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的美篇

咏

作·者·简·介

刘香平，男，生于1940年8月，湖北武汉市黄陂区人,解放前给财主放牛，1961年毕业于湖北水利专科学校水利施工专业，先后在丹江口工程局、葛洲坝工程局工作。

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6月毕业于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1990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在宜昌市西陵律师事务所任兼职律师。

1992年被葛洲坝工程局聘任为高级经济师。2000年从葛洲坝集团公司退休。退休后仍然在宜昌市建和律师事务所从事了4年的专职律师工作。

逃离丹江口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我来不及收拾宿舍的东西，就到丹江工程局招待所，找郧阳军分区副参谋长刘一飞汇报了昨晚的情况，请求支左部队提供保护。刘一飞理解我的要求，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们现在都是泥菩萨过

河，还保得了你？从长远来看，你肯定是对的。造反派回来以后，必然会进行报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劝你到外面去躲一躲，待形势平静一点再回来。”

刘一飞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中午、晚上刘一飞留我吃了饭。夜幕降临时，我才离开招待所，借宿在学生刘长松家。

八月一日清晨，我匆匆地起了床。不一会，学生杨亚平、周胜魁来了。他们也是“十·一八红卫兵”的成员，准备和我一道离开丹江，或者回随县，或者回武汉。这时，学生李一文、胡勤三也来了。他们同刘长松一样，

也是“十·一八红卫兵”的成员。他们三个人是专门来掩护我们逃离丹江的。

为了防止“丹总司”的头头外逃，丹江火车站和丹江汽车站都有造反派把守。通过“怀疑一切”的大辩论，我成了丹江口的名人，当然为造反派所熟识，我只好决定从汉江水道，游泳离开丹江。好在我的游泳技术不错，小小的汉江难不住我。为了有个照应，胡勤三陪我下水；其余的人扮作钓鱼的，沿汉江下行，顺便帮我们拿衣服。我和胡勤三从原红旗电厂附近下水后，越过四百来米江面，游向对岸，进入汉江主航道后顺江而下。为了逃避造反派设的游动哨卡，我俩整整游了二十多里，在傅家寨附近才上岸。

在傅家寨，我们和李一文、胡勤三、刘长松道别。当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对于这几个学生的真实情谊，我永生都不会忘记。

沿着公路，我和杨亚平、周胜魁迈步向光化火车站走去。这时，时值正午，又热又闷。为了赶路，我们只好沿途买汽水、面包，边吃边走。下午四点，我们才走到光化火车站。行走在的道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沮丧。我想，在日本鬼子统治时代我没有逃难，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我没有逃难，现在共产党的领导，我居然逃难，难道这就是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吗？

在光化火车站外，我小心的留意四周，担心光化火车站内潜伏着丹江口的造反派，但是我们不敢进站，什么也看不清楚，为了安全起见，我见天色尚早，就同杨亚平、周胜魁商量，决定再往前走一站，到邓岗火车站上车。

邓岗是一个小站，距光化大车站只有五公里。由于两个学生缺乏走远路的锻炼。我只好同他俩一道，边走边歇。走到邓岗火车站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多钟了。等了一个多小时，丹江开往武汉的火车才进站。我们买票上车，选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

走了一天、步行八十多里，的确太累了。火车开动不久，两个学生就靠在铺位上睡着了。睡欲也不时地袭击着我，使我抬不起头，睁不开眼。然而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是不能安然睡觉的。如果睡了，万一车上有丹江口的造反派，岂不是要当他们的“俘虏”。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杨亚平睡醒了。才换我睡一会。天亮后，火车已经进入了武汉东西湖区。

到底是在汉西车站下车还是到其他车站下车，我只得同杨亚平商量。这时。周胜魁已经在随县下了车，回家去了。杨亚平认为，好不容易脱离了虎口，还是谨慎些好。我俩商定，在汉西车站的前一站下车。我们下车后，又步行了十几里路，才搭上武汉的公共汽车。直到中午，我才回到地处武汉沙湖湖畔的家中，回到母亲的身边。

逃离了丹江口，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一遍又遍地暗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丹江口呢？逃亡在外，没有工资，吃什么呢？

抓回丹江口

八月二十二日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准备睡觉，忽然听到了敲门声，来人说我哥从南漳打来了电话，说让我去公司办公室一楼接电话。

我穿着短裤、背心和拖鞋，到湖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去接电话。我走进公司的大门，正要打听电话间在哪里，忽然四个熟悉的面孔映人了我的眼帘。他们是我校“硬高二”的一号头目江菊生和他的三员干将唐文俊、王

文斌和邓小洲。这时我才明白，让我接电话仅仅是抓捕我的诱饵。

唐文俊见到我，就掏出绳子恶狼似的扑上来，要拥绑我。我据理力争；

“你们凭什么抓人?”

