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经济收入

景增元的幸福生活

1937年，红军收到100万美金，老蒋至死未解之谜：钱到底是怎么运的？订阅专属军事与历史·近代·战争万卷史记本故事19分钟读完8.5万人在看关注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1937年，一笔高达百万美金的神秘军费，在国民党密不透风的经济封锁下，奇迹般地出现在了陕北红军的账上，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至关重要的“续命钱”。这笔巨款，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百思不解，甚至到老都耿耿于怀，成了一桩悬案。在那个特务如织、杀机四伏的上海滩，这笔钱究竟是如何躲过军统的天罗地网，又是如何穿越千里烽火线，最终分文不少地送达延安的？这背后，是一场堪称传奇的金融暗战与运输奇谋，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一位在党史上不甚张扬，却功勋卓著的“红色财神爷”。1937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对于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央红军而言，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寒冷。长征的消耗，西北贫瘠的土地，加之国民党严密的军事与经济封锁，让整个陕甘宁边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绝境。部队的冬装还是破旧的单衣，伤员的药品更是无从谈起，就连领导人们的餐桌上，也常常只有黑豆和野菜。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毛主席的眉头紧锁，他夹着烟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最终停在了“上海”两个字上。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嘴里喃喃自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现在是既无兵马，也无粮草啊。”周恩来坐在一旁，面色同样凝重：“共产国际答应的援助款项，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但怎么从上海运到延安，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更隔着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和无数的特务暗哨，难于上青天。”朱德总司令一拳砸在土炕上，声音嘶哑：“战士们在前线流血，不能再让他们在后方挨饿受冻了！这笔钱，哪怕是拿命去换，也得给它弄回来！”就在延安的窑洞里气氛压抑到极点时，一封加密电报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从莫斯科发出，经由秘密电台，最终抵达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手中。电报的内容简短而震撼：八十万美金，近期将通过特殊渠道交付上海，命上海局务必妥善接收，并设法转运至陕北苏区。八十万美金！在1937年，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势力为之疯狂的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笔钱足以购买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药品粮食，足够武装好几个师的部队。它不仅仅是钱，它是红军的命脉，是无数战士的冬衣、是抗击侵略的子弹、是中国革命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然而，这块巨大的蛋糕，却放在了全世界最危险的餐桌上——上海。此时的上海，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修罗场。日本人的宪兵队虎视眈眈，英法租界的巡捕首鼠两端，而最可怕的，是国民党在这里布下的天罗地网。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两大特务头子麾下的数千名特工，如同嗅觉灵敏的猎犬，遍布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掐断共产党的一切外部联系，尤其是资金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别说运送八十万美金，就算是在街头传递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任务，最终落到了一个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精明商人的中年男人肩上。他的名字，叫毛泽民，毛主席的亲弟弟。与威名赫赫的兄长不同，毛泽民不常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的战场，在算盘和账本之间。从瑞金时代起，他就是苏维埃的“大管家”，掌管着红色政权的财政命脉。他为人低调、务实，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和对数字的惊人敏感度。中央正是看中了他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才将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他。“泽民同志，中央的命令，我想你已经清楚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在一间安全的阁楼里，神情严肃地对毛泽民说，“这次行动，代号‘鸿雁’。你是总负责人，中央为你配备了一个特别小组，都是我们财经战线上的精英。”毛泽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沉静而坚定：“请组织放心，人在钱在。哪怕是粉身碎骨，我毛泽民也要把这笔钱，一分不少地送到延安，送到主席和战士们的手里。”一场围绕着八十万美金的金融谍战，就此拉开序幕。特别行动小组共计五人，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干将。