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7--汉初思想、政治与经济（读史笔记51）

寸草心1

【叔孙通制朝仪】

叔孙通是西汉初期关键的儒家学者与政治谋士，以“通时变、知世务”的灵活处世风格，为刘邦建立的汉朝制定了核心礼仪制度，是儒家思想从秦末低谷融入封建统治体系的重要推动者。

汉朝初建时，刘邦的功臣多是同乡、战友，朝堂上毫无规矩——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甚至直呼刘邦小名，刘邦虽不满却无计可施。

​ 叔孙通趁机进言，提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融合古代礼仪和秦朝制度），为汉朝制定专属朝仪。他先在长安郊外找了百余名儒生演练月余，再请刘邦观看，最终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于新建成的长乐宫正式推行。

​ 朝仪推行当天，群臣按等级依次朝拜，进退有序、跪拜有礼，无人再敢喧哗失礼。刘邦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随即封叔孙通为奉常（掌管礼仪祭祀的高官），赏赐五百金。

叔孙通不空谈“仁政”“王道”，而是从汉朝最迫切的“秩序需求”切入，用“礼仪”这一具体工具，让儒家思想首次在汉朝政治中落地，为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埋下伏笔。

【刘邦铲除诸侯王】

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本质是汉初皇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生死博弈，核心目标是巩固刘氏天下，过程历时7年（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95年），可按“核心打击对象”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定天下：借故铲除最强威胁——韩信

韩信是汉初异姓王中军事能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也是刘邦最早忌惮的对象，其覆灭充满“卸磨杀驴”的政治算计：

1. 第一步：夺兵权、降爵位

公元前202年，刘邦刚击败项羽，便以“巡游云梦泽”为借口，召韩信前来拜见。韩信毫无防备赴约，当场被刘邦逮捕，随后刘邦废除其“楚王”爵位，改封“淮阴侯”，将他软禁在长安，彻底剥夺其军权和封地。

2. 第二步：借刀杀人、斩草除根

公元前196年，陈豨（xī）在代地叛乱，刘邦亲征平叛。留在长安的韩信被指控“与陈豨勾结，计划在长安谋反”，吕后（刘邦皇后）与丞相萧何设计，将韩信诱骗至长乐宫钟室杀害，并诛灭其三族。刘邦得知后，“且喜且怜之”。

　　韩信死后，刘邦以“平定叛乱”或“揭发谋反”为名义，对其他异姓王展开系统性清洗，过程几乎无一人幸免：

彭越（梁王）：陈豨叛乱时，刘邦召彭越出兵相助，彭越称病未亲征，仅派部将前往。刘邦以此为由斥责彭越，彭越恐惧之下想亲自谢罪，却被部将劝“与其送死，不如谋反”（彭越并未实际行动）。后被人告发“谋反”，刘邦将其逮捕，废为平民流放蜀地；途中彭越偶遇吕后，向其哭诉冤情，吕后假意带他回长安，却劝刘邦“彭越是壮士，留着必成后患”，最终彭越被处死。

英布（淮南王）：英布是项羽旧部，归降刘邦后封王。他目睹韩信、彭越的惨状，恐惧之下“先下手为强”，于公元前196年起兵反叛，一度击败刘邦的前几波军队。刘邦抱病亲征，最终在蕲（qí）县击败英布，英布逃亡途中被长沙王吴芮的儿子诱杀。

臧荼（燕王）：刘邦称帝后第一个被消灭的异姓王。公元前202年，臧荼因“刘邦大肆捕杀项羽旧部”，担心自己被清算，率先起兵谋反，刘邦亲征平叛，仅用2个月就俘虏臧荼，改封自己的发小卢绾（wǎn）为燕王。

卢绾（燕王）：卢绾是刘邦最信任的异姓王（两人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但在陈豨叛乱时，卢绾因“暗中与陈豨通信，想保留自身实力”被揭发。刘邦召卢绾入朝对质，卢绾恐惧不敢前往，刘邦认定其谋反，派樊哙、周勃率军征讨。公元前195年，卢绾逃入匈奴，最终客死异乡，燕国被收归中央。

韩王信（韩王）：与韩信同名，是战国韩国贵族后裔，封国最初在颍川（今河南许昌一带，靠近长安）。刘邦认为“韩王信勇武，封国战略位置重要”，将其改封到代地（今山西、河北北部，靠近匈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匈奴围困，被迫向匈奴求和，刘邦怀疑其通敌，韩王信索性投靠匈奴，后在与汉军的战斗中被杀。

