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李巧艺

　　一九五八年暑假的一天，热浪炙人。教师们集中在城步县的老一中（现在的红旗小学南湖分校）的中山堂，召开帮党整风大会。

大会堂两边巨幅标语如烈火般灼目：

“大好艳阳天岂能含苞未放，帮助党整风岂能哑口无言。” 领导不断鼓动教师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群怀揣热忱的进步青年应声响应。却未曾想，一场反右扩大化的风暴正悄然集结，将无数无辜者卷入漩涡。我的母亲彭翠娥，那年刚满二二十四岁，涉世未深，尚未经风历雨，便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定格为“右派，生活把我们从云端一下子摔到泥地里。从此，我们频繁搬家的序幕拉开了。

试 验 队

划成右派后，我妈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两岁的我，－头载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大弟弟，离开儒林镇小学，踏上了前往白马农场劳动改造的路。

工资由原来的34.5元聚降至25元。

在白马农场，我妈和我三姊妹（64年又添了个小弟弟）像在风雨中的一叶小舟飘来荡去，居无定所。

这次搬到试验队，已是我们在白马农场的第六次搬家，当时我八岁左右。

试验队是一座旧时大财主留下的木质四合院落。这个大四合院落的四周盖了许多偏房，如同老榕树向四周展开的虬枝，缀满了人间烟火。里面住着农场干部、工人和“右派”二十来户人家。他们多是长沙、新化、洞口、邵阳、武冈、新宁等地辗转而来的异乡人。

由于僧多粥少，住房相当紧张。干部和工人每户人口多的，还是能分到两间房和一间厨房，人口少的也能分上一间房和一间厨房。

右派只能住别人弃之不用的角落。

右派大部分是男的，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从未见过。男右派都在食堂开餐，不需生火做饭，所以他们都在楼上住。

我妈带着我们三姊妹，同床共火炉挤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黑房子里——那曾是以前大财主家放坛坛罐罐的储藏室。四壁被其他房子包裹着。唯一的小窗高高地开在生产队长的厨房里。门也开在一个场干部的厨房里，进出还得从场干部的厨房里穿过。真应了农村那句俗语：“禾鸡藏脑壳”。

有句话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我那时整天只知道疯玩。妈妈就像一只护雏的母鸡，用单薄的翅膀为我们遮风挡雨，而我们三只小鸡在她的庇护下肆意疯玩。

试验队屋前是开阔的田野，屋后是一条清悠悠的小河，再往后便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又有诸多的小朋友，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白天，我们在山上取菌子，扯笋子；在河里游泳，洗衣服；在田沟里捉泥鳅，撮小鱼、小虾；在池塘边钓麻拐，在晒谷坪里做游戏……

天黑后，鸡群归笼，雀鸟栖枝。而我和小伙伴们还是这家冲到那家出，耍疯了，整天没有只脚待在家里。

农场工人和本地老百姓都很淳朴、善良。加上右派和他们的锄头以及经济没有什么关联。他们并没有非难这些右派，更没有落井下石。淳朴、善良的美德，在这些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试验队的右厢房楼上住了一个姓肖的男右派，我们称他肖叔叔。

他是武冈人，十九岁武冈师范毕业，分到城步五团工作。58年20岁就被打成了右派。

那个年代谁愿意嫁给一个右派呢？所以肖叔叔一直单着。老百姓讲他：

“人一个，卵一条。”

“单身股，单身汉，端坨豆腐紧倒干。”

言语间满是惋惜。

既然幸福把他抛弃了，肖叔叔仍然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他劳动之余有两大消遣：

一是在屋后的小河里钓鱼，他钓鱼技术高超。一钓一个准，看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他钓上来，我们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二是到儒林镇老街的理发店和几个趣味相投的理发师傅对弈象棋，楚河汉界间，寻得片刻逍遥。

真的应了那句话：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至今记得肖叔叔那段短暂却动人的恋爱史。

他楼下住着一位贫协主席。一天，贫协主席从新化县老家来了个青春靓丽的妹妹，日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她不久就被肖叔叔的才华、气质、乐观开朗所吸引，不由得春心荡漾起来，经常上楼来与他闲聊。