毛泽民，化名“周彬”，身份是来自南洋的归国华侨，一位准备在上海大展拳脚的纸行老板。他的夫人钱希均，则扮作雍容华贵的“周太太”，负责操持家务和内部联络。西北银行绥德分行的行长任楚轩，摇身一变，成了纸行的“业务经理”，他心思缜密，熟悉各类商业票据和流程。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的局长钱之光，则屈尊当起了“店员”，负责迎来送往，打探消息。而最后一位成员，是当时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她以“会计”的身份出现，精于算计，胆大心细。这支“梦之队”在接到任务后，迅速在法租界的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下了一栋三层带门面的小洋楼。这里地处闹市，三教九流汇集，便于掩护，同时又有多条小巷通往外界，一旦有变，也方便撤离。洋楼一楼被布置成了像模像样的“沪江纸行”，货架上摆满了从各地采购来的各色纸张，从高级的道林纸到粗糙的草纸，一应俱全。二楼是“周老板”夫妇的卧室和会客室，三楼则是秘密的交通站和电台室，一部小功率电台就藏在壁炉的夹层里。“泽民，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开店，会不会太引人注目了？”钱希均一边整理着货架，一边担忧地问。毛泽民正在检查一楼通往地下室的暗门，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越是想隐藏，就越要光明正大。我们现在就是普通的生意人，开门迎客，童叟无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干等着敌人找上门。”他转身对小组其他成员说：“从今天起，我们要主动出击。钱之光同志，你负责去拜访周围的商铺，和那些商会的人混个脸熟，就说我们沪江纸行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任楚轩同志，你去联系几家报社和印刷厂，谈几笔小生意，亏本也没关系，关键是要把我们的‘纸行老板’身份做实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毛泽民的语气变得格外严肃，“我们要放出风去。”“放什么风？”危拱之不解地问。毛泽民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就说，我们这帮人，其实是共产党派来南京活动的，准备在首都搞什么大动作。这股风，要通过我们地下党控制的一些外围人员，不经意地透露给国民党的线人。”众人恍然大悟。这是一招极其高明的“声东击西”。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任何关于共产党在南京活动的风吹草动，都会立刻吸引军统和中统的全部注意力。他们会把精锐力量都调往南京去挖地三尺，从而忽略了在上海这个“纸行”里，正悄然酝酿着一场真正的风暴。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沪江纸行”开张了，鞭炮齐鸣，周围的邻居和商会代表都来看热闹。“周老板”出手阔绰，谈吐不凡，很快就在永昌里一带建立起了良好的人脉。与此同时，一则“共党精英密谋潜入京畿”的假情报，果然通过层层渠道，摆在了戴笠的办公桌上。“娘希匹！这帮共匪，还想在太岁头上动土？”戴笠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调集军统在华东地区的大部分精干力量，对南京进行地毯式排查，一时间，南京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注意力也被成功吸引了过去，对于法租界里新开的一家小纸行，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毛泽民等人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他们白天是笑脸迎客的生意人，晚上则在三楼的密室里，彻夜研究上海的地图，分析金融市场的动态，等待着那笔决定红军命运的巨款。等待是漫长的，也是最煎熬的。每一天，他们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街上一个巡捕不经意的眼神，邻居一句无心的问候，都可能让他们心惊肉跳。钱希均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泽民的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一坐就是一整夜。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终于，在一个潮湿的闷热的夏夜，行动的指令来了。联络员送来一张《申报》，在报纸中缝的一则寻人启事里，藏着接头的暗号和时间地点。“今晚子时，十六铺码头，第三个仓库，以《楚辞》为号。”毛泽民看完，将纸条凑到油灯上烧掉，火光映着他坚毅的脸庞。他对众人说：“准备行动。今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子时，夜色如墨。十六铺码头，江风带着一股咸腥的水汽。远处，黄浦江上的轮船发出沉闷的汽笛声。码头早已宵禁，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光在风中摇曳，将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如同鬼魅。毛泽民和钱之光扮作码头上的夜班苦力，穿着粗布短褂，头上包着汗巾，脸上抹着锅底灰，混在一群真正的搬运工中。他们按照约定，来到第三个仓库的后门。这里漆黑一片，只有一个叼着烟斗的看门人靠在墙上打盹。毛泽民走上前，压低声音，用沙哑的嗓音问道：“师傅，借个火。”看门人眼皮都没抬，懒洋洋地从怀里掏出火柴，划着了递过来。毛泽民凑上去点烟，趁机低声说：“路漫漫其修远兮。”看门人的身体猛地一僵，他抬起头，锐利的目光在黑暗中一闪而过，随即又恢复了懒散的样子，他回道：“吾将上下而求索。”暗号对上了！看门人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接头人。他不动声色地指了指仓库里侧的一堆麻袋：“货在里面，一共六个箱子，你们自己想办法运走。记住，我只负责交接，之后的事情，与我无关。”说完，他便转身走进了黑暗中，消失不见。毛泽民和钱之光对视一眼，心中都是一紧。他们原以为会有更周详的安排，没想到对方如此干脆利落。现在，这六个装满美金的沉重木箱，就成了他们自己的难题。他们不敢声张，只能混在真正的苦力中间，假装搬运别的货物。