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广播的历史波段与波长》

陈建华

前言

在贵阳，有一条街道叫电台街，这条位于贵贵阳老东门城墙东北角的老街，最初的名字是叫“大坝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宣传抗日，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此租下了贵阳知名实业家华问渠的私家祠堂大觉精舍，在此开设广播电台（贵阳人更习惯称之为华家阁楼），1939年元月电台建成开播，早期曾用7种语言，对东南亚一带国家进行抗战宣传。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逐将其当成了反共宣传工具。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原国民党贵州广播电台，11月17日电台恢复正常播音，呼号改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1949年12月30日，召开了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大会，会议决定1950年1月1日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之日（1951年4月根据中央的统一要求，更名为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此后20多年时间，这里一直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办公所在地。1972年左右，因备战的需要，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迁至贵阳市青云路271号（广电大院）内办公。随后，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文化局又搬至华家大院内办公，一直到80年代末，文物部门将此处设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两家单位也搬出了华家大院。使其得到了法律形式上的重点保护。由于大院内遗存很多原电台留下的，老机房、播音室、战备防空洞等一些电台资产，目前属于省级广电部门暂管，而阁楼的主体部分，包括原电台办公室办公室、编辑楼、地下防空洞等又归贵阳市文物局（实际主管部门）在管。这样一种由省、市两级部门共管的模式，存在不少现实中矛盾，管理责任与权限分界不清。仔在一些管理权限方面的模糊地带，对管理政策、协调沟通，诸多方面难以步调一致，难达共识。目前看到大院里的，培训机构、茶室，包括那个占据阁楼C位的“钱币博物馆”，都与这里的原生文化不符、不搭，给人一种强烈的鸠占鹊巢的感觉，反而是这些多年流落在外的，广播电台的老资料物件、老机器设备才是这座古老建筑的灵魂所在，而它们反而漂泊在外找不到归宿，成了无处安放的灵魂。要知道，能叫老台街地名的，全中国贵阳独此一家！、全世界贵阳独此此一家！贵州解放后，它既是贵州为数不多的抗战遗址，又是贵州解放后最早红色媒体之一。珍稀的文物资源、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理应让它展现出最大的历史作用。一直觉得，能够与此应景的并与之适配的，就是在这老电台的原址上，建立一座《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历史博物馆》。建成后能与毗邻的原高家花园内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纪念馆》相呼应，共同发挥出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作用。有一次路过此地，正好遇见单上的一群年青同事们，在团支部组织帶领下，在省工委纪念馆门外等候参观，突然觉得，要是有个电台搏物馆，台职工是不是也能在此接受一次，敬业爱岗的思想教育呢。2022年时，又曾经与我的老前辈，叶增甫、彭鸿书两位老师，应邀在此做过一期，介绍贵阳历史文化街区的的节目，《电台街的故事》，在和老师们聊天中得知，叶老师以及电台、电视台的一些老领导们，也曾多次向上级有部门，写信、打报告呼吁建立电台搏物之事，但始终未能得到明确回复。

我开始在想，这件事别再总是无期的期待了，实体的搏物馆办不成，就用文字与图片先弄个纸质的“搏物馆”再说，或许它能在某个时刻感动到某个关键决策人物，而促成此美事，从而达到曲线办馆的目的。

操弄文字的事，不是自己强项，而要写好这种历史属性较强的文章，于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查阅，考证各时期的电台历史资料，又是个极为细心、严谨的工作，任何环节上的小小误差，最终都可成为很大的累积公差。总之，这个工作就是要先做“认真”的溯源，然后再最大程度不“失真”还原其历史全貌。 根据写史写志的惯例，在时间描述上，十年为“一代”百年为“一世纪”，我是70年代未参加工作的，照此来算，也是第三代广播人了，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段上，来做此事也正为合适。之前曾在网上购得一本《贵州人民广播电台40年》资料汇编，该书没有作者署名，经查是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杨宗和老师所编写，时间为1989年12月。此书对我有很大启发和指导作用，尤其是书中归纳的，（1949～1989）“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大事记”精确勾勒出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40年来的历史沿革变迁，这些珍贵的史料文献，相当于为我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导航工具，能确保写这段历史时做到方向正确。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但这本书美中不足之处是缺少了所有重要的实物的图片资料，这对于缺少了生活阅历的年青人来说，就会少了很多对历史事件、物件等方面的具像认知。我迫切想做一件事，就是想把该中书所提到过的老物件、机器设备等用图片方式加以说明后，一起补充上去，并以这本《贵州人民广播电台40年资料汇编》为篮本，“依文索器”尽量找齐书中所提到的各种老物件，而实在找不到部分，就做上“缺点”标记。这样更能方便后来人的“补缺”完善。

考虑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发展中，时间跨度较大，如用分代（10年一代）来对它进行历史描述，可能会更清晰明了一些。

