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五十年记 支农，我是幸运儿（1）

老胡

今年，在崧厦至百官的661公交车上，我偶遇两位曾奔赴吉林支边的乘客。他们谈及当年上山下乡的艰辛，言语中透出岁月的沧桑；又说起去年当地政府组织“支吉林五十周年”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的盛况，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喜悦。这两位乘客比我年长一岁，听他们娓娓道来，我不禁感慨：若论上山下乡的经历，我或许是个幸运儿。

幸运一：父亲与我同下乡

1974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已趋于就近安置，且首年配发基本生活用品与经济补助。更为难得的是，对口乡镇会委派一名干部，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为“知青带队干部”。

那年，崧厦镇镇委书记与我家同租“钉牙齿台门”的主楼，仅一墙之隔。当他看到即将前往三汇支农的知青名单上有我时，便思忖着今年带队干部的人选，而我父亲也正有此意。

崧厦镇辖有四家国企，带队干部通常由这些单位派出。我被分配至三汇公社光荣大队支农的批文已下，父亲担心我初出茅庐受委屈，便希望由国营酿造厂派出带队干部——那自然非他莫属。

镇委书记与我父亲的想法，恰似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两人在台门下偶遇，话未出口，便已心照不宣，相视一笑，此事便定了下来。

幸运二：与县委常委为邻

1974年至1978年间，光荣大队共接收来自崧厦的知青五十余人，分别安置在11个生产队。我于1975年作为第二批知青前往，被安排在第4生产队，住进了队舍。左邻是大队支书家，右舍是4队队长家。

而这位大队支书，因民兵工作成绩卓著，曾被南京军区树为标兵，后兼任上虞县委常委、副县长，并连续当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位既是邻居又是领导的支书，对我关怀备至。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更在工作中屡次提携。

一次，省报记者前来采访，他特意让我陪同，主要任务有二：其一，他讲的是绍兴土话，而记者记录的是书面语，我便充当“翻译”，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其二，记者的初稿需经支书审阅，但他年事已高、文化水平有限，面对记者潦草的速记与各种符号标记，常常眼花缭乱。我便将稿件整理誊写，抄在方格纸上，使他一目了然。

事后，记者夸我功底扎实。我明白，这并非大队无人可派，而是支书有意让我历练。

还有一次，他前往上虞县化工厂、化肥厂视察，竟带上我同行，让我记录厂方汇报内容。若以今日眼光看，我俨然成了这位“副县长”的随行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