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故乡之永顺小学

春阳

作者：越玉柱

　　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广袤无垠的西北部，大地铺展如一幅辽阔的绿绸，沙罗圈村便静静镶嵌其中——它似一块被时光轻藏的璞玉，未曾沾染过多人工雕琢的痕迹，泥土的芬芳与草木的清香在村落四周萦绕，连风掠过都带着几分未被惊扰的自然意趣。而被当地人称作“塞上母亲河”的杨家河，正携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沧桑，从村子东侧缓缓淌过。河水不疾不徐，自南向北蜿蜒，水波映着岸边的芦苇与天空的云影，流淌间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的故事，也滋养着沙罗圈村世世代代的烟火。

沙罗圈村由三个“圪旦”（河套方言中对土丘村落的称呼）组成，分别是贺明章圪旦、樊三圪旦与卢家圪旦。每个圪旦里，都错落分布着三四十户人家，他们守着一方水土，日子过得像杨家河的流水般朴实，晨起听河声、暮归伴炊烟，在平凡时光里勾勒出村落独有的生活模样。

我家那座土坯房，安静地坐落在贺明章圪旦的最北边，像是一位沉默的守望者。房后，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它们像是大地的波浪，被岁月定格。再往后，是生产大队的树林地，那片绿色的海洋，藏着鸟儿的欢歌和我们童年的幻想。树林地后面，是一湾海子，那是当年杨家河决口留下的印记，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天空的湛蓝和云朵的洁白。由于经年累月的风沙侵蚀，我家房子的后墙被沙覆埋了大半截，露在外面的墙壁，也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裂开了一道道缝隙，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过去的艰辛。后来，房后的沙丘像是被大自然的手轻轻挪走，挪腾出一块空地。生产队在空地上盖起了两间低矮的土坯房，这里，便成了社员们开会时的严肃之地，也是冬闲时唱歌演剧的欢乐聚乐场所。六十年代末，教育的火种在这里点燃，兴办学校，“聚乐部”摇身一变，成了沙罗圈小学的教室。教室里没有精致的桌椅，用土坯垒起的台子便是课桌，小板凳也是村民们从家里带来的；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老师就在这简陋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识汉字、学算术，朗朗的读书声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响。再后来，沙罗圈村改名为三道桥公社永顺大队，三个圪旦变成了三个生产小队，沙罗圈小学也更名为永顺小学，名字的变迁，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那所小学就像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神秘世界，吸引着我。我常常像一只敏捷的小猴子，爬上房顶，静静地听着学生们朗朗的念书声和欢快的唱歌声，看着他们下课了在空地上像小鹿一样奔跑戏耍。有时，我还会像个小特务一样，悄悄溜到教室门窗下，用舌尖轻轻舔破窗纸，睁大眼睛往里窥视，好奇地张望着里面的一切。顽皮的我，也会搞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好几次，趁老师和学生不注意，我就像个捣蛋鬼一样把粪便扔进教室里，然后撒腿就跑，逃之夭夭。有一回，老师正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讲课，我突然飞起一脚将教室门踹开，那巨大的声响，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慌了神，慌忙逃窜之时，一头扎进了从外面回来的一位女教师的怀里，被她逮了个正着。这位女教师，大约十八九岁，姓冯，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是熟透的苹果，一双小辫挂在前胸悠晃着，辫梢扎着粉色小蝴蝶，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颤动，仿佛也在诉说着青春的活力。她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严厉地训斥我，当我用顽童狡黠的目光瞟她时，竟发现她眯缝着眼，嘴角上扬，是笑着的，她还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那温柔的触感，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岁了？”她蹲下身，看着我的脸，手轻轻捏一下我的耳朵，声音轻柔地问道，“想不想念书？我明天跟你父亲说一声，你来上学哇。”我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我七岁了，想念书，现在就想念。于是，我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小鸟，从她怀里挣脱出来，飞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祖母用破碎布头给我缝好的花书包，又偷了父亲给生产队出板报用的几根彩粉笔放到里面，然后一溜烟回到学校，那颗渴望知识的心，在那一刻被彻底点燃。

永顺小学，虽然规模不大，却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学校里一共两名教师，一位是教高年级的任长精老师，四十多岁，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讲课时声音洪亮得能传到教室外的田埂上。一位就是教我们的女老师冯紫兰。我念的是复式班，三十多个小孩分成两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教室低矮又昏暗，白天也得借着从窗缝里钻进来的光才能看清课本——那时教室的门窗没有玻璃，全是用废旧报纸一层一层糊起来的，我们总爱在课下指着报纸上的字猜来猜去。冬天有时刮起突如其来的阵风，“哗啦”一声，窗上的报纸就会被吹破个口子，冷风裹着田地里的麦秸秆飕飕往教室里窜，冻得我们缩着脖子不停搓手、跺脚。