等到后半夜，码头上的人渐渐稀少，他们才找到机会，用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平板车，将那六个不起眼的旧木箱装了上去。从十六铺码头到愚园路，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却仿佛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深夜巡逻的法国巡捕和国民党便衣。每一次，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钱之光拉着车，汗水湿透了衣背。毛泽民跟在车旁，一只手始终按在腰间，那里藏着一把冰冷的勃朗宁手枪。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暴露，就立刻开枪示警，掩护同志撤离，自己则与敌人同归于尽。幸运的是，他们一路有惊无险。当平板车终于拐进永昌里的僻静侧门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等候在家的钱希均等人立刻冲了出来，几人合力，以最快的速度将六个木箱抬进了地下室。“快！把车处理掉，把门口的痕迹清理干净！”毛泽民低声命令道。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沪江纸行”的门面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行动从未发生过。地下室里，油灯的光芒下，五个人围着六个木箱，呼吸都有些急促。毛泽民拿起一根撬棍，深吸一口气，猛地撬开了其中一个箱子。没有想象中的金光闪闪，箱子里装满了防潮的油纸。剥开层层油纸，一沓沓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绿色钞票，赫然出现在眼前。美金！整整一箱美金！尽管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亲眼看到这笔巨款时，在场的每一个人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撼。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视金钱如粪土，但他们更清楚，眼前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对于远在陕北的同志们意味着什么。“发财了！我们发财了！”年轻的钱之光忍不住低声欢呼起来。“嘘！小声点！”危拱之立刻制止了他，但她的眼眶也已经湿润了。毛泽民迅速检查了所有的箱子，八十万美金，一分不少。他紧绷了几十天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懈。但他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收，只是开始。如何将这八十万美金，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变成红军可以使用的物资和法币，才是真正考验智慧的时刻。接下来的几天，沪江纸行表面上生意照做，但地下室里却成了一个临时的“金库”。小组成员轮流看守，枪不离身。毛泽民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洗钱”。这八十万美金，是共产国际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的，见不得光。如果直接拿到银行去兑换，无异于自投罗网。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和支持共产党，对外汇交易实行了极其严格的管制。任何一笔大额美金兑换，都必须详细说明资金来源、用途，并上报中央银行审核。“直接去银行兑换，等于告诉蒋介石，我们在这里。”毛泽民在小组会议上断然否定了这个方案。“那我们能不能找黑市上的钱庄？”任楚轩提议，“上海滩鱼龙混杂，总有些胆子大的敢做这笔生意。”毛泽民摇了摇头：“不行。黑市钱庄，十个有九个是军统的眼线。我们这么大一笔钱找上门，他们就算不黑吃黑，也一定会把消息捅到南京去。到时候我们人、钱都跑不掉。”“那……能不能直接带着美金现钞闯关？”钱之光问道，“我们化整为零，多派几路人，分批带出去。”这个方案听起来似乎可行，但毛泽民很快也指出了其中的致命缺陷。“从上海到延安，数千公里，中间要经过多少道关卡？国民党军、地方军阀、土匪恶霸……我们的人能安全通过吗？就算侥幸通过，这么多美金现钞，目标太大，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就算到了陕北，美金在边区也无法直接流通，还是要想办法换成银元和物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决。时间一天天过去，八十万美金就像一座金山，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成功地把钱拿到了手，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动弹不得。上海的秋意渐浓，夜晚的风带着一丝凉意。毛泽民的焦虑也与日俱增，他常常在深夜独自踱步，思考着破局之法。他知道，这笔钱在上海多待一天，就多一分暴露的危险。为了寻找灵感，也为了维持自己“周老板”的身份，毛泽民开始频繁出入上海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他凭借着豪爽的谈吐和不凡的见识，很快就混进了一个相当私密的圈子——位于徐家汇的一家高级麻将馆。这里不是普通的赌场，而是沪上金融圈、商界大佬们交换信息、拓展人脉的“社交暗厅”。能进出这里的，非富即贵，随便一个麻将搭子，都可能是某个银行的行长，或是某个交易所的理事。毛泽民在这里，从不谈论政治，只谈风月和生意。他牌技一般，但很会输钱，输得恰到好处，既不让人觉得他是冤大头，又让赢家心生欢喜。久而久之，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出手大方、风趣幽默的“周老板”。这天晚上，牌局正酣。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在某信托公司担任要职的男子一边摸牌，一边笑着对毛泽民说：“周老板，看你最近春风满面，是不是又接了什么大生意啊？”毛泽民故作苦恼地叹了口气，将一张牌打了出去：“唉，别提了，生意是有一笔，可人却快被这生意愁死了。”桌上另一位做进出口贸易的胖老板好奇地问：“哦？周老板你做的可是文化人的生意，纸张买卖，向来是稳赚不赔，有什么可愁的？”毛泽民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道：“几位有所不知啊。