“凭什么？就凭你是百万雄师的坏头头。”唐文俊恶狠狠地说。

“我什么时候参加百万雄师了?”我寸步不让。

“是不是回丹江再说。”江菊生狡诈地说。由于我据理力争，唐文俊才放弃捆绑我的企图。他同王文斌一道，架着我上了一辆旧吉普车。车子发动前，我对江菊生说：“让我同家里打个招呼。”

“不用了。”江菊生严词拒绝。

“我给你打招呼。”湖北省第六建筑公司的江人和说。事后我才知道，江人和是这个公司钢工总的头头，诱捕我的闹剧就是他设计的。

江菊生让司机将吉普车开到了钢二司的发祥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将我关在一间小屋里。吃了晚饭，他们几个人就五花大绑地将我捆起来，用吉普车拖到武昌火车站，上了一节早已预定好的卧铺车厢，江菊生一伙将我安排在一个上铺铺位上，就各自找自己的铺位休息去了。

上铺铺位只有四十公分高，我根本无法打坐；由于江菊生一伙将我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我也无法卧躺；我只能侧身倚坐在上铺上。夜深人静之后,江菊生一伙都睡了，我却无法人睡，只好思索回到丹江后的对策。我想，在“文革”中，除了写汪天堂的大字报外，我基本上是逍遥派，和江菊生等人从未发生冲突，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呢？这时，我自然地想起了汪天堂。我深知，汪天堂的亲笔信落到了我的手里，他一定要想办法追回，一定不会做过我。我断定，汪天堂一定会借机挑动某些造反派的头头，杀人灭口。

我想，只要不让造反派杀人，我就有出头之日。

火车“轰隆轰隆”的向丹江进发，我思索着被抓回丹江后的几种可能。让人知道我被抓回来了，造反派就不敢杀我。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一点多钟，火车抵达丹江口站，江菊生等人将我押解着向丹江口工地中学进发。一路上，我故意向江菊生一伙强烈抗议其侵犯人权，导致唐文俊的一阵毒打，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群。我已经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议论：“刘歪脖子被抓回了。”这时，我心里一阵轻松。我想，不论汪天堂有多么狡猾，再也不敢杀人灭口。回到学校以后，江菊生一伙就将我关在教学大楼二楼一个暂时封闭的厕所里。

下午，由周俊良主持，组织了对我的游斗。周俊良是一名老师，出身贫农，“文革”中跟随江菊生一伙造反，是钢派组织“五四兵团”的头目。他给我戴上写有“百万雄师坏头头刘香平”的大牌子，还找了一面铜锣让我

提着。出发前，周俊良向我交待：“一边打锣，一边自喊：我是百万雄师坏头头，我有罪，罪该万死。”

参不参加游斗，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后来我认为，还是参加游斗好，这样一来，丹江口知道我被抓回来的人更多，我的人身就更安全。至于周俊良的交待，我根本不打算就范。

游斗从丹江大坝一路开始。我穿着背心、短裤头，打着赤脚行进在丹江大坝一路。押解我游斗的有二十多人，周俊良倒背着一支“三八”大盖，手里拿着一条皮鞭，跟在我后面。一路上，我将铜锣敲得响响的，引来一大

群围观的群众。周俊良逼着我喊“我是百万雄师坏头头，我有罪，罪该万死”。我就是不喊，导致周俊良的一阵鞭打。才游行了几十米，我已被周俊良打得头破血流，连身上穿的白背心了都被血染红了。

游斗从大坝一路至丹江一路继续进行，周俊良还是逼着我喊“我是百万雄师坏头头，我有罪，罪该万死。”我仍然不喊。他的皮鞭一鞭又一鞭地落在我头上、肩背上。我满脸是血，满身是血。这时，我的心反而平静下

来。我想，任凭你打吧，你打得越狠，同情我的人越多；总有一天，我会向你们讨回血债。

游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游遍了丹江工程局招待所、丹江工区、均县招待所、均州路、幸福饭店……我相信，知道我被抓回丹江者不下万人。我断定，无论汪天堂也好，或者是造反派也好，绝不敢对我杀人灭口。