　　消灭所有异姓王后，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去世前）召集大臣，杀白马歃血为盟，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约，从制度和舆论上彻底断绝异姓封王的可能。

至此，刘邦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构陷”的组合手段，彻底清除了异姓诸侯王势力，将地方核心权力重新收归刘氏宗室，为汉朝后续的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

【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指汉朝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核心制度框架上，继承并发展了秦朝的体系，是汉朝治国的核心策略。

1. 核心继承：延续秦朝制度骨架

政治制度：全面继承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确保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由中央直接管辖，避免重回分封割据的混乱。

官僚体系：沿用“三公九卿”制，搭建中央政府的核心管理架构，分工明确（如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保证行政效率。

法律体系：以秦朝《秦律》为基础制定《汉律》，保留“连坐”“肉刑”等核心刑罚原则，维持社会秩序的治理逻辑。

经济制度：继承秦朝的土地私有制和重农抑商政策，同时沿用统一的度量衡，保障国家税收和经济运转的稳定性。

2. 关键调整：缓和秦制的严苛性

汉朝并非完全照搬，而是针对秦朝“暴政”的弊端进行优化，核心是“宽舒政策”：

政治上：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在郡县制基础上分封部分诸侯王，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旧势力，后期逐步削弱诸侯，强化郡县制。

法律上：删减《秦律》的严苛条款，如汉文帝废除肉刑（劓刑、刖刑等），减轻刑罚强度，缓和社会矛盾。

经济上：降低赋税（如初期实行“十五税一”，后减为“三十税一”），减少徭役，与民休息，修复秦末战乱破坏的经济。

简单说，汉朝是“取秦之骨架，去秦之戾气”，既保留了秦朝制度的高效与统一，又通过柔性调整避免了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郡国并行制】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在郡县制基础上分封部分诸侯王，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旧势力，后期逐步削弱诸侯，强化郡县制。与秦朝纯粹郡县制的主要区别是：

1. 地方治理主体不同

秦朝纯粹郡县制：地方只有“郡-县”两级行政单位，官员（郡守、县令）全由中央直接任命，属于“流官”（任期制，可调动），对中央完全负责。

汉朝郡国并行制：地方分为“郡”和“国”两类。

“郡”的运作和秦朝一致，官员由中央任命。

“国”的君主是刘氏诸侯王（多为刘邦子孙），由皇帝分封，身份世袭，并非中央任命的官员。

2. 地方权力大小不同

秦朝郡县：官员权力受限，仅负责行政、税收、治安等，军权、人事任免权（如县令以下官员需中央审批）全归中央，地方无独立财权和军权。

汉朝诸侯国：诸侯王权力极大，初期拥有独立治民权（任免国内官员）、财权（征收国内赋税）和军权（组建本国军队），几乎是“国中之国”，仅在名义上臣服于中央。

3. 制度设计目的不同

秦朝郡县制：目的是彻底消除分封制隐患，将地方权力完全收归中央，强化大一统，避免重蹈春秋战国分裂的覆辙。

汉朝郡国并行制：初期是妥协与维稳的产物——一方面用郡县制控制核心区域，另一方面通过分封同姓王，借助宗室力量镇守边疆、制衡异姓势力，巩固刘氏统治。

简单来说，秦朝是“中央一杆到底”，地方毫无自主权；汉朝初期是“中央管一块，宗室管一块”，后期则通过推恩令等政策逐步削弱诸侯国，向纯粹郡县制回归。

【汉初黄老之术】

汉初黄老之术，是汉朝建立后（约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41年）推行的核心治国思想，以道家“黄老学派”（黄帝、老子思想结合）为理论基础，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本质是对秦朝“严刑峻法、过度劳民”的政策纠偏。

一、为何汉初要选“黄老之术”？

1. 经济崩溃的现实需求：秦末战乱（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持续十余年，人口锐减（从秦代约2000万降至汉初约1300万），土地荒芜，百姓无粮可食，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此时若再沿用秦朝“重赋重役”，必然引发新的动乱，只能用“轻徭薄赋”的“无为”政策，让经济自然恢复。

