的理解，让护理这件事既有专业的严谨，又有人情的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