我最近接了个南洋华侨的大订单，对方点名要一批上等的宣纸，货款倒是给得爽快，可给的……全是美金。”他刻意加重了“美金”两个字。果然，桌上几人的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在当时，持有大量外汇，是件既让人羡慕又让人头疼的事情。“美金好啊！硬通货！”胖老板羡慕地说。毛泽民摆了摆手，一脸无奈：“好什么啊！现在政府对外汇管得那么严，银行那边根本兑换不出来。想走黑市，又怕被坑。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这么死压在手里，看着汇率一天天波动，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觉都睡不好。”他这番半真半假的抱怨，立刻引起了在座几位的共鸣。大家纷纷开始吐槽起南京政府的金融政策。就在这时，那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金丝眼镜男，突然“哈哈”一笑，说道：“周老板，你这是刚来上海，还没摸清门道啊。”毛泽民心中一动，立刻装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哦？还请张先生指点迷津。”金丝眼镜男得意地弹了弹烟灰，压低声音说：“现在这世道，美金最好的去处，不是银行，也不是黑市。你还没听说吗？”他顿了顿，卖了个关子，才缓缓吐出两个字：“公债。”“公债？”毛泽民的眼神瞬间亮了。“对啊！”金丝眼镜男一副“你这都不知道”的表情，“现在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军费，不是在大力发行‘救国公债’吗？为了鼓励大家踊跃购买，财政部那边可是下了死命令，凡是购买公债的，资金来源一概不问！你拿着美金去指定的银行或者交易所买公债，就跟买大白菜一样，没人会查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他接着说道：“你买到公债之后，别捂在手里。转头就去市场上抛售掉，马上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元或者法币。只要你手脚够快，最多损失一点点汇率差，甚至行情好的时候还能小赚一笔。这不比你把美金死压在手里强一百倍？”一番话，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毛泽民脑中的迷雾！公债！利用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来“洗钱”！这是一个他从未设想过的路径。国民党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在政策上留下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漏洞，而这个漏洞，恰恰可以成为他们完成任务的通天大道！毛泽民强压住内心的狂喜，表面上却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感激地对金丝眼镜男拱了拱手：“哎呀！多谢张先生指点！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改天一定登门道谢！”那晚的麻将，毛泽民输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他却是最开心的那一个。他匆匆结束牌局，赶回了沪江纸行。“同志们，我找到办法了！”他一进门，就兴奋地宣布。当他把从麻将桌上听来的“公债洗钱法”详细说给小组成员听时，所有人都被这个天才般的构想震惊了。“这……这简直是灯下黑啊！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任楚轩拍着大腿，兴奋不已。“用国民党的政策，来洗共产国际的钱，再用这笔钱去对付国民党。这可真够讽刺的！”钱之光也笑了起来。兴奋过后，毛泽民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布置任务。“从明天开始，我们分头行动。任楚轩、危拱之，你们负责去各大交易所和银行，摸清公债交易的所有细节，包括每日的交易量、价格波动规律、抛售的最佳时机等等。”“钱之光，你负责去招募一批可靠的外围人员，要看起来像普通的市民、投机的商人。到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扮演‘演员’，在交易所里制造气氛。”“我和希均同志，负责制定总体的操盘计划，化整为零，确保我们的资金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流入市场。”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即将打响。经过连续几天的秘密侦查，特别小组很快就掌握了上海公债市场的脉搏。他们发现，大部分投机者都喜欢在下午临近收盘时集中抛售，因为那时候交易量最大，但往往也会导致价格暴跌。而清晨刚开市的时候，买盘踊跃，价格通常是一天中的高点。“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毛泽民在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每天清晨开市，我们就立刻抛售前一天买入的公债。打他一个时间差，不仅能卖个好价钱，还能完美避开国民党金融监管机构和特务们的高峰监控时段。”计划制定完毕，行动正式开始。每天清晨，钱之光带领着一群精心挑选的“演员”们，准时出现在各大交易所的门口。他们衣着各异，有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有穿西装的洋行买办，还有挎着菜篮子的大婶。交易所的钟声一响，这些人便一拥而入，大声嚷嚷着要购买“救国公债”，营造出一片“爱国热情高涨，民众踊跃认购”的繁荣景象。这种热闹的气氛，很快就吸引了那些真正持币观望的民间投资客。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他们也纷纷跟风入场，直接将公债的市场价格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而就在市场情绪最热烈的时候，任楚轩和危拱之则悄悄地在另一个窗口，将他们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公债分批、小额地抛售出去。买盘和卖盘，在不同的空间里，由同一批人指挥着，上演了一出绝妙的双簧。就这样，日复一日。八十万美金，像涓涓细流一样，通过公债这个巨大的“中转站”，被悄无声息地兑换成了一笔笔法币和银元。