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前的童年生活

陈东远

第一章 木镇药香

记忆是从气味开始的。

那种混杂着甘草甘醇、黄连苦涩和陈年木柜深沉气息的药香，浸透了我襁褓时期的每一次呼吸。青阳县木镇国药号，临街的老式建筑，前屋两层，上住下店。店堂里立着高大的药柜，无数个小抽屉上贴着泛黄的标签：“茯苓”“当归”“黄芪”……那些字我那时还不认识，只觉得它们像神秘的符咒。伙计们手持小巧的戥子，在昏暗灯光下为一张张方子配药，动作精准而虔诚。

后堂是我和祖母的世界。阴暗，潮湿，却因她的存在而无比温暖。

　　

关于我为何由祖母郑氏抚养，家里讳莫如深。后来从大人只言片语中，我模模糊糊了解到，父亲并非祖母亲生。这层微妙的关系，像一道无形的裂痕，让祖母在家族中始终缺乏坚实的安全感。于是，在我这个嗷嗷待哺的长孙身上，她倾注了全部的情感与依赖。我是她晚年生活的光，也是她情感的锚点。她固执地把我带在身边，寸步不离，仿佛我是她抵御世间一切不确定性的堡垒。

祖母是公私合营后的资方代表。这个头衔听起来体面，但在那个年代，却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尴尬与憋屈。昔日的东家奶奶，如今要仰人鼻息，看那些趾高气扬的公方代表脸色。祖母性子烈，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气。那些隐忍的愤怒、无声的委屈，最终汇聚成一个决定——离开。

她向上级申请，带着年幼的我，下放到距离县城五十华里外的丁桥公社明塘大队毛园生产队。

离城那天，记忆模糊。只记得坐一辆颠簸的客车从木镇到丁桥，载着简单行李，还有紧紧抱着我的祖母。到了丁桥，要走十五华里乡村山路，我被时抱时走，一路摔摔瘩瘩。路两旁田野从规整变得高低不平，房屋从密集变得稀疏。城市的喧嚣和药号的沉闷都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带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宁静。

第二章 毛园村的田园诗

我们落脚在生产队甘队长家。他是个瘦黑脸膛、嗓门洪亮的汉子，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家是典型的皖南民居，青瓦白墙，四水归堂。一方天井纳光聚气，连接天地与人家。雕花斗拱下，晴可观雨听风，阴可揽月望星。这是甘家人世代传承的居住智慧，亦是百年不变的家族情怀。

甘队长为人厚道，对我们这一老一少非但没有歧视，反而格外照顾。他常对祖母说：“郑奶奶，到了这儿，就是到家了，有啥困难，只管言语！”

毛园村成了我童年最初的乐园。清晨，不是被药香唤醒，而是被雄鸡高亢啼鸣、屋檐下麻雀啁啾声叫醒。祖母会早早起床，用灶膛余火给我煨一个香甜红薯。白天，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村里孩子们后面，光着脚丫在田埂上疯跑，在清澈见底的小河边用簸箕捞小鱼小虾，在茂密草丛里捉蚂蚱、逮蜻蜓。

我学会了分辨稻子和稗草，知道了什么时候该插秧，什么时候该收割。夏夜，我们躺在晒场凉冰冰的竹席上，祖母摇着蒲扇，为我驱赶蚊虫，指着满天繁星给我讲那些古老遥远的故事。银河浩瀚，牛郎织女，在她轻柔叙述中仿佛近在咫尺。蛙声、虫鸣交织成一片，比城里任何音乐都动听。

甘队长家三个闺女——带子、多子、梅子，最后生的儿子来平，成了我最好玩伴。我们一起去后山扒松毛，虽然我力气小只能抱回一小捆，但他们从不嫌弃。我们用泥巴捏出各种小人和小动物，在晒场上进行“战争”。我们用蜘蛛网粘在竹竿上去粘知了，一粘一个准。那种最简单、发自内心的快乐，充盈着我生命最初几年。

祖母在这里似乎也找到了内心平静。她不再是那个在药号里忍气吞声的资方代表，而只是一个慈祥、受人尊敬的老人。她帮乡亲们看看小病，用她从药号带来的有限知识，告诉他们哪些草药可以煎水治咳嗽，哪些可以捣烂敷伤口。乡亲们则用自家种的蔬菜、偶尔的一两个鸡蛋作为回报。这种朴素真诚的交往，让她脸上皱纹都舒展开来。

然而，田园诗总有结束的时候。我六岁那年，上学问题像一道无可回避的指令摆在面前。祖母沉默许久，最终颤抖着开始收拾行李。她知道城里教育条件更好，为了我的前途，我必须回到父母身边。就用我交换我弟弟陈琳，他来乡下替代我。

离开毛园村那天，我哭得撕心裂肺，死死抱着甘队长家门框不肯松手。祖母眼睛也红了，她一遍遍摸着我头，说不出话。甘队长和乡亲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往我口袋里塞满炒熟的蚕豆和花生。我随着大人缓缓向丁桥镇出发，毛园村、明塘、熟悉的伙伴们，还有我那无忧无虑的幼年，在视线里越来越远，最终缩成一个模糊的小点。

第三章 陌生的家与失落的钥匙

县城的家，与毛园村的广阔天地形成残酷对比。那是医药公司大院里一个单间，逼仄，昏暗。两张冰冷单人床，一个掉漆的三屉桌，一个笨重木柜，就是全部家当。空气里不再有泥土芬芳，只有一股公共大院里特有的、混杂着煤球味和潮湿气的味道。

父母于我，是陌生的。父亲总是一张严肃的脸，下班后就坐在桌边看报纸，那报纸仿佛是一道屏障将我和他隔开。母亲试图对我表示亲昵，但那亲昵里带着小心翼翼客气，反而让我们之间更显疏离。最初几天，我完全被生活中这种翻天覆地变化搞得不知所措。我像一只受惊的小兽，蜷缩在角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随意走动。夜里，我蒙着被子偷偷流泪，脑海里全是祖母慈祥面容、甘队长家温暖灶火，以及伙伴们呼唤我名字的声音。

上学是要考试的。母亲带我去东门头的城关第一小学，老师让我数一百个数。在毛园村，我数得清自家养的鸡，数得清捞到的小鱼，可面对空荡荡教室和老师严肃的脸，那些数字仿佛都长了翅膀从我脑子里飞走了。我卡壳了，没能数完。于是，我没考上。

没学可上的日子，我更加孤独。起初，我只是每天待在家里，翻看从邻居胡翠英家借来的、已经卷了边的几本连环画，或者用捡来的粉笔头在地上胡乱画画。当母亲做饭时，我帮着她择菜，那是我一天中为数不多的、能感受到一点家庭温情的时刻。

母亲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她白天尽量带着我到街上买东西，在大院里散步，指给我看水房、食堂、公共厕所的位置，让我尽快熟悉这个新的“牢笼”。她鼓励我出去玩，结交新朋友。可我站在大院中央，看着那些追逐打闹的孩子，感到的只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我想念的是毛园村里那些可以一起在泥地里打滚、可以共享一个烤红薯的朋友。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像江南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了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父亲不知托了什么关系，把我送进了南大街的一所私立学校。学校条件简陋，但总算让我有了一个去处。我开始慢慢适应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的节奏，也渐渐学会了听懂县城孩子们的口音和游戏规则。

白天，父母都要上班，家里空无一人。我得到了一把用红绳系着的钥匙，挂在了脖子上。这把冰凉的金属钥匙，成了我“城市身份”的象征，也象征着我无人管束的、野草般生长的童年。一日三餐，我都在医药公司的食堂解决。

第四章 食堂交响曲与“舵手”的召唤

医药公司的食堂，是一个充满烟火气与集体主义仪式感的地方。在公司最后一座高大的、青砖砌成的建筑，里面排列着数行矮矮的四方饭桌和长条板凳。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种大锅菜和蒸笼布混合的味道。

我没有手表，判断时间的唯一标准，就是大街上喇叭里传出的革命歌曲。中午十二点和傍晚六点，准时会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激昂旋律、铿锵歌词，像生物钟一样刻进了我和所有大院孩子的脑子里：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哟，瓜儿离不了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每当这歌声响起，无论是在沙坑里挖战壕，还是在墙角斗蟋蟀，孩子们都会像听到集结号的士兵，瞬间停下手中一切游戏，呼朋引伴，朝着同一个方向——食堂，发足狂奔。歌声就是命令，吃饭就是战斗。

食堂里，我们这些孩子是一个独特群体，活泼好动，甚至无法无天。在等待开饭的短暂时间里，饥饿感和过剩精力无处发泄，我们便用筷子和铝制勺把搪瓷碗敲得震天响。“叮叮当当，哐哐锵锵”，各种噪音汇集成一曲杂乱无章的交响乐，宣示着我们小小的叛逆。这通常会惹来做饭大婶一通大骂：“敲什么敲！一群讨债鬼！再敲就别吃了！”骂声虽凶，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我们缩缩脖子，吐吐舌头，安静片刻，等大婶一转身，又故态复萌。

每天的食谱几乎是固定的。早餐是稀饭和咸菜，午餐和晚餐多是糙米饭、一个不见油星的炒青菜，偶尔会有一顿萝卜烧肉，那便是孩子们的节日。我每餐的定量是十六俩制的二俩饭，用一个小小的铝制饭盒装着。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来说，这点饭只能吃个半饱不饱。我常常把饭粒扒得一粒不剩，连饭盒边缘的米粒也会小心地舔干净。

食堂做的发糕是我的最爱。那是一种用玉米面或米浆发酵后蒸成的糕点，金黄油润，松松软软，吃起来带着一股甜味。后来我知道，那甜味并非来自珍贵的白糖——那个年代白糖是凭票限量供应的稀罕物——而是来自一种叫做“糖精”的化学制品。但那时在我心中，这块软糯香甜的发糕，就是人间至味，是灰暗食堂生活里一抹亮丽的暖色。

