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握手 ‍十九世纪英国皇家建筑师笔墨中的东方神韵

徐顺荣

美篇昵称：徐顺荣

美 篇 号：4115576

拍摄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前 言

当托马斯•阿罗姆的版画映照着沪伦蜿蜒水岸，“城市、水岸与人类文明”的永恒互动便具象为一场跨世纪的文明对话。本次展览的版画作品，皆是19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意象”。这位出生于伦敦的建筑师从未踏入中国，却以精妙的美术线条勾勒出19世纪中国的宫阙与市井、人间烟火与水岸桥畔，让西方初次感知东方“人亲水、水养城”的独特脉动，也为今日人文交流埋下跨洋的种子。

上海自开埠以来，便以江河为脉络、因人而兴业，逐渐发展为中西交汇的大都会。这份与水共生的智慧，至今仍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市人文对话》第二季以上海、伦敦两地水岸为媒，唤起跨越时空的共鸣。两座城市的水岸密码如此相似：货轮曾载文明远航，工厂镌刻工业记忆，如今更携手探索零碳未来。本次展览的初心，正是让百年前“河、城、人”的初见于当下回响，让双城的人文脉络更为清晰，从“水岸共振”走向“人心相通”。愿这些版画成为一扇窗，回望历史，照亮未来。

托马斯•阿罗姆

THOMAS ALLOM

出生地：伦敦兰贝斯

教育背景：英国 皇家艺术研究院

重要设计：设计诺丁山的圣彼得教堂（1856年）

设计利物浦的威廉布朗图书馆

参与设计英国国会大厦和海克利尔城堡的改建。

重要作品：

《中华帝国：古老的风光、建筑和习俗》1843年

《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七教会景观》1838年

《英格兰诸郡：其历史与地形》1840年

主要职业：

版画家、建筑师、插画艺术家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创始人之一

尼霍夫中國行程路線圖

通州观星楼

画面上是观星象台附近庭院里的建筑，为观象台官员们生活、工作的地方。北京古观象台，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清代延续并改称“观象台”，隶属钦天监。最初由明代太常寺卿薛凤祚主持建设，目的是观测天象、编订历法和预测气象，反映了古代天文学的高度成就。

康熙年间（1662-1722），清政府重修观象台，引入西方传教士设计的新式仪器，包括黄道经纬仪和地平经纬仪，融合中西天文技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观象台成为钦天监的观测中心。

中国长城

阿洛姆的插图风格浪漫，长城被绘制成险峻山脉上的雄伟建筑，城墙上的瞭望塔和垛口清晰可见，背景常有起伏的群山和云雾，增添神秘感。长城在中国古代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蒙古人）優袭的军事属障，部分史料还提到其作为赞易和税收控制点的功能。

在19世纪的外国史料中，关于中国长城的描述主要出现在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的著作、游记以及插图书籍中。这些记录反映了西方人对长城的兴趣、想象和认知，常常结合了实地观察、历史传说和东方主义的视角。

道光皇帝大阅

画面表现的是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

……

据礼志记载，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迁都北京后，自顺治十三年起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西直门

作品描绘了清朝时期北京西直门的城门景观。通过建筑与人文场景的结合，展现了清代首都的城防功能与都市生活。画面构图以西直门的城门楼为核心，突出其砖石结构、飞檐屋顶和瞭望塔。主体建筑包括主城门和瓮城（半圆形防御建筑），辅以厚重的城墙和护城河。远景的山丘和城内建筑增强了空间纵深感，而前景的商贩、行人、轿子或牲畜则生动呈现了城门附近的市井繁华。砖石纹理、城墙垛口、护城河波纹及人物服饰均被精细描绘。

西直门是北京内城九大城门之一，位于城西北，始建于元代（1271-1368），明清时期多次重修。作为通往西北（山西、内蒙古）的重要通道，它兼具军事防御与商贸往来的双重作用，1950年代被拆除。

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作为北京三大皇家园林之一（与中南海、圆明园齐名），在清代是皇室休闲和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幅作品展现了北海公园的优雅景致和皇家气派，同时反映了19世纪西方对清朝宫廷文化的浪漫化想象。

作品描绘了北海公园内的经典景观，包括白塔、琼华岛，五龙亭，湖面上的游船或精致的亭台楼阁，展现了中国皇家园林的和谐美学和自然与建筑的融合。

北海公园位于北京紫禁城西北，始建于辽代（10世纪），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历代均作为皇家园林。清朝时期（1644-1912），北海是皇帝、皇后和皇室成员的休闲场所，常用于游湖、赏景和宗教活动。公园的核心景观包括琼华岛（以白塔为中心）、北海湖、五龙亭、九龙壁等，融合了佛教建筑、皇家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元素

小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之庙，又叫“小布达拉宫”是清代乾隆皇帝为了庆祝60寿辰和崇庆皇太后80寿辰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的佛教庙宇。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狮子沟镇狮子沟村，为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建筑群，建成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建筑兼具宗教与外交功能（如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觐见）。建筑占地22万平方米，藏式平顶红墙与汉式琉璃飞檐结合。主体建筑以藏式风格的大红台为核心，层叠而上的建筑群依山势展开，红墙与金顶设计模仿拉萨布达拉宫。右侧矗立70米高的八角琉璃万寿塔，形成视觉对比。

背景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山峦、湖泊，强化空间层次。前景描绘了藏传佛教僧人、清朝官员或使团成员（如喇嘛、侍卫），静态姿态突显宗教庄严与政治威仪。细节有飘扬的经幡或仪仗旗帜，平衡构图的同时烘托肃穆氛围。作为承德外八庙之一，体现清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及多民族统治策

略

京郊宅院

本件展品以一座精致的亭子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元素，如假山、池塘、拱桥、蜿蜒小径及茂密植被，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优雅与精巧。画面采用透视法，营造深远的空间感，引导观者视线从前景的亭台延伸至远景的山林。少量人物点缀其中，如身着长袍的官宦或仆人，或漫步、或伫立亭中，姿态闲适，呼应西方对“东方贵族”生活的浪漫化想象。

建筑细节（如飞檐、雕栏）与自然景观（假山纹理、植物形态）均被精细刻画，凸显中国园林的工艺美学。

戏曲 日月奇观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武将对打”是武戏（武打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表现战场上武将之间的搏斗或比武场景。这种表演融合了武术、舞蹈、戏剧程式化动作和音乐节奏，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戏曲武打并非真实格斗，而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套路，动作夸张而富有节奏感。常见兵器包括长枪、大刀、双剑、鞭、锤等，不同角色有固定兵器搭配。武打节奏由打击乐（如锣、鼓、钹）控制，演员动作需与音乐严密契合，增强紧张感和戏剧张力。戏曲武打不仅是视觉盛宴，更蕴含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虚实相生”理念，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将武力冲突升华为艺术表达。

天津大戏台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拥有悠久的戏曲历史，融合了多种剧种和地方特色。天津戏曲起源于明代（1368-1644），随着漕运和商业繁荣，戏曲艺人从南方传入。清代（1644-1911），京剧成为主流，天津因靠近北京，成为京剧传播的重要据点。

清末天津开埠（1860年）后，外来剧种逐渐融入。民国时期，天津成为戏曲表演的中心之一，涌现出众多名角，如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大师。1920年代，天津建立了多个戏园，如“天华景戏院”，推动了戏曲的商业化发展。

白河兵营

天津白河码头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白河北道附近，是天津历史上的重要水运枢纽，在天津的漕运和商贸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白河码头始建于明代，随着天津卫的设立（1404年），白河成为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水道。清代，码头成为漕粮运输和货物集散地，繁荣一时。19世纪中叶（1840-1860年），天津开埠后，白河码头与外贸结合，承接从内陆运来的货物，出运至上海、广州等地。民国时期，码头周边建有仓库和商铺，商业活动频繁。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海河治理和铁路运输崛起，白河码头功能逐渐减弱，部分设施被废弃。沿河设置兵营，与天津的军事防御和漕运安全息息相关。

江湖郎中

成语“五花八门“里的“八门”指的是巾、皮、彩、挂、平、团、调、聊这八门。

一门巾，算命占卦的；二门皮，卖草药的；三门彩，变戏法的；四门挂，江湖卖艺的；五门评，说书评弹者；六门团，街头卖唱者；七门调，搭棚扎纸的；八门聊，高台唱戏的。

清初，天津因京杭大运河和白河码头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包括来自南方和内陆的艺人。街头表演逐渐成为市民娱乐方式，尤其在清中后期（18-19世纪），随着城市开埠（1860年），外来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卖艺形式。艺人常见于海河沿岸、白河码头或商业街，用简易布幔或木架搭建表演台。

北直隶湾：长城尽头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也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旧称北海或直隶海湾。位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之间，被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陆地环抱，仅东部以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南北长约556千米，东西宽约236千米。渤海东北部沿海是长城（尤其是明长城）的东部终点，形成了一道重要的军事防线和地理标志；同时，长城也对渤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

求签问卦

求签问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广泛流传于民间，特别是在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下。

求签问卦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最初与甲骨文占卜有关。汉代（202 BC-220 AD）后，佛教传入，寺庙求签逐渐流行；唐宋时期（618-1279年），道教签诗发展完善，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中国人相信天人感应，求签问卦被视为与神灵沟通、预知吉凶的方式，尤其在重大决策或人生节点（如婚嫁、迁徙）中使用。求签问卦反映了中国人对命运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期盼，融合了哲学与宗教思想。

打板子

清代（1644-1911年）“打板子”是一种常见的体罚形式，主要用于司法和行政管理中，作为对犯人或违规者的惩罚方式。这一习俗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和治理理念。“打板子”又称“杖刑”或“打屁股”，是用木板（通常为宽厚木板或竹板）击打犯人的臀部或大腿。板子多为特制，长度约1-1.5米，宽约10-15厘米，厚约2-3厘米，边缘磨平以避免直接致命，但足以造成剧痛。常在街头或集市执行，如衙门前，吸引围观，起威慑作用。反映了清代“以刑止刑”的治国理念，强调体罚的威慑力，但也暴露了司法的残酷性。

山东 船过水闸

古代船闸是人类水利工程史上的重要发明，尤其在运河航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早见于秦代灵渠（广西兴安）（公元前214年），用木桩和木板构筑简易闸门，通过人工拆装控制水位，采用分段筑坝、船舶陆行转运的方式过渡。现存遗址尚有江苏仪征宋代东门水门遗址（2007年发掘），山东临清元代会通闸（2012年水下考古）。

