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铀记》六十二、保军转民中的阵痛

月影蓝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国家发展战略逐步向经济建设倾斜。当时众多军工单位仍属于承担国家计划任务的一类事业单位，依赖全额财政拨款。由于这类单位数量庞大，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为此，整个核地质系统开始推行“保军转民”的战略调整。

1988年8月，核工业地质局在石家庄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计划管理培训班》，参加学习班的是各野外地质大队计划科负责人。学习班期间，我就隐约察觉到核地质系统的“冬天”即将来临。那是一次气氛凝重的会议，甚至带着几分悲壮色彩。我仍清晰记得，两位来自江西队的科长在发言时几度哽咽。他们谈到，单位没有进城，如今连基本运转都成问题——过去是周边农民来队里卖豆腐，如今却颠倒过来了。

即便亲耳听到如此艰难的处境，会议的主旋律却依然坚定：改革。按照会议精神，核地质系统五十个野外大队将面临大刀阔斧的调整，绝大多数要走上“军转民”之路。尽管每年的地勘费不仅不会削减，还会逐年增长，但对于绝大多数单位来说，已经是与地勘费无缘了。

1990年，项目管理试行伊始，职工下岗问题便迅速浮现出来，成为了大队当时最棘手、也最令人头痛的难题。

这些被“富裕”出来的职工，大多常年从事野外找矿工作，技能相对单一。陡然将他们转向民品生产，并推向市场，难度可想而知。

在起步阶段，二零八大队的民品生产经营尚处于粗放状态——项目规划、实施、监督与考核等环节均未系统建立，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轰动一时的“电子表事件”，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年，单位偶然听闻广东有渠道可以购进紧俏的彩电，财务便将货款汇出。然而款项一去便杳无音信，虽多次派人南下催货，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为尽可能挽回损失，最终经过协商，只得以对方用一批廉价电子表充抵货款的方式，勉强收场。这批质量低劣的电子表到货后，最后只能由工会出面，当作职工福利处理入账。

此事给二零八大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也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为刚刚起步的民品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面对“军转民”这一时代洪流，常年与荒山野岭为伴的二零八大队，宛如一座信息闭塞、经验匮乏的“孤岛”。我们对社会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了解有限。在摸索转型的道路上，不仅成效甚微，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学费”。

1990年6月，二零八大队在包头新基地启动了一次机构改革。财务科与民品办并入计划科，组建为计财经营科，并由副大队长王玉龙主管民品工作。自此，民品工作逐步迈入有序管理的轨道。

“老伙计，咱们又搭上伙了。”王玉龙一边说，一边笑着挠了挠有些花白的头发。是啊，从早年在球场相识，到他后来赴额仁淖尔处理边境越境事件，我们已算是老熟人。

“没问题，王队。咱们先把纳入民品管理的单位梳理清楚，明确管理对象。”我回应道。

“对，对，你先大致框个范围，再下去摸摸底，听听各方意见，最后提交大队讨论。”王玉龙布置道。

在总工办征求意见时，我遇到了老熟人卢满红。他兴致勃勃地提议：“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搞彩印怎么样？街上那些彩印店，一分钟就能出好多照片，肯定赚钱！”

我问他：“卢工，一台彩印机恐怕得几十万，咱们哪来那么多钱？再说，真有那么多人来洗照片吗？”

他哈哈一笑：“我就是提个建议，具体你们再斟酌。”连总工办的卢工都这么热心地为民品出谋划策，可见当时全队上下对民品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

后来，卢满红还牵头论证了一个用煤矸石制作无磷洗衣粉的项目，虽然项目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在争取项目过程中，大队在包头高新区获得一块土地。谁也没想到，这块地后来被用于房地产开发，竟给二零八大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不久，原二分队的张建平调回大队计量室，我也因此多了个玩伴。一天，他突然跑来找我：“王玉安现在在检测站做引导员，叫我们过去看看。”

“是吗？走！”没想到又一位二分队的老队友回来了。

一见面，王玉安就热情地招呼：“老哥，快来！今天带你们体验一下韩国车的味道。”说着就把我和张建平拉上一辆现代车。

我不由感叹：“这车真不错，密封好，还有空调。要是以后能坐这车跑二连浩特，肯定不会是灰头土脸了。”

他听后摇了摇头，接过话：“检测站现在天天都能见到好车，咱们队上估计还是老样子吧。这车里还有音响，给你们听听。”随即按下开关，顿时，悦耳的音乐在车厢里流淌——没想到这车的配置这么齐全。

张建平一边擦眼镜一边笑：“咱们这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出来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我又问王玉安：“你怎么来检测站了？”

他答道：“还不是多亏当年你们搞车载化时送我去学车。不过现在也只是临时帮忙，关系还挂在劳资科，最后去哪还不一定。”他又补充道：“二分队的张国轩、谢炳秋、黄建力现在都去车队了。”