第五章 解决饥饿的办法

我每天早晨总是被各种声音唤醒：挑水人的扁担吱呀声、沿街叫卖豆腐脑的梆子声、以及从十字街口传来的卸门板声。六岁的我揉着眼睛走出家门时，太阳才刚刚爬上东门老街的豁口。

我和袁建民的友谊始于一张褪色的双人课桌。开学第一天，他就用削尖的铅笔在桌子正中画了条歪歪扭扭的线。

“这边归你，那边归我。”他说话时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

我很快就发现了袁建民的与众不同。当其他孩子还在为抢秋千打架时，他已经能准确说出十字路口二十多家商铺的营业时间。更神奇的是，他口袋里总装着用油纸包着的茴香豆或毛栗等，偶尔还会分我几粒。

“你爸妈给你零花钱了？”我嚼着毛栗含糊地问。

他神秘地摇摇头，嘴角沾着盐屑：“这是个秘密。”

真正让我见识到这个秘密，是在那个饥饿的午后。

医药公司的食堂用的是十六两制，二两米饭盛在铝制碗里，薄薄一层刚盖住碗底。我吃完后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还是觉得胃里空落落的。

“我从来没吃饱过。”我趴在课桌上对袁建民说。

他正专注地舔着手指上的盐渍，听到我的话抬起头：“我也是。但我有办法。”

第二天放学，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拉着我往十字街口走去。

“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那时的县城，商铺都集中在以十字街口为中心的四条街上。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两旁是带排门的店铺：杂货铺、布庄、药铺、文具店……每家的售货台都是厚重的木制柜台，因南方潮湿，柜台下面都伸着二三十高的脚。

袁建民在一个卖针头线脑的杂货铺前停下。他先是假装系鞋带，然后迅速蹲下，小手伸向柜台底下摸索。

“有了！”他眼睛一亮，掏出来的手指捏着一枚五分硬币。

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钱？”

“大人买东西时，硬币掉地上就会滚进去。”他得意地把硬币在衣襟上擦擦，“走，买烤山芋去。”

那根山芋我们分着吃了，软糯，香甜，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从此，我和袁建民开始了我们的“寻宝”之旅。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后，我们都要沿着十字街口的商铺转一圈。

袁建民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每家店铺每周只去一次，免得被老板发现。

“这是老天爷给的饭钱，不能贪心。”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像个老学究。

我们渐渐摸清了每家柜台的特点：杂货铺的柜台脚下常有硬币，因为买针线的老太太们掏钱时容易掉；书店的最少，买书的人都很仔细；药铺的最多，抓药的人心急，硬币掉了也顾不上捡。

最难忘的是在南门街布庄的那次。那天袁建民发烧在家，我独自一人去了布庄。柜台很高，我踮起脚才勉强能看到台面上摆着的各色布匹。蹲下身摸索时，我摸到了硬硬的东西——不是一枚，而是一小堆。

　　我的心怦怦直跳，想起袁建民的规矩，只取了一枚五分的。正要起身，布庄老板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小鬼，在干什么？”

我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紧攥着那枚硬币，手心全是汗。

“我、我东西掉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老板是个戴圆眼镜的胖老头，他眯着眼打量我：“你是老袁家的小子？”

我摇摇头：“我是他同学。”

老板忽然笑了：“建民那孩子，上个月捡到我掉的金袖扣，特地送回来了。告诉他，以后需要帮忙直接跟我说，不用总蹲在柜台底下。”

我红着脸跑出布店，那枚五分钱在手心里攥得发烫。

找到的硬币我们都存在袁建民做的竹筒里，满了就倒出来数。最多的一周，我们捡到了八角六分，足够买六根山芋、两斤毛栗，还能剩几分买冰棒。

但好景不长。深秋的一天，暴雨刚过，我们照例去寻宝。在十字街口东北角药店柜台下，袁建民刚蹲下，就惊叫一声跳起来。

“怎么了？”

他摊开手掌，掌心不是硬币，而只湿漉漉的死老鼠。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后来我才知道，他最怕老鼠，因为家里粮少，常有老鼠爬到他床上找吃的。

那天我们破例用全部积蓄买了四个肉包子，其实包子是要粮票，看我两是孩子，就卖给我们了。坐在西街大木桥底下一言不发地吃着。肉香四溢，汁水顺着嘴角流下，但袁建民吃得很慢，眼神空洞。

“要是能天天吃上肉包子就好了。”他喃喃道。

冬天来临时，我们的秘密行动越来越难。寒风吹得人手指僵硬，在地上摸索变成一种折磨。有次我摸到一枚冻在地上的硬币，用力过猛，指甲都掀翻了，渗出的血滴在雪地上像梅花。

袁建民撕下作业本的一角替我包扎：“等开春就好了。”

可还没等到开春，变故就来了。

那年腊月，离春节还有十几天，县城里张灯结彩，办年货的人摩肩接踵。对我们来说，这本该是“丰收”的季节。然而当我们照例去寻宝时，却发现每家商铺的柜台下都空空如也。

“怪了，今天怎么一个都没有？”袁建民挠着头。

连续三天都是如此。我们的储钱竹筒已经见底，饥饿感重新袭来。

第四天，谜底揭晓了。我们在“杂货店”外看到一个比我们更小的孩子正蹲在柜台下摸索。接着在下一家，又看到一个。

袁建民拉住其中一个问：“你们在干什么？”

那孩子怯生生地说：“捡钱买吃的。我哥说，南门街的袁建民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何时，我们的秘密已经传遍了附近的孩子圈。

那天回家路上，袁建民格外沉默。快到分岔路口时，他突然说：“明天不去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远点的街……”

他摇摇头：“人太多了，会被大人发现的。到时候谁都捡不成。”

他说的对，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那以后饿了怎么办？”

袁建民踢着路上的石子，许久才抬头看向暮色中的十字街口：“总会有别的办法的。”

开春后，我比袁建民先找到了新办法——我带着他去城西的小山上剪夏湖草卖给医药公司收购站，甚至学会了用蜘蛛网粘知了烤着吃。

我们再也没去过那些柜台底下。但偶尔路过十字街口时，还是会不自觉地朝柜台下瞥一眼。有时会看到新的孩子在重复我们当年的动作，这时袁建民就会轻轻拉我走开。

“让他们捡吧，”他说，“至少今天能吃饱。”

第六章 大院里的“流浪者”同盟

渐渐地，我在大院里结识了一批同龄人。我们像一群野生的、自发组成的小团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浪者”同盟。

陈霞，是个扎着两个长辫子、是家中长女，胆子比男孩还大的姑娘，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头儿”，主意最多。胡翠英，独生女，文静秀气，但家里条件似乎最好，因为她有时能把她爸爸那辆珍贵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偷偷推出来，供大家练习。郑青，和我也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大个头，力气大，喜欢唱歌，憨厚老实，是我们游戏的忠实参与者。二毛和小聪是兄弟俩，机灵得像两只猴子，爬树、上房顶，无所不能。

我们每天成帮结伙地周游在医药公司这个大院里，探索着每一个角落，经历着各式各样令我们兴奋、不解和迷茫的事情。仓库后面堆放的废弃木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晾晒药材的场地，是我们玩捉迷藏的绝佳场所；大院墙根下潮湿的泥土里，可以挖到蚯蚓，用来钓食堂后面小河里根本钓不到的小鱼。

最让我们兴奋的，是胡翠英推出的那辆自行车。二八车对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匹高大的钢铁骏马。我们个子矮，跨不上去，只能先练“单脚滑车”——双手扶着车把，一只脚踩在脚蹬子上，另一只脚在地上使劲蹬，让车滑行。熟练之后，就开始练更高难度的“掏裆骑”——左脚踏着左脚蹬子，右脚从横梁下面掏过去，别扭地蹬着右边的蹬子。整个人的姿势极其滑稽，屁股一撅一撅的，身子严重倾斜，全靠腰力和臂力艰难地保持着平衡。

摔跤是家常便饭，膝盖和手肘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但学习的热情和掌握新技能的渴望，压倒了对疼痛的恐惧。到底是小孩子，身体灵活，平衡感好，没过多久，我们这群孩子，居然都歪歪扭扭地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我们能骑着这“高头大马”，摇摇晃晃地穿过大院时，那种迎风飞驰的成就感，仿佛征服了整个世界。

第七章 水房前的“智慧”与代价

每天晚饭后，有一项雷打不动的集体活动——去东门街旁边的水房打开水。家家户户都需要热水洗漱，暖水瓶就成了必备品。我们这些孩子，便拎着家里各式各样的暖水瓶，相约着一起前往。

水房是一间夹在工商局和医药公司两个大院之间孤零零的小砖房，门口蹲着一个巨大的锅炉，整天冒着白色的水蒸气。烧水的师傅姓王，是个脸上总是挂着煤灰、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打一壶开水一分五厘钱。起初，我们像大人一样，自觉地往一个挂在牆上的、只留一道小缝的小木盒里扔硬币。王师傅通常坐在水房门口的板凳上，听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或者干脆把板凳搬到水房前那棵大榆树下，摇晃着蒲扇乘凉。他只需要听到打水的人往木盒子里扔钢蹦儿时发出的那一声清脆的“铛”，便知道此人自觉地交钱了。往往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周，他才会打开那个小木箱，清点里面积累的硬币。

这种基于信任的、粗放的管理模式，很快就被我们这群“聪明”的孩子发现了漏洞。王师傅只凭听觉，并不转头查看。于是，一个“妙主意”在我们的小圈子里诞生了。

我们从家里的针线盒里翻出了一些旧钮扣，或者在路边、沙坑里捡到类似五分、一分硬币大小的圆润的碎玻璃片、小石子，像宝贝一样积攒起来，放在口袋里。再去打开水时，走到小木箱前，趁王师傅不注意，或者即使他看着，我们也假装从容地，把钮扣或者玻璃片丢进去，发出“铛”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在我们听来，与真正的钢蹦儿落下的声音几乎无异。

省下来的钱，我们并没有乱花，通常是凑在一起，去街角的老头那里买一小包炒毛栗子或烧的山芋。几个人分着吃，那栗子的香甜，似乎因为带着一丝“冒险”得来的味道，而显得格外美味。