受尽酷刑。

……游斗我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那时，造反派成天追问我三个向题。第一，王晓风逃到什么地方？第二，汪天堂的亲笔信藏在哪里？第三，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校黑帮的材料到底是谁整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王晓风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那伙人。因此无论造反派怎么问，我的回答就是三个学：“不知道”。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回答得更巧妙：“我离开丹江时，宿舍里根本没有收拾，后来多次被抄家，我连衣服、被子都没有了，汪天堂的书面材料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其实自从“七·二三”广播以后，我就将汪天堂的两封信用油纸一包，埋到了附近山坡的地底下。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确实费了不少的口舌。虽然我仅仅是黑帮材料的复写者，但专案组组长王代盛为了讨好造反派，一口咬定黑帮材料都是我整理的，并说可以检验笔迹，使我有口难言。然而，有一次我同王代盛对质时，我说：“刘云汉的材料，来源于人事档案，我手里有人事档案吗?”对我的质问，王代盛哑口无言。我始终坚持：“我仅仅是复写者。”

造反派想从我的嘴里探听出王晓风的下落，好去抓捕王晓风；造反派想找回汪天堂的信件，销毁罪证……然而都落了空，使得他们万分恼火。他们为了逼我说出“真情”，不断地用皮鞭抽我；用木棒打我；用方凳砸我。有一次，四个造反派抓住我的手脚，将我当夯打，几个来回，垫在我身下的一块木铺板都被夯成了两截；又有一次，几个造反派用木棒打我，连木棒也被打折成两截……开始受刑时，我心里十分紧张。受刑前，我总是以父亲、大伯受刑时的坚贞不屈激励自己不要当孬种。有时，我也用江姐的受刑告诫自己：不能说出王晓风的去向；不能将汪天堂的信交给他们……我想，江姐是一个女的都

能挺得住国民党特务的毒打，自己是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害怕的呢？第一鞭下去，挨鞭的地方火辣辣的，那个地方的血几乎都要迸出来，整个心都在不住的颤抖。这时，我就用牙齿咬紧下唇，尽量不让自己叫唤。几鞭下去后，被打的地方麻木了，也就不知道疼痛了……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造反派

对我毒打五十余次。为了表明自己的骨气，被打时，我连哼也不哼。我的头被打后肿的像个芭篓；背上的血痂一个盖着一个，直到这年的国庆节，我连衣服都不能穿……连打我的造反派也私下议论：“把刘歪打得那样狠，头肿得那样大，最多能活三个月。”然而，我决心活下去。打完以后，我照样吃

饭；照样在厕所里进行早锻炼，照样勉励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八月底，在我校一楼实验室，造反派组织了一次对我的批斗会。当我被带进会场时，竟发现我七哥也坐在会场里。我断定一定是我母亲知道我被抓走后，打电话给我七哥让他来丹江关照我。据说，我七哥也是钢工总湖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头目，这次是带着钢工总总部的介绍信来丹江的。斗争会仍然围绕着我同王晓风的关系进行。有时，造反派问一句，我回答一句；有时，造反派问，我默不声。惹得造反派不断地高呼：“打倒百万雄师坏头头刘香平!”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今年三月份，王晓风到武汉时，去你家没有?”主持会议的造反派问。

“是不是你让他去的?”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追问。

“去过。”我回答。

这时，我七哥站起来作证：“刚才我弟弟撒谎。在我家，王晓凤亲口对我说的。”

“不是。”我如实回答。

我说，是我弟弟让他到我家看望我母亲的。”

我不怀疑七哥证言的真实性。因为王晓风去我家后，只能说是我让他来看望母亲的。我对七哥大义灭亲的行为也不感到意外。自我记事以来，我们俩兄弟很少在一起生活；平时，我们兄弟之间也很少通信，七哥在我心中毫无分量。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听说他参加了钢工总，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忘记解放军的解放之恩，反对武汉军区的《六.四公告》。事后他给我回过一封信，指责我“保性不改”。这次，我当然不指望

我七哥解救我；但是没有想到七哥会在这样的场合，如此作证。

那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的事。湖北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王晓风被指派代表丹江工区赴省开会。临行前，王晓风找到我说：“会议地址就在武昌水果湖，离你家不远。开完会后，我去看望一下你母亲，你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

