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史宝玲姐姐

北极风铃

文字：于力

　　昨天，朋友转来一张图片：边缘已破旧、卷边的笔记本扉页上，竟印着我50年前的字迹——那是1976年12月27日，我写给史宝玲姐姐的。扉页全文一笔一画，至今清晰：

赠给：宝玲姐姐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同志：于力

1976年12月27日 独立三团四营路线教育工作队。

“宝玲姐姐”四个字撞进眼里的瞬间，一个鲜活的身影立刻从记忆里走出来。旁人总说，岁月会把当年的鲜活晕成宣纸上的淡墨，只剩模糊影子在旧时光里洇着；可我想起她，却总觉得昔年红颜未随朝露消散，风姿依旧摇曳，恰如“桃花依旧笑春风”，半点没淡。

今人或许会问：给漂亮姑娘送东西，怎么偏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种宏大的句子？

在1976年，这是最时兴的话——那年《诗刊》发表了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句出自这首词。词是1965年5月写的，全文意气风发：“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那年我20岁，史宝玲姐姐是1953年生的，刚满23岁，是我们团里公认的“团花”，不过那时候没有这个词儿罢了。把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写给她，是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更是我们这群年轻人藏在严肃里的“青春时髦”。

她要离开北大荒返城回北京的那天，我去送行。

必须交代一个背景，那个时候的北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和今天的北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彼时我没有出过省，更没有到过北京，对北京的所有的向往，和李双江唱的歌词差不多：灿烂的朝霞升起在中南海上，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

车里面黑咕隆咚的，挤满了人，门口塞得满满当当的，人们还在往里挤着。每个人都裹着厚棉衣，像揣着棉花的“包袱”，大多数都戴着狗皮帽子。男人们抽着旱烟，烟味混着寒气，呛得人鼻子发痒。

她坐在离车门不远的地方，那笔记本，是我攥在手里犹豫了一路，直到最后一刻才从兜里掏出来递她的——那会儿这种印着画的笔记本多金贵啊，我自己写日记都舍不得撕一页，可就是想把最好的给她。

我隐约知道，这一送，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可年轻的心不管这些，只想着把这份“舍不得”送出去，鬼才知道动力从哪儿来。

那时候四营就一辆能拉人的车，其余都是敞篷大解放，这辆车勉强算今天的“公交”。冬天冷得能冻裂铁，早上得用摇把使劲摇、喷灯烤着水箱加热水，车才能发动。要去团部（就是现在的大庆萨尔图区）的人，天不亮就站在路边等，脚跺得地面咚咚响，嘴里哈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就为了早点坐上这趟车。

那天宝玲姐姐戴着口罩，围着粉红色的围巾，把脑袋缠得紧紧的，眉毛和睫毛上结了层细冰花，透过一串晃动的人头看到她，比平时多了份清灵的妩媚。

那会儿从营部开车到萨尔图的团部，得耗四五个小时，公路的情况特别不好，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现在走高速，半个钟头就能到。我从没想过，这本送出去的笔记本，会在50年后以截图的形式回到我眼前——朋友说在网上瞥见这扉页，一眼认出“于力”是我，赶紧发给我。这世上的巧事，有时候真让人说不出话。

现在的人看到“壮志凌云”，说不定会以为是本书，其实它就是当年的笔记本，却是我们在乡下能找到的最精致的款式。天津人民印刷厂出的，封面印着“女子电工作业班”的宣传画：姑娘们戴着安全帽，手举工具，像展翅的燕子，当时我们都觉得画里人真精神；内页是雪白的空白纸，能用来写最工整的字。可再好看的画，在我眼里也比不上史宝玲姐姐——画里人是圆嘟嘟的憨态，她却是带着灵气的好看。

要说她有多美，我总想起曹雪芹写薛宝钗的句子：“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品格端方，容貌美丽。”她穿半旧的工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白衬衣袖口，唇不用涂红就透着气色，眉不用画就带着翠意，脸像银盆一样光洁，眼睛像水杏一样亮。那时候我才懂，为啥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她站在那儿，就像一汪清凌凌的水，透着干净。

我们单位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三团四营，地址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星火村。这地方1947年就有了“红色草原牧场”，星火牧场是其中一部分；1968年划归兵团，成了独立三团四营。现在这地方归哪个单位管，我已经说不清了，只记得周边有林甸县的花园镇、红旗镇，还有杜尔伯特县的南阳村——花园镇的西边就挨着我们四营，红旗镇在北边，南阳村在西北方向。