我们一度为自己的“智慧”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持续享受“福利”的捷径。然而，我们显然低估了其他孩子的“智慧”，也高估了王师傅的容忍度。

终于有一天，王师傅像往常一样打开那个小木箱准备清点收入时，倒出来的，除了稀稀拉拉的硬币，竟有近一半是五颜六色的钮扣、闪闪发亮的玻璃片和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块。

可以想象王师傅当时的愤怒。他气得脸色铁青，站在那棵大榆树下，叉着腰，对着整个大院的方向破口大骂，骂我们是一群“B养的”、“没家教”、“手脚不干净”，诅咒我们将来没出息。他那粗哑的骂声，穿透了傍晚的薄暮，传遍了大院的每个角落。我们躲在家里，吓得不敢出声，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从那以后，水房前的秩序被彻底改变了。王师傅收起了他那套信任体系，像个老侦探似的，用锐利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每一个前来打开水的孩子，并且一定要我们走到他面前，当着他的面，把钢蹦儿亲手放进木箱，他还要仔细地盯着，确认那是一枚真正的硬币。

我们那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在成人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次事件，像一记无声的警钟，在我懵懂的心里，第一次清晰地刻下了关于“规则”与“代价”的印记。我们失去了用钮扣换取毛栗子的“捷径”，却似乎得到了一些更重要的、关于成长的东西。

第八章 突发因祸得福

在医药公司食堂吃“十六两制”的饭，二两的量填不饱肚子。因自小不在父母身边，这份饿，我从没对他们说过。

直到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母亲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为了不让我下午放学回家时饿得慌，她总会在“碗柜”里悄悄放上一根煮熟的小山芋。那哪是什么正经碗柜？不过是三只废弃的装药木箱叠在一起，顶上再架个开口朝前的木箱，勉强凑成的储物地方。

那天放学，我像往常一样冲回家，高高举起右手去扒拉最上面的木箱——个子太矮，眼睛根本看不到里面，只能凭着感觉胡乱摸索。山芋没摸着，“哗啦”一声，整个“碗柜”突然翻倒，从我的眼前砸向地面。家里所有的碗碟，在一阵刺耳的碎裂声中，全摔成了齑粉。

我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这下，闯大祸了！

母亲推开门时，最先看到的是我胳膊上结痂的划痕。她的目光越过我，落在那一地碎瓷片上——青花碗是她从木镇国药号带来的，白瓷盘是父亲去年出差时捎回的，此刻全成了大大小小的光点，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雪。

“碗柜……”她声音发颤，那个由四个药箱叠成的宝贝，此刻歪斜在地上，最顶层的箱子裂了道缝，露出里面空荡荡的黑暗。

我攥着衣角，等待巴掌落下。可母亲只是蹲下身，一片片捡着碎瓷。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捡得很慢，仿佛每一片碎瓷都割在她心上。

“为什么？”她终于问。

“找山芋”这个字从我喉咙里滚出来，我只得实话实说。

她猛地站起身，木屑和草药味从翻倒的碗柜里弥散开来。那三个装药木箱叠成的基座，最底下那个还印着“茯苓”的字样。最顶上那个开口朝前的木箱，原本装的是当归——她说当归补血，可我们需要的明明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好，你饿。”母亲冷笑一声，攥着两块碎瓷往外走，“让你吃个够。”

食堂已经熄了灶火，她敲开小窗，和炊事员大婶说了些什么。回来时，她手里端着一个铝饭盒，往桌上一顿。

“四两饭(十六两制)。”她说，“吃完，今天这事就算了。吃不完——”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后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眼中有种近乎绝望的神情。

我揭开饭盒。

米粒堆成小小的山丘。四两就是125克，是平时二两的整整两倍。蒸汽扑在我脸上，带着粮票换不来的饱满香气。我甚至没拿筷子，用手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

第一口，米粒刮过喉咙像沙砾。

第二口，尝出蒸饭时掺了红薯丝。

第三口，第四口……我埋着头，拼命地吞咽，仿佛要把这一年来的饥饿都填满。那些中午蹲在食堂墙角飞快扒完二两饭的日子；那些看着同学掰扔饭粒喂麻雀，肚子咕咕叫的午后；那些扒拉药箱找山芋，指甲缝里塞满木屑的黄昏——全都就着这盒饭，一口口咽下去。

吃到一半时，我噎住了，胸口堵得发疼。母亲一直站在阴影里看着，此时动了动，却终究没去倒水。我用手背抹抹嘴，继续往嘴里塞。饭已经凉了，米粒变硬，像小小的石子。

最后一粒米被我舔进嘴里。

饭盒光可鉴人，映出我油乎乎的嘴角。我把饭盒举给她看，像展示一个战利品。

母亲走过来，伸手摸了摸空饭盒，又摸了摸我鼓胀的胃部。她的手指很凉，在我肚子上停留了很久。然后她突然转身，从翻倒的药箱堆里扒拉出一个布包。

“过来。”她说。

我跟着她走到院子里的石磴旁。她让我躺下，掀起我的衣服。我以为要挨打，闭紧眼睛。可她只是把听诊器——那个冰冷的圆盘，贴在我胀鼓鼓的肚皮上。

　　“别动。”她说，耳朵凑在听筒上。

晚风吹过，我听见自己胃里米粒蠕动的声音，听见血液奔流的声音。而她听着，像在听一个新生命的胎动。

“胃撑大了。”她喃喃自语，“像那些孕妇……孩子在里面长大……”

她收起听诊器，把我拉起来。我们重新走进屋里，她开始收拾满地狼藉。我伸手想帮忙，她挡开我，独自把最重的那个茯苓药箱扶正。木箱侧面露出一张泛黄的纸，我这才发现这些药箱内壁都糊着中药方子——黄芪三钱，当归二钱，熟地四钱。原来这些年，我们家的碗柜一直飘着药香。

第二天开始，我的饭盒里总是装着四两。

母亲不再把饭打回家，而是直接让我在食堂吃。她站在打饭窗口后，亲自给我盛饭——真正的四两，压得实实在在。

“我儿子，四两。”她说，声音不大，但整个食堂都听得见。

小朋友们窃窃私语。有人说我饭桶，有人羡慕地看我饭盒里堆起的小山。而我埋头吃着，每一口都品得出重量。

第九章 转学城关一小

南门街的售货柜台、柜台脚下沾着灰尘的硬币、和袁建民分食一根山芋时指尖残留的糯香……这些记忆的碎片，并未因我离开那所带有旧弄堂影子的民办小学和挤在一至三年级复式班级上课而立刻消散。但它们确实被新的生活冲刷，褪色，最终稳妥地安放在心底某个柔软的角落。

第二年，得益于父亲的帮助，我成功转入了公办的城关一小。迈进那有着两座并立的天主教高塔、操场中央立着木质篮球架的校园时，我像一头误入人工林苑的小兽，带着山里来的懵懂与不安。这里的同学，多是城里干部、职工家的孩子，他们皮肤白皙一些，说话尾音上扬，带着一种我陌生的腔调。最关键的是，他们几乎都上过幼儿园。当老师在拼音课上指着“a、o、e”，他们能轻松跟读，而我，只在田间地头听过风声和牛哞；当他们在算术课上熟练地数着手指，进行十以内的加减时，我还在心里默默回想，十六两制下的二两饭，到底能铺满碗底多厚的一层。

我成了那个“山里来的傻小子”。回答问题时的口音会引来窃笑，做广播体操时笨拙的动作显得格格不入。我的世界在踏入城关一小的瞬间，仿佛被割裂了。一边是南门街的质朴、野性与饥饿，另一边是这里隐约的秩序、规整和我无法融入的“见过世面”。一二年级的时光，于我而言是费劲的，像是在泥泞里跋涉，努力想够着前面那群穿着整洁鞋袜的孩子们的脚步。

我的世界被割裂成两半。一半是丁挢毛园村在尘土和南门街那个复式班的滚闹，却自由得如同野草般的童年；另一半，是城关一小这所充斥着规整秩序、陌生口音和无形壁垒的“人工林苑”。我像一株被强行移植的、带着泥土的植物，在这片过于洁净的土地上，显得格外扎眼和萎靡。而将这种割裂感具象化，并时常让我感到刺痛与惶惑的，是我的班主任苏老师，和我的同桌，陈小雷。

苏老师教语文，约莫四十岁的年纪，梳着齐耳的短发，一丝不苟，衣服的领口总是扣得严严实实，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她的眼神锐利，仿佛能穿透你笨拙的外表，看到你心里那片知识的荒芜。她走进教室，空气似乎都会凝滞几分。而我，恰恰是她视野里那片最显眼的“荒芜”。

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我的同桌——陈小雷。他是著名作家陈登科最小的儿子。这个身份，在苏老师那里，仿佛自带一层耀眼的光环。陈小雷本人，倒也并不张扬，他有着城里孩子特有的白净面庞，穿着合身的蓝色卡其布学生装，说话不急不缓，带着一种我无法企及的从容。他的文具盒是铁皮的，上面印着彩色的图案，里面的铅笔总是削得尖尖的，橡皮也干干净净。这与我的破布书包、短短的铅笔头以及那块永远擦不干净作业本的脏橡皮，形成了惨烈的对比。

苏老师极其推崇陈登科同志。语文课上，她不只一次地中断正常的教学，用她那带着崇敬的、尾音上扬的腔调，向我们介绍陈登科的小说。

“同学们，”她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我们，最后往往会落在陈小雷身上，变得格外柔和，“你们要知道，坐在你们身边的陈小雷同学，他的父亲，就是我们省里鼎鼎大名的作家陈登科！陈作家写过很多了不起的作品，比如《杜大嫂》，歌颂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女性；还有《淮河边上的儿女》，写了我们淮河儿女的奋斗精神。”

