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部长先生

梅子

今天提笔，想写写我家先生，我总爱在心里称他为我“我的部长先生”。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到乡政府报到那天。那时我18岁高中毕业通过招干考试进入财税队伍，被分配到人民公社——也就是后来的乡政府，担任驻乡财政员。而他，是新来的乡武装部长。

那天，整个乡政府静悄悄的，就我一人。他寻了半天，找到我房门口——那间屋子兼作我的办公室。他有些疑惑地问：“怎么没有一个人？”

我抬起头，回道：“怎么没人？我不是吗？”

他听了，不好意思地笑笑。那时，公社办公室的钥匙归我管，连人家登记结婚都是我代办，广播站也由我代管。除了财税业务，我还在参加电大学习。平时工作忙，总是临到考试前才废寝忘食地做题、看书、背书。

我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闲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他看见这几个字，大概觉得不便打扰，寒暄两句便回去了。

现在回想，那时真是认真得可爱。看书累了，甚至不敢看床——一扭头见到，就忍不住想躺下睡去。要背的内容太多，思路一旦打断，就很难再进入状态。

我还有个“坏习惯”：总觉得准备太早容易忘记，非要等到考试前一个月才开始奋力拼搏。那时，我几乎能把整本书背下来。记得有一次考党史，第一道大题就占了60分，答案在书上有足足十页之多。看到题目那一刻，我欣喜极了，脑子里文思泉涌，笔尖都快跟不上记忆的速度。一口气写满几页纸，几位监考老师都围过来，看我奋笔疾书。交卷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竖起大拇指。

我那时心里总憋着一股劲，想要每次都考第一，弥补没能上全日制大学的遗憾。所以，格外认真，也格外拼命。

第二天他又来了，我依旧在伏案看书。他后来告诉我，从第一眼起，心里就挺佩服我的。他是当兵退伍，先到供销社工作了两年，才调来的。身边已工作的人大多不再摸书本，他也在读自学中专，见到我，便觉得往后读书有伴了。

我一听说他读中专，立刻劝他：“中专和你高中毕业文凭区别不大，为什么不直接读大专呢？工作后的时间，最是宝贵。”他想了想，觉得在理，很快便转去读了大专。再后来，党校招收本科班，我们一同报名，成了同班同学，更是同一小组的学友。我的成绩一直比他好些，还评上了省优秀学员——在读书这件事上，他确实是佩服我的。

作为驻乡财政员，每年有一个繁重的工作，便是将农业税结算到每家每户，分户抄写厚厚一本征收帐册。自从小周先生来了以后，这份枯燥的任务便被他全包了。他写得一手好字，工整又漂亮。原来需要我忙活一周的帐册，他利用几个晚上就能完成。当我捧着那本字迹俊秀、页面干净的厚厚帐册时，心里的感动无以言表。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背后，是他无声的体贴与支撑。

他的细心远不止于此。每次和大家一起下村，他总会提前把自行车停在我身边，后座上还细心垫了一块厚厚的软垫，怕我坐着硌得不舒服。在同事们善意又热闹的哄笑声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坐在了一辆车上，走在了一起。

更有在我独自去村里收农业税时，他总会“恰好”出现，主动陪伴左右。若遇上不愿交税、语气难听的村民，他会立刻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那一刻，他不仅是伙伴，更是我的守护者，用行动告诉我：有他在，我无需害怕。

他在公社的房间就在我隔壁。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在食堂吃饭，乡政府里以本地干部为主，那时食堂三餐，常常只有我们两个“常住人口”的身影。他特别爱唱歌，总喜欢用那个小录音机听音乐。就因为有一次午休时音乐声稍大了些，影响了隔壁的书记休息，书记便让他搬到了楼下。看他那时伤心难过的样子，我觉得既无奈又有些可爱。

记得他第一次上台唱歌，是唱那时正流行的《酒干倘卖无》。那场晚会，我是主持人。报幕时，我特意着重地介绍了他。大礼堂里坐满了近千人，他的歌声响起，质朴而充满感情。我前后主持过三次晚会，次次他都上台演唱。而所有歌声里，记忆最新、最亮的，依旧是那一首。

他当过兵，生活习惯极好，会自己洗衣服，甚至飞针走线地缝被子。我住在楼上，每天要用铅桶去井边打水，颇为吃力。他见了，总是二话不说，接过铅桶就去井边，将满满一桶水稳稳地提到我房间门口。

