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岁月的针脚

冰山雪峰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今年虚岁已六十有八，年近古稀，童年的记忆反倒像陈年的老酒，愈发醇厚清晰。　

　　那时的日子，底色不是夏阳晒透麦穗的暖，而是窝窝头泛着的那种金黄——掺了沙砾的涩，嚼在嘴里，能品出饥饿在喉咙里打旋的滋味。红高粱磨成的面带着刺口的粗，红薯干晒得硬邦邦，嚼久了腮帮子发酸，可就连这些，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也成了稀罕物。田埂上的野菜挖光了，墙角的树根刨净了，肚子里依旧空落落的，像个填不满的窟窿。　　

　　六十年代的风带着股硬气，刮在脸颊上是疼的，刮过空落落的肚子里，更像有无数只手在里头挠。白面馍馍是只有梦里才敢碰的食物，醒来只有玉米面和红薯面捏的窝窝头，沉甸甸坠在胃里，也坠着年幼的日子。那时不懂什么家国天下，只觉日子长的没有尽头，长到一顿饱饭便成了全部的盼头，整个世界仿佛都凝在对一口吃的最本真的渴望里。　　

　　日子在这样的粗粝里不紧不慢走着，恍惚就到了七十年代。我已是十几岁的半大汉子，个子蹿得老高，骨头缝里都透着力气，身上披挂的，却还是母亲织的粗布衣裳。布是棉花地里收的棉，母亲夜里纺成线，在昏黄的油灯下，一梭一梭织出来的。布纹疏朗，颜色是泥土染就的靛蓝，带着点浑浊，蹭着正在拔节的骨头有些扎人，偏又奇异地裹着母亲手心的温度。　

　　母亲的手总不停歇，除了纺线织布，还会纳鞋底。冬夜那么长，仿佛就是被她纳鞋底的声响剪短的。她把旧衣裳、碎布头用浆糊一层层裱起来，晒干了照着纸样裁成厚实的“骨子”，再拿穿了线的大针，一下下锥，一下下勒。针脚得密，得匀，才禁得住磨。她总微微佝偻着背，鼻尖偶尔沁出细汗，在灯影里闪着微光，线穿过厚布的声响沉实又坚韧，像句没说出口的承诺。　

　　有一年，母亲攒了许久的鸡蛋，换回来一块洋布，比寻常粗布细软，带着层薄薄的绒毛。她量了我的身量细细缝成褂子，完工便叠得整整齐齐收在箱底——我懂，那是留着过年的。整个腊月，心里像揣了只蹦跳的兔子，直到大年初一清晨穿上身，绒毛贴着单薄的衬衣，暖烘烘的妥帖感瞬间把人裹严实，走路都透着小心，生怕辜负了这崭新的暖和，辜负了母亲那些在灯下沉默的夜晚。

　　如今站在高楼上，看城市街巷涌动的人潮，商场里五光十色的衣裳像潮水般涨了又退，总有些恍惚。它们太多，多到让人漠然；太新，新得像没有故事。　　

　　可我总在梦里回到老屋。屋里是暖的，有纺车嗡嗡的低吟，织布机“哐当哐当”的节奏，针线穿过厚布的沉实声响。桌上仿佛还放着掺了红薯干的玉米面窝窝头，带着红高粱面的粗粝香气，身上那件母亲织的粗布衣，布纹里藏着阳光与汗水的味道，连同那件过年才穿的洋布褂子的暖，一起渗进皮肤，暖到心里头。　

　　那些与粗粮、粗布、针线为伴的岁月，磨人，也养人。它把一些东西，像那密密的针脚一样，牢牢纳进了生命里。那不止是果腹的粮食、蔽体的衣裳，是一整个时代，是母亲用最朴素的方式，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缝进我年轮里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