她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我则低着头，用手指死死抠着课桌上的裂缝。那些书名对我而言，遥远得像天上的星辰。我所知道的“故事”，是奶奶在煤油灯下讲的狐仙鬼怪，是南门街上贩夫走卒口中的奇闻异事，它们登不上苏老师口中这文学的“大雅之堂”。

最让苏老师激动的，是陈登科先生刚刚发表不久的长篇小说《风雷》。她几乎是用一种宣告式的语气对我们说：“同学们，尤其是陈小雷，你要向你父亲学习！我们都要学习！陈作家最新的小说《风雷》，就是以我们青阳县、以老田吴为背景创作的！这是我们青阳的光荣！你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又有这样的榜样在身边，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也争取当个作家，用笔杆子为人民服务！”

“作家”这个词，第一次像一颗沉重的石子投入我心湖，却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泛起。我只感到一阵麻木的恐慌。当作家？我连“a、o、e”都念不囫囵，当天的生字词还没认全，昨天的算术题还错着大半(因我奶奶开药店出身，自小教我十六钱为一俩，十六俩为一斤。由十六进位转十进位而犯糊涂。)。苏老师描绘的那条光辉灿烂的文学之路，于我而言，比县城南边那座最难爬的笔架山还要陡峭。我看着身边的陈小雷，他平静地听着，偶尔在苏老师目光投来时，微微挺直一下脊背。我想，他大概生来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了吧，他的家里，一定堆满了书，弥漫着墨香，他的父亲，会教他认字，给他讲故事。而我呢？我的父亲在为了工作的常驻乡而奔波，我的母亲，她的世界里除了上班只有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和算不完的柴米油盐。

巨大的差距，像一道鸿沟，横亘在我与陈小雷之间，也横亘在我与城关一小整个集体之间。我的学习成绩毫无悬念地稳居班级末位。拼音听写，满纸红叉；算术作业，错误连篇；就连我最不用动脑筋的模仿画画，也因画了一只乡下的土狗而被同学嘲笑“像头猪”。

苏老师的耐心，在我一次次的“不开窍”中逐渐消耗殆尽。她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期待，到后来的失望，最后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责备。她开始频繁地找我谈话，内容千篇一律：“你要努力啊，要向陈小雷、杜敏、李跃松(后两位后转去城关二小)同学看齐，你看看人家，家学渊源，成绩优秀，你呢？你不能总这么拖班级的后腿啊！”

这些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本就敏感自卑的心上。然而，比这更让我恐惧的，是苏老师的“终极武器”——打电话找我妈。

我家那时没有电话，苏老师是把电话打到医药公司，再由单位的人转邀我母亲接听，母亲则阴沉着脸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接电话时，我就知道，我的“末日”又要来临了。

母亲从单位回来，那股低气压能瞬间充斥我们逼仄的家。她不会立刻打我骂我，而是用一种极不耐烦、甚至带着怨愤的语气，开始她的“训诫”。

“又是你们苏老师！”她一边用力地搓洗着盆里的衣服，或者“哐当”一声把锅铲砸在锅沿上，一边数落，“说我怎么教育的孩子！成绩差，反应慢，上课走神，跟同学不合群……我说了多少遍了？让你在学校里用功！用功！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

我瑟缩在墙角，不敢出声。

“人家陈登科的儿子当然好！那是祖上积德，是人家命好！我们是什么人家？是普通家庭！我和你爸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供你上学，是指望你将来有出息，不是让你去学校给我丢人现眼，让老师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训我的！”

母亲的话语，像冰冷的钉子，一根根将我钉在“无能”和“丢人”的耻辱柱上。她不懂什么《风雷》，也不关心什么作家梦想，她感受到的，是苏老师电话里那种隐含的指责——指责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职。她把在外部世界感受到的压力和屈辱，加倍地倾泻到我身上。她的不耐烦，源于生活的重压，也源于对我这个“不争气”儿子的失望。在她看来，学习是唯一的出路，而我，正愚蠢地把这条路走成死胡同。

有一次，苏老师又在电话里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建议家长多给我买些课外书。母亲挂了电话，对着刚刚放学回家的我，气不打一处来：“买书？买什么书？课本都读不好，还看什么闲书！那东西能当饭吃吗？你知道一本闲书要多少钱吗？够买几斤菜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说。我知道，母亲的世界是现实的，是斤斤计较的，是由一分一厘构筑起来的。苏老师和她所代表的那个关于文学、关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于母亲而言，是遥远而奢侈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瞎讲究”。

于是，我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夹缝之中。在学校，我是苏老师眼中需要被改造、需要向同桌同班看齐的“落后分子”；在家里，我是母亲眼中惹来麻烦、让她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的“麻烦源头”。我无处可逃。

我和同桌陈小雷的关系，也因为这巨大的反差而变得微妙而疏离。我们共用一张课桌，却像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星球。他偶尔会好心地把他的《小朋友》画报借给我看，那彩色的图画和有趣的故事让我着迷。但当我伸出手，想去接那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杂志时，看到自己指甲缝里没洗净的污垢，又会猛地缩回来，讷讷地说：“我……我手脏。”陈小雷也不勉强，只是默默地把画报收回。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却厚如墙壁的隔膜。

有时，上语文课，苏老师讲到动情处，又会提起《风雷》，说起老田吴的故事。同学们的目光都会聚焦在陈小雷身上，带着羡慕。只有我，深深地埋下头，仿佛那荣耀的光芒也会灼伤我。我知道老田吴，那是在九华山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应该与我记忆中的明塘大队应有相似之处。可是，经由陈登科先生的笔，经由苏老师的口，那个我可能熟悉的地方，变得如此陌生而高贵，它成了文学的素材，成了光荣的象征，而我记忆里的明塘大队毛园村，却只剩下贫穷、饥饿和尘土。这种奇异的错位感，让我更加困惑。

日子在这种压抑与挣扎中缓慢流逝。苏老师的电话依旧会不定期地响起，像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母亲的抱怨与不耐烦也成了家常便饭。我变得更加沉默，在课堂上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祈祷苏老师不要点我回答问题。我像一只躲在硬壳里的蜗牛，敏感地探触着外界的一切风吹草动，然后又迅速缩回自己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没有《风雷》的激荡，没有成为作家的梦想，只有医药公司午后慵懒的阳光，售货柜台上那一点点糖果的微光，以及与袁建民分食山芋时，指尖那短暂却真实的糯香。这些记忆的碎片，是我唯一能紧紧抓住的、属于我自己的“光”。然而，这光，在城关一小这片“人工林苑”里，显得那么微弱，那么不合时宜。前方的路，被苏老师的期望、母亲的怨怼和与陈小雷的差距所笼罩，一片迷茫。我这条从山里来的小兽，在这片陌生的丛林里，迷失了方向，只能凭着本能，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

第十章 银幕上的光

然而，白天的局促与困窘，总能在夜晚得到救赎。那时，县城里最大的盛事，便是西门广场的露天电影。

消息总是不胫而走。傍晚时分，只要看见广场边缘那两根歪斜的木杆之间挂起了巨大的、镶着黑边的白色幕布，孩子们的心就像被点着的炮仗，瞬间炸开了欢欣。晚饭会吃得格外匆忙，碗一推，便抱起自家的小板凳，冲出家门。巷子里响起一片杂沓的脚步声，和板凳腿磕碰青石板的哐当声，汇成一支奔向快乐的进行曲。

抢占“有利地形”是头等大事。我们必须赶在放映员那只大木箱和神秘的放映机架设起来之前，在幕布正前方圈定自己的“领土”。有时去得晚了，最好的中心位置早已被大小板凳占据，我们这些后来者，只能悻悻地在侧翼或者后方安营扎寨。若遇到像《地道战》这样极受欢迎的电影，广场上人山人海，连幕布反面的空位都会坐满人。

　　坐在反面看电影，是另一种奇特的体验。人影是左右颠倒的，字也是反的。八路军变成了“军八路”，高传宝举枪的姿势显得别别扭扭。但这丝毫削减不了我们的热情。声音是一样的雄壮，音乐是一样的激昂，反面观看，反而有了一种参与某种秘密行动的乐趣，仿佛我们和正面看的观众，共同守护着同一个英雄梦想。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我们的英雄梦想，几乎全由三部电影浇筑而成——《地道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它们像三位永不换岗的守护神，轮番占据着西门广场那块巨大的银幕。我们的童年，也因此被烙上了独特的、只有三种色彩的光影印记。

《地道战》是我们接触最早的“军事教学片”。当银幕上出现“一九四二”的字样，当日军的铁蹄踏向河北高家庄，我们的小拳头会不自觉地攥紧。黑烟、火光、百姓的奔逃，制造着最初的愤怒与恐惧。但很快，智慧的光芒驱散了阴霾。村民们从炕洞下、灶台里、驴槽中神出鬼没的身影，让我们惊叹不已。那纵横交错、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在我们心中，简直比任何迷宫都更具魅力。

“高！实在是高！”汤司令那谄媚的拇指和这句台词一出，全场总会爆发出最大的哄笑。我们嘲笑他的愚蠢，更反衬出高传宝和民兵们的机智。当地道从防御工事演变为进攻网络，当假地雷、翻身洞、防水防火防毒气的巧思一一展现，我们仿佛也成了其中的一员。最后，伴随着那首铿锵有力的旋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民兵们从房上、地下、水中 everywhere 钻出，将敌人彻底消灭，我们的情绪也达到顶点。散场后，孩子们会模仿着电影里的对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在巷战游戏里，墙角、草垛、甚至家里的桌子底下，都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地道入口”。

《南征北战》则为我们勾勒了更为宏大的战争画卷。它不像《地道战》那样充满草根的巧思，而是弥漫着一种运动战的大开大合。影片开头，解放军大规模撤退，我们这些小孩子起初是看不懂的，只觉得憋屈。为什么我们的大炮要炸掉？为什么要离开家乡？直到那位沉稳的师首长说出：“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我们才似懂非懂地感受到一种战略的纵深。