这份体贴，有时还带着一点不动声色的“占有欲”。有一次，同在乡政府的税务员图方便，想请我帮忙缝洗被子。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他立刻行动起来，二话不说，帮我将那床被子拆洗得干干净净，晾晒在阳光下，待干透后，又一针一线地缝得整整齐齐。看着他一个大男人坐在那儿，低头专注地引线穿针，我心里既觉得佩服，又泛起一丝说不清的、被妥善保护着的暖意。

那么，我们俩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似乎没有一个确切的仪式。只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我——那时即便在同个单位，有些话似乎也适合用笔来说。信里提到，供销社老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城关的女朋友。他这个人，平时就沉默寡言，第一次去对方家里，更是无话可说，局促得不知如何是好。回来后，他便直接告诉我，没成功，对方家里有些看不起他是乡下人。他说想在身边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憨直的语气里，藏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呢？当时，单位里也有他的两位朋友在追求我。有人半开玩笑地劝他：“你就别来插一脚了。”他听了，立刻认真地反驳回去：“单相思的有什么用？”这话说得干脆，也像是在给自己鼓劲。

那时候的我，心思特别单纯，甚至有些执拗。我内心认定，谈男朋友是一件让人害羞、甚至“不光彩”的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严格的目标：三年电大没有毕业，绝不允许谈对象。

那时在农村工作的年轻人本就少，像我这样18岁就在公社工作的女孩更是凤毛麟角，因此，热心来说媒、介绍对象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此，我一律避而远之。有一次，所里的领导来乡政府询问我的工作表现，同事们无不赞不绝口，最后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谈对象。”他们还说，谁要是当着我面提谈恋爱，我就能急得哭出来。

可越是如此，身边的人就越是爱拿这个开玩笑。我人缘好，那些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一放假，就常三五个、两三个地结伴来乡政府看我。他们一走，乡里的同事们便会围上来好奇地打听：“今天来的这几个里，有你的男朋友吗？”在我一次次否定后，有人便会打趣道：“看来追我们小姑娘的人，凑齐一桌都坐不下了！”

听到这样的玩笑，我心里并不好受，反而有些委屈和焦虑。在那个环境里，一个女孩子若一直不找对象，名声似乎也会变得奇怪，仿佛成了一个问题。外界的关注无形中成了一种压力。

正是这份单纯的坚持与外界的善意的“逼迫”，让我在完成电大学业的那一刻，感到了一种“许可”与“解脱”。也几乎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用行动而非言语表达一切的小周，便自然而然地，从“同事小周”成为了我的恋人。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场热烈的追求，不如说是一场水到渠成的认可——在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达成之日，他，就是那个我唯一想要也唯一认可的选择。

确定恋爱关系后，因工作出色，小周先被调到了区政府所在地的长街镇担任武装部长。当时镇里住房紧张，他便暂时住在我家里。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每天晚上，他都会骑上近五十分钟的自行车，从长街镇赶到我所在的龙浦乡政府来陪伴我，只因怕我一个人会觉得孤单寂寞。待到夜色深沉，将近十一点，他又会跨上那辆自行车，独自骑回长街。这条路，他风雨无阻地来回奔波，那份执着与体贴，至今想来，仍让我心底泛起暖流。

那时候的我们，感情是特别纯洁的。我俩谈了整整六年恋爱，我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把最宝贵的时刻，留到结婚那一晚。在这件事上，小周他一直都非常尊重我，从无半分勉强。

后来，为了能在税务所分到房子，我们提前登记领取了结婚证。有了那一纸婚书，小周有时会半开玩笑地问我：“你看，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还要一直保持到举办婚礼的那一天吗？”

我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当然要！万一在办婚礼之前我们分手了呢？我可不能对不起我未来的老公。”

我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亲眼见过身边一些朋友，因一时冲动而后悔不已。我希望我们的婚姻，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实质，都干干净净、完完整整，不留下任何一丝遗憾与瑕疵。他听了，也总是理解地笑笑，不再多言，依旧恪守着那份君子之约。

这份长达六年的等待与坚守，那份发于情、止于礼的尊重，让我们的新婚之夜，成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庄严而喜悦的交付。当那一刻来临，我们彼此都清楚，这份完整与纯粹，是对我们漫长爱情长跑最好的加冕。