2. 反思秦亡的政治教训：刘邦集团亲眼见证秦朝因“暴政”（如修长城、建阿房宫、严刑峻法）快速灭亡，深知“民力耗尽则国亡”。黄老之术的“不折腾”，恰好能避免重蹈秦代“有为而乱”的覆辙。

3. 统治集团的理念契合：汉初核心决策者（如丞相萧何、曹参，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多认可黄老思想。尤其是曹参任丞相时，坚持“萧规曹随”，不轻易改变萧何制定的宽松政策，成为黄老之术的坚定推行者。

二、黄老之术的核心主张：“无为”不是“不作为”

黄老之术的“无为”，并非真的放任不管，而是“不妄为、不扰民”，核心是让政策符合社会规律，减少政府对民间的过度干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上：轻徭薄赋，放任农桑

废除秦朝“什税一”（征收10%赋税），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甚至改为“三十税一”，即仅征收3.3%的田税）；同时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每年服役1个月”改为“每3年服役1个月”，让百姓有更多时间种地、养家，快速恢复农业生产。

政治上：简化法令，宽减刑罚

删减《汉律》中秦朝遗留的严苛条款，如汉文帝废除“肉刑”（劓刑、刖刑等致残刑罚），改用“笞刑”（打板子）替代；对官员管理也相对宽松，不追求“严苛政绩”，只要地方稳定、百姓安居即可，避免“苛政扰民”。

对外关系上：隐忍和亲，避免战争

面对匈奴的频繁南下骚扰，汉初因国力虚弱，不主动开战，而是采用“和亲政策”（如汉高祖送“宗室女”嫁匈奴单于），用少量财物换取边境和平，集中精力恢复国内经济，避免战争消耗民力。

三、黄老之术的效果：“文景之治”的直接推手

经过近70年（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的黄老之术治理，汉朝实现了从“经济崩溃”到“国富兵强”的蜕变，最终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经济层面：粮食充盈（太仓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甚至发霉），铜钱过剩（国库里的铜钱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百姓生活稳定，人口数量大幅回升。

社会层面：犯罪率极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民间风气淳朴，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独尊儒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黄老之术的衰落：时代需求的必然更替

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即位）时期，黄老之术逐渐被“儒家思想”取代，核心原因是国家需求从“恢复经济”转向“强化集权”：

对内：诸侯国势力仍存（如“七国之乱”后虽削弱，但未根除），需要更强调“君臣等级、中央权威”的儒家思想，加强皇权；

对外：国力已足够强大，汉武帝想主动反击匈奴，不再满足于“和亲隐忍”，需要更具“进取性”的思想支撑；

思想层面：黄老之术的“无为”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思想松散，而儒家的“大一统”“君权神授”更符合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

最终，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终结了黄老之术的治国地位，但它为汉初“续命”、奠定盛世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经典案例

【萧规曹随】

“萧规曹随”是汉初黄老治国思想的经典实践，指丞相曹参完全沿用前任萧何制定的政策，不做轻易改动，核心是“不折腾、守成稳政”，为“文景之治”奠定了政策延续性基础。

一、萧何定规，曹参接任

1. 萧何的“奠基之功”：刘邦建立汉朝后，萧何任首任丞相，针对秦末战乱后的残破局面，制定了一系列贴合黄老“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十五税一）、简化律法（删减秦律严苛条款）、鼓励农桑，还完善了中央官制、户籍制度等，搭建起汉朝初期的治国框架，这些政策已初见成效，民间经济开始复苏。

2. 曹参的“接任契机”：萧何晚年病重，汉惠帝（刘邦之子，此时已即位）询问他“谁能接替丞相之位”，萧何推荐了曹参。曹参本是刘邦麾下名将，曾随刘邦平定天下，后任齐国丞相时，就用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时间让齐国安定富足，有“贤相”之名，他完全认同萧何的治国思路。

二、曹参“不作为”的真相——只守规，不创新

曹参接任丞相后，并未像多数新官那样“烧三把火”搞改革，反而选择“躺平式执政”，具体表现有两点：

政策上：100%沿用萧何旧制

无论是赋税标准、徭役安排，还是律法条文、官员考核，曹参全按萧何制定的规矩执行，不添加任何新政策，也不修改旧条款。有人向他建议“优化制度”，他都以“萧何制定的政策已足够适配当下”为由拒绝，甚至把想提建议的官员“拉去喝酒”，让对方没机会开口。