这部电影里，有我们最喜欢的“赛跑”情节。国民党的军队坐着汽车轮子，我们的解放军靠的是“铁脚板”。那句“同志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的动员，总能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羡慕那些能趴在铁轨上听声音判断敌军距离的战士，更对最后摩天岭上的争夺战念念不忘。当解放军抢占山顶，用密集的火力将往上爬的国民党军打得人仰马翻时，我们会激动得从小板凳上跳起来。电影里那位胖乎乎的国民党军官无奈地说：“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又成了我们互相打趣时的经典语录。

《地雷战》带来的，是另一种创造的快乐。山东赵家庄的村民们，用他们的智慧，将黑火药、铁疙瘩、瓷碗、甚至石头，都变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石头雷”、“铁水雷”、“子母雷”、“头发丝雷”……每一种新地雷的发明和试验成功，都引来我们的一片惊呼。我们尤其喜欢那个用屎盆子伪装的“臭雷”，爆炸时糊了伪军一脸，既解气又充满了恶作剧式的幽默。

赵虎的勇敢，玉英的细心，雷主任的沉稳，还有那位老石匠的精湛技艺，共同组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群像。那首“民兵都是英雄汉，不怕艰苦不怕难……”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也置身于那片遍布地雷的丛林，与英雄们一同战斗。电影结束后，我会到处寻找瓦罐、绳子，甚至偷偷收集灶膛里的木炭和家里过年剩下的鞭炮，试图模仿制造我们自己的“土雷”，当然，结果往往是徒劳的，或者换来我父亲的一顿呵斥。

这三部电影，我们看了究竟多少遍，早已数不清。次数多到，当银幕上一个人物刚开口，我们就能齐声接出下一句台词；多到，每当插曲的前奏响起，我们就能跟着哼唱完整首；多到，闭着眼睛，脑海里就能完整地放映出所有的战斗场面。

它们不仅仅是电影，它们是我们匮乏物质生活之外，最丰盛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懵懂认知里，关于英雄、智慧、勇气和胜利的最初启蒙；更是我们这群西门广场上的孩子，共同拥有的、滚瓜烂熟的、百玩不厌的集体游戏脚本。

在城关一小，我或许仍是那个有些格格不入的“山里小子”，但在西门广场的星空下，在《地道战》的枪声、《南征北战》的冲锋号和《地雷战》的爆炸声里，我和所有孩子是平等的。我们为同一个胜利欢呼，为同一个敌人愤怒，背诵着同样的台词，做着同样的英雄梦。

那方银幕，像一扇窗，为我们这些身处小县城的孩子，打开了通往宏大历史与革命传奇的视野。而银幕之下，我们挤坐在小板凳上，仰着被光影映得明暗不定的小脸，在反复的观看与背诵中，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情感，正悄然生根发芽。它关于家国，关于信仰，关于一种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能迸发出来的、不可战胜的智慧和力量。

这力量，曾经指引高家庄的村民挖通地道，指引山东的民兵造出地雷，指引解放军的铁脚板跑过汽车轮子。它似乎也在隐隐地告诉我，白天在学业上的那些“费劲”，或许也像一场战斗，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拥有不屈的意志，终能取得胜利。

露天电影散场时，人声鼎沸，手电光柱在夜空中杂乱交织。我抱着尚有余温的小板凳，随着人流往家走。脑海里还回响着电影的配乐，嘴里无意识地念叨着刚背下的台词。夜空中的星星很亮，像一颗颗钉在天鹅绒上的银钉。回头望去，那块巨大的白色幕布在晚风中微微鼓动，仿佛还在回味刚刚逝去的金戈铁马。它静静地立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次，再次为我们点亮那个黑白分明、却又无比绚烂的英雄世界。

第十一章 用珠子开巧了大脑

但是在学校，那种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感觉，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苏老师的电话成了我们家的晴雨表，电话一来，家里的空气就变得又厚又重，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母亲那带着怨气的沉默，比直接的打骂更让我恐惧。它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牢牢罩住，网眼里塞满了“笨”、“不争气”、“丢人”这些字眼。我甚至开始害怕星期天，因为那意味着周一即将到来，意味着又要回到那个让我无所适从的教室，面对苏老师审视的目光和陈小雷那无声的、却无处不在的优越。

转机，发生在一个看似寻常的星期天。前一天的晚上，我隐约听到父母在里间低声商议着什么。母亲的声调依旧是高的，带着惯常的不耐烦：“……能有什么办法？苏老师话里话外，不就是嫌我们当家长的没管吗？脑子笨，随了谁？我看就是随了你老陈家！”父亲的声音则低沉许多，嗡嗡的，听不真切，只偶尔有几个词漏出来，“……总得想想办法……不是那块料……别的路子……”

第二天，母亲反常地没有在星期天一大早把我轰起来写作业，或是赶我去做家务。吃过午饭，她沉着脸，从柜子最里头翻出一个深褐色的、油亮亮的东西。那是一个算盘。算盘的框架是深色的木头，被岁月和手掌磨得温润，中间一串串的算珠，大部分是暗红色的，也有几排是白色的，像一群沉默的、等待被唤醒的精灵。

“过来。”母亲命令道，语气里没有一丝暖意，仿佛即将进行的不是教学，而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苦役。

我惴惴不安地挪到饭桌旁。母亲把算盘在我面前放正，手指点着算珠：“看好了。上面这颗，一个代表五。下面这些，一颗代表一。”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菜渍，但拨弄起算珠来，却异常灵活、果断。“啪”的一声，一颗下珠被拨了上去，“这是一。”“啪嗒”一声，一颗上珠被拨了下来，“这是五。”

我盯着那几颗小小的珠子，它们随着母亲的手指，在纤细的竹棍上滑动、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声音，莫名地让我想起了十字街药店东头的新华书店里，那个代写书信的老先生桌上，镇纸压着红纸的声音，有一种古老的、不容置疑的秩序感。

“听着口诀，”母亲板着脸，开始念，“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一去九进一，二去八进一……”

这些口诀像咒语一样钻进我的耳朵。起初，我有些茫然，但眼睛紧紧跟着母亲的手指。她念“三下五去二”，手指便“啪”地拨下一颗上珠（五），同时在上面的梁上“去”掉两颗下珠（二），结果清晰地显示为三。她念“六上一去五进一”，手指便先拨上一颗下珠（一），再拨去一颗上珠（五），然后在左边一档上进一。

一种奇异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像一道光，骤然劈开了我脑中的混沌！

这太简单了！比用手指头数，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列竖式，要简单、清晰太多了！算盘珠子是具象的，可触摸的，口诀是指令明确的，每一步操作都落在实处，看得见，摸得着。它不像那些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在我脑子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它有自己的规则，而这规则，如此严谨，又如此直观！

母亲教我简单的加法，从“一上一”到“九上九”，我几乎立刻就能跟上。她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但脸上的冰霜并未融化，只是又出了几道两位数加一位数的题。我笨拙地，但准确地，按照口诀拨动着算珠。当最终的结果在算盘上显现出来时，我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微弱的成就感。

“减法。”母亲没有表扬，直接进入了下一阶段。“一退一，一退十还九……”减法的口诀似乎更复杂一些，但原理是相通的。 是“退”，是“还”，是清晰的逆运算。我集中全部精神，耳朵听着，眼睛看着，手指模仿着。那个下午，饭桌上的光线慢慢西斜，从明亮的白色变成温暖的金黄色，屋子里只有算珠清脆的撞击声，和母亲平板无波的念口诀声。母亲脸上的不耐烦，渐渐被一种专注取代，她似乎也沉浸在了这种纯粹技艺的传授之中，暂时忘记了儿子的“愚笨”带给她的屈辱。

晚饭后，父亲也凑了过来，坐在旁边默默地看。母亲开始教我乘法。“九九表你会背吧？”她问。我点点头，这是少数我能在课堂上跟上进度的东西。“那就行。乘法和加法差不多，就是连着加。”她教我“小九九”打法，从“一一01”到“九九81”。当“七九63”通过算盘珠子清晰地呈现出来时，我几乎要欢呼起来。这比死记硬背“七九六十三”更有趣，更像一个游戏。

最后是除法。母亲说：“除法最难，是乘法的反着来。”她教了我最基本的“归除”口诀，“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我听得有些吃力，但在父母共同的注视下（父亲偶尔会插嘴，用更直白的话解释一句），我咬着牙，一遍遍练习。当我能独立用算盘算出“六除以三等于二”时，夜已经深了。

母亲放下算盘，长长地吁了口气，脸上是难以掩饰的疲惫，但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别的东西。她看着我说：“这东西，你倒是学得快。”语气里，没有喜悦，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惊奇。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脑子里全是那些上下翻飞的算珠，和那些朗朗上口的口诀。“下五去四”，“上一下五去四”，“退十还五”……它们像一首奇妙的歌谣，在我脑海里反复吟唱。我发现，算盘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自洽的、逻辑严密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模糊，没有歧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与苏老师口中那些缥缈的文学梦想，与陈小雷身上那种无形的文化光环相比，这小小的算盘，这实实在在的技艺，才是我能够抓住的、属于我的“支点”。

从那天起，算盘成了我的秘密武器。我没事就抱着它练习，从简单的账目到复杂的四则运算。那些在纸上让我头晕眼花的数字，在算盘上变得温顺服帖。我仿佛打通了某种关窍，对数字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当然，在苏老师的语文课上，我依然是那个沉默的、缩在角落里的“山里傻小子”。但在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知道，我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某个领域，我拥有连母亲都感到惊讶的领悟力。

时光荏苒，二年级在压抑中终于过去。升入三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苏老师不再教我们，新的班主任是教算术的李文珍老师。

李老师和苏老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她年纪稍轻，剪着利落的短发，圆脸，爱笑，说话语速很快，走路带风。她不像苏老师那样总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和威严，反而更像一个能干又爽朗的邻家大姐。她的课上，总是充满了活力，她喜欢用各种生活中的例子来讲解算术题，买卖东西，分糖果，计算路程……那些曾经让我恐惧的数字，在她的讲解下，似乎也变得亲切了一些。

