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多维视野下的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在第四届黄河文化石窟寺联盟研讨会的学术总结

艺术与考古

各位同仁：

第四次黄河文化石窟寺联盟学术研讨会，在经过了一天半的紧张有序的研讨之后，终于要落下帷幕了。受会务组的委托，我将对本次学术研讨进行总结。在这六场研讨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每一篇论文都体现出学者的心血与智慧，我深刻感受到了大家对石窟寺研究与保护的热情与执着，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与突破。接下来，我将尽量准确且全面地总结各位专家学者的主要成果与观点。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文博机构、石窟单位、高校、文保企业的的专家学者28项研究成果，覆盖新疆、山西、山东、甘肃、四川、河北等多个区域的石窟，形成了从实证考据到理论突破、从传统研究到技术创新、从被动保护到科学预测的完整的石窟考古学术体系和石窟文物保护体系。下边我将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汇总一下本次大会的学术贡献。

一、石窟寺保护、数字技术与实践创新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文物保护、数字化技术等方面的15项论文。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主要聚焦于石窟保护的技术突破与理念升级，涵盖抢救性修复、数字化技术、预防性保护等方面，推动保护工作从“被动应急”向“主动预防”“数字技术”转变，形成了“技术研发—实践落地—理论总结”的完整体系。

来自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的王逢睿院长的《流域视角下石窟遗产廊道保护研究与传承思考》，提出了构建“流域视角下的石窟遗产廊道”保护体系。这标志着我们的保护工作正从单点石窟的抢救加固，向跨尺度、系统性的综合性预防性保护进行战略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等新型风险、开拓石窟保护新领域提供了宏大的构想和可行的路径。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黄继忠的《石窟凝结水监测与治理新方法》聚焦石窟寺保护中“看不见的威胁”凝结水问题，构建了从“感知、预测”到“治理”的智能化闭环管控系统。以科技赋能保护，将文物保护从传统的经验性干预，提升到了基于数据和模型的精准、可预测的科学治理新阶段,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的《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实施完成中的数字化问题》，指出了当前石窟寺考古数字化工作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并提出了“全流程融合”这一核心解决方案。强调数字化成果必须以考古记录为标准，这为我们在数字时代如何更高标准地完成石窟寺考古报告，指明了清晰的技术路径和学术方向。

重庆大学仉（张）文岗教授的《大足石刻砂岩水、盐、生物病害特性研究与时效劣化模型构建》，建立了浸水条件下石窟砂岩断裂模式与损伤本构关系。探究了盐风化作用下砂岩跨尺度劣化机理与破坏模式。揭示了微生物群落结构与根系生长对岩体的生物扰动地质模型等精细化数值。开发研发了一种延缓大足石刻砂岩劣化的高活性纳米材料。

武汉熠腾公司的宋若琳的《麦积山石窟第4、5窟外廊数字化虚拟修复研究》，依托毫米级激光测绘、正射影像采集、3d参数化建模等技术，通过多学科融合、可视化呈现、构建了可验证，可修正的“残迹测绘→线图矢量化→构件参数化→模型生成”的非介入式高精度修复路径，通过对麦积山第4窟（北周）及第5窟（隋代）的实验，建立了石窟数字化修复的技术规范，为石窟寺研究提供了高精度的实证模型，也为石窟考古报告线图绘制提供了技术支撑，让科技为石窟考古文物保护插上翅膀。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程远老师的《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石窟砂岩风化评估》，利用高光谱成像技术对石质文物进行无接触评估，建立了相应对的风化程度评估模型，构建了砂岩表面矿物丰富反演模型。为石质文物风化状态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为制定针对性修复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支持。

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汤凤萍的《天梯山石窟的发现、搬迁及保护历程》系统梳理了“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的保护历程：总结了水利工程中文物抢救的“搬迁—修复—利用”模式，强调了“凉州模式”的学术定位，为早期石窟的保护提供了实践范本。

上海大学程杨超《石窟浅表层防风化加固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研究》，通过对防风化加固材料的研究，赋予材料功能化，高渗透性，为石质文物的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