“不要去，别惹麻烦。”我极力劝阻。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去看看怕什么?”王晓风说得很诚恳。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将母亲的住址写给了王晓风。王晓风开完会回丹江后，曾告诉我他去过我家，并说我七哥当时也在场。我七哥的证言使我得到了造反派的“赏赐”。“硬高二”的戴英展将我拉到隔壁曾经关押过我的空厕所里，用皮带铜头抽了我一百皮带。这一百皮带不仅给我肤体造成了伤痛，也给我心灵造成了不可医治的伤痕。以后，他玩枪走火，被机抢打死。据说临死时还不断地嚎叫：“我不想死啊!”仿佛是皇天有报似的，他意外地死在了同伴误扣机枪扳机的罪恶子弹上，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这一年的十一月份，我躺在床上，得意地嘀咕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全部报销。”

王晓峰之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的良师益友王晓风被我校造反派抓到工地中学后，仅仅半天的功夫，就被活活地打死了。

那天上午八点多钟，几个造反派将我带到一楼实验室，由初中三年级的汪长治出头，要我交代同王晓风的关系。这个问题造反派已经追问一个多月了，我仍然是老生常谈，造反派当然不满意。在汪长治的指挥下，他们除了用皮鞭抽打外，又试用了一种刑罚：压杠子。几个造反派将我打倒在地，狠狠地按倒在地上，然后找来一根碗口粗细的木杠，横压在我的腿窝里。这时，又上来几个造反派，将我的小腿往上搬，让我的小腿和大腿合在一起.随着小腿的不断上搬，我的膝关节感到钻心的疼痛。只几分钟，我的头上就

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我用上牙紧咬下唇，不让钻心的疼痛发出叫唤声。

这伙人将我折磨了一个钟头，就将我带到二楼。在楼梯口，我碰到一个穿黑绒衣的人蜷曲在地上。这时，天气还有点燥热，身穿绒衣并不合时宜。显然，这个人已经作好了挨打的准备，绒衣显然比单衣耐打一些。我定眼看了这个人一眼，发现这个人的脸肿得特别大，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目。

“看看你的祖师爷吧。”他们说。

啊！这个人就是王晓风？我心里一怔，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造反派还在追问王晓风的去向，说明昨天还没有抓到王晓风。今天才过了几个小时，一个十分健壮的人，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可见造反派刑罚的歹毒。我再一次地打量着这个蜷曲着的人，仍然不相信此人就是王晓风。

不一会，我同王晓风一道，被一伙造反派拖到了一楼。这时，王大智早已站在大门口，得意地说：“来，让走资派和坏头头照一张相,”他是我校高二的物理老师，也是“硬高二”赏识的造反干将。年初批斗王晓风时，

他就仿照赵朴初《某公三哭》的诗韵，写了一首“讥讽诗”，将我们几个出身好的教师打成“保皇派”：

何处逃，不许逃！英雄自有皇天保。哪怕天地塌，泰山倒，卖掉干爹干妈干父老。歪脖独有顶天力，硬把乾坤保。保！保！保！伙计们，加把劲，三斤“陈酒”装新瓶，再捞稻草。(注：三斤“陈酒”指贫农出身的教师陈

水庆、陈高良和陈富英）

由王大智导演，几个造反派扶着王晓风站在那里，显然，他已经失去了独自站立的能力。几个造反派有的扳住我的肩头，有的踢我的腿窝，强迫我跪在王晓风的面前。这时，王大智才按下了快门，抢拍了这个精心策划的镜头。

我同王晓风合影后，造反派将我押回了宿舍。江菊生等人将我从武汉抓回时，造反派将我关在二楼厕所里，门口还派了几个造反派把守着。后来由于我一次又一次地抗议，他们才让我回了自己的宿舍。我心怀忐忑地坐在床上，一直在为王晓风的安危担心：一两个小时就把人打得变了相，其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吃过午饭，按照近一个月的习惯，我要睡一会午觉。我一直以吃好、睡好这两个法宝对付造反派的酷刑。说来也怪，这时我脊背的伤虽然不能穿衣服，背心不能落床，但我趴着照样能睡着。然而这天中午也很怪，王晓风痈肿的脸仿佛一个劲地在我眼前晃动，使我无法人睡。