第一次算术测验来临前，我暗暗握紧了拳头。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

　　测验是在一个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课桌上。发下卷子，教室里一片沙沙的书写声。我深吸一口气，没有立刻动笔，而是先在草稿纸上，用心里那把无形的算盘，将一道道应用题“翻译”成口诀和珠算的步骤。当别的同学还在抓耳挠腮地列竖式、掰手指时，我已经在心里“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

“甲乙两人共有图书15本，甲比乙多3本，问甲乙各有图书多少本？”

这题对很多同学来说有点难。我心里默念：总数15，差3。（15+3）÷2=9，这是甲；（15-3）÷2=6，这是乙。心算配合着虚拟的珠算，答案瞬间清晰。

我流畅地写着解题过程和答案，一种久违的、掌控自如的感觉流遍全身。那不再是泥泞里的挣扎，而是仿佛找到了一条隐秘而坚实的小径，我可以在这条小径上从容前行。

几天后，李老师抱着批改好的试卷走进教室。她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目光在教室里扫视一圈，最后，竟然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次测验，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进步非常大，让我特别惊喜！”李老师的声音清脆响亮，“这位同学的应用题全对，计算题也只错了一个小小的疏忽。”

同学们都好奇地左顾右盼。

李老师拿起一份卷子，朗声念出上面的名字是陈东远。

一瞬间，教室里安静得出奇。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唰”地集中在我身上，有惊讶，有好奇，也有不解。我同桌陈小雷也转过头来看我，他的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习惯性的平静，而是流露出明显的诧异。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心跳得厉害，但这一次，不是因为羞愧和恐惧，而是因为一种混合着激动、骄傲和些许不安的复杂情绪。

李老师走到我身边，把卷子放在我桌上，红笔打的“98”分格外醒目。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全班同学说：“看看，只要找对方法，肯下功夫，没有学不会的知识！大家要向这位同学学习这种进步的精神！”

那一刻，我几乎不敢抬头。但眼角余光能看到，窗外明晃晃的阳光，将课桌染成了暖金色。我仿佛能看到，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板着脸拨动算珠的样子；能听到，那清脆的珠子碰撞声，是如何一点点敲碎了我心中的坚冰。

从那天起，我在三年级（二）班的身份，悄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那个永远垫底的“傻小子”，至少在算术课上，我成了李老师偶尔会点名表扬的对象，成了同学们遇到难题时，会偷偷过来请教的人之一。我与陈小雷之间那堵无形的墙，似乎也因为他偶尔投来的、带着探究意味的目光，而松动了一丝缝隙。

当然，语文依然是我的软肋，苏老师带来的阴影也并未完全散去。但我知道，我已经不一样了。那个从明塘大队走出来的、带着泥土气息的孩子，终于在城关一小这片“人工林苑”里，找到了第一缕真正属于自己的、坚实而明亮的光。这光，源于那架古老的算盘，源于母亲那看似不耐烦却终究没有放弃的传授，更源于在绝境中，一个孩子本能般抓住的、那根关于秩序与逻辑的救命稻草。前方的路，似乎也因此，透出了一点熹微的晨光。

第十二章 运动突起

我正在设法提高语文成绩的同时，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

这一年的八月五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表。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自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为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

从此全国进入混乱状态。开始对被视为“剥削阶级”、“走资派”、“反动派”的人抄家，包括陈登科在内的很多学者、学术权威、知识分子被被虐待，受尽人格上的侮辱。

当然全县城乡各个单位有人被打倒，被开批斗会，同时，“造反派”还开始抄这些人的家。抄家时，无论大人小孩都可随便进出。

那年我和我的小伙伴推开我同桌陈小雷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陈小雷和他的家人全都消失不见了，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时代的重量。多年后等我再次见到他，他已留了一级。

1967年的夏天，青通河的水汽混着樟树味儿弥漫在城南。我和郑青、胡翠英站在陈登科家的院门口，手心里都是汗。郑青指着墙边那棵枝叶婆娑的树说：“看，是桑树。”我惊讶他认得，他垂下眼睛：“我妈尊在蚕场工作过……后来为了多产粮连桑树都砍了。”

这是条奇特的林荫路，外面的喧嚣到了这里突然安静下来，仿佛踏进了另一个时空。碎石子小路通向深处，蝉鸣撕扯着午后的闷热。

真正让我们屏住呼吸的，是青通河边的那个圆形水池。池子干了，用黄泥和砖砌成的边沿已经开裂。池中央堆着石头假山，上面趴着个巨大的乌龟——不是真的，是石头刻的。更让人心惊的是，龟背上用毛笔赫然写着“陈登科”三个字，墨迹深深渗进石纹里。

“他们让他当乌龟。”胡翠英小声说。

郑青往池子里扔了块石子：“《风雷》是毒草。”

我不懂什么《风雷》，只知道苏老师提起这位作家时，眼睛会发光。近期批她时，她怀里还抱着这本厚厚的书。

房子大得超出想象。平房连着平房，曲里拐弯像迷宫。每间屋子都被翻得底朝天，书籍被撕碎，照片散落一地，有个镜框碎了，玻璃碴混着黑白的面容。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空隙前进，生怕惊动了什么。

在靠东的房间里，郑青发现了一沓手稿，纸页被踩满了脚印。他识字比我们多，念出几个字：“……淮北……风雪……”突然把纸塞回乱堆里，像是烫手。

胡翠英在书房门口停住。整面墙的书架空了，书堆成小山，有的被撕了封面，有的拦腰折断。她弯腰捡起一本童话书，轻轻拂去灰尘，又迅速放下。

而我，在可能是卧室的角落里，看见了那串珠子。

它就挂在床柱上，彩色玻璃珠串成的流苏，每颗珠子都不同颜色——琥珀黄、翡翠绿、宝石蓝，阳光从破了的窗纸漏进来，珠子便活了过来，流转着细碎的光。我踮脚取下，珠子相碰发出清脆声响，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

“放下！”郑青低喝。

我捧着珠子左右地看，透过蓝色的珠子，世界变成忧郁的蓝；透过红色的，又像着了火。这一定是作家妻子的？也许是个深夜写作的人，需要些美丽的东西来提醒自己世界原本的颜色。

最后我还是把它挂回了原处。珠子轻轻晃动，像在点头，又像告别。

那天晚上，我问父亲，为什么苏老师敬仰的作家会落得如此下场？父亲正在写县政府文稿的手停住了，和其他大人一样，他只说：“《风雷》惹的祸。”

多年后我知道，是因1964年刘少奇亲自圈定用这部小说列为'四清'运动参考读物所导至。

县医药公司的院墙挡不住外面的风，连院子里的空气都跟着躁动起来。青砖垒的办公楼墙面上，像爬满了五颜六色的藤蔓，一张张大字报从一楼窗台贴到二楼屋檐，红纸、黄纸、粉连纸在风里卷着边，墨汁味混着糨糊的黏腻气，在初秋的空气里飘得很远。

我揣着口袋里半块没吃完的烤红薯，沿着墙根慢慢走。眼睛像被磁石吸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里打转——大多是写给公司总经理高友苗的，黑字写得张牙舞爪，标题里“反革命”“走资派”的字眼格外扎眼，主要是其当美术老师的妻子赵勇脸上搽粉抹口红等内容。可我的脚步还是停在了另一排字前，那上面印着“唐贤珍”三个字，是我母亲的名字，她那时还是县工商联的主委，政协常委，这些头衔如今都成了纸上的“罪证”。

写母亲的大字报，格式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开头必是一段加粗的《毛主席语录》，红墨水圈着句读，显得格外严肃；接着笔锋一转，说“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唯独一小撮牛鬼蛇神在搞破坏”；再往下，就开始捡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不让自己的儿去上山采药，被说成“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上周在政协会议上建议“多给小商户留些周转资金”，竟成了“替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最后总要用些咬牙切齿的话收尾，“砸烂唐贤珍的狗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母亲的名字上，被人用粗黑笔涂了个大大的叉，像块沉甸甸的黑补丁，盖在那些歪扭的字迹上。

是隔壁江老头大字报写上不让自己的儿去上山采药，被说成“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这让我想起:

是有那么一天，脚下是松软的腐殖层，七岁的我像只灵敏的狸猫，在城外山坡的灌木丛里钻来钻去。那时节，课余时间我几乎都耗在这片山上——金银花的藤蔓缠绕在老槐树上，开着淡黄洁白的花；车前草贴着地皮长，肥厚的叶片像一把把小勺子；还有蒲公英，举着毛茸茸的球，风一吹就散了。我把这些草药小心翼翼地采下来，摊在家门口的石板上晒干，然后一股脑儿塞进洗得发白的布口袋，蹬蹬蹬跑到县医药公司收购站。那个戴老花镜的伯伯总是慢悠悠地过秤，从木头钱盒里数出一张二毛钱、几个分币递给我。那叮当响的硬币捏在手心，是买铅笔、橡皮，或者偷偷藏起来看小人书的全部指望。

那是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太阳明晃晃的，林子里的水汽蒸腾起来，混着泥土和草叶的青涩气息。我盯上了一丛长在斜坡下的夏枯草，紫褐色的小花开得正盛。心里一喜，也顾不得脚下，穿着那双母亲省下布票给我买的、已经有些开胶的黄色解放牌球鞋就往下冲。

就在快要够到那丛草药时，左脚猛地一沉，一阵尖锐无比的剧痛瞬间从脚底直窜头顶，痛得我眼前都黑了一下。我“嗷”地叫出声，低头一看，魂儿差点飞了——一根被砍断后斜插在泥土里的竹茬子，像把锋利的匕首，毫不留情地刺穿了那层薄薄的黄色胶底，深深扎进了我的脚心。血，立刻就涌了出来，染红了竹茬，也染红了鞋帮。

强忍着钻心的疼和满眼的泪花儿，我咬着牙，哆哆嗦嗦地把脚从竹茬上拔了出来，每动一下都像有针在扎。血淌得更凶了。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草药，也顾不上那点“财产”了，捡了根粗树枝当拐杖，一条腿蹦跳着，拖着那条伤腿，一步一步往家挪。来时觉得轻快熟悉的山路，此刻变得无比漫长崎岖。

