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定州博物馆”

英旋

　　定州博物馆，始建于1959年11月，位于定州文庙内。现博物馆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中山东路南侧，占地面积约3.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7000平方米。其中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新馆于2018年8月28日对外开放。馆藏文物31216件，其中国宝文物3件，国家珍贵文物965件，有陶、瓷、玉、石、金、银、铜、骨、木等，以汉代和宋代为主，藏品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陈列汉家陵阙、北朝佛陀、尘外千年、天下大白、金翠明珠（暂停开放）、故乡星空等专题展览。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大汉王朝存国405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定州，是汉代中山国故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定州仍称中山国，属恒山郡。汉刘邦统一全国后沿袭秦制改中山国为中山郡，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设卢奴（今定州市）为中山国首府由中山郡改为中山国。自此，西汉、东汉十七代中山王绵延达329年之久。定州东、西、南部遗存大量汉墓，共发现并编号281座，统称为汉墓群。大量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汉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汉家陵阙——汉朝定州文物展》据记载，中山封国有户16万，人口66.8万，领14县，在二十余个诸侯国中居第三位。据考古调查研究，两汉十七代中山王中除靖王刘胜、哀王刘竟、刘衎外，其他中山王及其陪葬墓全部在今定州境内。1959年以来，先后对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孝王刘兴墓和三盘山120～122号墓、陵北137号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展览主要展示汉朝时期定州的文物，“汉家陵阙”四字，集自刘修墓出土的竹简文字。

　　画像砖，画像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两汉。在空心及实心砖上作画并雕刻。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祠堂及墓室的装饰。题材广泛，用图像的形式记录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劳作和战争等场景。展现出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的“活化石”。

　　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国宝。由四块新疆和田镂雕黄玉片插接而成，高16.9厘米，宽6.5厘米。座屏两侧支架为连璧形，表面透雕加线刻的翼龙、螭虎，代表了东西方位。玉屏主体为透雕加线刻的略似半月形玉片，上片正中为西王母形象，下片正中为东王公形象。关于玉屏文献中多有记载，但考古所见，这是目前唯一的实物。该玉屏出自于东汉（公元25～220年），1969年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

　　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东汉（公元25～220年），1969年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

　　绿釉方形三层红陶楼，东汉（公元25～220年），1969年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

　　银缕玉衣，东汉（公元25～220年），1969年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刘畅墓总计出土了1000余片玉衣片以及部分用于连接玉片的银线。玉片大部分为长方形，小部分为三角形，最大的玉片长4.8厘米，宽3.4厘米，均为青玉质，一面磨光。为了方便参观，参照其它玉衣形制，后配了部分玉片，复原了完整的刘畅银缕玉衣。出土原件主要集中在玉衣的前部。

　　掐丝镶嵌金辟邪，东汉（公元25～220年），1969年定州市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

　　墓中清理出的金器多发现于中室，包括金饰件及掐丝金器。金饰件采用捶打技法，掐丝金器则是将金薄片剪成细条，揉搓成丝，掐成图案，粘焊于胎体上。其工艺代表了中国传统手艺的最高水准，多为皇家御用。

　　35号汉墓，该墓被盗严重，惟墓室保存完好。墓室券顶及墓壁均为两层墓砖构成，每块砖重75斤，铺地砖为五层，每块重67斤。墓室砖表面有白灰题字，字为佐书，每一排文字相同，依次为甲、子、乙、丑、觚、就等。根据墓葬风俗、墓室形制及砖形特点，该墓为东汉晚期列侯墓。

　　中山怀王刘修墓，刘修是西汉第六代中山王，在位15年。刘修墓于1973年发现于定州市八角廊村，早期被盗，出土金缕玉衣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其中汉代竹简两千余枚。金缕玉衣现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刘修墓竹简，1973年，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清理编号2495号。由于该墓早年被盗失火，竹简遭到扰乱且碳化严重。经相关专家整理研究，总计临摹完成残简1713简，得释文14000余字，涉及《论语》等八种古代书籍。

　　这批竹简涉及的古代书籍有:《论语》，是时代最早、保存文字最多的古本《论语》，而且还是《鲁论》《齐论》《古文论语》三论并行时的本子；《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这批竹简不仅对校订和研究我国古代典籍、鉴定古籍真伪具有重要作用，在书法史研究上也有重要意义。现展示的竹简均为仿制品。