古代船闸的发明使内河航运突破地理限制成为可能，其"以闸节水"的核心思想至今仍是船闸设计的基本原则。现存最古老的灵渠陡门（广西兴安）仍在发挥作用，堪称水利工程的活化石。

山东 临清州 踢键子

这是最早记录踢毽运动的西方图像文献之一。踢毽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初可能是由古代军中游戏“蹴鞠”演变而来。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踢毽子在民间非常流行，尤其受到青少年儿童的喜爱，特别是少年女子。明清时期，踢毽子技术更加精湛，玩法也更加多样，甚至发展出了花毽等技艺。

这幅创作于19世纪中叶的版画出自英国建筑师兼画家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llom, 1804-1872）的系列作品《中国：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与社会习俗》（1843年），生动记录了清代山东临清州的民俗体育活动场景。作为大运河重要商埠，临清在乾隆时期（1736-1795）人口逾百万，其市井文化在阿洛姆笔下得到独特呈现。

山东聊城 黄河入口

黄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全长约5464公里。其中628公里流经山东，流域面积达到了1.83万平方公里。黄河水在山东咆哮而过，流经菏泽、济宁、泰安、聊城、济南、德州、滨州、淄博、东营九市，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奔腾的黄河孕育出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在聊城也同样不例外，历史的长河里，传说、人文历史和黄河共同衍生。

在版画中可见前景展现黄河浑浊湍急的水流与运河水系交汇的壮观场景，中景可见典型山东民居群，青砖灰瓦、挑檐门楼。三艘漕船采用典型的山东“瓜篓船”造型（平底方头，适应浅水航行），岸边劳工正在装卸货物，反映清代”漕粮北运"的繁忙景象。

聊城作为明清漕运“八闸"之一，此画为研究运河水利技术提供视觉佐证，与《漕河图志》记载的"黄运交汇，舟楫如梭"可互为印证。

山东 临清州 街头杂耍

描绘了清代山东临清州（今聊城市临清县）的市井娱乐场景。"Raree Show"为当时英语对街头杂耍的俚称，特指流动艺人通过奇异表演吸引观众的街头戏剧。画面中央搭建简易戏台，艺人正在表演传统杂技，周围聚集着商贩、劳工及妇女儿童。右侧可见典型的北方民居，灰砖青瓦建筑带有挑檐，门前悬挂"酒"字灯笼与幌子，地面散落着货郎担等道具，暗示表演的临时性与市井气息。明代至清中期临清州为山东最繁华的运河商埠，乾隆年间人口逾百万，以"小天津"著称。作为南北货物集散地，催生了丰富的民间演艺文化。

山东聊城 东昌府 饭摊

在东昌府运河沿岸，时常有一些供应饭菜的食摊。纤夫们在等待雇主付费的时候，抓住机会休息一会儿，镇守关卡的士兵也会光顾这里。食摊的凉棚下，围坐着一圈吃饭的客人，他们摘下帽子，整理一下辫子，待到女店主盛好食物，他们便开始狼吞虎咽。主食是米饭，下饭的是蔬菜和一些油腻的动物下水。

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劳动人民也是人手一只烟斗，不过中国的烟斗更长，放在口袋里，露出长长的一大截。有时候，纤夫们急着赶路，没有时间休息，他们便把干粮放在随身携带的布袋子里。

东昌府是古代山东行政区，前身为元东昌路，民国后改为山东省济西道、东临道，驻聊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明清两代，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400年之久，被誉为“江北一都会”，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

南京琉璃塔

大报恩寺琉璃塔，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的标志性建筑。明永乐十年（1412年），由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而建。高约78米，通体覆盖五彩琉璃砖，夜间悬挂144盏油灯，被誉为“天下第一塔”。被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856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在西方人心目中，大报恩寺琉璃塔尤其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习惯称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南京瓷塔”，并长期将其列为和万里长城齐名的东方奇迹。葡萄牙的传教士曾德昭在《南方九省中的南京》中写道：“（南京）还有一座结构精美的七层塔（应为九层），布满佛像，好像是用瓷制成的。”17世纪，欧洲旅行者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在中国南京发现了大报恩寺琉璃塔并作下了画作带回了欧洲。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塔的层数基本上为单数，而约翰·纽霍夫画错了，将塔数画成了十层。这座足可以代表西方人脑海里中国印象的瓷塔，在欧洲家喻户晓，以至于从没来过中国的安徒生，将其写进了童话《天国花园》之中。1762年，英国仿照大报恩寺琉璃塔建成邱园（Kew Gardens）宝塔。

1842年，随英国舰队来到南京的奥特隆尼 John Ouchterlony 记录下大报恩寺琉璃塔的细节：“眼前精美绝伦的景象远远超出了我最生动、最精妙的想象。瓷塔共有九层，每层比例分布都十分精巧得当，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白瓷，宝塔每层都开有四扇门，相隔分布在八面形的塔身上……门框是琉璃砖结构的，琉璃砖根据其呈现的图案不同……”

阿洛姆笔下的南京琉璃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具有宏伟的瓷塔结构，塔身覆盖琉璃瓷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塔高九层（符合历史记载），飞檐翘角，悬挂风铃。周围有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僧侣和游客，展现“东方异域情调”。阿洛姆的《南京琉璃塔》并非严格的历史记录，而是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艺术的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中国形象，尽管与真实建筑有所差异，但仍成为西方人认知南京大报恩寺塔的重要视觉遗产。

南京的桥

南京长干桥位于城南中华门城外，为8孔钢筋混凝土梁式桥，横跨秦淮河，连接明城墙，因它所处的位置在长干里，而得名长干桥。长干桥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交通要道。金陵城南，中华门外，商代晚期建长干古城（史称“越城”），距今有3100多年，古称长干里，春秋战国时期已是物产丰饶、商贾活跃之地。

古人明智，眼看着城门外秦淮河横亘，泛舟虽便利，但惟有造桥铺路才是稳妥长远之计，于是五代十国杨吴建造了长干桥，用于连接中华门和长干里，自南唐起，长干桥就成为南唐宫殿御街直达城外长干里的必经之道。

南宋咸淳五年（1269），户部尚书马光祖重建，更名长安桥，为五孔石拱桥。明初改建，又名聚宝桥。清代多次维修。太平天国时，在天京防卫战中遭破坏。清光绪二年（1876）予以修复，桥长43米。1937年抗日战争时炸毁。日伪时期搭木桥维持交通。1946年草修，两年后崩塌，临时架设军用便桥，维持交通。1951年1月由重建。桥分5孔，为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利用原桥基重建墩台，第一任市长刘伯承题写桥名。

立桥望水，只见远处帆樯顺着古老、恢弘的城墙移动；桥下秦淮湍流，桥畔春风如絮，柳花似风雪；桥上整日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一派春意盎然的升平景象。

南京城

18-19世纪，随着欧洲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和探险家的东来，南京（时称“Nanking”）成为西方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这座曾经的明朝都城、清代江南重镇，以其宏大的城墙、繁荣的商业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许多旅行记录、绘画和地图中的焦点。几乎所有到访者都惊叹于南京城墙的规模。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记载：“南京城墙周长约20英里（约32公里），高度超过60英尺（约18米），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之一。”1832年，德国博物学家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在《日本与中国纪行》中描述：“南京的城门巨大而雄伟，城墙的砖石结构令人震撼。”

阿洛姆虽然没有来过南京，但是他根据看到的文献记载，添加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系列以南京为主题的铜版插画。

本件作品用俯视视角，突出明代遗留的南京城墙与城门，展现其军事防御功能。秦淮河上船只往来，反映南京作为水运枢纽的繁荣。远景隐约可见大报恩寺琉璃塔（1856年毁于战火），这座"中世纪世界奇迹"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图中建筑采用歇山顶，民居则多为青瓦白墙，体现江南地域风格。河道、桥梁与街巷的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水陆并行"格局。画面结构通过河流引导视线，将城墙、民居、宝塔，行人有机串联。此作不仅是风景画，更是一部"以图证史"的视觉文献，为今人了解近代南京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独特窗口。

南京城乌瞰

这幅创作于19世纪中期的铜版画是英国建筑师托马斯·阿洛姆"中国系列"的代表作之一。虽阿洛姆未曾亲临中国，但他基于早期西方使团素描和文字记载，以艺术想象再现了从大报恩寺琉璃塔俯瞰南京城的壮丽全景。该作现已成为记录近代南京城市风貌最重要的视觉文献之一。

画面远处蜿蜒的明代城墙如巨龙盘踞，垛口、马面、瓮城等防御体系清晰可辨，秦淮河畔官署寺庙的歇山顶与民居商铺的硬山顶形成层次对比。城内以秦淮河为动脉，支流桥梁串联起码头、市集与街坊区分有序。城墙外菜畦稻田延伸至远山，体现传统"城-郊-野"空间格局。河面漕运船队与画舫游船并置，反映商业与休闲的双重功能。

南京的城市规划在明代（1368–1644）已基本定型，以“皇城（宫城）+ 市井”的双核心结构为主。皇城区（明故宫遗址）在明初作为首都时修建，后因迁都北京而逐渐荒废，至19世纪仅存部分残垣断壁，但仍作为行政中心（如两江总督署所在地）；市井区（城南）以夫子庙、秦淮河为核心，形成商业、文化和居住混合区。

清代南京虽降为“江宁府”，但仍是两江总督驻地，城市功能转向区域行政与商业中心。城南秦淮河沿岸（三山街、评事街等）为繁华市集，汇聚商铺、会馆和手工业作坊；夫子庙、江南贡院（科举考场）是士人聚集地。南京城墙（明代修建）在19世纪仍保存完好，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古城墙（原长约35公里），构成城市防御与空间分隔的核心框架。

中国渔民捕魚的方法

用鱼鹰捕鱼，对英国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事。长江的渔民在用鱼鹰捕鱼。随着主人的一声信号、它们便扎入水中，很快就嘴里衔着一条大鱼飞回船上。

渔鹰的羽毛呈褐色，喉部白色，黄嘴，蓝眼。原来是在靠捕捉鱼类生存的野禽，经过长年的驯化和饲养，成为江南人捕鱼的帮手。据说训练的时候，在喉头套一根绳，不让它吞食猎物。它把猎物交给主人时，会得到一些食物的奖赏。这样的长年累月，鱼鹰渐渐失去了它的木性，驯化成渔夫的工具。

