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第1596辑‖难忘的一九七六年

汾州文化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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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风从田野吹来，带着泥土与花椒的清香；历史的脚步，在地震与哀乐中沉重前行，却也在重入课堂的那一刻，有了不灭的力量。

——题记

学校厨房里，炉窝口火光摇曳，炕头上一位老师捧着个窝头，筷子正夹着碗里的酸菜。空气里弥漫着窝头香，混着烟火味，让人觉得暖了几分。这时，娘领我进去，他把窝头搁在粗瓷碗里，问：“有事？”娘说明了来意，他点点头，便领我往教室走

这是一九七六年正月末的一天，风里还带着一股寒气。失学一年后，我终于又能上学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去年写黑板报、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那位张老师。

　　教室是孔窑洞，砖壁粗糙，被烟火熏得发黑。黑板边角磨得发淡，还留着浅浅的粉笔字。我把旧书包搁在桌角，张老师递给我语文、算术两本书。同学们的课本都用旧报纸包着书皮，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哗啦哗啦”直响。我要和原先四年级的同学一起上五年级了。

　　这天学的是《铁人王进喜》。张老师念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啪”地一拍黑板：“你们看，这就是铁人！”我趴在桌上，盯着插图里戴棉帽的王进喜，手指在“铁人”两字上摸来摸去，心里一震——想起娘淘菜时手抖，还硬撑着去队里摘豆角。原来铁人精神，就是咬紧牙关，不服输。

　　下课后，院子里一片闹声。外村的Y同学凑到我跟前：“来，咱学学铁人。”说着伸右手，掌心朝上，要和我掰手腕。我没吭声，转身出了教室。

　　没过多久，报纸上满是醒目的大标题，密密麻麻的字看得人眼花。我盯着那些陌生的词——“三项指示”、“右倾翻案”——琢磨半天也弄不懂，到底说的是啥。

　　学校里响应党的号召，把“开门办学”搞得轰轰烈烈。在堡门帘植树时，我们学着电影《红旗渠》里的样子，腰里拴着绳，脚蹬陡壁，悬空一锹一锹地挖。张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干，一边挖坑一边喊：“坑要挖圆，根要埋实！”我栽好一棵，还用脚把土踩了又踩，心里暗暗盼着它能早点扎根、长大。

第二天上课，张老师说：“把昨天的事写下来，题目就叫《记堡门帘植树》。”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那一刻，我才发现，劳动不仅在手上留下了痕迹，也在心里刻下了印记。

没过几天，我们又扛着铁锹、镢头，踏着还带点凉意的晨露，沿着堡门坡的羊肠小道下到窊里水井上方，开始修梯田——那是我们建校办林场的“战场”。铁锹插进土里，镢头一下一下刨下去，翻出的黄土带着潮湿的泥香。拍塄时，木夯“咚咚”作响，同学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手掌磨起了血泡，却如陈永贵说的那样，“心炼红了”——“不要那个金字榜，要孩子们有个好思想”。王进喜“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言，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梯田一层层盘在山坡上，我们在其间栽下一排排花椒树。每当我去挑水，远远望去，新绿铺坡，风来叶浪，格外壮观。坡上风大，花椒树叶带着清香“呼啦啦”随风飘来，与肩头扁担的“吱吱呀呀”、胸腔里呼哧呼哧的喘息，还有水波轻轻拍打铁桶的细碎声交织在一起，像一曲在山野间回荡的交响曲。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就是我们用劳动写下的诗——以泥土为纸，以汗水为墨，以十三岁的年华作笔。

时光在上课与劳动的交替里悄悄逝去。那天，张老师正讲着“反潮流英雄”的故事，念起那几句流传的话：“条条铁路通广州，拐弯抹角不算远，老师何必硬强求，出题不严学生愁”，间或还穿插着黄帅的日记片段——那时这在校园里是被反复宣讲的“典型”。我们听得入神，连窗外的风声都似轻了几分。 突然，学校外大队的高音喇叭猛地炸响，那声响大得惊飞了院子里邻家散养的鸡，尖锐的播报刺破了课堂的宁静——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

消息像风一样在私下里传开。人们压低声音交头接耳，说要追查“反革命”，连太原都已风声鹤唳；还说广场上出现了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那字句里藏着的悲愤，让人心里一紧，却又说不出话来。

星期天去姥姥家，我在姥爷翻得卷边的报纸上看到一行黑体字：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旁边一行小字：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站在桌边盯着那些字看了半天，每个字都认得，可它们沉沉地压在纸上的分量，我却读不出来。

我把报纸叠好放回桌上，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远处的雷声，暂时听不清，却预示着一场风雨正在悄悄逼近。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天还没亮，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忽然，一阵闷雷似的声音从地下滚滚而来，紧接着，地面猛地一抖，电灯在屋里直摇晃。娘的喊声从里屋炸响：“快起！快起！”我们跌跌撞撞跑到院子里，邻居们也都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有人只穿了单衣，有人怀里还抱着被子。

广播很快响起，低沉而急促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人们不敢再待在屋里，纷纷涌向柳柏场。高音喇叭里不断播报地震前的征兆——老鼠满地跑，鸡飞狗也叫——像是在提醒，又像是在加深每个人心头的不安。我听着大人们议论唐山的情况，心里也跟着悬了起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村里传来消息：“安全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敢回到屋里住。