写作的思路有了，书名又该咋定？这时想起了2023年，贵州今时传媒老总高嵩先生划展的《历史的底稿》老旧报纸展的展名来了，拾人牙慧了，就叫《贵州广播的历史波段与波长》吧，正好设10年为一个波段，虽叫波段其形态却如连续的波长，这束贵州广人民播电台的电波76年来一直延绵不断持续在黔中大地的天空，今后也将如此，历久恒长永不消逝。

贵州广播（1939年—1949年）发展变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即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陪都），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简称中管处”为了坚固“播音壁垒”对敌人实施有效的广播，并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有力支持，国民党广播中管处，在其《国际广播电台》尚未建设完工情况下，又拟建昆明、贵阳两座广播电台。其中贵州广播电台台址，就设在了贵阳知名实业家华问渠的私家祠堂“大觉精舍”内（系政府租用）贵阳人习惯称此为华家阁楼，其门口的这条街也因此被称叫做电台街，并一直叫到了现在。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徽章。

　　这是一枚1949年左右，国民党时期的贵州广播电台的徽章章，属于（没有上漆，无具体编号的样章），此章下方的两个小方块，是用来刻写人员编号的，如：0 1号台长等，两位数的方块也表明了电台人数不足百人。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此样章尚未正式生产成章，国民党旧政权已垮台，其广播电台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

1939年元旦，贵州广播电台正式建成播音，呼号为XPSA，每天播音时长约7小时，开播初期使用7种语言同时播音，有效覆盖了本省、全国及东南亚广大区域，“中管处”也曾对贵州的这套广播没备颇多褒扬之词，称之为“中国人自制短波发射机之先声”赞扬其在抗战宣传中颇著成效。到1944年，贵州广播电台已成为一个设备齐全，具有中上规模的广播电台，继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之后列第4位。 建成后的贵州广播电台，编制为38人，除台长外，下设有“工务课”、“传音课”、“总务课”3个部门，其中，传音课主要负责稿件编辑，节目的编排及播放，贵州广播电台的行政及业务均直接隶属于中管处，人员工资也是每月造册后由该处直接拨发。

老发射机设备

国民党中管处办的《广播周报》

国民党时期，国内主要几个广播电台的频率、波长及广播时间。

国民党电台的《中国无线电》技术刊物。

国民党电台时的《中国新闻》周刊

1940年2月4号，贵阳受到了日本军机轰炸，（史称贵阳2.4大轰炸）贵阳市中心，大十字一带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在战争期间，广播电台最易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

这是1张1944年出版的“贵阳地形图”图例中画了只不显眼的“话筒图示”没有标“贵州广播电台”字样，而是用语焉不详的“播音台”三字予表示，大概是有些防谍意识在内吧。

为了安全起见，不久之后，贵州广播电台将发射台部分，搬至到了贵阳北效的半边街90号处，贵州广播电台也因此有了“城台”和“乡台”之分，播音及节目制作在城台完成，广播信号的发射在乡台完成。

乡台的发射天线（乡台资料手里较少，算是个突出的“缺”点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国民发表广播讲话。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顾国人反对，执意发动内战，此时的广播电台也成为了其反共宣传的工具，如贵州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堪乱讲话”更是充满了反动宣传内容

老电台编辑办公室旧址

1947年至1949年，近三年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国民党军队退至西南一带负隅顽抗，贵州是国民党西南防线中的一个相对弱环，境内驻有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来自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的，四十九军和八十九军，加上8个保安团，总共才3万多人，解放军选择攻占贵州作为解放大西南的突破口，作战任务交由二野五兵团的16军、17军、18军和二野3兵团的10军等四支部队。

这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编印的《贵阳概况》是由贵阳地下党提供的情报数据编辑而成。其中有国民党政府贵阳首脑机关的重要人员名单，有贵阳电厂、贵州广播电台等重要部们的位置信息资料，还附有贵阳中心城区街道图，市内河流及道路信息内容，为攻占贵阳计划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和布署。

49年8月的情报还显示，电台台长是潘志刚。别的资料显示10月份时已换成了播音员出身的黄天如了。

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狗急跳墙时对城市电力设施，广播电台及通信设施进行破坏，也做出应对措施，电厂工人组成了武装护厂队，广播电台人数较少，台内还驻有国民党保安部队，情况复杂，保台任务更为严峻，1948年底，地下党员安毅夫由上海回到贵阳，找到乡台管理技术的工作人员邓俨，他俩是浙大的同窗好友，安经常向邓灌输革命思想，使其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本质，愿意在这个关键时期，暗中担负起护台保台的艰巨任务。他积极联络有同样进步思想的，电台技术人员胡永明、陈瑛、李恩发、李启恒等人在一起商议护台保台对策，利用工作之便聚在一起，收听邯郸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了解解放军动态接受革命思想。1949年10月，台长黄天如召集电台各部门负责人，开“应变会议”内容便是，拆光机器、毁坏电台之后逃往重庆。邓俨他们表面上服从，暗地里拖延时间，将废旧设备装箱，将好的设备和好的电子管元器件，秘密隐藏起来，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主管播音室和增音室的陈瑛乘电台混乱之机，将两室锁死后把钥匙交在邓俨手里，10月中旬，我解放大军已从胡南西部逼近贵州，国民党贵州电台，最后一任台长黄天如，接连向中管处发出几封急电，电文中称：“机件繁杂笨重”连同职员眷属至少需用大车8辆，搬运费8000元。”中管处回电推脱不办，让黄与当地政府洽借，黄后来回电称已无人可洽。眼看着贵阳的政府高官，及贵军警人员们，已纷纷逃离贵阳，已成惊弓之鸟的他也顾不上许多了，混乱中抢走了办公室的一台收音机和一些唱片后朝着遵义方向落荒逃去，结果没过乌江就给拦了回来。