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没有引起任何一方的怀疑。国民党财政部看着飞涨的公债销售额，还以为是自己的爱国宣传起了作用，高兴得合不拢嘴。戴笠而戴笠的军统，则依然在南京城里大海捞针，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潜伏小组”。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金融奇袭战便宣告结束。当最后一笔款项结算完毕，危拱之在地下室里拨动着算盘，报出了最终的数字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泽民同志，我们成功了！八十万美金，不仅全部兑换完毕，扣除所有成本和汇率损失后，因为我们操盘得当，利用市场波动，最终兑换到的法币和银元，总价值……超过了一百万美金！”一百万！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还增值了二十多万！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甚至超出了中央最初“保住四十万就算胜利”的心理底线。地下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毛泽民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知道，他们完成了任务最关键的一环。然而，喜悦是短暂的。看着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法币和一箱箱沉重的银元，一个新的、甚至比“洗钱”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如何将这价值一百多万美金的财物，穿越数千公里的重重封锁，从敌人的心脏——上海，安全运抵延安？这一路，崇山峻岭，匪患横行。更可怕的是，国民党在从上海到西安的各条交通要道上，设立了数十道关卡，检查之严密，号称“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如果说之前的金融操作是斗智，那么接下来的长途运输，就是斗勇，更是赌命。整个特别小组再次陷入了沉思。他们提出了用商队夹带、用水路转运、甚至是用人力分批背负等各种方案，但仔细推敲下来，都觉得风险太大，成功的希望渺茫。这么大一笔钱，目标实在太显眼了。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气氛再次变得凝重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天下午，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客人，突然登门拜访“沪江纸行”。来人正是毛泽民在麻将馆认识的那位金融圈的朋友，金丝眼镜男张先生。“周老板，生意兴隆啊！”张先生笑呵呵地走了进来，他的目光在店铺里堆积如山的各色纸张上扫过，眼神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毛泽民心中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堆着热情的笑容，迎了上去：“哎呀，是张先生啊！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上座！”他将张先生引到二楼的会客室，钱希均端上了最好的龙井茶。两人寒暄了几句，张先生突然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道：“周老板，我听说你这纸行，不光是卖纸，背后还有自己的印刷作坊，是不是？”毛泽民的心猛地一沉。印刷作坊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编造出来的，根本就不存在。这张先生为何会突然问起这个？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毛泽民不动声色地笑道：“哪里哪里，小本经营，就是个小作坊，上不得台面。张先生怎么对这个感兴趣了？”张先生抿了口茶，慢悠悠地说：“是这样，我有个远房亲戚，是做些……白事生意的。最近想印一批纸钱，就是烧给先人的那种冥币。但他对纸张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他看不上。我寻思着你这里纸张种类齐全，就想来问问，顺便也想参观一下你的‘印刷厂’，看看设备怎么样。”张先生的笑容在毛泽民眼中变得高深莫测，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试探。参观印刷厂？还要印冥币？这一切都太过巧合，巧合得让人脊背发凉。他究竟是无心之问，还是奉了谁的命令，前来刺探虚实？毛泽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他大脑飞速运转，权衡着如何回答。承认没有印刷厂，会立刻引起怀疑；如果答应带他去参观，又去哪里找一个印刷厂出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先生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起来，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极低，一字一句地说道：“周老板，你我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他伸出三根手指，“至少这个数的美金，换成了现洋，捂在手里，是不是很烫？这笔钱，你想运到哪儿去？陕北？”毛泽民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他死死地盯着对方，手不自觉地摸向了腰间。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变得稀薄起来，充满了致命的危险。张先生看到他的反应，却笑了，摆了摆手：“别紧张，我若是有恶意，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该是中*统的行动队了。”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毛泽民，说出了一句让毛泽民永生难忘的话：“我来，是想和你做一笔生意。我帮你把钱运出去，分文不少。但我的车队，也要顺路带一批货。为了安全，你的钱，必须伪装成我的货。”毛泽民喉结滚动了一下，艰难地问道：“你的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