龙门石窟研究院范子龙的《龙门石窟敬善寺区域综合治理工程实践》，分享了敬善寺区域多病害综合治理方案：针对危岩体采用双重加固措施；同时在非文物区开展表面泛盐、生物病害治理试验。为石窟复合型病害提供了可复制的实操方案，推动了多病害协同治理的实践创新。

巴中石窟研究院的冯亮院长的《巴中石窟的价值及保护利用实践》阐释了巴中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的地位价值，指出巴中石窟融汇了中国石窟艺术精华，是佛学东渐重要地点，是中国石窟寺最精彩的体现，具有盛唐彩雕，全国第一的美誉，在中小石窟保护利用层面也为全国提供了经验。

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副院长贾伟华的《响堂山石窟的病害与保护》，全面梳理了响堂山石窟的病害类型（包括风化、水侵蚀、大气污染、煤矿采空区影响、植被破坏、人为干扰等）与保护历程，提出了“日常监测+专项修复+环境整治”的综合保护思路。为早期石窟寺病害的诊断与应对提供了参考，填补了煤矿区、工业污染区石窟保护的实践经验。为下一步全国中型早期石窟的文物保护应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

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孔德刚的《石窟寺预防性保护智能监测工作研究与探讨》，提出了石窟寺预防性保护智能监测的框架：通过研发低功耗、高耐候的多模态传感设备（用于监测温湿度、岩体裂隙、大气污染物等），结合“中铁文保文物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与智能告警，引入数字孪生、AI因果推断，构建智能决策系统。推动石窟寺保护工作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模型双驱动”转型，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了技术框架与未来发展方向。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邓宏《石窟寺预防性保护装备利用探索》围绕物联网技术， 介绍石窟监测系统的构成（包含多模态传感设备、数据传输模块、终端管理平台）以及设备功能，着重强调设备对石窟高湿、多尘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装备选型与场景适配的实践经验。其学术贡献在于补充智能监测硬件落地的具体细节，为中小石窟保护提供实用的装备解决方案，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

大足研究院保护中心主任赵岗的《多学科视野下的大足石刻水害综合治理体系构建》，通过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的实践，结合大足石刻裂隙水害特征及作用方式，构建起的大足石刻水害综合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了多学科协同在潮湿环境砂岩石窟保护中的核心价值。通过精细地质勘察研究、复杂水文地质建模、立体防渗治理措施以及全过程动态监测四大环节的有机融合，不仅有效解决了大足石刻长期存在的水害难题，更形成了一套符合文物保护原则、可推广复制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为同类石窟水害防治提供了切实参考，也为推动石窟寺保护向科学化、系统化、长效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广元石窟研究所副所长杨栋的《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文物保护公祖历程》，梳理了广元石窟自1939年的阻止毁灭性破坏到1950年的抢救性保护再到2009年至今的全面保护，建立“中小石窟保护全链条理论”，强调“抢救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原则，涵盖“破坏评估—抢救修复—长期监测—活化利用”环节，补充中小石窟保护的理论细节。其学术贡献在于推动石窟保护理论从“大型石窟为主”向“大中小型兼顾”拓展，为解决中小石窟文物保护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本。

二、石窟寺考古、民族融合与文明互鉴

这个板块共有13项成果，有新发现的石窟造像，也有旧材料审视。通过实物考证，修正传统认知，补充历史细节，拓展石窟考古的学科边界，完善区域石窟发展脉络。还有以石窟造像、刻经、服饰符号为核心，深入解读其背后的信仰体系、民族交融与文明互动，推动文化阐释从“表面描述”迈向“深层解码”，凸显了石窟作为文明互鉴载体的多元价值。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雷玉华的《四川岷江上游佛教造像中的文化交融研究》，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岷江上游作为文化走廊的独特地位，深入揭示了不同文化元素在佛教造像中的交融与嬗变。这不仅是对区域石窟寺研究的重新审视,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来自石窟寺艺术的坚实证据。

青州博物馆馆长王瑞霞的《关于青州驼山石窟相关问题的探讨》，通过对驼山石窟分期断代、造像题材及造像风格的石窟寺考古学研究，揭示了驼山石窟作为山东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及佛教信仰传播枢纽的深层价值。让我们再度领略到隋唐时期黄河下游佛教美术的巅峰之作。也启发我们，在面对区域性石窟研究时，一定要将视角植入到宏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