用人上：只选“老实人”，不用“聪明人”

曹参挑选下属时，特意避开那些“能言善辩、总想搞新花样”的官员，反而重用“性格稳重、遵守规矩”的人。他认为，过度“进取”的官员容易折腾百姓，而“守规矩”的官员才能保证政策稳定落地，不打乱民间恢复节奏。

三、汉惠帝的质疑与曹参的回应

汉惠帝见曹参天天饮酒作乐，不处理“新政务”，心里很困惑，甚至觉得曹参“看不起自己”。于是他让曹参的儿子（时任中大夫）回家质问父亲“为何不专心治国”，结果曹参把儿子打了一顿；后来汉惠帝亲自召见曹参，当面询问原因，曹参的回应成为“萧规曹随”的核心逻辑：

曹参问汉惠帝：“陛下觉得自己和汉高祖（刘邦）谁更英明？”汉惠帝答：“我远不如先帝。”曹参又问：“陛下觉得我和萧何谁更有能力？”汉惠帝答：“你好像也不如萧何。”

曹参说：“既然陛下不如先帝，我不如萧何，那萧何当年制定的政策，本就是先帝认可、且已被证明有效的好政策，我们只需照着做，不搞变动，让百姓安心恢复，这就是最好的治国啊！”

汉惠帝听完恍然大悟，彻底认同了曹参的“不折腾”思路，此后不再干涉他的执政方式。

四、政策延续的“稳赢”局面

曹参任丞相3年，始终坚持“萧规曹随”，汉朝的政策保持了高度稳定：

民间层面：百姓不用适应新政策，能安心种地、养家，经济恢复速度加快，社会矛盾极少，出现了“吏安其官，民安其业”的景象；

制度层面：避免了“新官改旧政”的内耗，让萧何搭建的治国框架得以持续运转，为后续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推行“黄老之术”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文景之治”的重要铺垫。

“萧规曹随”并非真的“不作为”，而是在“政策正确”的前提下，用“守成”代替“折腾”，是汉初特定历史阶段（需要稳定恢复）的最优解，也成为中国古代“政策延续性”的经典案例。

【吕后临朝称制】

吕后（吕雉）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临朝称制的女性统治者，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前195年），以太后身份掌控朝政，直至前180年去世，开启了汉代“太后临朝”的先例。

刘邦在位时曾想废黜太子刘盈（吕后之子），吕后联合张良等大臣力保，为后续掌权埋下基础。

刘邦去世后，16岁的刘盈继位（汉惠帝），性格仁弱，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实际掌握决策权；惠帝去世后，她先后立两位年幼的傀儡皇帝（前少帝、后少帝），彻底实现“临朝称制”，即直接以太后身份行使皇帝权力。

掌权后迅速清理威胁，如设计诛杀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震慑开国功臣；对刘邦的其他姬妾和子嗣（如赵王刘如意）进行残酷打压，强化自身权威。

大规模提拔吕氏族人，封吕台、吕产等为诸侯王，让吕禄等掌控京城兵权，形成“吕氏外戚集团”，与功臣集团、刘氏宗室形成三角平衡。

治国上延续刘邦时期的“休养生息”策略，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例如废除“挟书律”（禁止民间藏书的法令），为汉初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

因手段残酷（如“人彘”事件）、分封诸吕违背“非刘氏不王”的约定，被后世批评为“专权乱政”，最终在她去世后，周勃、陈平发动政变，诛灭吕氏集团，恢复刘氏统治（“诸吕之乱”）。

作为首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吕后打破了“男性专属皇权”的传统；执政期间维持了汉初的稳定，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周勃安刘】

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大肆分封吕氏族人为王，架空刘氏宗室，汉朝政权面临“姓吕不姓刘”的危机。

​ 吕后病逝后，吕氏子弟（如吕禄、吕产）企图发动叛乱夺取皇位。时任太尉的周勃，以“北军统帅”身份进入军营，号召士兵“为刘氏左袒，为吕氏右袒”，士兵皆左袒支持刘氏，周勃迅速掌控军权；随后联合丞相陈平，诛杀吕禄、吕产等吕氏核心成员，彻底平定叛乱。

​ 叛乱平定后，周勃、陈平等人选择迎立代王刘恒（刘邦四子）为帝，即汉文帝，恢复了刘氏对汉朝的统治，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