教室里没有课桌，我们坐着、趴着的，全是用土坯砌成的“泥台台”。土桌子面被我们的胳膊肘磨得有些光滑，边缘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土，上课时不小心把铅笔掉在地上，滚到土凳子底下，捡起来时笔尖准会裹上一层细土。年轻的冯老师总扎着清爽的马尾，碎花衬衫的衣角偶尔会蹭到土台边缘的浮尘，她就站在这两排“泥台台”中间，像株永远鲜活的向日葵。先给一年级的我们讲课，教我们认汉字、数算术时，会把难写的字拆成简单的笔画，用指尖轻轻点着黑板慢念；讲完后俯身给我们圈出抄写重点，又马不停蹄走到二年级那边，拿起粉笔转身时，衣角会轻轻扫“泥台台”，声音软和却格外清楚。那时还没有拼音，我们认汉字全靠冯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带读，她念得慢，会特意把声调拖得稍长些，我们跟着念时，她还会笑着点头，眼神亮得像窗外难得放晴的天。

我念书时，就像一颗充满灵性的种子，在知识的土壤里努力发芽。我心灵手巧，能把老师教的字用高粱杆按笔画编成字的图形，每当这时，老师和同学会投来赞许的目光，那目光，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小小的心。因为年龄小，我也常常让人操心，小便的时候总找冯老师解裤带，有时尿急，裤带解不开，干脆就尿到裤裆里。坐在泥凳上，将泥凳也泡烂了，泥尿满地流，搞得污秽不堪。我同桌是个叫王拉弟的脸圆圆的漂亮小女孩，她总是用手搡我，捂着鼻子躲开我，说骚气难闻死了，还哭着跟老师说不想和我坐了。而我却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不羞不燥。我不怕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调皮捣蛋，就像个小猴子一样坐不住。冯老师讲课时，我突然学狗“汪汪”叫，那逼真的叫声，让同学们哄堂大笑，她无奈地拧住我的耳朵将我拉到黑板旁的泥台上罚站。可她一转身，我便像个调皮鬼一样向她做个鬼脸，嗖的蹿下泥台又回到座位，然后又学鸡啼“咕咕鸣”，再次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一节课如此反复几次，教学活动很难正常进行下去。有一回上课，我听到“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啊，飞机！”我从座位上一蹦老高，大声喊，“来飞机啦，看飞机啦！”人已蹿到门口。冯老师大声呵斥，脸涨得通红，跑到门口拦阻。我拉开架势，一头将她撞倒在地，人箭一般射到了外面。别的同学也纷纷跟了出来看飞机。飞机渐飞渐远，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我回到教室，见冯老师正坐在讲台上呜呜咽咽哭鼻子，辫梢的粉蝴蝶也一个劲颤抖着，那一刻，我心里竟有了一丝愧疚。

我念小学时，正值“文革”，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时代。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回到家还得跟上大人背“老三篇”。放学后，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戴上红袖章，三五成群到路口、田间地头拦人。凡是被拦住的人必须背诵几则主席语录，否则休想走了。晚上，高年级的学生爬上房顶，拿着大喇叭一回回播诵“老三篇”、“最新指示”。我们小点的学生排着队，走家串户去背毛主席语录。我们背完，还要求主家背。有一回我们到一吕姓的老婆儿家背语录，我先背道：“毛主席说：我们也要造人造卫星。”翠娥接着背：“抓革命，促生产。”宝莲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锁锁的嗓门最大：“毛主席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们依次背完，轮到主家吕老婆儿背了，只见这老人家盘坐炕上摇头晃脑、颤悠悠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上炕！”哈哈哈，把我们笑得弯了腰，肚子疼，那欢乐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念五年级时，全国掀起了学黄帅的热潮。黄帅也是个五年级学生，据说有一次考地理，老师出了一道题，问：从北京到广州走哪条铁路最近？黄帅答不出，在试卷上写了一首小诗：条条铁路通广州，老师何必硬强求？拐弯抹角不算远，出题不难学生愁。学校号召大家学黄帅，写大字报，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闯将。记得学校第一张大字报是我们班一名叫苏礼蛋的同学写的，原因是上体育课时他捣蛋，被姓何的体育老师踢了一脚，他忿忿不平就给老师贴出一张大字报：“何老帅（把“师”写成了“帅”），你为什么打我？我要造你的反！”何老师看了，吓得要命，赶忙也附了一张大字报：“向造反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一时间大字报劈头盖脸飞来，花红柳绿的将学校的一面墙壁贴得满满的，那场景，仿佛是一场特殊的“文化盛宴”。

岁月如歌，时光总在不经意间匆匆滑过。一晃数十载，过往诸多人事皆随流年淡去，唯有在永顺小学上学的那些趣事，仍如串在记忆绳上的璀璨珍珠，鲜活如初。只需指尖轻轻一碰，便能瞬间将我拉回那天真烂漫的少儿时代，重温那段满是欢笑的无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