正如歌德所言：“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可这份刚萌芽的爱恋，终究抵不过时代的偏见。贫协主席发现后，立马毫不留情地棒打鸳鸯，把妹妹送回老家去了。他俩这段罗曼蒂克的插曲，尚未绽放便已凋零。

晚上，我们经常上楼缠着肖叔叔讲故事，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他会讲好多故事。什么《一双绣花鞋》《孤坟鬼影》《林海雪原》《狼外婆》……尤其听他讲鬼故事既刺激又开心，他要把灯熄了才讲，常常吓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

快乐的时光如林间小鸟，倏忽即逝。一个深秋的下午，正读五年级的我刚放学回来，妈妈指着地上捆着双脚的鸭子对我说：

“你烧水把鸭子杀了，吃饱了今晚好搬家。”

“又要搬家，搬到哪里去？”

我正纳闷，可母亲匆匆说完，便转身赶往“右派”食堂煮饭——那是她每日的职责。

那时候杀只鸭，比现在杀头猪还高兴。妈妈胆小不敢杀鸡鸭，爸爸又常年不在家。作为家中的长女，我早已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

记得第一次杀鸭，我麻着胆子把鸭杀了后，学着大人把鸭脖子夹在翅膀下，扔到地上。谁知它竟抬起血肉模糊的脖子在房里走起路来，我吓得连忙拿起菜刀，继续割鸭脖子，鸭脖子差点被我割断了它才咽气。

一会儿烧的水已咕嘟作响，即将沸腾。我赶紧闩紧房门，因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

地主婆，

花样多。

白天煮萝卜，

夜里炖鸡婆。

谁家杀鸡鸭都要悄悄进行，我们更要注意影响。

我先把菜刀在酸菜坛子边缘上“嚓嚓嚓”来回擦了几下。再捏紧鸭脖子，手起刀落，血从鸭动脉血管里涓涓流出。等鸭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把鸭子扔到地上，只见它两腿一伸，寿终正寝。

当我正在畚箕里拔鸭毛的时候，忽闻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慌忙将畚箕连同鸭子一起扔到床底下。当我打开门一看，妈妈回来了，还好是虚惊一场。

我帮妈妈打下手，不一会儿，血浆鸭炒好了，妈妈说：

“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了马上搬家。搬到对河山脚下的陈家院子去，今晚必须搬完。”

陈 家 院 子

孰料，是搬到陈家院子，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脊背发凉，因为经常听人说那里闹鬼。平日里，我们只敢站在河这边隔河眺望那座院子——它被葳葳蕤蕤的树木遮掩着，荆棘丛生，云烟氤氲，院落若隐若现，透着一股神秘莫测的气息。

为什么人们对陈家院子谈虎色变呢？这还得追溯到两年前。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有个基干民兵在山脚下打鸟。鸟中弹后，一头栽进前面的柴草丛里。基干民兵钻进草丛里去捡鸟，意外地发现草丛中间藏着一担谷，鸟正好栽在谷箩里。不知是谁前世跟这只鸟有仇有冤，临死还要找个垫背的。

基干民兵立刻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场领导。场领导顺藤摸瓜，把这件事查了个水落石出，原来是陈老大干的。

陈老大家五个儿女，全家七张嘴吃饭。为了让孩子们吃两顿饱饭，他竟吃了豹子胆敢偷公家一担谷。那时偷了场里一棵白菜都要挨批斗，何况一担谷。

东窗事发后，陈老大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在批斗的头天晚上，就抛下妻子和五个孩子，在自家房里喝了一瓶“1059”农药。等人们发现时，其状惨不忍睹，人已命归黄泉，房间里还弥漫着呛人的“1059”农药味。从此，这里就有了闹鬼的传闻。

怕归怕，壮着胆子也得搬。

吃了晚饭，已经是暮霭沉沉，天色朦胧一片了。

陈家院子距试验队一里多路的样子，沿着河堤一直走到头，再过一座简易的小木桥就到了。

俗话说：“火搬三次熄，家搬三到穷。”这样搬来搬去辗转打游击，家当已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但是一些书如：字典、词典、字帖、连环画，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都随着我们一起搬家。随家搬走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医药箱，里面有红汞、碘酒、棉签、胶布、消炎粉、纱布、烧烫伤膏、土霉素等。我六岁就开始做饭、砍柴、剁猪草，手经常被切伤、烧伤。爸爸就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医药箱起了大作用。

