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遗产（三）

温蕴茗

我一边思索，一边揉碎面包，搅动咖啡，时不时地抬头看看街上来往的行人。 镜子中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补充生命活力，刺激神经系统，拿走它的话，就像带走瘾君子手里的可卡因，男人可能会死掉的。 望着窗外，我想到，在人行道上，竟然有一半的人是在这种幻觉的驱使下去工作。在宜人的晨光中，他们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自信满满又勇气十足地开启新的一天，相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一定会大受欢迎。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们还会告诉自己，我比这里一半的人更加优越，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以一种信心十足、毋庸置疑的姿态高谈阔论，这对公共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的心里留下许多未解的疑窦。 不过，为男性心理学做贡献，是一门危险又迷人的课题——如果一年有五百英镑收入的话，你就可以研究一下——因为要支付账单，我的思路被打断了。一共五先令九便士。我递给侍者十先令的钞票，他去给我找零了。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是另一件让我窒息的事实——我的钱包有自动长出十先令钞票的能力。每当我打开钱包，钞票就在那里。社会为我提供鸡肉和咖啡，床铺和住处，换取我姑妈留给我的纸币，原因无他，不过是我跟她同姓。 我姑妈，玛丽·贝顿，死于一场骑马的坠落事故，当时她在孟买。遗产的消息是晚上送到的，同一个时刻，我们收到了女性投票权法案通过的消息。律师的信件投入邮箱，打开信件后，我发现她留给我每年五百英镑的遗产。在投票权和遗产之间，毋庸置疑，我觉得钱更重要。 在此之前，我靠在报纸上找零工过活，撰写那种当地有驴子演出或者婚姻的报道，为老夫人读书，制作手工花束，教幼儿园的孩子识字。1918年之前，对女性开放的工作，无非这些。我觉得，我不需要为你细细描述这些工作的困难，因为你一定认识一些从事这类工作的女性，或者说，你自己就了解，靠这类营生赚来的钱生活是多么困难。 不过，这些工作和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滋生的恐惧和痛苦，要远胜于这两者。首先，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时，我们就会像奴隶一样，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或许不必总是如此，但似乎也不可避免。而且，风险太大，不值得一试。还有就是，天赋以及自我和灵魂的消亡。这种天赋，也许非常微小，但对拥有者来说极其珍贵，掩藏就相当于死亡，仿佛春花朽败，树心蚀坏。 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的姑姑去世了。每当我换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锈迹就会脱落一点，恐惧和痛苦就会消散一些。是真的，我思忖着，同时将银币塞进钱包，想想那些贫苦的日子是多么痛苦，稳定的收入会让一个人的脾气产生多么巨大的改变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走我的五百英镑，食物、房间、衣服永远都是我的。如此一来，不只是没有了辛苦和劳作，仇恨和苦痛也会烟消云散。 我不需要痛恨任何男性，他伤害不了我。我也不需要奉承任何男性，他什么都给不了我。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采用了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另一半的人类。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指责任何阶级和性别，都是很荒谬的。他们遭受着不受自己控制的本能驱使。他们，不论是族长，还是教授，一样会面临无尽的困难、可怕的弊病。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跟我自己接受的一样有问题，在他们身上滋生了同样的毛病。诚然，他们有钱有势，但代价就是胸中盘旋着一只鹰，一只秃鹰，一刻不停地撕肝、啄肺——占有的本能、猎取的激愤，驱使着他们永远渴求他人的土地和物品，划定边界，树立旗帜，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不惜以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献祭。大步踏过海军拱门（我已经到了那座纪念碑），或者任何陈列奖杯和大炮的街道，怀念曾经获取的荣耀。或者在迷人的春光里，看着股票交易员和大律师们在室内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 当一个人只要有五百英镑，就足以在阳光里愉快地生活。我认为，这些都是令人不悦的本能，由各种优渥的生活条件，在文明的匮乏中哺育而来的。我看着剑桥公爵的雕像，特别是他三角帽上的羽毛，以一种它们从未经历过的审视眼光。当我渐渐意识到这些缺点，恐惧和痛苦，开始转化为遗憾和宽容。 接着一两年内，遗憾和宽容也都消失了，只有巨大的释怀，成为一种思考事物本身的自由。比如说，那栋建筑，我喜欢吗？那张照片，它漂亮吗？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好书吗？确实，我姑母的遗产为我拨云见日，让我看到了开阔的天空，而不是弥尔顿让我瞻仰崇拜的、高大威严的绅士巨像。 这样思考着、推测着，我顺着河边找到了回家的路。灯火正在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