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遗产（二）

温蕴茗

我坐在大英博物馆旁边一个小餐厅里，午餐时间，这个问题会一直纠缠着我。之前在这里用餐的人，在椅子上落下了一份晚报的午间副刊。等餐的间隙，我开始阅读报纸上的标题。大写的字母如缎带般横跨整个版面。

有人在南非取得了惹人瞩目的成绩。小一点的字母缎带宣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正在日内瓦。

还有一些消息是，地窖里发现了一把带有人类毛发的切肉刀。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寡廉鲜耻的女人评头论足。

还有一些消息散落在页面上。一名电影女演员从加利福尼亚山峰被吊着下降时，悬置空中。天气很快就会起雾。

我想，倘若有访客降临地球，只能待非常短暂的一点时间，要是他捡起这份报纸，从这些只言片语的证词中，也一定能意识到，英国正处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

从理智上来说，所有人都能发觉到教授的支配地位，他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的化身。

他就是该报的所有人、主编和副主编。

他是外交大臣、大法官。

他是板球运动员。

他坐拥赛马和游艇。

他是公司的负责人，可以让股东获得200%的回报。

他将女演员悬置在半空中，并且裁决切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

他将宣判罪犯是否有罪，是该处以绞刑，还是无罪释放。

除了天空中的雾气，他似乎能够掌控一切。

然而，他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

在我阅读他所写的关于女性的内容时，我思考的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本人。

当一个论述者冷静平和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他的焦点就在论点中，读者也是。

如果他从容不迫地评论女性，使用无可争辩的论据来阐述，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种结果的执念，那么读者也不会动气。我们会接受这一事实，就像我们接受豌豆是绿色的、金丝雀是黄色的。我应该会说，那就这样吧。

可是，我很气愤，因为他的愤怒。翻阅着报纸，想到一个手握大权的男人竟然还要愤怒，这可真是荒谬。或者说，我在想，愤怒，或者类似的情绪，是不是权力的伴生物？

比如说，富人常常愤怒，因为他们怀疑穷人觊觎他们的财富。

教授们，更确切地说，是男权统治者们愤怒，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部分原因则没有体现在明面上。

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愤怒”。事实上，在私人的生活关系里，他们往往是让人钦佩、忠诚不二的模范。或许，当教授过于强调女性的劣势时，他关心的并非她们的劣势，而是自己的优势。这才是让他急吼吼、兴冲冲地要保卫和强调的领地，因为这是他最珍视的宝物。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望着街上人群熙熙攘攘，生活同样艰巨、困难，是一场永恒的战斗，需要我们付诸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力量。

或许，对我们这样耽于幻想的生物，最需要的是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如同摇篮里的婴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快地生出这种无法估量又无比重要的品质？

通过觉得别人低你一等，通过自恃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财富、等级、笔直的鼻梁，或者罗姆尼为你祖父画过像——这种可悲的想象力可以说是无休无止。

所以说，对于一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性统治者来说，自以为比大部分人，准确来说，是比女性，更高一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定是他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当我带着这份观察，重新打量现实生活，它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心理学难题吗？它可以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诧吗？

那天，这位最仁慈、最谦卑的男性，拿起丽贝卡·韦斯特的书，读了一段后，惊呼道：“这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她竟然说男人是势利小人！”这样的夸大其词，对我来说，是非常吃惊的——韦斯特小姐只是对另一种性别作出了一个大概率正确但没那么客气的评价，她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因为这句惊呼不只是受伤的自尊心在哭喊，还是在自己的权力受到侵犯后发出的抗议。

几百年来，女性一直充当着镜子的角色，她们拥有一种神奇美妙的魔力，可以让男性的身影增大一倍。

如果没有这种魔法，地球恐怕依然是洪荒沼泽、密林草莽。所有战争的荣耀籍籍无名。我们或许依然在羊骨的残骸上刻画鹿的轮廓，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拿燧石换取羊皮，或者任何满足我们朴素品味的装饰品。沙皇和恺撒永远不可能戴上王冠，又丢掉它们。

无论在文明社会中有什么用途，对于所有的暴力和英雄行为来说，镜子都必不可少。

这就是为何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如此坚持强调女性的劣势，若非如此，男性又怎么会显得更高一等？

这也解释了，为何女性对男性来说不可或缺。

这也就能解释，她的批评会让他们多么焦躁不安。

倘若她说这本书不好，这幅画平平无奇，或者任何类似的话，比起一个给出同样评价的男性，怎么可能不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激发更强烈的愤怒？

因为一旦她开始说真话，哈哈镜里的身影就会瞬间萎缩。

他们在生活中游刃有余的姿态将会消失。

他们要如何继续评判是非，教化民众，制定法律，著书立说，盛装打扮，然后在宴会上侃侃而谈，除非他们能每天至少两次，在早餐、晚餐时分，确认自己要比实际的形象高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