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坐在床上静养，忽然听到宿舍后面，教学大楼方向传来了噼里啪啦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忙走出宿舍来到简易厕所里，装出解小便的样子，想看看教学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从简易厕所的高梁杆缝里，可以窥测教学大楼的一切。这时，我的一切行动仍然处在造反派的监视之中。

不一会，我就听到教学大楼里有嘈杂的上下楼的脚步声。五分钟后，这种脚步声又平静下来，我只好失望地回到了宿舍里。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教学大楼传来了令人心悸的喊声：“王晓风跳楼了。”

我被这一喊声惊呆了。我再次来到简易厕所里，想看看教学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教学大楼里人声鼎沸，有十几个人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墙上贴标语。我透过简易厕所的高梁杆缠隙朝教学大楼望去，只见标语上写着：“王晓风跳楼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

我绝望了。刚才听到“王晓风跳楼了”的喊声时，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希望这一叫喊是造反派搞的恶作剧。现在面对这幅标语，我意识到王晓风一定凶多吉少。然而我坚信，像王晓风那样心胸如此开阔，经过

那么多的风雨，见过那么多世面，早已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是不会自己跳楼自杀的。

吉普车的奔跑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我才发现自己仍然站在简易厕所里。我再次向教学大楼望去，只见公安人员正在大楼前忙忙碌碌，不时还夹杂着照相机的闪光。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后，吉普车才驶离学校。

不一会，声势浩大的造反派队伍乱轰轰地走出校门，向丹江街头涌去。

我知道他们是去造“王晓风跳楼自杀”的舆论。我只好回到宿舍里，悲愤顿时我涌上于我的心头。

我见过父亲的死。他死在日寇占领下的中国，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

我见过大伯的死。他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死在蒋匪军和伪乡长的酷刑之下。

我见过黄继勋的死。他死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死在暗藏敌特的枪口之下。

我没有想到。共产党员王晓凤竟死在新中国建国十八年后，在“文革”中，死在造反派明火执仗的毒打之下。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对

自己忠诚的儿子王晓凤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王晓风死后的第三天，周俊良在学校大礼堂主持召开了批斗王晓风大会。他们别出心材地扎了一个草人，挂上“国民党特务、走资派王晓风”的大牌子，立在会场前台；我也被押到会场陪斗。我站在草人的旁边，仿佛又在同王晓风并肩战斗。这时，我的心中已经没有恐惧，只有仇恨。我暗暗庆幸造反派让我参加这样的会议，使我有机会观看造反派的卑劣表演。

批斗会不到半小时就草草地结束了。周俊良用“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句诗词，当场将王晓凤的草拟人焚烧。望着熊熊的烈火，我不断地在心里螭咕着：“烧吧，你们烧得了草拟人，你们永远烧不了杀人

的罪恶，永远烧不了真理。”

王晓风遇难二十个月以后，我的预想得到了证实，王晓凤是被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王晓风就逃离了丹江口，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才回来。九月二十五日早晨，丹江工区教育科的造反派李俊将这一消息打电话告诉了我校造反派。上午八点，我校造反派老师姚季新带着十几名造

反派赶到王晓风的家，将王晓风抓住并押我校。快进校门时，姚季新故意鸣枪示警，使我校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

王晓风被抓到我校后，姚季新等人就将其交给了“工地中学钢二司”。

“工地中学钢二司”大多是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狂热的造反气氛熏陶下，他们在丹江工地以打人称著，以打人取乐。“工地中学钢二司”的十几名造反派即刻就对王晓风进打了毒打。他们不仅使用了木棒、皮鞭、皮带。

还试验了刚刚从武汉学会的“吹葫芦”和“吹灯”。不到一个小时，王晓风就被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面目全非。

所谓“吹葫芦”，就是用拳头击打受刑人的腮帮。几拳下去，受刑人的头就变得上小下大，活像一个葫芦。

所谓“吹灯”，就是用拳头击打受刑人的眼睛。几拳下去，受刑人的眼眶就肿得像一只大馒头，轻则视力减退，重则失明。

王大智给我和王晓风合影后，“工地中学钢二司”的造反派又将王晓风弄到四楼去毒打。八个造反派站成一个圆圈，将王晓风围在中央。第一个造反派—拳将王晓风打给第二个造反派，第二个造反派又一拳将王晓风打给第三个造反派……直到把王晓风打得站立不住，倒在地上。