石门

这是江南行省一个叫作“Rock Gates”的地方，按音译，就是“石门”（Shih-Mun）。

我们没有在江苏和安徽境内找到“石门”的地名，最接近江南行省，最符合画面描绘的市镇，应该是浙江海宁的“石门镇”。

“石门镇”因米市兴隆，连通浙北、浙西而闻名，是江南名镇。

“石门镇”连通苏州、嘉兴和杭州的江南大运河。这里有江南地区常见的沙船，还有本地的小舢板。石门处于江南平原和浙江腹地的枢纽，丰收的大米从各处聚集到这里，再往京城运送。歉收年份，山区民众又从这里用山货换米回去度岁。

太湖娘娘庙

苏州的西面，太湖的东岸，分布着许多小岛。群山环抱，岬石交错，人们把这里的青山碧岛称为“东山”、“西山”。山脚下，有许多渔村和农庄。站在这里，可以西望万顷湖面。江南太湖之美，最美就在这里的山水交汇，天地一色。

画面远处，有两座宝塔，分别压在两座巨大的岩石上。两柱擎天，形如门柱。事实上，这里正是各种船只进出东山码头的人口。东山人原来是靠山间瓜菜果蔬为生，东山的杨梅、枇杷、水蜜桃，驰名江南。东山人的另一项产业就是下湖捕鱼。太湖人善驾舟，因为熟悉水性，明清间江南贸易兴旺的时候，他们开始从事水上运输业，把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通过运河运到北京，通过江南水系运到广州。

东山商人通过自己的运输网络和信用系统，由水而陆；在南京、杭州、扬州、清江浦、临清州和广州建立了商店和钱庄，从事商业和贸易。东山商人在清代崛起，成为与徽商、晋商、粤商齐名的商帮。徽商多做茶盐零售，晋商从事信用汇兑，粤商靠的是洋行外贸。苏州的东山商人虽然晚起，但因为从运输起家，南北沟通，交易各类货物，有大量的江南出产做后盾，所以在清朝的商界非常活跃。

镇江银山

英国人把镇江的“金山寺”翻译成“金岛”（Golden Island），他们觉得金银应该相配，有“金”必有“银”，便把江中的另一座小岛的名字，翻译成“银岛”。这一座“银岛”，其实也很著名，它就是俗称“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中的“焦山”。

东汉末年焦光隐居于此，因而得名。上有定慧寺，寺院楼阁掩映于山林之中，故有「焦山山裹寺」之说。定慧寺东有宝墨轩，又名焦山碑林，藏着历代碑刻四百余方，数量之多，为江南第一，其中包括「碑中之王」之称的《瘗鹤铭》。

虎丘行宫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欧洲人在13世纪就知道了这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谚语。《马可波罗游记》说：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杭州是“天上的城市”，这是在翻译这句名谚。在马可波罗心目中，杭州被置于天堂地位，而苏州仍然是人间最好的城市。苏州和杭州，到底哪个城市更，加富裕或美丽，是否伯仲可分？其实“吴”与“越”，苏南与浙北，气候物产风俗人情语言，实在相像，苏杭并称，不分彼此可也。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

扬州 太平府 昭关

扬州太平府昭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运河关隘，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昭关镇。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昭关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

关隘始建于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而设立，宋代成为漕运要道上的重要关卡，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设有专门的关署管理机构。

版画中描绘了典型的古代水陆关卡建筑群，包括关楼、码头、仓储等设施采用砖石结构，兼具防御和税收功能。还负责过往船只的检查登记，对运河商船收取关税，护卫运河运输安全。是大运河扬州段的重要遗存，也是古代水运管理制度的实物见证。昭关见证了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演变历程，是研究运河文化、古代关税制度和水利工程的重要实物资料。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搭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搭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为隋代统一南北以后修建的隋唐大运河。隋朝将以前开凿的运河水道以及自然水道加上运河组成了以隋朝京都洛阳为中心，向北到涿郡，向西到大兴，向南到余杭的水路网。古代陆上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速度缓慢，运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所以大宗货物都尽量采用水路运输。

江苏 扬州渡口

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渡口是友人送别的地方，是因缘际会的地方。渡口，古时亦称“津”，即通过船摆渡过河的地方。古代过河过江多以渡船为主，也就产生了很多渡口。

本版画里的渡口位于瓜洲镇，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位于长江北岸、古运河入江口、润扬长江大桥北端，是历代联系大江南北的咽喉要冲，这里也有著名的千年古渡口。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京口瓜洲一水间”。唐代高僧鉴真从这里起航东渡日本，康乾二帝及历代诗人墨客途经瓜洲，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民间传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于此。瓜洲渡，如今已被桥梁、隧道所取代。但这些古老渡口和滔滔江水，如同历史的见证者，向我们讲述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辉煌历程。

江苏常州 金坛纤夫

以金坛的运河景观为核心，描绘纤夫沿河岸拉纤的场景，同时展现背景中冒着浓烟的窑炉，象征当地的制陶或砖瓦工业。画面聚焦于纤夫的辛勤劳动：一群身着简单服饰的工人，肩扛长绳，沿着运河岸边步履沉重地前行，牵引着满载货物的船只。

运河上行驶着中国传统木船，船身装饰朴素但实用，反映清代水运的繁荣。背景中的窑炉可能是砖瓦窑或陶瓷窑，烟囱冒出袅袅青烟，周围堆放着烧制好的砖块或陶器，展现金坛作为江南手工业中心的景象。远处的田野、村庄或低矮山丘勾勒出江南水乡的典型风貌，增添画面的层次感。

金坛靠近运河，黏土资源丰富，适合生产砖瓦以供地方建筑或运河堤防建设。这些窑炉多为龙窑（长条形，依坡而建，长度40-60米，烧制温度1200-1400°C），用于大规模生产砖瓦或粗陶。

在清代，江南地区的运河（如大运河）是经济命脉，纤夫是运河运输的重要劳动力。他们的工作艰苦，需在泥泞的河岸上拉动重载船只，象征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坚韧。阿洛姆通过纤夫的形象，展现中国社会的劳动景象。

“丹金溧漕河”古为日泾渎。南朝刘宋时已有。 属长江、太湖水系，中段高，南北低。连接常州金坛区，丹阳市，溧阳市，全长65.59公里。金坛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矿产资源主要有岩盐、石灰岩、油页岩、玄武岩、粘土、煤、泥炭、矿泉水、建筑石料等10余种。被誉为“苏南第一矿”的金坛岩盐矿位于境内西北部。

焦山行宮

焦山行宫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的焦山风景区，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重要行宫之一。焦山是长江中的一座岛屿，以山水秀丽、寺庙古朴著称，素有“江中浮玉”之美誉。行宫始建于乾隆年间（18世纪），主要用于皇帝南巡时的驻跸和处理政务，兼具游览与政治功能。

东汉末年，焦光在焦山这里隐居，汉献帝三次下诏请他出山做官，焦光不愿与没落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同流合污，拒绝了汉献帝。他在这里采药炼丹，治病救人，后人感念他的功德，改樵山为焦山。

焦山行宫紧靠镇江港河道，在阿洛姆的版画中，也确实看如此景象。焦光（生卒年不详），是东汉末年著名的隐士，以高洁品格和拒绝出仕而闻名。

瓜州水车

瓜洲镇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位于长江北岸、古运河入江口、润扬长江大桥北端，是历代联系大江南北的咽喉要冲，著名的千年古渡。

最初为长江中流沙冲积而成的水下暗沙，随江潮涨落时隐时现，因形状如瓜而得名。晋朝露出水面，成为长江中四面环水的沙洲，岛上逐渐形成渔村、集镇。宋金对峙时期，瓜洲成了战争前线，在瓜洲建都巡检营廨，宋军曾在此击败南侵的金主完颜亮。南宋乾道四年，瓜洲开始筑城。明代，在瓜洲设置了同知署、工部分司署、管河通判署。这一时期，瓜洲城内大型建筑、私宅花园、庵庙、楼、亭、厅、堂等多达数十处。清代设瓜洲巡检司署、操江都御史行台、都督府、提督府等。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徽商这样评价全国的各大城市：“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而为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

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六次南巡时，均曾驻跸瓜洲，并在锦春园设有行宫，昔日乾隆皇帝赞美锦春园而题诗的御碑，至今尚保存完好。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瓜洲全城全部坍入江中，昔日的繁华街市，连同众多的名园佳景，一同付诸江流。民国初年，兴建新城，即如今的瓜洲镇。1978年，兴建了瓜洲汽渡。2005年5月1日，润扬长江大桥通车。瓜洲的重要性有所上升。2003年，扬州市制订的城市总体规划，把瓜洲作为城市副中心。

水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业灌溉工具，利用水流或人力、畜力将低处的水提升至高处，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尤其在干旱或丘陵地区，水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发明之一。18世纪的瓜洲，河网密织，稻田连绵。一座座木质水车临水而立，或借江潮之力，或凭人力踏转，将清波引入阡陌纵横的沃野。

镇江河口

镇江（当时称"Chin-Keang"或"Chinkiang"）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清代重要的漕运枢纽和通商口岸。西方人（如英国探险家、商人、外交官）认为镇江是控制长江下游和漕运的关键节点。镇江河口，位于江苏省镇江市谏壁镇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江南运河）的交汇处，也称为谏壁口或越河口。

西方人描述镇江是一座“拥挤而古老”的城市，城墙高耸，街道狭窄，充满传统中国市井气息。地标如金山寺（Jinshan Temple）和焦山（Jiaoshan）的宝塔常出现在游记和绘画中。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开埠，镇江出现西式建筑，如英国领事馆（现为镇江博物馆的一部分）、海关和教堂。这些建筑与中式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版画描绘的是中国镇江的河口风光，画中江面有帆船、沿岸建筑、码头劳工等场景，反映19世纪中叶长江下游的航运与市井生活。阿洛姆的作品以细腻的线条和浪漫化的东方主义视角著称，尽管他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但基于其他旅行者的素描和描述创作。画面常结合写实与想象，例如夸张的山势、理想化的建筑布局，符合当时欧洲人对"异域中国"的审美期待。

官宦之家的女眷玩牌

描绘了清代一位官员（Mandarin）家庭中的女眷在室内玩牌的场景，展现了中国上层社会女性的休闲生活。画面中的房间陈设典雅，带有中式传统家具，如雕花木桌、屏风、瓷器等，墙上悬挂书画，体现文人家庭的审美。女眷们身着华丽的清代汉族女性服饰（可能是江南地区的风格），头戴发饰，围坐在桌旁专注玩牌。两位侍女站在一旁，随时准备端茶或伺候，反映官宦之家的日常生活细节。