1949年的11月11日，贵阳基本进入真空，“贵阳市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 邓俨大多数时间是在城里，与地下报《解放快报》互通联系，乡台交待给巫瀚澄、李恩发、李惠清等人保护好发射合，城台仅胡永明一人在坚持守护，邓有时过去协助一下胡，夜间他们打开增音室机房，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了解解放军进展，同时布置发射台，除电子管暂不安装外，将机组整理恢复，以迎接解放。

　　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入贵阳，贵阳解放了。解放军旋即宣布对广播电台实行军军管制，并派军事代表王湛前往电台进行接管。11月17日，中断了的贵州广播恢复播音，呼号改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以转播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节目为主，同时广播一些解放军，“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通知。

12月12日，军事代表张经五前来电台接替王湛工作，负责电台的全面管理工作作，电台工作的难点是，我们尚没有自已的专业人材，要有充分的胆治识和智慧去管理和使用好这大多数的旧政权时期的电台工作人员。刚解放时，电台正式职工人数大概有19人，除原电台台长黄天如、传音科科长丁秉成外，其余愿意留下的人员基本留用。当时情况，张经五前辈在其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到：“我是12月10日来到贵阳的，省委决定我为广播电台军事代表，马上开始工作，12日我就到了广播电台，既着手准备接收。当时只我一个人，怎么办？首先调集人员，当时干部是个大问题，只有大胆使用广播电台原有人员和招收新人员。根据党的政策，当时除将原台长黄天如、传音科科长丁秉成调离广播电台外，技术人员巫瀚澄、邓俨、朱鸿良、胡永明、李启恒、陈瑛，播音人员邓先荣、蓝淑德、财会人员锁开义蓝淑和等13人留用。在贵阳招收青年学生徐用度等人参加工作”。

这是1948年，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城市，广播电台接管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为阅读方便，将文件中关键分整理成易读的书写形式。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新解放城市中原有之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1948年11月20日

（四）对原有广播从业人员，分以下三类处理：

甲：旧广播员须加以審查，如无反动背景，思想不顽固者，应教育留用，如系思想顽固，政治反动者，应开除。在最初时期，旧广播员播音时须派人监督。

乙：旧编辑人员，一般不能任用，因为敌人的广播电台，是对我们空中斗争的重要武器，其编辑人员大多是经敌人选择，故必须加以警戒，其中尚有历史清白，确属进步分子，则可分别录用，但主要编辑部门，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丙：旧技术人员，既分别加以甄别后录用，如经查明确非顽固特务，既可与之订立合同，令其保证技术上的一切问题，并由其负责，军管会派人监督之。成绩良好者有奖，怠工而发生故障者处罚，故意破坏者处以应得之罪。电力间技术调配人员等，我们最缺乏，应了解其历史，并尽可能争取其为我服务，此等技术人员中，顽固反动者不多，进步革命者亦不多，大多为对政治认识模糊，兴趣不高，充满不正确之技术观点，故必须将这些人与顽固特务区别开来，将对我畏惧和不信任的分子与坚决反对我之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将普通的保证饭碗的国民党员与特务分子区别开来，对这类技术人员不加区别而一律排拒是错误的。

丁：旧艺术人员或其它靠广播电台，售卖节目为生之人员，如音乐队员、说书、鼓词、教英文俄文讲座之广播讲师等，可分别了解情况后照常录用或聘请之。

戊：旧事务人员，倘其历史清楚，而对广播电台之业务有帮助者录用，其余遣散。

蓝淑德，原贵州广播电台广播员，解放接管后成为了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任播音组组长

1949年年底，成立人民广播电台的条件已基本具备，12月31日举行了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大会，会上申云浦同志代表省委宣布：刘子毅任贵阳人民广播电台长、张经五任副台长兼编辑部主任，确定1950年1月1日，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之日。（1951年4月，又根据中央要求，改呼号为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州的广播事业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申云浦

　　申云浦

第一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刘子毅

第一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编辑部主任张经五

这些学习用书籍，应是部队接管电台期间带过来的，时间紧促，书面上的印章把“广”字错刻成了“扩”字。

发现之后，改正过来的印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