中午，造反派酒醉饭饱之后，又到四楼毒打王晓风。一个造反派用双层床上的铁杠子捅王晓风，王晓风本能地一挡，将铁杠子挡落在地。这一下时震怒了这个造反派，他捡起铁杠子，直捅王晓风的下身。王晓凤只好向后倒让。这时，他已经退到了四楼的翻板窗跟前。这个造反派更加震怒。他用铁杠子朝王晓风的前胸捅去，竟将王晓风从翻板窗上捅了出去。王晓风的身子砸破了翻板窗上的玻璃，跌落到二楼的水泥平台上……。

后来打人的主要凶手俞伯炎、胡正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制造“王晓风是特务”谣言的汪天堂，带领造反派查抄王晓风家的江菊生，告密王晓风行径的李俊，抓捕王晓风的姚季新，主持批斗草人的周俊良竟安然无恙。

这些人为什么不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坚信，不惩办这些人，王晓风是不会瞑目的。

王晓风死后，我对造反派更加仇恨。我决心步王晓风的后尘，至死也不向造反派屈服。

造反派“勒令”老保劳动改造，我的同伴们有的翻地，有的打扫厕所，我就是不去，理由很简单，被造反派打伤了，干不动。有的造反派对我的举动吹胡子瞪眼，我就对他们说：“别抖狠了，不外乎再打一顿。”有的造反派见我浑身是伤，头肿得像芭篓，担心打死人，也只好作罢。

国庆节前夕，造反派贴出“勒令”：“百万雄师坏头头刘香平不谁乱说乱动。”国庆节那天，乘造反派不注意，我溜到丹江百货大楼去逛商店。

一些相好的同志见了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事后，“硬高二”的唐文俊问我:“你为什么出去?”

“你们并没有勒令我不出去。”我回答。

“不是不让你乱说乱动吗?”唐文俊质问。

“我没有乱说，也没有乱动。”我针锋相对地回答。

“你还狡辩。”唐文俊呵斥。

“我狡辩什么？所谓乱说，就是呼喊反动口号，攻击毛主席和林副席。我喊了吗？所谓乱动，就是杀人放火，劫车抢货，搞打砸抢，我搞了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还不老实?”唐文俊警告。

“别吓唬人，了不起再打一顿。”我毫不退让。

这时，我背上的伤仍然没有好，虽然是深秋，寒气袭人，我也只能穿一件空大褂。也许是王晓风的死，引起了造反派内心的恐惧，打人之事，略有收敛。

国庆刚过，造反派内部爆发了“钢”、“新”之争，对我的监视也就越来越松了。乘着这个机会，学校的炊事员让我搬到他们的宿舍里住。他们给我炖鸡，炖羊肉，细心地照顾我，使我慢慢地摆脱了伤病和死亡的威胁。对于这些工人师傅的深情厚谊，我永生都不会忘记。

工中大楼被炸

……驻校军宣队的郭排长就找上门来和我谈心。他明确表态，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他鼓励我大胆地揭发“文革”中发生在工地中学的大案要案，把搞打砸抢的坏人揪出来；把炸毁工地中学教学大楼的坏人揪出来。

丹江工地中学教学大楼是我离开丹江以后，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被丹江技校的造反派学生炸毁的。那时，丹江口的“钢”、“新”斗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就丹江口而言，“新派”占绝对优势；就工地中学而

言,“钢派”主导了一切。因此，丹江工地中学就成了“钢派”在丹江口的唯一据点。六月十八日，一名“新丹技”的学生到丹江工地中学挑衅，被工地中学的造反派开枪打伤，导致了丹江“新派”对工地中学“钢派”的围攻。当时，双方手里都有枪支，互相对射了一阵之后，毫无效果。为了减少伤亡，丹江技校的几个学生顶着盖有棉被的大方桌，在工地中学一楼楼梯間安放了大量的炸药，以此要挟丹江的“钢派”下楼投降。“新派”的要求

遭到拒绝以后，随即引爆了炸药，将工地中学教学大楼炸塌了一个角。炸楼的响声，整个丹江口都能听到。江菊生、唐文俊、周俊良、姚季新等“钢派”中坚乘炸楼的混乱局面，从教学大楼的另一侧小门出来。顺着工地中学的后山撒离了丹江口。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丹江工地中学的造反派抢枪武斗甚嚣尘上，先后打死两人，打伤数十人，并导致教学大楼被炸，自然被丹江支左部队列为丹江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丹江工程局革委会向工地中学派出工宣队，并宣布由工宣队领导丹江工地中学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战争年代，任书记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建设丹江口工程时期，任书记是我的领导。