一年不到，我也调到了长街镇当财政员。命运仿佛绕了一个圈，又将我们送到了同一个原点——我俩又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了，恢复了同出同进的日子。

生活就在这平淡而温馨的节奏中缓缓流淌。记得有一天，我刚为一位老人开具了自产自销的发票，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遇见了小周。他像是随口一问：“刚刚找你开票的那位老人家，你认识吗？”

我摇摇头，全然未觉：“不认识呀。”

他脸上浮现出那种带着点心疼和宠溺的笑意，轻声说：“那是我的老父亲。”

我当下就愣住了，心里瞬间涌上巨大的懊恼与羞涩——真是太尴尬了！未来的公公就站在面前，我竟然浑然不知，甚至连一杯清茶都没有奉上。

“你为啥不早说呢？”我忍不住嗔怪他。

他却宽厚地笑笑，安慰道：“没事的。我父亲很高兴，对我说，这个姑娘工作态度好，对待一个不认识的老人也这么热情周到，是个好姑娘。”

他这句转述，比任何情话都让我感到安心和温暖。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刻，我已经用最真实、最本分的样子，通过了这场“意外”的考核。这份来自他至亲的、朴素的认可，仿佛为我们爱情的长跑，盖下了一个充满祝福的印章。

因为工作在一起，朝夕相处，许多话反而不好意思当面说了。那时候没有手机，情感的交流便依赖于最传统，也最郑重的方式——笔和纸。小周他不善言辞，却开始为我写日记，一天天，一月月，竟也写满了厚厚的三大本。若按一本两百页算，这六百多页的琐碎记录与深沉心事，便是他写给我的六百多封无声情书了。

有一次，我在他的日记里偶然看到一则记录。那是我生日那天，税务所里几位要好的同事来龙浦乡政府为我庆祝。那时刚刚兴起跳交谊舞，一位男同事热情地教我跳了几曲。小周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地写下了他当时心中的那份不满与翻涌的醋意。我读到后，心里先是讶异，随即泛起一丝被人在乎的甜，之后便悄悄将学舞这件事搁下了，以至于后来退休进入老年大学，跟着姐姐重新学习时，我依然是个“零基础”的学员。

我们的业余生活，大半被各式棋牌填满。我们一起学桥牌，玩军棋、跳棋、围棋。说来有趣，在这些智力的博弈上，他大多是我的“手下败将”。学桥牌时，我凭着爱看书的劲头，借来一本国外翻译的桥牌专著，认真研读，还记下满满一本笔记。凭着这股钻研劲，我第一次参加全县桥牌比赛就拿到了冠军。而我的小周先生，每逢比赛若规定只能一人上场，只要有我在，他便心甘情愿地退居一旁，成了我的专属“旁观者”，他的牌技，自然也离我越来越远了。

至于跳棋，我更是“杀遍”镇政府无敌手，几乎是十局十赢。曾有位自诩为高手的同事，声称从未遇到过对手，最终却在我手下输得没了脾气。后来，这个“传统”延续到了家里。女儿小时候向我挑战，好不容易打了个平手，竟委屈地哭起了鼻子。她爸爸立刻上前，笑着“主持公道”：“你妈妈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你是第一个能和她打平的人呢！”女儿听了，立刻用崇拜的眼神望向我，心里这才平衡，破涕为笑。

结婚前，我老爸拉着小周先生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家这个小女儿，上面有四个姐姐，从小娇生惯养，没做过什么家务，请你以后多担待。” 小周马上接过话，语气恳切而真诚：“放心吧，爸。懒人有懒福，家里的活儿我会多做的。”

这份承诺，他用了整整一生来践行。

老公对我家一直心怀感恩。我家没要一分钱彩礼，结婚的房子，还是我单位分的那套二室一厅的公房。除了置办一套家具，房间里的家电和所有结婚用品，都是我用自己的积蓄早早准备好的。我18岁工作，26岁结婚，家里从未让我上交一分钱。那时有位好闺蜜在供销社上班，有什么好看时髦的货品总会及时通知我，让我能提前置办妥当。因此，结婚时我手上还有不少余钱，心里觉得既踏实又开心。