八月初，我们从原学校搬到了新整修的学校里。一天，弟弟妹妹唱着“……就是好，就是好”回到家门口，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你爹……明年才能回来。”

　　九月九日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娘就喊我们起床，说要去交口县城的姨姨家。我们先到硫化厂，爬上一辆拉硫磺的卡车，那刺鼻的味道直钻鼻子。到了双池，又挤上了去交口的公共汽车，车里又挤又闷。

车开到大麦郊村时，路边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播音员的声音低低的、又有点急：“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车厢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轻了，我的心脏“咯噔”一下，莫名地揪紧。

到了姨姨家院里，还没进门，就传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广播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那声音特别慢、特别沉，像压在心头的石头。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毛主席？……也会死？元旦时村里喇叭反复播过毛主席词二首，那激昂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让我热血沸腾的词句，竟和哀伤交织在一起。

机关大院里已经忙起来了，有人蹲在墙根扎白花，剪刀“咔嚓咔嚓”响，碎纸落了一地；有人坐在长凳上缝黑纱，线轴滚落在脚边也不捡。天色，灰得发暗，有人说，总理去世那会也扎白花，突然就叫停了。

回家后没几天，追悼会就来了。同学们去公社的主会场，而我因为父亲是“反革命”，不能参加，只能和部分社员留在学校院里的灵堂。这里早搭起了简易灵棚，挂着毛主席的遗像，周围摆满了纸花。等高音喇叭里传来北京主会场的哀乐，蒙蒙细雨突然落下来，细密地打在灵棚的油布上。大人们有的抹眼泪，有的哽咽着念叨“毛主席啊”，我臂缠黑纱、胸佩白花，眼里含着泪——天地同悲，山河哭泣。我知道，这一年发生的这些事，将会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回忆。

“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一时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话。

秋收时节，学校的“开门办学”出了名，来参观的人成队走在校办林场的梯田上，我们则排着队在下面的路上走。我只顾着抬头瞅走在梯田里的队伍，一不留神，抬脚就踩空，整个人栽进了路边的井里——幸好井里水不多，一眼能望到井底，没什么大碍。

娘带我去双池医院做了透视，结果写着“左心房增大”。这在十年九旱的家乡算不得什么，一个不深的井更不会造成大害。一天，五年级的学生被派去给一个生产队收玉稻秫，我照常去了。中午休息时，大队书记给我们读报，读到“泥腿子”时，他顿了顿，问我们什么是“泥腿子”。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个胆子大的女同学高声回答：“泥腿子就是社员。”书记笑着点头：“对，就是我们这些劳动者。”

一个下午，姥爷领着我去设在姥姥家下面不远处的大队部开会。窑洞里静得出奇，与往常的喧闹截然不同。一个干部站在台阶上念文件，声音低沉而有力：党中央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姥爷眉头紧锁，听得格外认真。

毛主席刚走不久，村里就有人小声说江青有问题。前阵子张老师还教过毛主席为江青题照的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如今她竟被审查，我心里有点别扭。至于王洪文，我在《新闻简报》里见过，他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一出场就是一个利落的立定敬礼；张春桥、姚文元则从没听说过。我想问，姥爷却轻轻摇头，示意别出声。

干部继续念着……宣布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张春桥回到家里，抄了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听不懂诗里的“屠苏”是什么，却把这几句牢牢记住了。

天已发暗，风带着丝丝凉意。在大人们的低声议论中，我隐隐觉得，要出大事了。

果然，没过几天，学校外的大喇叭就响起激昂的旋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这是郭沫若为庆祝粉碎“四人帮”所填的词，后来常香玉演唱过，传遍了大街小巷。

天气越来越冷，北风刮得脸生疼。一个冬日上午，我们穿着棉袄挤在大场里，听大队书记讲家史。他说起小时候给地主家扛长工，铡草切伤了手指也不能歇，又痛斥“四人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要让大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末了，我们排着队回到学校，整齐地站在院里。有人端着一盆糠窝窝出来，给每人发了一个，同学们咬一口就扔了，地上很快落满糠渣。我则慢慢嚼完了整个窝窝，也没觉得有多难啃。 回家和娘说，她只回了句：“不浪费就好。”说着还唱起了《不忘阶级苦》，声音轻而发颤。我坐在她身边，想起了她在寒风中洗衣、月光下扎葱——日子艰难却从不放弃的样子。突然明白，原来她唱的“苦”，是多年来默默扛下的“难”。

日子一天天冷到腊月，村里开始传闲话：“过年不一样了，大年初一党要让家家户户都吃上白面饺子。”我听了，拉着娘的衣角问：“是真的吗？”娘笑着说：“说不定呢，等过年那天就知道了。”

一九七六年过的是“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社员们依旧下地修田筑塄。收工后，还在队长家读报纸，学小靳庄。而在北京，毛主席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武昌鱼和米饭，这便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年夜饭，后来还让工作人员放点爆竹，宽慰身边的年轻人。人们对一九七七年，特别对一九七七年的春节，充满了期待。

　　我常常想起我的一九七六年。那是树苗扎根的泥土味、大地的震颤、哀乐的低回，与重入课堂那一刻交织的一年。那时，学校与社会已没有界限。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本就刻在脚下，而那些印记，让我有了前行的方向。这年末，我小学毕业了。

——2025年10月22日

　　责任编辑：梁志友 韩 雅 闫春成 赵欣 赵永高 张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