……任士舜是我班学生任正洪的父亲，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除了挂名的张体学之外，他一直是丹江工程指挥部的党委书记。据说他当时的级别是九级，在湖北省也是挂得上号的。当我决定去任正洪家时，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作为黄孝中心县委书记，说明任士舜在抗日战争时期同父亲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这一点使我倍感亲切。因此我迫切地想见他；甚至想问问，当年我父亲进山是不是给他看病？然而，我第一次打算去见这么大的干部时，心中总是有点忐忑不安。他有时间接待我吗？他平易近人吗？家访能达到目的

吗？我抱着一连串的疑团跨进了任书记家的大门。当任书记得知我是任正洪的班主任，专门来家访时，热情地接待了我，又是泡茶，又是递烟。他让我坐下来，自己坐在我的对面，亲自给我削起苹果来。……

在南京路丹江驻武汉办事处，我们碰到了在武汉出差的尹一鸣。我提议是否到长办去看看原丹工口工程局的党委书记任士舞，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任士舜不仅是我的小同乡，还是我班学生任正洪的父亲，通过多次家访，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一九六七年六月，当我得知丹江口的造反派要“武斗”任士舜时，就组织了几个“红卫兵”将任士舜“揪”走了，使任士舜逃过了一劫。从此，我同任士舜的关系也慢慢地“铁”了走来。

一九六八年初，丹江口工程局将机关干部组成“战斗营”，移师丹江口技工学校，进行斗、批、改。丹江工地中学是丹江口工程局机关到丹江口技楼工学校的必经之地，因此我同任士舜见面的机会更多。这年夏天的某一天傍晚，我俩坐在丹江口工地中学的操场的草坪上闲谈，任士舜突然向我打听起“刘闻模”这个人来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就是刘闻模最小的儿子。直到这时，我才得知任士舜竟是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引路人，我同任士舜的关系也就更铁了。

七十年代初期，任士舜调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常住武汉，只要有机会，我就到武汉长办去看他。……

附：父亲加入新四军，抗击日寇。

建立秘密联络点收集情报，为新四军筹款、筹盐。

最终被日寇残忍的杀害，为国捐躯。

……吴仁义进山的消息一直在父亲的脑海里回旋。这个消息确实吗？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其真实性；然而新四军的安危，又让父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李彩芹，请李彩片决断。

吃过中午饭，父亲借口出诊，到济民中学找李彩芹去了。父亲绕道好几个村子，进了这家，出了那家，直到确信后面没有尾巴时，才溜进济民中学的大门。

李彩芹接待了父亲。他帮父亲拍打身上的雪花，诧异地问：“怎么这时来找我?”原来为了联络站的安全，明确规定大白天父亲不得到济民中学找李彩芹。

父亲汇报了吴仁义要进山的情况，引起了李彩芹的警觉。他询向父亲：“吴仁义是真病还是假病?”

“从脉象上看不像有病的样子。”

“这就对了。”李彩芹舒了口气，“你想想，他没有病为何要找你看病？

进山清剿是极其机密的消息，他为什么要故意告诉你?”

父亲的思绪在飞快地运转，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不会连累你吧？”

李彩芹问了问父亲的进校路线，看了看外面仍在飘旋的大雪，安慰着父亲：“估计问题不大。但是你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回家了。”

“我不回去咋行？那十几斤盐山里还等着用哩。”父亲焦急地说。日本鬼子为了从经济上围剿新四军，对盐实行人头配给。在大别山根据地，白盐贵似黄金。因此，父亲的焦虑是十分自然的。

李彩芹在屋里逗了几个圈子才说：“不行，你回去太危险了，是不是派个人去你家处理一下。”

“派个人去我家比我回去更危险。再说，我藏的东西别人能找到吗?”

李彩芹理解父亲的苦衷。这些盐，是父亲一两一钱积累起来的。有时，给人家看了病，宁可不要钱，只收病人的几两盐。家里盐多了，就得藏好。

要不让鬼子搜出来，还有活命吗？一个人藏得巧，十个人找不到。派个人去能找到吗？李彩芹摘下帽子，抓了抓被烧了九个疤痕的头皮，无可奈何地说:“千万要小心啊!”