然而，幸福的新生活刚刚开始，考验便接踵而至。我们结婚刚半年，我老爸就去世了。而小周先生对老岳父的承诺，在往后的岁月里，愈发显得沉重而珍贵。

他真的包揽了洗衣、烧饭、拖地板等大部分家务。每天晚饭后，同住一栋楼的同事们喜欢串门，每每看到我家先生在厨房洗碗，总会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这么会干活？单位评第一模范丈夫非你莫属！”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起初洗衣服要到宿舍旁边的单位井边，那里有洗衣长台，他去了几次，被同事们围观得难为情，后来便宁愿在家里的小水池里凑合着洗。这个洗衣服的习惯，他一直保持至今，我好像从未帮他洗过一次。

更大的考验，发生在我生孩子之前。我因卵巢囊肿动了一次大手术，病休了四个月。这次生病，老公的表现赢得了医生、家人和单位同事的一致好评。我住院半个月，他一日三餐都亲自送到医院，风雨无阻。有时我妈做好了饭菜让他先吃饱再送，他总是说：“不能饿着病人”，要保证第一时间把热饭热菜送到我手上。他怕我无聊，在我吃完后，会坐在床边读书报给我听。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琐碎却磨人的照料。我每次在痰盂里小便后，自己闻到气味都会恶心呕吐，小周总是第一时间帮我倒掉并清洗干净，再默默放回床下。我躺在床上因伤口剧痛无法自己翻身，他就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帮我。每天几次帮我擦身洗澡，他也从无半句怨言。连妈妈都红着眼圈说：“这样的女婿，实在难得。”

在手术台上，我听到医生讨论，怕囊肿复发再次手术更痛苦，建议将两侧卵巢全部切除，但那也意味着我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老公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对医生说：“没事的，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一起过。”我在麻醉中听到，用尽力气大声喊道：“医生，千万保留！我要孩子，不能全部切完！”在我的苦苦哀求下，医生最终为我保留了一侧的四分之一卵巢，但告知我们，今后自然生育的机会只有20%。

手术后的头几天，我总被噩梦缠绕，梦见自己这辈子生不了孩子，被人骂“绝种”，在梦里哭醒了好几次。我总是不甘地问：“上帝为什么不能善待我这个好人？” 每次我哭，小周就紧紧抱着我，为我擦去脸上的泪水，安慰我。我对他说：“你对我这么好，如果不能为你生个孩子，我一辈子良心都过不去。”

因为卵巢手术，医生叮嘱一年内不能怀孕。为了预防手术可能造成的输卵管粘连，我们听从医生建议，决定去做输卵管疏通手术。我俩专程去到杭州，借住在朋友家整整一个月。医生提前告知，这个疏通过程会非常痛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我说：“我不怕疼，只要能怀上孩子，什么苦我都能吃。” 整个过程中，我全程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下来。

所有的坚持与忍耐，都在三个月后得到了命运最珍贵的回馈——我怀孕了。当验孕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激动不已。这个概率不到20%的珍贵孩子，她的到来，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期盼、泪水和共同的坚守，实在来得太不容易。

女儿降临后，小周先生爱不释手，那份初为人父的喜悦与珍视，溢于言表。我看着他小心翼翼抱着女儿的样子，总会想起手术台上他说的那句“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一起过”，便忍不住开玩笑地问他：“你当初不是说没有孩子也没关系吗？现在怎么宝贝得不行，女儿都成第一位了？”

他听着，只是憨厚地笑着，目光始终离不开怀中那个小小的、软软的生命。那一刻，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绵长的幸福，在我们三人之间静静流淌。

我怀孕时，恰逢老公因“撤区并乡”的工作调动，被派到历洋区历洋镇当武装部长（后来又通过考试进入宁海武装部任军事科长）。我一个人留在长街工作，好在有妈妈陪在身边照顾。那段日子，我也开始慢慢地、认真地学做起家务来。

等到我们终于能一起到宁海城关工作时，女儿已经快满两周半了。她不到两岁就去了宁海的托儿所，先跟着爸爸生活。我则是在半年后，才从长街税务所调到宁海税务师事务所。当时单位要成立税务师事务所，必须有五位税务师才能获批执照，我是其中之一，正因为有这个契机，我们才最终完成了全家在城关的团聚。