好不容易捱到家门口，天都快擦黑了。母亲正在院里的煤球灶前忙碌，看见我一瘸一拐、满身泥土、左脚鞋子被血浸透的狼狈样子，手里的锅铲“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她惊呼着冲过来，扶着我坐在门槛上，手忙脚乱地帮我脱掉那只被血和泥糊住的球鞋。看到脚底那个还在渗血的、深可见肉的窟窿时，她又心疼又生气。

她打来一盆清水，用软布蘸着，一点点擦拭伤口周围的血污和泥泞，动作轻柔得像是怕碰碎什么珍宝。可她的嘴却没闲着，声音又急又气，带着哭腔：“你个不省心的娃！叫你不要去不要去，偏不听！那山上是你个小孩子整天去的地方吗？看看！看看这脚扎的！疼不疼？啊？让你不长记性！挣那几分钱能顶啥用？要是扎得更深点，伤了筋骨，你可咋办……”就是这被说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没过多久，大字报的花样就多了起来。有人不再满足于写文章，开始编些新口号，用白粉笔写在灰墙上，“唐贤珍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每个字都有拳头大；还有人贴出对联，上联“工商联里藏蛀虫”，下联“政协座上有特务”，横批用红笔写着“彻底清算”，倒真有几分对仗的讲究；最让我心头发紧的是一幅漫画，画里的人梳着母亲常留的齐耳短发，却被画成了青面獠牙的模样，手里拿着算盘，算盘珠子上写着“剥削”二字，旁边围着几个举着拳头的小人，画得滑稽，看在眼里却像针扎似的疼。

往后的日子，每天早上路过办公楼，都能看见新的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红的盖了黄的，黑的压了粉的，像一层又一层的伤疤。那些“新内容”“新花样”，在旁人眼里或许是热闹，在我心里，却只是母亲名字上那个黑叉，一天比一天扎眼。

第十三章 名字的风波

青阳县城内青砖墙上的标语被雨水泡得发皱，墨汁顺着砖缝往下淌，在墙根积成一滩滩深黑的水洼，像极了前些天校门口被踩烂的松花蛋。我攥着口袋里半根硬邦邦的山芋，脚步比往常慢了些——蒋中说他爸从旧货市场淘了本带插画的《西游记》，得趁他妈去合作社领粮本的空当，赶紧去他家翻几页。

绵织厂东边的胡同里静得出奇，往常这个时辰，总有谁家的孩子在巷口拍玩陀螺，或是大妈们倚着门框扯家常，今天却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风卷着几张碎纸片在脚下打旋，纸片上的字迹模糊，只隐约能看见几个歪扭的“打倒”“批判”，像极了私塾先生戒尺上的红印。

快到蒋中家那棵老槐树下时，我听见前头有压低的说话声，还夹杂着撕东西的脆响。我猫着腰往前挪了两步，从槐树粗粝的树干后探出头——蒋中家那扇无装饰的原木门紧闭着，门框两侧的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最中间那张用黄纸写的，墨迹浓得发黑，几乎要把整个墙面都盖严实。

“……资产阶级臭老九，隐藏得倒深！”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正用手指着大字报，声音又尖又利，“两个儿子，一个姓除，叫除华，一个姓蒋，叫蒋中，合着就是‘蒋中除华’！这用心何其毒也！”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窝头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指节都泛了白。蒋中他爸我见过，是东门饭店对门做秤也修自行车的单位工作人员，是斯文先生，每次见了我们都笑眯眯的，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块分给我们吃。怎么就成了他们嘴里的“资产阶级臭老九”了？

正愣神间，蒋中家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蒋中他妈红着眼圈走了出来，身上的蓝布褂子沾了不少墨迹。她伸手想去撕墙上的大字报，却被那个中山装男人一把推开：“你想干什么？这是革命群众的批判成果，你也敢撕？”

蒋中他妈踉跄了一下，扶住门框才站稳，声音带着哭腔：“我们家老蒋不是那样的人，孩子们的名字就是随手起的，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随手起的？”中山装男人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现在可不是你们资产阶级随心所欲的时候，每个字都得经得起革命的检验！”

这时，蒋中从屋里跑了出来，扑到他妈怀里，仰着小脸瞪着中山装男人：“不许你欺负我妈！我爸是好人！”

中山装男人瞪了蒋中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对着围过来的几个人扬声道：“大家都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伪装，表面上斯斯文文，背地里却搞这种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围观的人里有人跟着附和，也有人沉默着，眼神里带着几分同情，却没人敢站出来替蒋中家说句话。我看着蒋中他妈通红的眼睛，还有蒋中紧抿着的嘴唇，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不知过了多久，中山装男人带着几个人走了，蒋中他妈才扶着蒋中回了屋，关门的瞬间，我好像听见屋里传来压抑的哭声。我站在槐树下，看着那满墙的大字报，风一吹，纸张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又像是在嘲笑着什么。

口袋里的山芋早就凉透了，我却没心思吃，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中山装男人的话——“每个字都得经得起革命的检验”。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隐隐作痛，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敦元，是我爷去逝前告诉我奶奶，如果添孙子就用这个名字。“敦”取自《尔雅·释天》里的“在午曰敦牂”，是盛、茂盛的意思；“元”则取自我祖上国药号“陈葆元”的“元”。小时候，奶奶常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爷爷在世时说，咱们家的孙子敦元，以后要像这名字一样，让陈家的香火和药号都茂盛起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也特别有意义，每次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我都会骄傲地把爷爷的话复述一遍。

可现在，看着蒋中家的遭遇，我却觉得这个名字像个烫手的山芋，攥在手里，心里直发慌。蒋中他们兄弟俩的名字只是巧合，就被人拿来大做文章，要是有人对我的名字做文章，那后果不堪设想。

“敦”是茂盛，“元”是陈葆元，合起来就是“让陈葆元茂盛起来”。陈葆元是祖上的国药号，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妥妥的资本主义尾巴啊！要是被人抓住这个把柄，说我想复辟资本主义，那我和我的家人岂不是也要像蒋中家一样，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被人批判，被人唾骂？

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寒颤，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我不敢再想下去，转身就往家跑，脚步踉跄，好几次差点被脚下的石子绊倒。胡同里的风迎面吹来，带着雨后的湿气，却让我觉得浑身发冷，像是掉进了冰窖里。

回到家时，爸妈正在家里收拾家务，见我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脸上还带着惊慌失措的表情，都吓了一跳。妈放下手里的衣服，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敦元，你怎么了？跑这么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攥着妈的手，声音有些发颤：“妈，我想改名。”

爸妈都愣住了，爸停下手里的活，皱着眉头看着我：“好端端的，改什么名？你这名字不是挺好的吗，是你爷爷特意给你取的，有讲究的。”

“就是因为有讲究，我才要改！”我急得眼眶都红了，把在蒋中家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蒋中他们兄弟俩就是因为名字，被人贴了大字报，说他们家搞阴谋诡计。我的名字要是被人做文章，说我想让陈葆元茂盛起来，想复辟资本主义，那可怎么办啊？”

爸妈听完我的话，脸色都沉了下来，大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爸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玉猫牌香烟，却没点燃，只是不停地摩挲着那支纸卷烟，眉头皱得更紧了。妈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担忧，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却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爸才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有些沙哑：“你说得对，现在这世道，小心点总是没错的。名字是小事，要是真被人抓住把柄，那可就麻烦了。”

正在受冲击的妈也点了点头：“改就改吧，只要能平平安安的，叫什么都无所谓。”

得到爸妈的同意，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但随即又犯了愁：改什么名字好呢？

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托着下巴，冥思苦想。首先，“元”字肯定不能用了，这个字和陈葆元联系太紧密，必须换掉。那用什么字代替呢？我想起爷爷说过，名字里最好有个有寓意的字，既能寄托希望，又不能太张扬。

“元”是开始、第一的意思，要是想让它“离开”，不如给它加上个走之旁，变成“远”。“远”有遥远、远离的意思，正好符合我想远离那些是非的心愿。而且“远”字听起来也比较平和，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那“敦”字呢？“敦”是形容词，有厚重、茂盛的意思，虽然寓意好，但在这个年代，总觉得有些扎眼。不如把它改成名词，这样显得更普通一些。改成什么名词好呢？“东”怎么样？“东”是方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希望的意思，而且“东”字简单常见，不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他不好的东西。

“东远”，陈东远。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既避开了原来名字里可能引起麻烦的字眼，又有一定的寓意，而且听起来也很顺口。

我兴奋地跳起来，跑到爸妈面前：“爸，妈，我想好了，我叫东远，陈东远！”

爸抬起头，看着我，嘴里默念着“东远”，点了点头：“东远，陈东远，这名字挺好，听起来稳当。”

妈也笑了笑：“嗯，挺好的，以后你就叫东远了。”

得到爸妈的认可，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树叶在阳光下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庆祝。虽然有些舍不得原来的名字，毕竟那是爷爷的心意，但为了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这点舍不得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陈东远。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刚开始还不太习惯，总是不小心叫错我的名字，每次我都会耐心地纠正他们：“我现在叫东远，陈东远。”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

只是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原来的名字“敦元”，想起乡下奶奶摸着我的头，笑着说“让陈家的香火和药号都茂盛起来”的样子。心里会有些失落，也有些难过，但更多的是庆幸——庆幸自己及时改了名字，没有像蒋中家那样，被卷入那场无妄之灾。

后来，听说蒋中爸经常被批斗。

名字的风波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记，却久久没有散去。它让我明白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就像风中的落叶，身不由己，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狂风卷走，坠入无底的深渊。而名字，这个原本承载着家人美好期望的符号，在那个年代，却成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让人不得不时刻提防着。

第十四章 那时的少年狂

医药公司旁边巷子窄得像一根瘦长的带子，两旁是低矮的灰瓦平房。午后斜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空气里浮着煤球和做饭时炝锅的混合气味。突然，一阵尖锐的转铃声撕裂了这昏昏欲睡的宁静，紧接着，是潮水般涌来的自行车链条与全链盒发出的、沉闷而有力的“嗡嗡”声，像是成群的野蜂在振翅。