与王瑞霞老师的提出的方法论一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华锋的《江河互济：略论长江与黄河间的石窟艺术交流》，通过对邛崃花置寺个案的解析，由小见大，为我们展示了长江流域的四川与黄河流域的长安之间双向奔赴的艺术交流轨迹。打破了以往按流域或行政区划进行研究的惯性思维,为我们构建中华石窟寺艺术发展演变的整体图景提供了全新的框架和思路，他们的方法论极具启发性。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侯慧明《山西金灯寺石窟两处唐僧取经像考》，指出金灯寺明代唐僧取经像与山西青龙寺、龙泉寺造像一脉相承，且图像早于世德堂本《西游记》。对山西明代取经像的传承脉络进行了梳理，实证了佛教图像与民间文学的互动关系，填补了山西明代石窟题材研究的空白。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毓昕的《云冈石窟第11 - 13窟禅观礼拜研究》，提出云冈第11 - 13窟为“三窟一组”，虽形制（中心塔柱窟、前后室窟、穹庐顶窟）与内容差异显著，但均以“礼拜兜率天观”收尾，且融入了《法华经》《仁王经》《金光明经》等“佛教护国三经”思想，契合云冈皇家石窟的属性。其学术贡献在于首次系统还原了云冈中期洞窟的禅观礼拜程式，明确了三窟的功能分工（礼拜、讲经、坐禅），填补了云冈中期洞窟信仰体系研究的空白。

四川文化产业学院文博学院黎静波的《关于安岳卧佛院藏经洞开凿的起源相关问题探究》，提出安岳卧佛院盛唐时期的刻经，是为应对唐玄宗开元前期崇道抑佛的政策，以“刻经护法”之举预防“末法”局面的出现。工程中止的原因是玄宗后期转向“三教并列”的政策。且经卷中的《檀三藏经》为现存的孤本。其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厘清了盛唐大型刻经的开凿动机与工程中止的原因，还为唐代摩崖刻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张丽香《阿波罗啰皈依——叙事和图像》，梳理了印度安达罗、犍陀罗地区“阿波罗啰皈依”叙事中的龙王图像特征，指出在佛教语境中二者呈现“重合又区分”的关系。其学术贡献在于建立了印度龙王图像的原始参照体系，为中外佛教“龙”形象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补充了佛教图像跨地域传播的细节证据。

吐鲁番市文物局张统亮《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不净观研究》，首次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4窟发现不净观、白骨观题材，突破了学界对于高昌佛教禅修“单一性”的认知，证实了高昌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佛教禅修的独特路径。填补了高昌地区佛教禅法研究的空白，修正了对西域佛教修行方式的传统单一化认知，为理解西域佛教的多元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甘肃北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袁星的《宋金时期陇东石窟与川渝石窟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川渝地区和陇东地区佛教遗迹的考古学比较研究，提出两地在造像风格、造像题材上存在着诸多异同，这些异同不仅反映了两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反映了两地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通过对图像的研究，为了解陇东川渝两地区域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以及华严思想与净土信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敦煌研究院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王玲秀《炳灵寺石窟的选址营建与西秦佛教艺术》，考证了炳灵寺选址于小积石山的多重因素。指出第169窟（西秦）造像融合犍陀罗、秣菟罗薄衣贴体风格、中原线描技法，且窟内多民族供养人（印度禅师、中原高僧、河西信徒）同时出现，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碰撞。重构了西秦时期“政权—民族—宗教”的互动脉络，强化了炳灵寺在丝绸之路陇右段的文化地位。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院长霍斌的《晋祠博物馆藏〈华严石经〉的知识生成与传播研究》，从知识史的视角对晋祠唐刻《华严石经》的演变历程进行追踪：从“封存的信仰”到异化为“风水镇物”。从清代傅山等金石学家的“学术标本”，到当代转化为“民族记忆符号”的文物。其学术贡献在于突破传统的对佛教刻经的“镌刻—校勘—书法”研究框架，建立了“物质载体—知识传播—认知变迁”的分析模型，为佛教知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云冈研究院科研办主任郭静娜的《北魏平城时代生死观的构建与表达——基于墓葬与石窟的双重考察》，指出北魏平城时代生死观从“汉代升仙”向“佛教往生”转型，墓葬中传统升仙元素（如镇墓兽）与佛教符号（如造像碑）并存，云冈石窟造像（如弥勒上生题材）体现了“往生净土”观念，反映了拓跋鲜卑汉化与佛教中国化的交织。其学术贡献在于首次从“墓葬—石窟”双重视角解读北魏生死观，拓展了石窟寺研究的思想文化维度，为理解中古时期思想变迁提供了物质证据。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忠雨的《河北唐县新发现金代五十三佛造像及其有关问题》，结合造像特征（方额、细眉、丰颊）与区域风格比对，判定其开凿于金代大定年间；同时厘清冀中地区金代五十三佛造像“忏悔→礼佛”的功能演变，且柏林禅寺三千邑众塑造五十三佛活动可能起到“创新图式、带动风气”的作用。填补金代五十三佛造像研究的空白，完善五十三佛题材的年代序列，拓展了华北地区金代佛教艺术研究。