那时，小弟弟才两岁多。搬家的重担落在母亲、我和大弟弟身上。我们如同三只忙碌的蚂蚁，在河堤上来回穿梭。老话说“穷三担”，即使家当再简陋，几番折腾下来，我们早已筋疲力尽，双膝酸痛，只好歇“拉屎肩”。

搬着搬着，天完全黑了下来，月亮也躲进云层里，全靠一个手电筒照着前行。

陈家院子黑咕隆咚，静谧得可怕，偶尔一声鸦叫声划破了死一般寂静，令人毛骨悚然。

女房东带着儿女，天一动黑，就躲进正屋一间房子里，不出来了。

陈家院子是一正两横的格局，我家住在北边横屋，与陈老大当年喝农药的房子相邻，另加一间狭小的厨房。行李搬来，一股脑壅塞在房里，来不及整理，妈妈说：

“我去领导那里汇报一声，马上就回来。”

等妈回来，小弟弟已经趴在行李堆上睡着了。房子太小，放不下两张床，妈妈只好向女房东求助，在南横屋借了一间房。

南横屋简陋得几乎无法住人。第一间是房东的厨房。第三间是牛栏。我们借住的第二间，横梁上堆着稻草，木壁满是缝隙，寒风能随意穿棱。

谁去住呢？我是老大，理应为母亲排忧解难，我就自告奋勇去和牛做伴。妈妈和我张罗铺好床已半夜了。躺在床上，房间里充斥着刺鼻的牛屎味，梁上的稻草中，老鼠在“唧唧唧唧”地打架。突然一只老鼠失足从梁上摔下来，“吱——”地一声落荒而逃。我四身骨头酸痛，却毫无睡意，脑海中一遍遍浮现出陈老大的惨状。我不断警告自己：胆小鬼！别去想！别去想！但那可怕的画面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尽管使劲闭着眼睛，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睡意全无。天麻麻亮时，我好不容易眯了一会儿。

蒙眬中，一阵拖着长声的哀号将我吵醒。侧耳倾听，原来是女房东家的老母鸡昨晚被野猫麒（黄鼠狼）偷吃了。女房东边哭边诉说着自己的不幸，骂狠心的男人丢下她们孤儿寡母，在地下也不保佑她们……

从此，住在附近的发小娥娥就一直来陪我睡，为我驱散了不少恐惧。

随着年龄增长，童趣渐渐退去，思想也不再单纯。有时在外受到挫折和委屈，回家忍不住哭鼻子，妈妈总会叹着气说：“现在就哭，你哭的日子还末到……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有时我约伙伴去城里祁剧团看戏，我妈就说：“你还去看人家的戏，自家的戏人家都看不完了……你的好戏还在后头……”

那时的我们无法理解妈妈话语中的沉重，如今回想起来，才明白她心中的茫然与担忧——前路茫茫，看不到一丝曙光。她，作为一位母亲，思想包袱是多么沉重啊！

她一个弱女人在举目无亲的城步（我爸妈都是湘西的。爸爸大学毕业分配到城步，妈妈从老家也就跟着调过来了。）刚工作没两年就打成右派，还拖着三个孩子，其艰难，读诸君可想而知。

妈妈虽然自己很苦，却始终保持着宽厚善良的本心。每到一处，她总会接济身边贫困的村民，借钱借米是常事。

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生活重担压垮了妈妈的身体。第二年入冬不久，她的免疫力急剧下降，腊月初，妈妈终于病倒住院了，一直住到雪花飘飘的除夕才勉强出院。

妈妈住院期间， 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我稚嫩的肩上。那年，我才十岁多一点，要给两个弟弟做饭、洗衣，还喂了两只鹅。