父亲离开济民中学后又在别的村绕了几个圈子。当他准备从镇南进镇时，被几个乡丁抓走了。

母亲得知父亲被抓的消息，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往常，父亲出诊不回家过夜并不少见，因此，母亲不可能想到父亲会被乡丁抓走。

第二天的下午是个大晴天，太阳刚刚偏西，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闯进了我家。他一见母亲还来不及喘气，就急切她对母亲说：“你是模先生的家里吧？模先生被东洋人杀了。”

与鬼子、汉奸打得火热的丈夫竟然当上了“四老板”。当然，她仍然受不了这个事实。

来人的话，对母亲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雳。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难以接受突如其来的打击，顷刻，母亲就昏倒在地。

来人同三姐，七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母亲救醒。她从来人口望知道了出事地点后，就不顾一切地向刘家祠堂狂奔而去。

刘家祠堂在我们小镇西南大约五里地的地方，有百十户人家，靠近平汉铁路，是日本鬼子、皇协军经常扫荡的村落。这里的人虽然姓刘。但同我们仅仅是同姓而不同宗。母亲狂奔到刘家祠堂时，父亲仍然躺倒在血泊中。父亲周围还有几具血肉模糊的躯体。父亲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头部血肉模糊；脖子上有两个刺刀戳杀的血口，仍在浸透殷红的血。

据乡亲们后来说，东洋鬼子和吴仁义硬要父亲承认自己是新四军，并要父亲交出其领导人。父亲坚贞不屈，只承认自己是个看病的中医。东洋鬼子恼羞成怒，先放狼狗撕咬父亲；最后又用刺刀将父亲戳倒。

母亲俯下身子将父亲的头扶起来，只感到父亲的身躯还有热气。母亲帮父亲措擦脸上的血污时，发现父亲的鼻子下还有口气在游离。母亲急忙找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用凉床扎了一个担架，将父亲抬回了家。

天黑了。在昏黄的豆油灯下，母亲、三姐、七哥和我都围在父亲的身旁。不知过了多久，才见父亲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母亲边忙俯下身子，只听见父亲的嘴里不断地吐着“盐”字。

那时，人们是舍不得多吃盐的。母亲以为父亲流血过多，口里很淡，想吃点盐，就让三姐拿来盐罐，用勺子挖了一勺盐，往父亲的嘴里喂。只见父亲痛苦地摇了摇头，艰难地抬起右手，往药柜上指了指。

母亲让三姐去翻腾药柜，只见父亲仍然在那里摇头，脸上再次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母亲想了一会，才站起来，同三姐一道，将药柜挪动了一下。突然，一堵夹墙出现在母亲的眼前。母亲将手伸进夹墙里，摸了好一会，才摸出一个白布包来。

白布包浸透了湿气，大约有十来斤重。母亲打开一看，豆大的盐粒立即呈现在她的眼前。母亲为家里有这么多的盐惊呆了。她将盐包拿到父亲的跟前，只见父亲终于露出了微笑。

“盐是谁的?”母亲悄悄地问。

父亲艰难地伸出了右手的四指。“四叔的?”四叔是父亲的堂叔，在外地教私塾，比父亲还小一岁。

父亲摇了摇头。

母亲望着父亲期待的神情，想了一会才悄悄地问：“是四老板的？”

父亲微笑着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身边的七哥和我，七哥和我连忙依偎到父亲的身边。父亲用右手将七哥和我的两只小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吃力地对母亲说：“读书，读书……”

母亲微微地点了点头，父亲才微笑着闭上了晴。从此，父亲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顷刻，我们家就传出了撕裂心肺的哭声。

父亲死了，我家的擎天柱倒了。他，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了不当亡国奴，面带微笑，以身殉国。

二〇〇四年清明节，是父亲殉难六十周年忌日。想着父亲清贫、正直、为国、为民的一生，我心中有无尽的感慨。他那种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的崇高品德，一直冲击着我的心扉。“回报社会，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一个像父亲那的人”早已铸成了我的座右铭。感慨之余，我作了一首七律，以寄托对父亲的相思和悼念。

七律：高风亮节

——悼念先父为国殉难六十周年

邏拜东方祭英灵，无限繫思付清明。

驱病除疾助邻里，耕田锄地饮清贫。

抗倭杀敌岂畏险，救国扶民甘献身。

昔日夙愿终成锦，高风亮节励后人。

刘香平老师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坎坷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