叶子戏、麻将或其他传统牌类游戏是清代女性常见的娱乐方式，尤其在闺阁和上层社会家庭中流行。暗示了当时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社交活动，尽管她们的社会角色仍受限于儒家伦理，但仍有自己的休闲空间。

西湖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白居易）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栟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淡蕩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杭州迴舫（白居易）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嬾吟诗。

欲将此意凭迴櫂，报与西湖风月知。

阿洛姆的版画作品里西湖水面平静，点缀小舟，远处可见宝塔、亭台和起伏的山峦，布局呼应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岸边建筑带有飞檐翘角，但细节透露出欧洲人对“异域风格”的加工。画面中有渔民撑船、文人赏景、商贩沿街叫卖，试图还原清代杭州的市井生活。人物服饰和动作略显程式化，符合西方对“中国风情”的刻板印象。

缫丝女子

缫丝（sāo sī）是通过热处理蚕茧，溶解丝胶后抽出蚕丝纤维，并将多根丝合并成生丝的工艺。目的将杂乱无序的茧丝变为连续、均匀、可纺织的生丝（通常每根生丝由6-8颗茧的丝合并而成）。中国是最早掌握缫丝技术的国家，传说可追溯至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考古证据（如河南贾湖遗址）表明，新石器时代已有蚕丝利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将缫丝技术传播至世界，明清时期浙江、江苏等地形成专业化生产。缫丝不仅是丝绸产业的基石，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材料的巧妙利用与智慧传承。

版画中可见灶台上的热水锅，蚕茧在水中煮泡以软化丝胶。女子们用工具从茧中抽出丝线，缠绕到丝框上。有人负责理绪，有人摇动丝框，体现流水作业。该作品是19世纪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的延续，包含对东方工艺的赞叹。

乍浦古桥

乍浦古桥位于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乍浦镇，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石拱桥，横跨乍浦塘（古称“乍川”）。据《平湖县志》记载，该桥始建于明代，清代多次重修，是古代乍浦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见证了这座千年古镇作为海防要塞和海运口岸的兴衰。

桥体采用江南地区典型的单孔或多孔石拱桥设计，桥身以青石或花岗岩砌筑，拱券以纵联分节并列法砌成，展现中国传统石桥的精湛工艺。桥面两侧常设石栏板，部分古桥栏板雕刻莲花、如意等吉祥纹样。乍浦古桥是连接乍浦镇内运河与街道，历史上是商贾、渔民、驻军往来的必经之路。

江南鱼米之乡，所谓“苏松熟，天下足”。《犁田车水》把苏州郊区农民的稻田耕作表现得细致入微。龙骨水车是江南稻作地区的人力提水装置、机械结构相当复杂。阿罗姆精确地画出了它的原理、性能和比例。农人们扶着把手，踏动转轴，淌水板把沟里、河里的水刮到田里。画家注意到水车车轴上踏脚的角度是不同的，可以均衡每个人的力量，平稳转动水车。

19世纪英国人最注意机械和机器的应用，他们正在从事工业革命，发明蒸汽机、轮船和火车。另外，画家还画出了水车工粗壮的小腿，对江南稻作地区农人插秧季节的辛苦，想必也是有所体会。

灯笼铺

作品聚焦一家清代灯笼铺，生动展现手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场景。店铺内外挂满各式灯笼（纸灯、宫灯、丝绸灯笼），装饰有流苏、书法或传统图案。

前景可见商贩（店主或伙计）与顾客互动，或演示制作工序（如糊纸、绘画）；背景融入北京街景元素（相邻店铺、行人、摊贩），烘托市井繁华。人物身着清代典型服饰（长袍马褂），包括挑夫、儿童等路人形象，增强生活气息；通过灯笼的轻盈悬挂姿态、人物动态（交易、制作）及街头喧闹感，传递商业活力。

清代（1644-1912）灯笼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节庆（如元宵灯会）及宗教场合。北京商业区（如前门大街、琉璃厂）常见此类店铺，其制作工艺涵盖糊纸、绘画、书法及木工，体现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部分店铺兼具制作工坊功能，现场加工与销售结合。作品通过灯笼铺的细节刻画与市井互动，向观众展示清代北京商业的蓬勃景象，同时凸显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文化价值与审美特色。

祭奠逝去的亲人

中国人祭祀祖先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习俗，体现了对祖先的敬仰、感恩和家族延续的重视。这一传统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宗法文化和民间信仰，至今仍在清明节、中元节、重阳节等节日以及祖先忌日等重要场合被广泛实践。

儒家强调"慎终追远"，祭祀是"孝"的延伸。《论语》载："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通过祭祀，后代践行对祖先的精神赡养。祭祀仪式强化家族认同感，尤其在祠堂祭祖时，族人共聚追溯血脉根源，族谱、牌位等成为凝聚力的象征。清明节扫墓最具代表性，大家族在祠堂举行隆重仪式，按长幼顺序祭拜，有时伴随诵读祭文、修订族谱等活动。

祭祀行为背后是中国人独特的"互惠式"生死哲学——祖先需要后代香火供奉，后代祈求祖先保佑，形成跨越生死的责任链。费孝通称之为"反馈模式"。这种传统虽面临现代化挑战，但其核心的家族记忆传承功能仍通过新形式延续，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体现。

养蚕理茧

古代罗马人的著作中，常把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称为“Serica”一赛里斯，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欧洲国家交往后，不少西方汉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名字都是指“中国”。而且，“赛里斯”的词源，就是中文单词丝绸的“丝”字。西方用“赛里斯”称中国，是把名贵货物丝绸的名称代替了国家的名称，就像后来的欧洲人把中国看作是“瓷器的国度”，把“瓷器”（China）和中国一起称呼，一直沿用至今一样。

镇海孔庙大门

旧时镇海县的最高学府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始建于北宋雍熙二年（985年），后屡次重建。孔庙（Temple of Confucius）是供奉孔子及儒家圣贤的场所，通常与学府结合，历史上用于祭祀和科举考试管理。

这幅插图不仅表现了孔庙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重要性，还体现了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与想象。镇海作为宁波的一部分，靠近舟山群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孔庙的存在反映了当地儒学教育与文化的繁荣。

普陀佛寺

画面中的主体可能是普陀山主寺普济禅寺。层叠的寺院建筑群掩映在苍翠山峦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身着清代服饰的人物（僧侣、香客、劳工）点缀其间，展现宗教生活场景。

阿洛姆的版画虽带有西方滤镜，却凝固了清代普陀山的宗教风貌，成为19世纪东西方对话的特殊见证。今日看来，它既是艺术品，亦是历史研究的珍贵素材。

普陀山虽以佛教闻名天下，在唐朝之前却以道教闻名。普陀山最早叫梅岑山，相传因汉代梅福在此采药炼丹得名。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钦赐宝陀观音寺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普陀山以寺为山名正式开始。真正让普陀山名扬天下，赢得“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盛誉的，是观音大士。而不肯去观音院、紫竹林等也成了观音道场在普陀山的标志。

宁波城运眺

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南靠台州，东北与舟山隔海相望。宁波建城于738年，但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宁波拥有长期的经商传统，宁波商帮是全国闻名的商帮。航运和对外交流历史悠久，最远可以上溯至战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通商口岸，这客观上促进了宁波的近代化。

宁波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对外交往史可追溯至唐代。根据史料记载，最早抵达宁波的外国人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唐宋时期）唐代明州（今宁波）设立市舶司，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波斯商人通过海路来华贸易，带来香料、珠宝等商品；清代宁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政治上，宁波经历了从明朝到清朝的政权更迭，期间受到清政府“迁海令”和“海禁政策”的影响，对外贸易一度受到冲击，但随后逐渐恢复并与西方国家展开贸易往来。经济上，宁波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尤其是“红帮裁缝”和宁波商帮在全国乃至海外都享有盛名。文化上，浙东史学在宁波兴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富春山

富春山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是富春江沿岸的著名山水景观带，自古以"山青、水秀、史悠、境幽"著称。这里是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富春江共同构成"富春山水"的绝美画卷。

富春山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因东汉高士严光（子陵）曾在此隐居垂钓而闻名。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更使其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并非单一山峰，而是富春江两岸连绵起伏的群山总称，其范围包括现今富阳、桐庐一带的山水景观区。

湖州丝绸庄园

湖州是中国著名的“丝绸之府”，其丝绸生产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战国时期，湖州属吴越之地，蚕桑业已初具规模。唐代时，湖州丝绸成为贡品，并经由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代，湖州“辑里湖丝”因质地细腻、光泽柔润而闻名，成为皇家御用丝织原料。清代是湖州丝绸业的黄金时代，尤其以辑里湖丝为代表，其生产技术达到巅峰，并成为国内外市场的顶级商品。清乾隆年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湖州生丝经徽商、粤商转运至广州，由十三行销往欧洲。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18世纪中国生丝出口中，湖丝占比极高。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丝绸贸易中心，湖州商人迅速转向上海，设立丝栈、丝号，直接对接外商。辑里湖丝通过上海港远销欧美，成为欧洲贵族青睐的高级纺织原料。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综合性博览会，商人徐荣村把自己经营的12包“荣记湖丝”送去展览，没想到一举夺得金质大奖，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不仅亲自颁奖，还赠送“小飞人”(天使)画像，开创了中国产品获世界大奖之先河。辑里湖丝在英国获奖之后，外商对湖丝更是趋之若鹜。为了直接和洋商打交道，这些南浔丝商竟然很快地学会了外语。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新报》上，每天都有“辑里湖丝”的报价，丝的价格行情也像今天的股票一样不断变化，同时代的英国伦敦还开设了湖丝交易所。

武夷山

画作描绘了福建省武夷山（当时西方称为“Woo-e-shan”或“Bohea Hills”）的壮丽景观，重点突出其36座险峻山峰和九曲溪的蜿蜒水道。

画作通过奇形怪状的石灰岩山体、云雾缭绕的峰顶和溪流边的岩石，展现了自然的神秘与壮美。

阿洛姆以细腻的笔触和浪漫主义风格，捕捉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和茶园风光，强调其作为优质茶叶（大红袍）产地的地位。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激增，阿洛姆的画作成为当时了解中国景观的重要窗口。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19世纪时以茶业闻名于西方。

厦门城远眺

“Amoy”最早由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传入，基于厦门港的发音。19世纪，“Amoy”不仅是地名，还泛指厦门及其周边地区，包括鼓浪屿（Ko Long Soo）。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英国、法国等国的贸易基地，“Amoy”在西方文献中成为标准称呼。20世纪中叶，随着中文地名标准化，国际上逐渐采用“Xiamen”（拼音形式）。“Amoy”逐渐被淘汰，但仍保留在历史文献和部分老地图中。

