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道上，狭路相逢勇者胜

黄建华

　　八月，我与评论家潘致踏上正阳古道。柏油路面在脚下微微发烫，像一条被晒醒的巨蟒，蜿蜒着向天际游去。远处玉米地泛着金属般的光泽，叶片相互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这声音如此古老，仿佛七十四年前那场血战里，汝河浮桥被炮火撕裂时，芦苇断裂的脆响。

雷岗村的纪念碑比我想象中朴素。花岗岩碑身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七个字，像被历史啃噬过的骨骼，突兀地立在玉米地与红薯垄之间。我伸手触碰那些凹陷的笔画，忽然感到指尖发烫——不是阳光的温度，是1947年8月24日黄昏，刘伯承说这句话时，喷薄在汝河上的硝烟。

"您也是来听故事的？"身后传来沙哑的声音。转身时，我看见一个拄着助步车的老人，他浑浊的眼球像两枚被岁月磨毛的玻璃球，却奇异地倒映着十二岁少年的影子。雷凡龙，八十六岁，记忆却永远停在飞机俯冲的那个瞬间：机翼上的太阳徽记像滴血的獠牙，机枪子弹在泥土里凿出蜂窝状的坑洞，而他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推回黑暗——那手臂的主人，从此成了他枕头里永远晒不干的泪渍。

老人带我穿过花生地。藤蔓间缀着淡黄色小花，像无数微型星图。"连长就倒在这儿。"他突然用拐杖戳了戳泥土，动作轻得像在触碰某个易碎的梦，"血把蒲苇席都浸透了，我父亲那件皮袄，里子原本是羊皮，后来变成血皮。"我蹲下身，看见几只蚂蚁正搬运着花生壳碎片，它们漆黑的背脊在阳光下闪烁，宛如七十四年前，那些未及清理的弹片。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蚀的子弹壳、褪色的军号、以及半块印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包袱皮。老人执意要打开橱窗，当他的指尖触到那床染血的棉被时，我突然明白：历史从来不是这些沉默的物证，而是他眼角抽搐的肌肉，是提及"盒子炮"时，他喉结突然的滚动——那些无法被时间风化的，才是真相。

暮色渐浓时，我们坐在汝河故道边。老人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粒花生。"新品种，油酸含量高。"他笨拙地剥着壳，"现在没人种高粱了，当年扎浮桥的高粱秆，都是从乡亲们口粮里省出来的。"河水早已改道，只剩条干涸的河床，像被岁月掏空的眼窝。但当我们沉默时，我分明听见水声——不是现在的，是1947年那个夜晚，六千将士踏过浮桥时，河水被鲜血染成暗红发出的呜咽。

"您说，他为啥要救我？"老人突然把脸埋进掌心，指缝间渗出浑浊的液体，"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如此沉重，压弯了所有关于牺牲的宏大叙事。评论家潘致在一旁说道：生命本无意义，是每个人在为自己寻找意义。那么那个无名连长在推开少年的瞬间，是否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此刻，老人用八十六年的思念，为那个永远年轻的陌生人建造了比纪念碑更坚固的坟墓。

离开时，老人非要送我一把花生。月光下，那些浅黄色的果仁像微型头颅，承载着整个雷岗村的记忆。我攥着它们走过玉米地，忽然懂得：所谓历史转折，不过是无数普通人，在某个瞬间选择成为勇者。而所谓永恒，就是像雷凡龙这样，用一生去守护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救命恩人——在时光褶皱里，那些无名者的牺牲，终于通过记忆获得了永恒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