　　青铜器，汉墓中青铜器已由商周时期的祭器、礼器逐渐演变为生活用器，出土器物有鼎、壶、炉、灯、带钩、铜镜等。

　　陶器，定州汉墓出土大量多种类陶器，有陶灯、陶壶、陶罐、陶瓿、陶鼎、陶奁盒、陶耳环、陶钵、陶井、陶瓮、陶楼、陶温炉、陶俑等等，反映了陶器与当时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双烟管羊形铜灯，由空心炉、烟管、灯盘、灯罩组成。鼎形炉，外壁有羊形图案。三足为单膝跪地、手扶膝的胡人像，头部与炉衔接。炉肩部伸出向上微弯的烟管，与盖顶下垂的烟管衔接。炉口处覆盖灯盘，外侧有一扁平柄，有周槽，用于插放弧形灯罩，既可挡风，又可控制风光的大小和角度。

　　《北朝佛陀——定州白石造像展》，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开始流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时衰世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及不断变换的统治者，都试图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与慰藉，佛教异乎寻常的极端发展，达到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佛教发展的同时，佛教造像的需求也急剧扩大，并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周边邻国的佛教造像产生了重大影响。定州白石佛教造像自北魏开始大量生产并流传各地。定州博物馆所藏北朝佛教造像，普遍运用了浮雕、透雕、描金彩绘等雕刻技法，双尊像、龙树、基座上雕双狮、博山炉、化生童子、力士、供养人等是其鲜明的特色。

　　北魏晚期，定州所属的曲阳开始大规模雕造白石佛像。曲阳造像基本样式为背屏式，背屏上刻出头光、身光和背光。佛通常有高肉髻，受北魏国都洛阳龙门石窟的影响，“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是北魏晚期流行的造像风格。东魏时期，造像风格和题材有了一些变化，佛和菩萨的身躯渐趋丰圆，弥勒佛像数量减少，观世音菩萨像数量剧增。这一时期的造佛像、菩萨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基座多为长方形，正面浮雕双狮、童子、博山炉等图案。

佛立像，东魏（公元534～550年），定县出土。

　　双狮、博山炉基座，东魏（公元534～550年），定县出土。

　　北齐时期，造像数量剧增，造型和风格有了显著变化，衣纹舒朗，肌体丰圆，普遍运用了浮雕、透雕、描金彩绘等技法，丰赡华美。双身造像、一铺多身造像广泛流行，新出现了一种中间高束腰，上下仰覆莲的座式。以透雕龙树为背屏的造像迅速流行，飞天、宝塔、盘龙、菩提树、双狮、力士、童子托举博山炉、神王等图案被广泛使用，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成为这一时期造像的典型特色。

下图为观世音菩萨立像，北齐（公元550～577年），河北蠡县出土。

　　天宝三年菀阿贾兴造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河北蠡县出土。

　　佛像底座，北齐（公元550～577年），定县出土。

　　供养菩萨像，北齐～隋（公元550～618年），1994年4月定州城东北隅出土。

　　菩萨残像，北齐（公元550～577年），定州贡院西侧出土。

　　菩萨立像，北齐～隋（公元550～618年），定州贡院西侧出土。

　　佛首，北齐（公元550～577年），定州贡院西侧出土。

　　双观世音菩萨立像，北齐～隋（公元550～618年），1994年4月定州城东北隅出土。

　　这件底座上层从右至左画面内容依次是:胁下降生、九龙浴太子、阿私陀仙人占相、鹿野苑初转发轮。底座下层画面中间是化生童子，托举博山香炉，两侧是护法狮，再往两侧盘腿呈半跏坐姿的是婆薮仙人和鹿头梵志，手举莲花的是供养人，最外侧是护法的金刚力士。座的两侧分别为风神王、火神王、龙神王和象神王。

　　武平二年田子湏造彩绘双思惟菩萨像底座，北齐（公元550～577年），2015年12月定州开元寺塔东北角出土。

　　自来佛首，自来佛为白石立像，坐落在定州城东北隅众春园东侧。“文革”期间，佛首遭到破坏，修复后收藏于定州市博物馆。佛身仍保存在原址，并重做佛首安放其上。自来佛雕刻于北朝晚期，通高6.7米，坐东朝西。佛首肉髻低平，身着搭肘式佛衣。左手掌心向前，手指托宝珠。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莲花座上。自来佛造型高大，雕镌精美，是北朝时期定州佛教繁盛和雕刻工艺高超的证明。

　　《天下大白——定瓷》，定窑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创烧历史不晚于隋代，源起或在北朝；经晚唐五代发展至北宋达到高峰；金元时期为其余绪，历时达700余年。定窑产品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为主要特点。北宋时定窑制作精湛，瓷质莹润，风格古朴高雅，装饰绚丽，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美誉。