小周先生对女儿“小小周”的宠爱，几乎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女儿刚满周岁时，有一次不小心尿湿了裤子，我想稍微教训她一下，让她记住下次要提前叫人。当我故意板起脸追在女儿身后时，老公一个箭步挡在中间，像个坚定的守护神，说：“别打孩子，你要打就打我好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对他说：“你痛，女儿又不会知道，她还是学不会不能随地小便呀。”

他带女儿去医院打预防针，见护士第一针没扎准，就会心疼得不行，恨不得立刻换个护士来。我家邻居就是医院里技术顶尖的护士，可就连她看到我女儿，也常常下不了手。她说：“我们医生给别的孩子打针都能‘一针见血’，轮到自家孩子，心就软了，手就抖了。”

相比之下，我这个母亲就显得“硬朗”许多。女儿换牙时，所有的乳牙都是我亲手拔的。老公在一旁只会干着急，心疼得看不下去，最后总是说：“还是你来吧，我下不了手。”我会先和女儿温柔地商量，因为她从小不吃糖，牙齿白白净净，没有一个蛀牙。我就对她说：“这么漂亮的小白牙，小鸟看见了，一定会抢着来叼去做项链的哦。”正说着，看到窗外一只鸟飞过，女儿就会急忙说：“妈妈你快点儿动手，一会儿小鸟飞走啦！”就在她这分神的瞬间，我手起线落，牙齿已被飞速拔出，她还没感觉到疼，事情就完成了。每次剪头发也一样，老公总会心疼女儿好不容易留起的长发，我就对女儿说：“长头发会吸收你脑袋的营养，你这么聪明，要是头发太长，可能会慢慢变笨的哦。”女儿觉得有道理，便也愿意乖乖地去理发店了。

时光荏苒，我们陪伴女儿直到她小学毕业。之后，她便一个人考去杭州，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又上了大学，在宁波工作了两年。这整整十二年间，家里便只剩下我和老公两个人。

女儿去杭州后，我的工作也有变动。在她小学一年级时，税务师事务所与行政机关脱钩，我便调回到了国税局。新单位离家很近，走路不过十分钟。可即便如此，小周先生的“接送服务”却从未停止。

每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单位吃早餐；每天下午下班，他的车总会提前等在单位楼下。我们局长和同事们看在眼里，时常跟我开玩笑：“这么好的老公，到底是哪里找到的？”

我总是笑着，带着一点小小的自豪回答：“是点了灯笼才找到的。”

其实私下里，我也曾心疼地问他：“你下班了为什么不先回家，把饭烧好等我呢？何必特地跑来接这一趟。”

他的回答朴素至极，却也深情至极：“接你一起回家，让你烧饭，我来洗碗。这样一起生活，才有意思。”

原来，他珍惜的并非是“接送”这个形式，而是这每日固定的、独属于我们两人的相伴时光。从清晨一同出门，到黄昏并肩归家，在柴米油盐的协作间，日子便在这“一起”的意味中，过得有滋有味，充满了踏实的暖意。

后来，女儿又回到了宁海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现在生活的“幸福指数”太高了——早上醒来，爸爸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餐；在她没买车之前，爸爸天天负责接送她上下班。

她单位的领导都忍不住开玩笑：“你爸天天这么接送你，你妈妈可没这个待遇吧？”

女儿回来问我，我笑着告诉她真相：“你还没回家的时候，你爸天天接送的是我。现在我退休了，这‘专属司机’的待遇，可不就转移给你了。”

如今，女儿晚上下班后，总有丰富的晚餐等着她。她想去哪里玩，不管多早或多晚，是去宁波还是宁海动车站，只要一句话，爸爸的接送服务便“理所当然”地即刻上线。

看着他们父女俩，我时常觉得，小周先生那满腔的柔情与担当，仿佛从未被岁月磨损分毫，只是从我这个“老伴”身上，自然地流淌到了“小情人”那里。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用行动表达的爱，构成了我们这个家最坚实、最温暖的底色。

岁月为证，青丝已成白发。当年的小周同志，后来成了大家尊敬的领导，可在我这里，他仿佛还是那个第一天报到，在我门口探头问“怎么没有一个人”的腼腆青年。“小周”——这个称呼，从青春叫到暮年，未曾改变。它封存了我们相遇时所有的美好，每每唤出口，岁月便温柔地退后，他还是我的小周，我也还是那个被他默默守护着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