三、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性与学术贡献

本次研讨会成果充分表明，中国石窟寺研究正进入一个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并重、微观研究与宏观阐释相结合的新发展阶段。作为第四届黄河文化石窟联盟的重要学术活动，本次学术大会的价值和意义将在多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一）理论创新：实现从艺术描述到文化阐释的范式转型

本次研讨会深化了石窟作为文明载体、民族见证与传承平台的理论认知。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考古与艺术史的范畴，而是更注重文化内涵与社会语境的多维解读 —— 从流域保护理论到知识传播模型，从生死观研究到文明互鉴分析，全方位提升了石窟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石窟遗产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实践突破：推动从抢救修复到预防保护的理念升级

文保企业与科研单位的成果形成技术合力，为遗产保护提供了直接指导。特别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深化与落地，改变了 "重治理、轻预防" 的传统模式，实现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从细节优化到综合监测，从智能设备研发到材料创新，彰显了 "最小干预"" 整体保护 " 等理念的实践成效，增强了保护工作的预见性与科学性。

（三）学科融合：构建石窟寺方法论协作的研究网络

研讨会汇聚考古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艺术史、图形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力量，打破了学科壁垒与机构界限。云冈石窟的3d打印、大足石刻的多学科治水、广元石窟的跨世纪保护等案例，充分证明跨学科协作是解决复杂遗产问题的关键路径。这种 "产学研用" 结合的模式，为石窟研究持续创新提供了动力，完善了中国特色石窟保护研究体系。

（四）文化传承：助力从遗产保护到价值传播的当代转化

本次大会为石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传播提供了学术支撑，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石窟价值的再认识和理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揭示石窟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将使石窟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和文化影响力。

（五）人才汇聚:石窟寺考古与保护未来可期

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人才汇聚，老中青结合。来自全国石窟文保单位的专学者，来自各高校的教授，来自各文保企业的专家。另外就是这次会议，汇聚了全国石窟界的“老三届”和“新三届”成员。老三届新三届是指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为培养全国石窟寺考古人才举办的系列培训活动。1988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处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在云冈石窟举办了“全国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在石窟届号称“黄埔一期”。来自全国各石窟单位的 17 名学员参加培训。宿白先生亲自安排教学内容并亲自授课，马世长担任班主任。丁明夷，晁华山等十几名老师授课。 1995 年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举办了“第二届石窟考古专修班”，马老师亲自督学，李崇峰授课。2002 年在广元千佛崖举办了第三届培训班。此后很多年没有再举办。这是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员成为全国石窟考古的中流砥柱。近几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培养青年人才，又先后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新疆举办了培训班。这是新三届。我看到本次大会老三届和新三届的学员都有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培训成效显著。

各位同仁，本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党的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同时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时代背景。本次研讨会的隆重召开，不仅是对石窟寺研究领域、保护领域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更是为未来研究方向的确定提供了清晰而明确的指引。希望与会青年学子能够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和契机，持续不断地深入推进石窟寺的跨区域、多维度的比较研究工作，积极有效地推动保护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着力加强和深化对石窟寺文化价值的深入阐释与广泛传播，深入挖掘石窟寺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智慧与璀璨文明精神，使悠久的石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蓬勃生机，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贡献出更加丰富、多元且有力的学术支撑！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贡献出我们得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