听了以后，我有些感慨：回来后一直忙，没有想到变化这么大，这一调整，把大家都调回队部了。

这时，张建平在一旁插话，说凌俊威也从湖南过来了，正在老乡那儿收葵花。

“是吗？”我心头一动，“那你帮我留意一下，我想请他吃顿饭。”

凌俊威因为和前女友分手的事，让我有些尴尬，因为他的女友不但和我妻子家是老乡，而且还是玩的挺好的同学。因为此事，后来便渐渐疏于联系，连他何时离开大队我都记不清了。但我始终觉得，他是个既肯吃苦，也有想法的人。这个判断，日后也得到了印证——他成了湖南衡阳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论证，我们最终确定了纳入民品（含半民品）管理的单位，包括：物资供应公司（供应科）、汽车运输公司（车队）、机修厂（车间）、珠宝公司（实验室）、饮料厂、包头市第二检测站、建行二零八储蓄所和包头东河门市。这一调整使民品生产单位初具规模，尽管多数民品单位仍依赖地勘费内部结算，但民品生产单位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和认同。

接手民品工作后，我重点跟踪和服务了机修厂——他们外来加工任务多，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创收大户，但面临的问题也大，主要是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以及税收负担过重。

一天傍晚，机修厂厂长张雷约我吃饭，说起最让他头疼的税务问题又来了。张雷早在队里篮球赛时就是我的老对手，后来我去搞车间定额，彼此更熟悉了。那顿饭之后，通过我的协调和后续工作，总算把他头疼的税务问题妥善解决了。

为帮机修厂跑贷款，我又多次往返银行。其间遇到小车班司机尹长忠——正是1980年在查汉营子打钻时那个打扮时髦、会跳舞的小青年。又是老相识。在后来与地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每当遇到敏感节点，我都是请他在旁边帮我作证人的，也算是帮了我的忙。

在中国人民银行办理贷款时，不仅解决了机修厂的资金问题，还在与行长的闲聊中，意外为大队实验室争取到了“包头市金银检测中心”的牌子。

不久，王玉安调到了饮料厂当厂长，一去就面临着先天不足的经营困境。工厂虽坐拥白彦花的优质山泉，产品口感出众，但其运营模式存在硬伤：职工每日需要从包头坐通勤车上班，产品需卡车外运，物流成本巨大。加之行业工资水平高与玻璃瓶易破损等问题，几大因素共同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这个本应成功的民品项目步履维艰。

为此，我趁探亲时专门去上海考察，想将玻璃瓶换成塑料瓶。可一打听，更换容器意味着整套设备都要更新，最后只好作罢。

无奈之下，只能通过检测站搭售饮料、队内搞活动、发福利，以及与包头相关单位联络时作为赠品来消化库存。但这些终究是杯水车薪。饮料厂的职工工作都很辛苦，但效益却始终上不来。

经过重新规划、调整，二零八大队的民品生产总算有了一定的规模，虽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益，但大部分富裕下来的职工总算得到了安置。

在管理民品生产的同时，我还担负着地质项目实施中的跟踪和考核任务，时不时的还要下野外，了解项目进展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进展顺利。每年的年终，更要冒着内蒙的严冬，带着财务人员前往几个工区盘库，这一段时间非常辛苦。记得来到四工区时，由于没有生产任务，偌大的工区，只有主任危少礼孤零零的守护着。盘点的同时我在想，如果再没有任务，这么多设备、配件可能就要成为一堆废铁了。

从野外盘库回来，我又马不停蹄的与大队长毛水成、总工程师张如良一同前往西北地勘局，争取下一年度的地质项目，现在，很明显的感到，拿项目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就连会议期间的招待档次也在下降，开始使用系统内生产的民品——有652队出产的汽水，还有甘肃一个大队生产的卫生纸。局领导还不无风趣地说：“大家敞开了吃，吃坏了肚子不怕，卫生纸管够。”

为了活跃会议期间压抑的气氛，局里还特意协调了二一零厂一些女职工，组织舞会、举办卡拉OK。然而，我们这些从基层单位上来的人大多不会这些，加上拿项目难，大家更是没了那份心情。每天晚上，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呆在住处，一边看着电视里放的《天龙八部》，一边吞云吐雾。

没想到，寒潮来得如此迅猛——即便像二零八大队这样已成功探明铀矿的单位，也未能幸免。

那无疑是我们整个核地质系统最艰难的时期，而我，有幸——或说不幸——亲历其中。

尽管自1985年起，西北地勘局就已强调保军转民，各队也开始发展民品生产，但单位生存仍高度依赖那笔并不宽裕的地勘拨款。现实往往更残酷——随着地勘费缩减，最艰难时，西北局连职工工资都难按时拨付。

而我，作为计划科负责人，站在这场洪流的风口浪尖。一边，要力争民品单位尽快出效益，填补地勘费的缺口；另一边，要一趟趟跑核工业地质局，跑西北地勘局，反复沟通、竭力争取，只为让职工按时领到赖以生存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