和宝玲姐姐一起下乡的，叽叽喳喳一大群女生，刘爱华姐姐是她们当中突出的一个。爱华姐个子不高，性格像小太阳，爱说爱笑。虽然我的年纪比她们小，但营里办通讯员学习班，由我给她们讲课。刘爱华姐姐听得最认真，笔记记得工工整整，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们俩也比旁人多些话聊。她们俩都是北京石景山区的，1969届的知青，我们当时管69届知青叫“小69”——因为那会儿营里有一种汽车外号就叫“69”式，大家觉得顺口，就这么叫开了。

我和宝玲姐姐的交集其实真不多，顶多是在食堂打饭时遇见，点头有那么一两句寒暄。我召集营里的文化活动，比如办黑板报、排小节目、筹备现场会等等，她总坐在旁边看，安安静静的，除了会说话的眼睛，嘴巴从不多言。

那时候我是出了名的“小能人”，小材料、大标语、黑板报、广播站，没有一样落下。说不定宝玲姐姐对我的印象，就是“那个能说会写的小男孩儿”。

我偷偷读过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书里说燕妮是“特里尔城最美的姑娘”，是“舞会上的皇后”，马克思还写诗给她：“一个纯洁美丽的形象，在闪闪发亮，放射光芒，她萦绕在我的心坎上。见到她真是三生有幸，见到她就会钟情，永为她迷恋倾心。”每次读这段，我都忍不住想起宝玲姐姐——她们都是让人一眼难忘的好看，就连“马克思比燕妮小几岁”，都和“她比我大三岁”对上了。可在那个年代，这种念头只能藏在心里，想多了都觉得是“危险”——要是别人知道我把革命导师的爱情故事和女知青联系起来，轻则说我“思想不端正”，重则可就不好听了。

那会儿大家穿的都差不多，无非黑灰蓝的工作服，要么就是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谁穿得花哨了，会被人说“资产阶级思想”。可宝玲姐姐就算穿最朴素的深蓝色褪色工作服，也是那么好看，领口也总悄悄露出一点小花边——不是那种扎眼的颜色，就是淡蓝或浅粉的细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衬得她的脸格外娇艳。这时候我才懂“绘事后素”的意思：真正的美，不用靠花哨的东西堆砌，一点细微的讲究，就能让人眼前一亮。

我当时在路线教育工作队做事，这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听着可能觉得陌生，同龄人说不定还有印象。那会儿工作队是“香饽饽”，能进去的都是各单位挑的“优秀分子”——得思想红、政治可靠，还要会写会说。1976年前后的工作队，是跟着“批林批孔”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成立的，干的都是“硬事”：既要搞“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蚀、经济上反蚕食”，有时候还能参与抓坏人，权力不小。

后来宝玲姐姐因为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回了北京，我记得她说是回石景山；再后来，爱华姐也回了北京，也住石景山，我还去过她工作的街道找过她一次，可惜现在想不起那条街属于哪个办事处了——石景山区的八宝山、老山、八角、古城、苹果园、金顶街、广宁这几个街道，我在心里过了一遍，都觉得不像。我总盼着，能再找到爱华姐，说不定就能问到宝玲姐姐的消息。

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再也没听过她的音信。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像宝玲姐姐长得这么清灵灵的姑娘，为什么唱歌跳舞她都不沾？我常想，当年那个站在北大荒雪地里、气质干净又优雅的姑娘，后来嫁了什么样的人？现在过得好不好？按年龄算，她今年该72岁了，应该是早当了奶奶或者姥姥了，会不会还是当年好看的模样，成了个“美艳的老太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的际遇变化可能性太多了，不知道今天的宝玲姐姐是个啥样。

她大概也不会想到，她离开四营几个月之后，我就从营里调到了团部，在大庆萨尔图火车站西侧的总部担任路线教育工作队办公室成员。我身边的领导也由当时最大的营长、营教导员，换成了师长。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比我大个三五岁、六七岁，他们当中后来出息了几个人物，这是后话。

一年之后，我就考上了大学，成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大学生，在哈尔滨读了四年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先是在最大的机关上班，后来又去大学当老师，创建《中国商报》，之后转战电视台，又赶上了自媒体的时代。现在的我，头发全白了，满脸都是褶皱，这模样，就算在地铁1号线上和她遇见，她也未必能认出我。

杜甫写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以前读这首诗，只觉得字句沉；现在再读，才懂里面的滋味——岁月把人分开，再见面时，连模样都认不出了，只剩下满心的感慨。

我多希望宝玲姐姐能看到这篇文字，可我的文章发不了公共媒体，只能在朋友圈里转一转，她能看到的概率，恐怕比中彩票还低。

还有个疑问一直搁在我心里：当年送给她的笔记本，怎么会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

以前倪萍主持过一个寻亲电视节目，总能帮人找到失散的亲人友人，节目内外的人都哭得红了眼睛。

要是那个节目还在，我真想找倪萍帮帮忙，说不定真能找到宝玲姐姐。

于力2025年10月31日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