下图为青釉唾壶，北齐～隋（公元550～618年），征集。

　　定窑在釉色上呈现了一种白中泛青、泛黄的灵动跳跃感，并注重吸收丝织、刺绣、绘画、书法、铜镜、金银器等艺术门类的有益元素，在装饰内容与技法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曾一度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支圈覆烧叠置法的发明和印花工艺等制作工艺的改革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影响了包括景德镇在内的诸多窑厂，形成了地跨南北的定窑体系，奠定了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崇高地位。

下图为青釉四系罐，北朝（公元386～581年），征集。

　　定窑起源（北朝——隋）。20世纪50年代，有关专家在古定州范围内涧磁村红土埝早期青瓷窑厂采集到30余件标本，经研究为北朝末至隋代。后经专家对河北古窑址进行详细考察，结合河北整体瓷业发展状况，推定定窑的烧瓷历史应不晚于隋代。

下图为青釉凤鸟纹双系扁壶，北齐～隋（公元550～618年），征集。

　　青釉四系罐，北朝（公元386～581年），征集。

　　黑釉双系罐，隋（公元581～618年），征集。

　　青釉双系罐，隋（公元581～618年），征集。

　　青釉四系罐，隋（公元581～618年），征集。

　　酱釉双系罐，隋（公元581～618年），定州泗家庄出土。

　　定窑发展（唐——五代）。唐代早中期定瓷的烧造处在摸索经验改进工艺的阶段，还未能烧制出真正的白釉瓷。瓷器胎质粗松厚重，釉质粗略，施釉不匀，呈色不稳，造型不够规整。外施半截黄釉，内施白釉，是这一阶段定窑独有的特色。常见器型有碗、钵、执壶等。

下图为黄釉注壶，（唐（公元618～907年），征集。

　　黄釉钵口瓶，唐（公元618～907年），征集。

　　黄釉深腹碗，唐（公元618～907年），征集。

　　白釉喇叭口注壶，唐（公元618～907年），征集。

　　白釉柳斗纹葫芦瓶，唐（公元618～907年），定县西关窑厂出土。

　　白釉骆驼，唐（公元618～907年），1990年5月征集。

　　晚唐五代时期，定瓷的烧造技术有了明显突破，能够烧制出较高品质的精白瓷，其胎体洁白坚致、釉色光亮莹润。精美的定瓷曾一度被宫廷看中，承烧带有贡瓷性质的“官”、“新官”等款瓷器。大多器物光素无纹，只有少量采用模印和浅刻技法进行装饰。

下图为白釉塔式罐底座，五代（公元907～960年），征集。

　　白釉酒台，五代（公元907～960年），征集。

　　白釉葵口“新官”碗，五代（公元907～960年），定州贡院出土。

　　定窑高峰（北宋）。北宋定瓷胎薄质细，釉色莹润，造型丰富，既有生活实用品，又不乏佛教用品。装饰技法成熟，刻花、划花、印花精美。首创支圈覆烧法。大量出土的“官”、“新官”、“尚药局”、“尚食局”款器，彰显了其曾为贡瓷的特殊身份。除白瓷外，还兼烧黑釉、酱釉、绿釉等珍稀颜色釉瓷。定瓷以其成熟的工艺和美轮美奂的品质位列北宋五大名瓷。

图为白釉印柳斗纹葫芦形壶，北宋（960～1127年），1968年1月定县西关东街出土。

　　白釉瓜棱贴花提梁壶，北宋（公元960～1127年），定县西关窑厂出土。

　　白釉刻牡丹纹龙首注壶，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白釉莲纹长颈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白釉圆托五足熏炉，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白釉莲花蒂钮“官”款盖罐，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白釉刻花长颈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白釉刻花金装长颈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白釉弦纹葫芦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白釉喇叭口大碗，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白釉圆托五足炉，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白釉双耳贴像炉，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高60.5厘米，瓶细长颈，鼓卧足，龙首短流。颈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肩部刻覆莲纹三重，上腹有缠枝花一周，下腹刻仰莲纹四重。肩塑龙首流，龙前额突耸、怒目、张口、露齿，下颌饰一绺龙须，龙头高昂，颈短粗。瓷胎细白、坚硬。釉色莹润、乳白泛灰，略有垂釉痕。器型修长秀雅，纹饰精细流畅，形体特大，为定窑产品之最，有“定瓷之王”的美誉，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白釉龙首净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彩釉瓷，定窑素以精美的白瓷著称于世，自晚唐至金，白釉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品种。除此之外，定窑也兼烧少量黑釉、酱釉以及绿釉瓷器，还有个别描金彩的作品。这些罕见的品种在古籍中被称为“紫定”、“黑定”、“红定”以及“金花定器”。