这幅作品以独特的视角，从厦门附近的墓地（Tombs）远眺厦门城（Amoy），展现了清代厦门作为通商口岸的风貌。画作从墓地高处俯瞰，描绘了厦门城的天际线，包括港口的帆船、码头建筑和远处连绵的山峦。阿洛姆以浪漫主义风格捕捉了海面波光、墓地周边的自然景致以及城市边缘的传统建筑。

清代厦门（Amoy）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840年代成为英国、荷兰等国贸易基地。

中秋祭拜

在19世纪，中秋节的月亮被视为神圣的象征，民间普遍存在对月亮的崇拜，主要源于传说和信仰。譬如嫦娥奔月（讲述嫦娥因偷食仙药飞升月宫，成为月神。人们在中秋夜祭月，祈求平安与团圆）；玉兔捣药（月亮上的阴影被想象为玉兔捣制长生不老药，象征健康与长寿）；吴刚伐桂（传说月宫中的吴刚因触犯天条，被罚砍伐桂树，但桂树随砍随合，寓意“永恒的努力”）、这些神话强化了月亮的神性，使祭月仪式成为中秋节的核心活动。

该作品描绘了清代中国中秋节的民间祭祀场景，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与信仰文化。画面核心为一场户外祭典，表现的是中秋拜月或地方神祇祭祀。供桌上摆放香炉、蜡烛。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或跪拜或肃立，呈现庄重的仪式感。

背景可见中式亭台、灯笼装饰，暗示庆典可能在祠堂、庭院或公共广场举行。清代中秋不仅是家庭团聚日，也是祭月祈福的重要时节，民间会供奉“月神”或地方保护神。

从外港远眺厦门

从厦门外港（Outer Harbour）远眺，展现了鼓浪屿岛屿轮廓、港口的帆船和码头，以及背景中的连绵山峦。

阿洛姆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海面波光、船只的动态和港口的繁忙景象。远处建筑隐约可见，反映了1840年代厦门作为通商口岸的繁荣。

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气候温暖，是中西贸易的港口枢纽。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画作记录了这一历史转折期。厦门因其战略位置和深水港，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843年，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在此定居，1902年鼓浪屿成为租界区。

鼓浪屿，位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是一个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闻名。岛上遍布红砖绿树，拥有近千座风格迥异的欧式建筑，反映了19世纪中西文化交融的痕迹。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后，鼓浪屿成为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商人的聚居地，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美誉。

茶叶装船

陈塘港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地处闽江口北岸，是重要的天然避风良港和渔业基地，历史上曾为闽东沿海的重要航运节点。画面的核心是陈塘港的茶叶装船活动，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戎克船（junk）（䑸），这些木质帆船以其独特的船型和帆布结构在港口停泊，船工们忙碌地将成箱的茶叶装上船只。茶叶箱被描绘为堆叠在码头或船边的木箱，细节上刻有中文标识，反映了当时的茶叶贸易包装方式。码头区域充满了动态感，船工、搬运工和其他港口工人以不同的姿态出现，有的肩扛茶叶箱，有的操作绳索或船帆，展现了繁忙的装卸过程。人物服饰多为清代风格，如长袍、斗笠，部分工人可能赤膊，体现劳动的艰辛。

港口的水面上，戎克船的桅杆和帆布构成画面中纵向的线条，与水平的水面形成对比，增强了构图的平衡感。船只的造型可能被阿洛姆略为艺术化，以突出其异域风情。

码头附近有仓库、商行或海关设施，反映了陈塘港作为贸易港口的商业功能。这些建筑以中国传统屋檐或木结构形式呈现，带有瓦顶或飞檐的细节。水面上还有其他船只，包括小型舢板或远处的商船，暗示了港口的繁忙和茶叶贸易的国际化背景。茶叶作为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画面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代表了中西经济交流的纽带。

茶叶的栽培和制作

画面的前景展示了中国南方的茶园，成排的茶树以整齐的布局排列，呈现出绿意盎然的田野景象。茶树被描绘为低矮的灌木，枝叶茂密，符合中国传统茶树种植的特点。周围环绕着起伏的丘陵或远山，背景有薄雾或云层，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氛围，符合茶园多位于山区或丘陵地带的特点。画面的另一部分描绘了茶叶加工的室内或庭院场景，如简朴的木质或竹制工作间。加工过程包括萎凋、揉捻、发酵或烘焙等步骤。加工场景还展现了工人围绕大型竹筛操作的情景。

作为一幅面向西方观众的插图，画作略为夸张了茶园的田园诗意或加工场景的异域风情，以迎合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浪漫化想象。

画面记录了19世纪中国茶叶生产的传统工艺，从采摘到加工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茶园和工人的形象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清代农村生活和制茶技术的视觉资料。画作隐含了茶叶贸易作为中西经济纽带的背景。茶叶的制作过程不仅是劳动的展现，也是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象征。

厦门城门入口

厦门（Amoy），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沿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因其天然深水港和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在19世纪，厦门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和船只，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枢纽。

画面的核心是一座城门，呈现出厚重的石砌结构，带有典型中国传统城门的特点。城门的设计并不追求宏伟壮丽，而是显得坚实实用，反映了清代城市防御建筑的风格。城门顶部装饰有龙形雕塑，线条流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作为权力和吉祥的象征。龙的造型被阿洛姆略为夸张表现，以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神秘感的期待。城门上刻有汉字箴言，内容可能来自儒家经典，以书法形式呈现。这些文字不仅装饰了画面，也为城门增添了文化深度，暗示厦门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城门顶端有一个独特的船形装饰，支撑着两条鱼的图案。这一细节极为突出，象征厦门作为沿海渔业和贸易重镇的地理特性。鱼的形象以动态姿态呈现，增添了画面的生动感。城门周围描绘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包括本地居民、商贩或过往行人，展现了厦门作为贸易港口的热闹景象。人物服饰包括清代的传统长袍、马褂，或头戴斗笠的渔民形象，反映了当地的生活风貌。

阿洛姆的画作常带有叙事性，在城门附近加入了街头交易、挑夫或小贩的场景，以突出厦门的商业活力。这些人物的动态构图为画面增添了层次感。

运河上的宝塔和村庄

沿着运河航行，临近广州了，河流两岸景色优美、商船往来穿梭的。河的对岸有一座寺庙，还矗立着一座宝塔，宝塔周围环绕停泊了很多小舢板船。船员们远航之前，会去庙内祭拜，祈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归来。

清代广州沿河宝塔是珠江航道上的重要导航标志和风水建筑，兼具实用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图中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的扶胥古运河。开凿于北宋，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就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商贸繁华景象，肩负起了沟通中外的重要历史使命。1994年6月扶胥古运河遗址被列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肇庆府羚羊峡

描绘了羚羊峡的山水景观，包括险峻的山崖、奔流的西江、沿岸的植被或人文元素，如渔船、村落或文人游览场景，体现清代岭南的自然美和文化氛围。

画面以羚羊峡的山峰为中心，突出喀斯特地貌的险峻，山崖被描绘为高耸入云，覆盖绿色植被或云雾。西江占据画面中部或下部，河面波光粼粼，倒映山影。背景包括连绵的山脉、远处的北岭山或云雾缭绕的峡谷，营造深远的空间感。前景有河岸、绿树、渔船或小径，通向峡谷深处或沿岸村落。

羚羊峡位于广东肇庆市西江流域，是西江的重要峡谷之一，以险峻的山势和秀丽的河景闻名。清代，羚羊峡是连接肇庆与广州的水路要道，沿岸有村落、渔民和商贸活动，吸引文人雅士游览。

肇庆府（Chaou-King-Foo）是清代广东的重要行政中心，靠近七星岩和鼎湖山，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岭南文化的枢纽。羚羊峡的自然景观和水路功能使其在清代具有经济和文化意义。

肇庆七星岩

肇庆七星岩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北约2-4公里，总面积8.23平方公里。景区以喀斯特溶岩地貌为特色，包含七座石灰岩山峰，排列如北斗七星，因而得名“七星岩”。景区内有五湖、六岗、八洞，湖中有山，山中有洞，素有“岭南第一奇观”和“人间仙境”之称。七星岩属于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七星岩的七座山峰传说为女娲补天时留下的灵石，承载了神话色彩。七星岩是文人雅士游览之地，留下大量摩崖石刻，尤以石室岩的“千年诗廊”最著名，保存唐宋以来诗词题刻200余处。

画面中近处是七岩中的一岩，人物、田园是第一层次；余下的六座岩石是第二层次；远处高耸的群山背景，是画面的第三层次。这样的布局，和中国山水画家有同工异曲之妙。

虽然阿洛姆没有来过中国，但可以感到他似乎是在学习和模仿中国明清山水画家的处理手法。他常常把山石画得怪诞离奇，夸张局部林木，尝试用主观体验来抽象、提炼和变形风景，画出自己心中的人物和山水。不管效果如何，他的主观目的是企图用东方手法，建立一种浪漫意境，异国情调。为了突破僵死的西方现实主义画风，阿洛姆转向了东方。他代表的是19世纪欧洲艺术新趋势—学习东方。

鼎湖山瀑布

鼎湖山（Ting-Hoo为当时的西方译名）是广东省著名的风景名胜，以其秀丽的自然景观、佛教寺庙和瀑布闻名。位于广东肇庆市鼎湖区，地处北回归线上，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面积1133公顷，山脉为西南至东北走向，西南高东北低，几乎全部为山地和丘陵，最高峰为“鸡笼山”，海拔1000.3米。

从山麓到山顶，自下而上分布着沟谷雨林、常绿阔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等多种森林类型。被誉为华南生物种类的“基因储存库”，“绿色宝库”和“活的自然博物馆”，又因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大都是沙漠，而鼎湖山因其终年常绿，又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

鼎湖山为岭南四大名山（鼎湖山、罗浮山、丹霞山、西樵山）之首。原名顶湖，得名于山顶有一个常盈的湖；有传说黄帝打败蚩尤，在此铸鼎，故称鼎湖。画面以鼎湖山的飞水潭瀑布为中心，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溅起水花，周围环绕茂密的林木或岩石，营造壮观的自然景象。