在荒凉寂寞的陈家院子住了一年多，我们又一次收拾行囊，踏上搬家之路。

五七干校

一九六七年，我们随着其他右派一起，搬往“五七干校”。

“五. 七”干校建在儒林镇北面，离县城约两公里。那里人烟稀少，一片荒凉。

我们徒步穿过儒林镇街道，经过云马林场，走过八角亭，再前行两华里，早已腰酸腿痛的我们，正想坐在地上歇口气时，妈妈指着右前方坡下的几栋矮红砖房说：“前面就是‘五七干校’。”我们一听，疲劳顿消，腿也有劲了。

我们沿着铺着碎石的小路缓缓下坡。阳光安静地洒在路边的一个池塘里，池塘水浑浊发黄。池塘边也是裸露的黄泥巴，只有一棵歪脖子柳树孤零零地立在岸边，枝条低垂，似在顾影自怜，透着几分萧瑟。妈妈领我们走向池塘边的一栋猪场。一进门，在我眼前展示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画面：

门口两侧各有一间小房，往里是煮猪潲的大灶，灶上架一口大和尚锅。灶旁边堆满柴火和猪菜、谷糠；再往里，一条长长的走廊贯穿其间，走廊两旁的栏舍里，住着几十头大大小小的猪。见我们进来，它们纷纷“嗷嗷”大叫，争着用前爪抓住围栏，瞪着大眼睛朝我们大声吼叫。一进门就得到猪们的热烈欢迎，竟让我心中生出几分欣慰。

原来，妈妈被安排在五七干校喂猪。我们跟着妈妈把东西放在左边的一间房子里。房子很小，根本放不了两张床，如今已记不清当时是怎样挤着渡过的，只记得每日与猪为伴。

每天，目之所及除了猪还是猪。天天与猪零距离接触，闻着猪屎气，我伴随着“哼哼哼……呼噜噜……”的交响曲与猪共舞。我们也能随遇而安，有时觉得有这么多猪作伴，也挺热闹的。老火的是臭气熏气，蚊子成群结队，用手往空中抓一把，就有好几只蚊子死于非命。

右边那间房住着一个中年男子。没过几天，那间房突然空了下来。后来听说，是那个中年男子，晚上到朋友家吃狗肉喝酒溘然长逝了。

家里实在睡不下，谁去那间房睡呢？我再次主动请缨对妈妈说：“我去那房里睡！”妈担忧地问：“你不怕？”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我不怕！”

可是到了夜晚，四围黑如漆桶。我一个人躺在那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使劲地为自己打气壮胆：

“胆小鬼！有这么多猪陪着你，猪都不怕，你怕什么？难道你还不如猪勇敢？ ”

我向我的大脑下了死命令，别胡思乱想，赶快睡觉。大脑根本不听我指挥，虽然强行地闭着双眼，但哪里睡得着？直到天亮才模模糊糊眯了一会。

第二晚又是一夜无眠……

妈妈见我头泡眼肿，神色憔悴，才知我实在睡不下去，加上去县城读书又远。就让我和弟弟去造纸厂住——那是我爸爸的工作单位，只是他人已借调到沉江渡修电站去了。我和大弟弟自己管自己，自己做饭吃，自己洗衣服。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看见猪跑？”我们每天都看见满栏的肥猪，但从未吃过它们的肉。

记得有一次，爸爸回来了，带来一只刚生下来就夭折了的死猪崽，用菜油炒香。那时我们吃国家粮的每人每月供应4两菜油，一这餐就差不多用了我半个月的油。可我刚吃进去立马就呕了出来，爸爸和弟弟却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吃肉是难得“打牙祭”，有钱也买不到肉，唯有过年过节，凭票每人供应半斤肉。

十二岁的我，这样肩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直到初中毕业。

1970年12月底我初中毕业后，高中没被推荐上，14岁就正式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了……

2012年发表在《苗岭文艺》

2025年10月30日修改

音乐：苦乐年华

　　作者简介：李巧艺 湖南城步人，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城步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苗岭文艺》《新花》《小学生作文辅导》《文萃报》《今日作家报》《邵阳日报》《赣雩文艺》《当代文艺》《湘楚山地文学》《邵阳知青》《苗乡城步》《美篇》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作品曾获全国散文大赛三等奖，作品深受读者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