图为黄绿釉瓜棱注壶，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三彩刻莲纹净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绿釉波浪纹净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黄釉弦纹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12月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

　　黄釉鹦鹉壶，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黑白釉轿，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绿釉桃，北宋（公元960～1127年），1969年5月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黑釉熏炉，（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瓷枕，我国陶瓷枕最早见于隋代。它作为清凉去热、驱火明目的夏令寝具步入了人们的生活。其形状多富于变化，呈长方形、腰圆形、如意形、银锭形、荷叶形、椭圆形、海棠形、仿生形。陶瓷枕不单是一种卧具，还兼有观赏、陈设价值，其相对平整的枕面可题诗、可作画，纹饰题材多为描写自然和实际生活，包括花鸟鱼虫、吉祥图案、诗文词曲、社会风俗等。装饰技巧有绘画、模印、刻划、剔、雕塑等。所以从创烧之初起，独具匠心的制瓷工匠就十分注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将诗、书、画、印各种艺术汇集于陶瓷的瓷枕艺术门类，从而使我们可以窥视古人的社会风俗和审美情趣及心理轨迹。

图为黑釉划花如意形枕，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绿釉游鸭纹枕，北宋（公元960～1127年），1997年定县南关出土。

　　白釉划牡丹纹长方枕，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白釉狮托印花如意形枕，北宋（公元960～1127年），征集。

　　余绪（金元）。金元时期是定瓷余绪，由于连年战乱，大量瓷业技工南迁，加之高质量瓷土逐渐减少枯竭，导致定窑瓷器质量严重下降。施加化妆土的剔花作品日渐增多，而细白瓷越来越少，日用粗瓷成为主要产品，定窑由高峰下落。

图为白釉双耳炉，元（公元1271～1368年），征集。

　　白釉花口瓶，金（公元1115～1234年），征集。

　　白釉印双凤纹盘，金（公元1115～1234年），征集。

　　白釉剔莲纹罐，金（公元1115～1234年），1990年8月征集。

　　白釉褐彩侍女纹枕，金（公元1115～1234年），定州良村征集。

　　白釉褐彩驰鹿纹枕，金（公元1115～1234年），征集。

　　白釉卧狮枕，金（公元1115～1234年），征集。

　　白釉格纹点彩罐，元（公元1271～1368年），征集。

　　《尘外千年》。主要展示由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的800余件文物。以佛教文物为载体，揭示北宋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深度互鉴。两座地宫从壁画风格、工艺技术到物质符号，呈现了“胡汉风韵”的融合特质，彰显定州作为北方重镇在民族交往中的枢纽作用。

　　1969年，是定州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5月，发现了瘞封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静志寺塔基地宫。12月，又发现了北宋至道元年（955年）的净众院塔基地宫。两座地宫总计整理出800余件文物珍宝，其中包括佛骨舍利、宋代壁画和极品定瓷，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考古的重大发现。40多年来，因各种条件限制，除个别文物曾间断展出外，其中绝大多数至今未曾面世。定州中山博物馆落成开馆，两座地宫文物得以整体亮相，长期陈列展出，供社会各界研究欣赏。

　　地宫砖，宋太宗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静志寺塔基地宫北壁壁画《礼拜图》。10个僧人双手合十，站立在写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字样的灵位两侧，神态严肃悲戚，画面均衡又富有动感。

　　西壁壁画《帝释礼佛图》。帝释为佛教护法神之一。画中帝释头戴宝冠，上穿大袖衫襦，下着绛纱长裙，雍容华贵，状若贵妇。帝释前由侍女捧桃引路，旁有二童随从，后面侍童身后有莲座木牌，上书“帝释”。

　　东壁壁画《梵王礼佛图》。梵王指佛教中的大梵天王。画中梵王头戴宝冠，身着大袖宽袍，肩披绿色帔帛，足蹬翘头履，形象威武。前面侍童手捧莲花引路，左右侍童扶持，后面侍童身后有莲座木牌，上书“梵王”。