画面包含身着清朝服饰的人物，或瀑布前驻足观赏、题诗或交谈，增添文化气息。通过瀑布的流水、云雾的流动或人物的活动，画面传达自然的活力与人文的宁静。

飞水潭（飞流瀑布）是鼎湖山的标志性景点，瀑布落差约40米，水流从高崖倾泻，溅入潭中，周围林木葱茏，景色壮丽。

帽子商的店铺

在清代，广州帽业发达，形成了专业街市—— 装帽街。本幅作品以此为主题，画面以帽子商铺为中心，一间临街的开放式店铺，带有木制招牌、悬挂灯笼，店内展示各式清代帽子（如官帽、瓜皮帽、斗笠）。店铺位于狭窄的石板街上，两侧有其他商铺或摊位。

广州作为清代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商业中心，街头商铺是市井生活的核心。帽子在清代不仅是实用物品，还具有社会阶层象征意义。帽子商铺可提供定制服务，满足不同阶层需求。

广州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口岸，除了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之外，还生产出口各类主题画，时人称之为“洋画”，外国购买者根据其产地统称为“中国画”，后世艺术史研究者则称其为“中国外销画”(Chinese export paintings)或“中国贸易画”(China trade paintings)。在摄影术未发明普及的年代，图画是西方人直观了解中国情况、满足好奇心的最佳途径。此类外销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堪称18-19世纪广州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韶州观音岩

综合史料，我们初步判断画中景色为广东英德观音岩。英德观音岩第一次出现在外国人的记录里是1656年，荷兰访华使团的约翰·尼霍夫在《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详细描述了观音岩：“（1656年）3月25日，我们来到了一个名为指观音岩的奇妙且被广泛信仰的神庙，中国人非常崇拜这座神庙，为它带来了丰富的祭品。它静静地躺在河流上……”

赖特对阿罗姆这幅画的描述是：“悬崖高出河流700英尺，在其顶峰处呈柱状；由壁画峭壁包围的延伸水域构成的远景，只有一条通道可供其出口。悬垂的岩石名为观音岩。岩石脚下有一个宽阔的平台，高出水面几英尺，由此通过一段的台阶便可进入寺庙……”

大黄滘炮台

珠江上的龟岗岛地势险要，是从珠江南航道进出广州城的必经之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两广总督阮元奏准于龟岗岛添建炮台，名为大黄滘jiào炮台，俗称车歪炮台。

炮台建筑坚固，为灰沙三合土结构，有炮位22个。岛上建有一标志性的瞭望塔，称为龟岗塔或凤凰塔。车歪炮台是民间对它的俗称。“车歪”，其意是大船到此要侧驶入主航道。

商人潘长耀的宅邸

潘长耀是清代广州十三行中“丽泉行”的行商。在18～19世纪初期，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只能按官方规定，在十三行的商馆内活动，假期允许到有关系的行商的公馆别墅里放假休闲一天。因此，当时行商在城郊区筑园修馆，盛极一时。其中，潘家花园、伍家花园尤为著名。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一个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潘启官家族（和潘长耀叔侄关系）。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早在乾隆年间，潘振承就在广州海珠区乌龙岗下，运粮河（今漱珠涌）之西的一片约20公顷的河洲地开村立祠，定名为龙溪乡，就是人称的潘家花园。历经一个世纪，潘家子孙三代在龙溪一带不断建筑庭院、别墅、书斋和花园。道光年间，潘长耀在西关造了一座被外国人称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行商园林吸取了岭南古典园林艺术最高成就，一时成了画家竞相描绘的对象，从当年外销画家所绘图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宅院堂皇气派，庭院有参天的古树，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主人之富有显而易见。

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借这里进行。这里到处分布着稀有的古树，各种花卉、果树。此外园子里还养了各种异兽珍禽。

中国古典园林可划分四大区域，西安、洛阳――前期帝王园囿，北京、承德――后期皇家园林，江浙地区――私家园林，岭南――西风影响的园林。在岭南空前绝后的当数十三行时期的行商园林。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南粤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这幅作品展示潘长耀宅邸的建筑和运河景观，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富商生活”的好奇。

潘长耀宅邸的园林水榭

南粤园林指清代广东（南粤）地区的私家园林，主要分布于广州、佛山、肇庆等地，以岭南建筑风格和水乡特色著称。广州作为清代对外通商口岸，富商（如十三行行商）积累巨额财富，兴建了大量精致的私家园林，融合中式园林美学与实用功能。这些园林多建于清代（1644-1912），以小型精致、临水而建、融合中西元素为特点。南粤园林多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靠近运河或珠江支流，便于水运和社交活动。园林常包含庭院、假山、池塘、凉亭和书房，体现文人雅趣和商贾奢华。

广州的富商宅邸（如潘长耀的宅邸）常融入园林设计，设有水榭、回廊和雕花装饰，反映岭南地区的气候适应性（如通风、遮阳）和中西贸易的文化交融。

本幅版画以园林的庭院或水榭为中心，包含精致的木结构建筑（如凉亭、书房），带有飞檐、雕花窗棂和红色柱廊。运河或池塘贯穿画面，辅以石桥、荷花或垂柳，体现岭南水乡特色。前景有运河岸边的小舟、仆人或文人，增添生活气息。

广州的街道

古老的广州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街道的缩影。街头的小商贩、各地的游客，一切都和欧洲的城市，特别是古老的伦敦十分相似。广州已经由小城镇发展成了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人口众多，规模庞大。

广州城内街道上的房屋排列得十分紧密，狭小的土地上，修建了众多的建筑。街道很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行，因此，行人可以自由惬意地漫步在街道上。

富人的宅院都是砖瓦结构，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家庭则是砖木结构，或者是纯木质结构，贫苦人家则用未经烧制的黄士糊成。临街建筑的门窗对外敞开，屋檐伸向街道，大多安装有百叶窗，方便调节室内光线。商贩们把商品摆放到街道上供顾客自由挑选。在广州，只要空间允许，商贩们便可以在街道上撑起竹制大伞摆放自己的摊位。夜幕降临，沿街的人家便会挂起灯笼，继续做买卖。通常情况下，商贩会在店铺的橱窗或者门楣上挂上店铺的标志，店铺名称多以掌柜的姓氏开头。

海幢寺的码头和入口

海幢寺位于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始建于明代。它以寺貌庄严、殿宇雄伟、高僧辈出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广州市佛教“五大丛林”之一。18世纪是海幢寺的鼎盛时期，寺院规模超过现址的三倍。现仅存大雄宝殿和塔殿。该寺的大雄宝殿及塔殿，均坐南朝北，面对珠江。

海幢寺的英文名称在1949年前使用“Honam Temple”（即“河南寺”）或传统的粤式邮政式拼音“Hoi Tong Monastery”。按《新华字典》，“幢”在普通话是多音字，发“chuáng”音有“一种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的意思。

这幅作品展现了寺庙的入口、码头及珠江水运的繁忙景象。画面以海幢寺的入口为中心，装饰华丽的门楼，带有飞檐、红柱或匾额，体现清代佛教建筑风格。码头位于画面下部，珠江上布满小舟或舢板，连接寺庙与水运。背景包括海幢寺的主殿塔楼，营造深远的空间感。前景有石阶、栈桥、垂柳，增添生活气息。前景画面身着不同服饰的人物，如僧侣、码头工人、游客或香客下船或步入寺庙，体现宗教与商贸的交融。

船工斗鹌鹑

喜欢玩鹌鹑的人，从早到晚，像苍蝇一样聚集在魁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鹌鹑集市，不仅买卖鹌鹑，也是最有名的斗鹌鹑赌博场。赌徒之众多，足以把街道堵死。不少八旗子弟凭祖宗福荫，靠朝廷月钱过活，长年游手好闲，沉溺于斗鹌鹑、斗雀鸟的赌博中。

同治朝的《番禺县志》描述：“午市巷满，至不可过车马。新鹑佳者值数金，其老鹑善斗者则恒值数百金，谓把而熟之也。斗场分栅，集者如市，一日间胜负计数千金。”

广州船工斗鹌鹑习俗考-源于珠江三角洲疍民文化的衍生习俗，结合岭南禽戏传统与航运业特殊环境，最早见于乾隆《广州府志》"舟人蓄鹑为戏"记载。

阿洛姆将斗鹌鹑场景描绘为一个生动而神秘的市井活动，强调中国劳动阶层的“异域文化”与“趣味性”。斗鹌鹑活动发生在珠江或河南运河的码头、船上或岸边空地，广州的水网环境为船工提供了娱乐场所。船工多为劳动阶层，生活艰苦，斗鹌鹑是常见的消遣。

流动剃头匠

这幅版画生动记录了清代街头理发师（剃头匠）的工作场景。剃头匠没有固定店铺，而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担子一头是热水炉和脸盆，另一头是工具凳，展现了传统服务业的灵活性。

画中顾客坐在矮凳上，剃头匠正用剃刀为其修面或编辫子（清代男性需剃发留辫），旁边还有等待的客人，反映了市井生活的日常。背景中的街巷、行人及摊贩，勾勒出清代城市的生活气息，也暗示剃头匠是底层劳动者的一员。

清代剃头匠是“三百六十行”中的典型职业，受朝廷“剃发令”影响，理发需求大增。他们不仅理发修面，还兼营掏耳、按摩等服务，是民间“手艺人”的代表。阿洛姆通过西方视角记录这一场景，既有猎奇色彩，也保留了珍贵的民俗史料。

西樵山

西樵山位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是一座火山地貌的名山，面积约14平方公里，素有“南粤名山”之称。传说山上多树，可采伐为樵，故名“樵山”。

西樵山以其秀丽的山水、佛教与道教寺庙及文人雅士的游览胜地而闻名。这幅作品通过阿洛姆的艺术化表现，展现了西樵山的自然美和文化氛围，反映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南方景观的浪漫化想象。

画面以西樵山的山峰或寺庙为中心，突出山势的起伏或建筑的飞檐屋顶。包含瀑布（如白云瀑布）、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林木或云雾缭绕的山谷，营造深远的空间感和诗意氛围。前景有石径、凉亭或石刻。文人、僧侣或游客，在山间漫步、观景或题诗，增添文化气息。通过山水的层次、云雾的流动或人物的活动，画面传达自然的宁静与人文的优雅。

整个西樵山状似一条浮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四个很深的裂隙，分裂的椎状体形成七十二个险峻的高峰，这些高大的山峰宛如环绕着中央堡垒的塔楼，状如莲花簇瓣将云谷包围起来。

南湾

南湾（葡萄牙语：Praia Grande，意即“大湾”），原为澳门半岛的一处海湾，昔日为商船停泊之处。沿岸为澳门政治、商业中心。其北端一部分于20世纪20～30年代填海成陆。现一般把该填海地段和海湾及其沿岸一带统称为南湾。