　　南壁壁画《天王图》。券门两侧各画天王像一幅，画中天王全身戎装，西侧者右手持剑，东侧者右手持剑、左手托塔，足下踏有夜叉，形象狰狞。

　　舍利，是佛教至尊至贵的崇拜对象。佛陀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遗骨形成许多结晶体，为舍利。这些舍利被分成八万四千份，在世界各地建塔加以供奉。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均有舍利供奉。静志寺塔基地宫的舍利于北魏大代兴安二年（453年）初次瘞埋，隋大业二年（606年）建地宫时二次埋葬，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经过两次重葬。地宫出土了舍利石函、盖形石志、鎏金铜函等外三重葬具，铜函内放置的鎏金银塔、银塔垫底的银碗以及内置绿白相套的两个玻璃瓶为内四重葬具，“上下累叠，表里七重”，是研究中国古代佛塔地宫和舍利瘞埋制度的重要实例。

　　石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白石质，分棺盖、棺身。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盖呈弧形，棺身一侧有铭文，为唐龙纪元年再葬舍利于佛龛下的题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石志上所记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驾崩后，“于佛殿东讲堂西筑石塔基三间，旧基取土又掘得石函一所。”中的“石函一所”当指此物。

　　石棺，唐（618～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石志，北宋，白石雕刻。铭文记载了唐代建造静志寺塔、五代时寺庙被毁、北宋太平兴国二年重葬舍利于塔下地宫的经过，并详细记录了当年重启地宫时获得的唐代以前的物品，以及新葬入地宫的物品，是研究静志寺塔及地宫出土文物的详实资料。

　　鎏金铜棺，唐（618～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鎏金铜棺床，唐（618～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鎏金錾花银棺，唐（618～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錾花金棺，北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金棺是装殓佛舍利所用的最高级葬具。此棺为纯金捶打焊接成型。盖上錾刻珍珠地缠枝牡丹花纹。棺首刻门，棺尾为珍珠地“佛出双足”图案，表示佛祖灵魂不灭。棺体两侧錾刻弟子哭丧场面，众弟子悲哭不已。棺床周边镂饰壶门，纹饰富丽，是北宋初期定州金器之精品。太平兴国二年石志记录当年新施舍小金棺子三，即是这三件金棺。

　　錾花银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彩绘石棺，北宋建隆元年～至道元年（960～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石舍利塔，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鎏金錾花银塔，北宋建隆元年～至道元年（960～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石舍利塔，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石舍利塔，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阿育王铁塔，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佛教造像”，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了20余件佛教造像，时代贯穿十六国、北朝、隋、唐到北宋，属于铜、白石、木等不同质地。佛像端庄典雅，菩萨体态优美，力士刚劲有力，弟子虔诚纯朴，诠释了定州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同时体现了定州作为古代佛教造像中心的工艺传统。

彩绘描金菩萨立像，隋开皇元年～大业二年（581～606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金漆木雕弥勒佛像，五代～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07～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彩绘木雕力士像，五代～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07～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供养品”，佛教信徒笃信天国的生活就是人世间的美好生活，佛陀也需要使用世间百物。在他们奉献给佛陀的物品中，就包括了金银器、玉器、青铜器、国产和从西亚进口的玻璃器以及各种装饰品等美器美物，从中不仅可对古代社会生活窥见一斑，而且可以了解和研究北宋时期的中外交流情况。

錾双凤纹刻字银盒盖，北宋建隆元年～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鎏金錾花银盏托，五代～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07～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刻花玻璃瓶，北宋建隆元年～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采用有模吹制法成型，淡蓝色，通体透明光洁，器身饰有磨刻出来的几何花纹，是九、十世纪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

　　蓝色大腹小口玻璃瓶，唐。用钠钙玻璃无模吹制成型。这种深蓝色细颈卵腹瓶在伊朗九、十世纪乃沙不耳遗址内多次发现，应是进口产品。

　　蕉叶纹石罐，隋～唐（581～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采用剔地浮雕手法，在罐体表面雕出三组图案。每组图案下部为连绵起伏的高山，上部是一株宽阔舒展的蕉叶纹饰。图案线条流畅，叶脉雕刻细致，刀法娴熟有力。

　　雕花石盖罐，隋～唐（581～90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鎏金錾花银舍利瓶，北宋建隆元年～至道元年（960～995年），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錾荷叶纹银盖罐，北宋建隆元年～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故乡星空——定州历史名人展》。名城定州，历史悠久，薪火相传，名人辈出。展览共展出定州42位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与事迹。如李悝、刘琨、刘禹锡、苏轼、韩琦、崔护、高赋、郝浴、安文澜、晏阳初、鹿钟麟等等。可谓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参观定州博物馆，深深为古中山国厚重的历史文化所震撼，尤其是汉代的灿烂文化以及宋代定瓷业的辉煌成就，给定州积淀了厚重的底蕴，为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图片拍摄于202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