“湾”字粤语读“环”，过去又写成“南环”。历史上南湾曾经是澳门的外港，贸易商行林立。南湾也是著名的风景区，昔日是“濠镜十景”之一。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如今已是高层商业大厦林立，热闹繁荣。南湾地区成了澳门中心商业区的主体，是全澳金融、商业和政府机关的心脏地带。

香港的竹渠

奥古斯特‧波塞尔（Auguste Borget，1808-1877）在《中国及中国人素描集"Sketch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中，有如下的描述：「此部分山谷，仅有一个狭窄的出口可通向海边，峡口有一条引水道，由一条横亘于巨石上的竹制导水管接连，把水导引到一块荒瘠的土地，作灌溉之用。」

香港自然环境山地占比超70%，河流短促，旱季易枯竭，可耕地不足5%，淡水供应依赖山地集水。农业以梯田为主，需稳定灌溉系统。原住民高度智慧选用5年以上老竹，竹节间钻孔串联，利用桐油+石灰（防水密封），藤条绑扎制成导水渠。

香港清代竹渠系统展现了山地社会对脆弱生态的适应性改造，其因地制宜的智慧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该技术体系于19世纪末随城市化进程消失，但残存的地名与器物仍诉说着这段历史。

从香山要塞远眺澳门

公元1152年，广东划出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沿海地区，建立香山县。澳门属香山县范围，故旧称香山澳。澳门位于原香山县最南端的一个半岛，原始面积2.78公里。经过几百年的移山填海，现有面积6.05平方公里。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商人上岸占据了半岛，开始居住。澳门的精华之区是南湾，葡萄牙文称之为“Pria Granda”，意思为：“大码头”。

欧亚通商的沿海城市，都有个因对外通商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区域，如上海的外滩、广州的沙面、厦门的鼓浪屿、香港的维多利亚城……都是从码头滩地起源，发展成近代都市的。这种岸边滩头的荒凉之地，经过中外商人的频繁贸易、从无到有，从简陋到豪华，建起了该城市最为重要的建筑，像海关、洋行、公所、宾馆、银行等。它们通常都从岸边一线，往陆里延伸，成为最重要的社区。

19世纪中叶，当香港、上海刚刚开始通商的时候，欧洲人在澳门已有300年远东贸易的历史，多年盈余，土木渐兴，澳门的南湾地区已经极尽繁华。根据赖特的描述，南湾海滩上有海关、英国商馆、澳门总督府、议事亭、商场、仓库等各种建筑，长达 700米。这样大的规模，亚洲罕见，被欧洲人誉为“小里斯本”，直到20世纪才被上海的外滩和香港的维多利亚城超过。随着对华贸易重心向北方，特别是向上海的转移，也随着邻近的香港的开发，澳门繁华渐衰。赖特说：“现在的澳门，只能是一座记录过去的城市”。

香港的发迹

香港岛（面积约78平方公里）以山地为主，北岸有零星渔村，南岸多悬崖峭壁。早期主要居民为疍家渔民（水上人）和客家农民，聚落集中在赤柱、香港仔、筲箕湾等地。岛上土地贫瘠，农业有限，经济依赖渔业、采石（花岗岩）和盐场。属广州府新安县（今深圳）管辖，明清时期为海防前哨，设墩台（瞭望哨）防倭寇与海盗。1685年清朝开放广州贸易后，香港岛附近水域成为中外商船临时停泊点。

1842年，香港岛正式割让给英国，成为自由港，吸引欧美商行设立总部。1843年，首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确立自由贸易政策，免除关税，城市雏形形成。维多利亚城（今中环）成为行政与商业中心，修建皇后大道、政府山等基础设施。1845年，渣打银行在港设立分行，金融业起步。1841年香港仅约7,000人，1851年增至3.3万（华人占95%），多为广东移民。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香港成为欧亚航线必经之地。1870年代，香港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3，主要转运茶叶、丝绸、鸦片。这就是早期香港发展的雏形。

自1842年《南京条约》开埠后，香港迅速成为外销画的重要题材之一。这些画作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研究香港早期城市风貌与社会变迁的珍贵视觉史料。画中描绘了维多利亚港的港口景观，包括帆船、商船、码头和香港岛或九龙的海岸线，展现香港在1841年后作为贸易港口的崛起。向西方读者展示了香港作为新兴通商口岸的活力，强化了香港作为“东方贸易枢纽”的异域形象。

画面以维多利亚港的水域为中心，港口布满帆船、舢板和早期蒸汽船，码头边可能有木制栈桥或仓库。香港岛或九龙的海岸线占据背景，点缀低矮的建筑或自然山景。背景包括香港岛的山丘（如太平山）或九龙的轮廓，辅以云雾或日落光晕，营造港口的壮丽氛围。前景有船工、商贩或英国水手，增添港口的忙碌气息。

妈阁庙的神堂

妈阁庙是澳门现存庙宇中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也是澳门文物中原建筑物保存至今时间最长的。观音阁最早为一石亭，1828 年重修，形成今貌，阁内供奉观音。正觉禅林重修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今供奉天后。妈阁庙有许多摩崖石刻，均为历代官宦名士的诗词题字，是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洋船石”和“海觉石”，年代久远，是澳门著名的两大奇石，也是历代骚人墨客咏吟的对象。

贾梅士洞

该遗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它是一位葡萄牙富商庄园的一部分。18世纪末，这处房产被租给了东印度公司。在此期间，一些著名人物，例如1793年率领外交使团访华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都曾是这里的宾客。英国人于1835年撤离了该地。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在此建造了一座石窟，以纪念诗人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

澳门政府于1885年以35,000澳门元购得该地，并于次年将其改建为公共花园。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被认为是葡萄牙和葡萄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造诣堪比莎士比亚和但丁。

从九龙远眺香港

香港岛距离九龙最短直线距离（水域宽度）约1公里（实际渡轮航线约1.5公里）。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两地隔维多利亚港相望。

画面以维多利亚港的水域为中心，港湾布满中式帆船、舢板和早期西方蒸汽船，香港岛的海岸线占据画面中部。

现存最早“香港”一词之文献记载，为明朝万历年间1596年郭棐所著之《粤大记》。该书中之“香港”并非标于现称香港岛之岛屿，而是今日之鸭脷洲。香港地名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故事是英军最初登陆香港岛时，渔民陈群带领英军到港岛北群带路一带时告知英军“香港”此名。香港有说指源于盛产和出口香木而名（运送香料的港口）。

关于“九龙”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当中比较多人传颂的说法有两个：第一是与地理和风水有关。有指九龙是九条山脉荟萃的地方；在风水学上，山脉即是龙脉，因此这片荟萃龙脉之地，就被称为“九龙”。第二个说法，相传源自逃难至香港的宋帝昺。宋朝末年，宋帝昺被元军追杀，逃至九龙。某日宋帝昺登石，眼见这一带青山处处，便向群臣说：“八座青山，每山一龙，是八条龙”。丞相陆秀夫接着说：“陛下贵为天子，亦是一龙。”八座山（八龙）加上宋帝昺（一龙），就是“九龙”。

妈阁庙门前

妈阁庙包括“神山第一”殿、正觉禅林、弘仁殿、观音阁等建筑物。早期称娘妈庙，后定名“妈祖阁”，华人俗称“妈阁庙”。妈阁庙的创建年份，至今未有定论，但大部分学者都肯定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前，此处已有供奉妈祖的庙宇。清道光八年（1828年），妈阁庙重修，庙内建筑，大为完善。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及光绪元年（1875 年），妈阁庙两遭飓风破坏，建筑物受损，经两年重修扩建后，奠定今天的模样。

小武当山

提起“丹霞地貌”，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了，丹霞地貌在我国分布广泛，其中以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福建武夷山、张掖丹霞等最负盛名。当然，还有一些少有人知的以丹霞地貌为主的景区，在江西省龙南市就有一座，且与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武当山同名。在南武当山景区中耸立着99座奇峰，宛若平地突兀而起般，绵延数十余公里。

庾岭隘口

大庾岭，古名塞上，位于江西、广东两省的边境，是广东与江西的交通咽喉。

端午赛龙舟

端午节赛龙舟是中国传统的民俗活动，通常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当天举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是一项体育竞技活动。

赛龙舟的习俗起源于中国古代，相传在屈原投江自尽后，人们为了打捞他的遗体，纷纷划船追赶，并用击鼓驱赶鱼虾，以保护屈原的身体。后来，这种划船的活动演变成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并逐渐发展成龙舟竞渡。如今，赛龙舟已经成为一项体育运动，在世界各地都有举办。赛龙舟不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团结、奋进的精神。

阿洛姆的这幅版画作捕捉了这一节日的核心活动——龙舟竞渡，展现了节日期间的热闹场景与文化氛围。版画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描绘了众多装饰华丽的龙舟在河面上竞速的场景。龙舟上绘有龙形图案，象征中国人自视为“龙的传人”。画面中，舟上鼓手敲击节奏，桨手奋力划桨，岸边人群欢呼雀跃，营造出节日庆典的热烈气氛。阿洛姆特别注重细节，龙舟上的装饰、人物的服饰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观（如河流、远山）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展现了清代中国的风俗与环境。这幅画作通过艺术形式向西方观众介绍了中国传统节日的风貌。它既是艺术品，也是文化传播的工具，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好奇。

这本书的名称是《中国：风景、建筑与社会习俗图集》（原书名：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也常被简称为《图说中国》或《中华帝国图志》。

其作者是 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llom，负责插图） 和 乔治·N. 赖特（George N. Wright，负责文字），由英国伦敦的费舍尔父子公司（Fisher, Son, & Co.）于1843年初版。

这本书是19世纪西方了解晚清中国的重要画册之一，虽然两位作者都未亲自到访中国，但其插图基于当时的传教士、使团画师（如威廉·亚历山大）的素材创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中华帝国图志》

《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作者是乔治·纽纳姆·赖特（George Newenham Wright）和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llom）。

这本书是19世纪中期（1858年左右）在英国伦敦出版的画册，阿洛姆负责插图（基于当时的素材创作），赖特撰写文字内容，主要展示晚清中国的风景、建筑与社会习俗，是西方了解近代中国的经典画册之一。

书的封面材质：常见有蓝底烫金（你图中左侧）、红底烫金（右侧），部分早期版本用皮质精装（如之前提到的带“CHINA”铭牌的版本）。

书的装帧工艺：部分版本有压纹、烫金细节差异（如图中两本的封面图案布局一致，但底色/烫金光泽度略有不同）。

这两张发行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钱币，上面采用的图案是托马斯·阿洛姆当年的铜版画。

以下是展览中的这些作品，是19世纪英国出版商（如Day & Son等）采用的彩色印刷技术成品，色彩是原作的一部分，不是现代后期添加的。

重阳节 放风筝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以登高、赏菊、饮菊花酒等习俗著称，其中放风筝也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活动，尤其在北方地区如天津、河北等地较为盛行。这一习俗与重阳节的祈福、祛病、祈求长寿的文化内涵密切相关。放风筝习俗可追溯至汉代，最初用于军事（如侦察或传递信号），后逐渐演变为民间娱乐。重阳节因其“九九”谐音“长长久久”，象征长寿，民众在这一天放风筝，寓意放飞飞疾病和厄运，祈求健康与吉祥。风筝上升天际，被认为能将不良运势带走，纸鸢上常写下愿望或名字，象征祝福家人平安。风筝种类多为传统造型，如燕子、蜈蚣、蝴蝶，彩色纸张装饰，线轴上系铃铛，增添乐趣。

官家庭院里的杂耍表演

这幅画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富丽堂皇的中式府邸的庭院里。背景是典型的中国建筑，有精致的雕梁画栋、格栅窗户和翘起的飞檐。画面中央，一群杂技艺人正在表演。其中一人在耍类似“空竹”的器物，动作幅度很大，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周围还有其他同伴准备着道具。在庭院一侧的台阶上，坐着数位身着官服、头戴官帽的清朝官员。他们神情专注，甚至略带严肃地看着表演。整个画面试图营造一种宁静、奢华且充满异国情调的氛围，展现了官员府邸内的私人娱乐活动。

官家盛筵

这是清代官员（"Mandarin"）府邸内的宴会场景，宾客围坐于圆桌，仆人侍立。典型中式陈设：屏风、灯笼、瓷器、漆器，体现士大夫阶层的精致生活。桌上陈列多道菜肴，包括鱼、禽类等，符合清代宴席规制。酒壶与酒杯暗示饮酒礼仪，反映"无酒不成席"的传统。主人（戴官帽者）向宾客敬酒，体现中式待客之道。仆人端菜、斟茶，展现严格的尊卑秩序。

欧州人的商行

欧洲商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始于16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相继在广州等地设立商行（又称“夷馆”或“洋行”），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贸易体系。这些商行不仅是商品交换的枢纽，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重要窗口。

1517年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8艘船抵达广州，以国王名义请求通商，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1762年，荷兰在广州设立商行（称“义和行”），主要采购茶叶、瓷器，但影响力不及英国。

1637年 英国船长约翰·威德尔率船队抵达广州，为后续贸易开展铺路。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英国商行凭借资本和组织优势，逐渐占据主要份额。

石潭瀑布

在《中华帝国：古老的风光、建筑和习俗》一书中介绍，图中景色是靠近湖北的山区，一个叫作"Shih Tan”的地方。"Shih Tan”或许可以翻译成“石潭”。经学者李天纲考证，此地可能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天柱山”。

天柱山位于长江北岸，在安徽的潜山、岳西一带。它的主峰海拔高达 1751 米，高耸挺立，宛如一柱擎天，因称为“天柱峰”，连绵的群山也称为“天柱山”。天柱山以苍松、翠竹、怪石、奇洞、飞瀑和深潭著名。

《天柱山志》称：“峰无不奇，石无不怪，洞无不杳，泉无不吼。”天柱山最为有名的风景地是“山谷流泉”。在巨石累累的山谷前，有绝壁陡岩耸立两边，潺潺的山泉从谷中奔流而过。行人必须通过这条山道，才能进入天柱山。每当雨季，山洪从林间汇聚，流量陡增，形成瀑布，壮观异常。山泉的背后，是天柱山的群峰，山和水融为一体，进人深山的行人再和山水融在一起，显得天地和人文的浑然无间。

天柱山正好在长江北岸，从这里登岸，穿山而过，可以到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从古以来的文人和商客都要经过这里，出入中原，往来江浙。李白、苏东坡、王安石，都在他们的官宦生涯中，舟车劳顿地经过这里。在“山谷流泉”的绝壁上，他们都题写了诗句，留有石刻诗句的石壁，人称“诗崖”。

天柱山一带，是江南行省内重要的茶叶产区。这里最出名的就是驰名世界的祁门红茶。江南地区是整个中国的精华之区，这里兼有高山、大江、湖泊和沃土，有更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备注：清代的 “江南省” 是当时中国版图内面积较大、经济文化极为繁荣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主要涵盖如今的江苏省、安徽省的全部区域，以及上海市的大部分区域，此外还包括湖北省、江西省的小部分边缘地区。

官员出行

作品描绘了一位清朝官员在正式场合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场景，可能是探访另一位官员、或是参加官方活动或履行某种社交义务。画面以一位身着官服的官员为中心，周围有随从、旗手或仪仗队，强调其地位和威严。

清代官员之间的礼节性拜访是官僚体系和社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等级、礼仪和面子的重视。拜访通常涉及严格的礼仪规范，如递送名帖、乘轿出行、携带仪仗队等。轿子和仪仗队（如旗手、伞盖、鸣锣开道者）是身份的象征，规模和装饰反映了官员的品级（如一品至九品）。

无论是私事还是公差，轿子是达官显贵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为没有平整便捷的大路，所以他们很少用马车。

接春仪式

在每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之日，皇帝和衙署里的官员，都要象征性地与民同乐，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这种礼仪起源于远古农业社会，部落酋长在春天耕种开始的时候，和部落民一起祭祀，祈求全年的好收成。

在《礼记·月令》里记载了立春日的迎春祭祀礼：“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意思就是“立春当天，天子和中央及地方的官员，要在城市的东面，沐春风，望旭日，祭祀春天的到来”。

“迎春礼”自汉代起，延续至唐、宋、元、明、清。“东郊迎春”，成为中国民间礼仪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南郊祭天”是天子和皇帝的特权，是国家祭祀活动，那“迎春礼”是官方率领民众共同参与的全国祭祀活动，带有普天同庆的性质。

清朝虽以满人入关，但是却接受了汉人的礼仪制度，“迎春礼”保存得还是相当完整。清朝皇帝除了南郊天坛的“祭天”仪式外，已经不亲自参加“迎春”活动，但是文武官员还是“与民同乐”。画面中，四方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农、工、商、渔、樵，聚在官衙前。衙门内的“父母官”们倾然出动，和乡绅民众一起出城祭祀。

从深井岛远眺黄埔岛

深井村是广州保存得比较好的古村落之一，村内保存了许多有年份的建筑物，有大量的古民居、宗祠、塔等，延续了岭南建筑的一贯风格。深井距离广州的黄埔岛直线距离约3-5公里，在18-19世纪时期，无建筑物遮挡，远眺是清晰可见的。

这幅作品展现了珠江三角洲的港口风光和清代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反映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浓厚兴趣。画面以黄埔岛的港口为中心，珠江占据画面下部，江面上布满商船，码头上有仓库建筑。黄埔岛的轮廓在画面中部，点缀低矮的丘陵或植被。背景包括远珠江三角洲的群山，辅以云雾或夕阳，营造深远的空间感。前景有渔船、渔民或观景的游客，增添生活气息。刻画了江水的波光、船帆的游弋和人物的劳作。

黄埔岛（Whampoa Island 即今日 长洲岛 ）位于广州东南约20公里，珠江主航道上，是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黄埔岛作为外商船只停泊和贸易的中心，设有海关、仓库和十三行商馆。

清代，黄埔岛是中西贸易的枢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商船在此装卸货物，茶叶、丝绸、瓷器出口，鸦片等商品进口。码头上有中国工人、商人及西方水手，呈现国际化景象。长洲岛为今日广州的旅游胜地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景点为黄埔军校旧址。

聘礼送到新娘家

嫁妆习俗可追溯至周代（约公元前1046年），最初与“聘礼”相对应，是女方家庭为新娘准备的财物，象征对女儿的关爱和对新家庭的支持。嫁妆不仅是经济保障，还体现家族荣耀和社会地位，尤其在农业社会中，嫁妆常包括土地、农具或牲畜。

早期嫁妆多以衣物、首饰、家具（如床、柜子）、粮食和钱财为主。明清时期，嫁妆逐渐丰富，加入金银首饰、刺绣品和瓷器。 例如，江南地区的新娘常携带“四季衣箱”，象征生活准备充分。镜子代表美满，尺子寓意步步高升，灯盏祈求光明，体现吉祥寓意。

不同地域嫁妆也各有特色： 北方多注重实用性，如农具和粮食；南方（如福建、广东）则偏爱金银珠宝和精美织物。 富户嫁妆奢华，包括田产和仆人；贫家则以简单衣物为主，有时需借贷筹备。

嫁妆不仅是物质赠予，还承载了家庭对新娘的祝福和对婚姻稳定的期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宗法制度和性别分工，也因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 从实用性保障演变为文化象征，经历了从盛行到简化的过程，至今仍在中国婚礼中留有痕迹。

大家闺秀的闺房

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上层女性私人生活空间的好奇与想象。描绘清代上层社会女性的闺阁内景，可能是汉族或满族贵妇的居所, 雕花拔步床、丝绸帷帐、梳妆台、屏风等细节处可见瓷器、书画、刺绣绷架等物件，暗示大家闺秀的才艺修养。

封闭式的空间布局，体现"男女有别"的传统礼教，精美的雕花门窗和家具，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柔和的光线营造出私密、雅致的氛围。

结 语

展厅灯光渐次暗落，托马斯•阿罗姆笔下的东方神韵，隐入水岸与城市交织的时光褶皱里。但“跨越时空的握手”从未落幕——黄浦江与泰晤士河的潮汐晨雾，因“河、城、人”的共鸣而遥相呼应。

我们在油墨纹路间，触到19世纪“东方意象”的风：阿罗姆未踏至的古城水岸，在其笔下跨洋共鸣。亭台飞檐隐藏着城市的肌理，运河橹声承载了水岸的记忆，是西方望东方的初眸，也是“以水为媒”文明对话的初弦。而今《奔流》续章，从铜版画旧影到水岸新生，从纸上惊叹到与“零碳水岸”并肩，沪伦以河为语，续写文明故事。

与版画作别，愿它成为两粒文明的种子：一粒洒落在浦江潮声中，一粒藏匿在泰晤士河雾霭里。待春风拂过，便生长出城与人的永恒对话——水墨与油彩交融，东韵西律和鸣，双城的光影交织成通同未来的路。

感谢共赴这场“河、城、人”的光影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