几道飞驰的影子先于声音抵达，然后是五六辆自行车，如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般从巷弄里掠过。为首的那一个，最为扎眼。

那就是邻居张奶奶的孙子，青阳中学红卫兵。我们都叫他张大哥。他上身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膀处蹭了些许油渍，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下摆被风鼓荡起来。最醒目的，是左臂上方那一道鲜艳的红，红袖章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烙在黄色的背景上。他弓着背，脑袋微微前伸，眼神盯着前方空无一人的巷口，那里面有某种晶亮、灼热的东西，是那个年纪特有的、不加掩饰的骄傲，还有一种被时代点燃的狂热。他骑的是一辆上海永久牌二八男车，车身墨绿，电镀的车把、轮圈和链罩在稀薄的日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那辆车，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最好的自行车。它不是常见的半链套，而是全链盒。银亮的金属壳子把整个链条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线型的隧道，显得异常整洁、气派。在我们医药公司大院的男孩子眼里，这全链盒不只是一个零件，它是一种标签，一种无声的宣告。只有最高档的锰钢自行车才配有这样的装备。它意味着这辆车链条不会轻易掉下来，更意味着骑车人的裤脚永远不会像我们骑破车时那样，被肮脏的链条咬住，撕扯出口子，染上乌黑的油污，带来一整天挥之不去的懊恼。那是一种身份，一种凌驾于我们这些只能踩着哐当作响的旧车、甚至只能靠两条腿奔跑的孩子们之上的优越感。

张大哥这辆车，是他姑姑家的。他姑姑家没有孩子，把这宝贝疙瘩似的物件给了他。这让他几乎成了我们这片区域的“王子”。他身后跟着的几个半大小子，也都骑着不错的自行车，但无论是成色还是那股子“全链盒”带来的倨傲，都无法与张大哥的“永久”相比。

他们是一阵风，一团呼啸而过的、带着金属声响和红色标记的旋风。车轮碾过凹凸不平的碎石路面，溅起细小的石子。路边坐在门槛上摘菜的老太太抬起浑浊的眼，漠然地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一个端着搪瓷盆出来倒水的女人，慌忙侧身避让，盆里的水晃出来，洇湿了地面。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但张大哥他们不在乎。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在路人或惊羡、或躲闪、或复杂的目光中，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那红袖章和黄军装所赋予的力量与神气。

就在车队即将冲出巷口，汇入外面稍宽一些的马路时，张大哥猛地又按了一下转铃。“叮铃铃——！”声音清脆、急促，带着一种挑衅般的宣告。他同时用力一蹬，车子骤然加速，把他身后的同伴甩开一小段距离。他回过头，脸上绽开一个混合着得意和兴奋的笑容，被风吹乱的头发像一团野草。那一瞬间，他不再是那个父母在遥远在天边、跟着奶奶生活的少年，他是一个骑士，驾驭着钢铁坐骑，驰骋在属于他的疆场。那“全链盒”发出的低沉轰鸣，是他胯下战马的嘶鸣。

他们消失了，巷子恢复了原样。只有记忆里，还残留着那一抹刺眼的黄，和一道燃烧般的红，以及那辆拥有全链盒的、神气十足的永久牌自行车，载着一个十五岁的、躁动不安的灵魂，冲向历史迷雾深处的某个地方。

串联。这个火热的字眼，像一只无形的手，攫住了所有年轻人的心，也把张大哥从他自行车的“宝座”上拽了下来，投向了更广阔、也更汹涌的天地。他们要去北京，要去韶山，要去井冈山，要去所有闪耀着革命光辉的地方。

而我，被无情地撇下了。原因简单得令人恼火——年龄太小。我揪着自己的衣角，看着大院里的其他半大小子们兴奋地收拾行装，互相传递着模糊不清的消息，那种被排除在外的焦灼感，像夏日里蒸腾的热气，包裹着我，无处可逃。我恨不能一夜之间拔高个头，脸上立刻冒出青涩的胡茬，好让张大哥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走，跟我们一起去！”

他们出发那天，院子里闹哄哄的。张大哥依旧穿着那身旧军装，臂上的红袖章红得刺眼，但这次，他的坐骑不再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而是即将搭载他们远行的、传说中的火车。张奶奶倚着门框，一遍遍地叮嘱：“到了地方，记得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张大哥不耐烦地挥挥手，眼神早已飞向了院墙之外。

他们走后，大院空寂了许多。我天天盼着邮递员那声清脆的车铃声，那不再是张大哥按响的、带着炫耀意味的转铃，而是可能带来远方消息的福音。我几乎成了张奶奶家的常客，每天早晨帮他挑水后，去探问：“张奶奶，张大哥有信来吗？”

等待的滋味，漫长而粘稠。时间仿佛被拉成了又细又长的橡皮筋，每一刻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弹性。终于，在一个飘着细雨下午，信来了。信封皱巴巴的，上面盖着好几个地方的邮戳。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看着张奶奶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拆开。信是从湖南寄出的，他们说，他们离开了北京，第二站到了长沙，然后搭车去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之后又辗转到江西的井冈山，信写于他们抵达四川重庆，参观了“渣滓洞”之后。

张大哥的信写得潦草而兴奋，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扑面而来的混乱与新奇。他描述了火车上的景象，那是我无法想象的拥挤：座位下面、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车厢的过道，但凡能塞下一个人的地方，全都塞满了。挤还不算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憋着不能上厕所，因为连厕所里面也站满了人。

“男人们不在乎，”张大哥写道，“直接从窗户往外尿，甚至把屁股伸出去拉屎。”读到这儿，我几乎能闻到那股混杂在煤烟和汗水气味里的腥臊。他笔锋一转，写到了女人，“女的哪好意思，有的憋得直哭，有的尿湿了裤子。”这场景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羞耻和窘迫。然而，生存的无奈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来，“后来她们想出办法，几个人把要撒尿的那人围成一个圈，让她蹲在中间往搪瓷缸里尿，然后从窗户泼出去。”

信纸在我手里变得有些沉重。窗户总是开着的，晚上也不能关，一关上，空气就不够用。原本坐在窗边是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可以看风景，可以吹风，但现在，“得随时提防从前边窗户泼出去的尿，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到脸上。”张大哥的描述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对荒诞现实的粗粝记录，没有太多修饰，却比任何文学渲染都更具冲击力。那呼啸的列车，载着的不是诗意和远方，而是活生生的、混杂着崇高理想与生理窘迫的青春。

足足过了一个多月，张大哥才回来。那天我正从河边洗好衣服拎着框子回来，听到动静抬起头，几乎没认出他来。人变得又黑又瘦，像一根被烟火熏烤过的木炭，身上那件曾经神气的军装更是褴褛不堪，散发着一股汗酸和霉味混合的气味。他兴致勃勃地撩起衣服给我们看他身上的包，红色的小疙瘩遍布在皮肤上，他居然能分得清哪些是蚊子咬的，哪些是虱子、臭虫、跳蚤的“杰作”，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这些目瞪口呆的听众传授着辨别经验。

串联的经历，仿佛在他身上施了某种魔法。外面的世界像一剂猛药，注入了他的血液。他在家没歇几天，便又和青阳中学的那些男孩子们凑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筹划着第二次出发。第一次是盲目的，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而第二次，目标就清楚了许多。因为在外面，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哪里好玩，哪里值得去，心里渐渐有了谱。串联，已经像鸦片一样，让他上了瘾。

那股席卷全国的洪流，到了六七年开春，终于撞上了现实的堤坝。中央一纸通知，免费的列车不再为他们开动，招待所的饭食也不再无偿供应。曾经拥挤不堪的站台和车厢，像退潮般空寂下来。绝大多数红卫兵悻悻地回到了原点，那场始于狂热的远征，终究敌不过粮票与钞票的考量。

但仍有零星的队伍，固执地行进在初春料峭的田野上。他们扛着红旗，背着打成军毯式的被褥卷，寻找着可以借宿的农舍。热腾腾的稀饭咸菜不再是无偿的供给，需要他们掏出皱巴巴的钞票和珍贵的粮票去交换。白吃白喝的时代过去了，这最后一批徒步串联者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显得格外倔强，也格外疲惫。那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为一场即将落幕的戏剧，做着最后的、无力的注脚。

我们城关一小年龄大一些、比较有革命干劲的小青年筹画着步行串联行动，目的地定为陵阳红星大队。有八个十岁左右的大男孩聚在一起成立了“青阳红小兵长征宣传队”，像长征路上的红军那样，自己编导了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说是在路上做宣传用。对口词、快板书、三句半还有小合唱，可谓丰富多彩。还找了一支指南针和青阳地图，认真的同地理老师讨论行军路线。

出发那天，他们首先步行到县城西门烈士陵园，在“人民英雄纪念塔”前宣誓，然后正式踏上去红星大队的征程。往返一个星期的路途中，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乘坐过一步车，有时碰到拉架子车的，好心的拉车人想捎上他们一程，均被婉言谢绝。要知道，这八个大男孩儿的平均年龄只有十岁左右。回到县城后，当他们展示在小学毛主席石膏像前的合影时，自然赢来更多小学生们的羡慕和崇拜。

第十五章 加入红小兵

一九六七年秋，一股不同于以往的气息，在青阳县城弥漫开来。闲逛、串联、无所事事了一年多的我们，被一纸通知重新召回了学校。十月了，天已转凉，风里带着枯叶的味道，吹在脸上，有种陌生的清醒。

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再次踏进城关一小的校门。操场边的老白杨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走进那间熟悉的教室，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

最扎眼的，是那满墙的红色。四面墙壁上，贴满了用红纸黑字写就的毛泽东语录，一条条，像一道道符咒，又像一片片燃烧的火焰，把原本素净的墙壁覆盖得严严实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些粗壮的黑色毛笔字，在刺目的红色底子上，沉默地宣告着这个空间的主題已经彻底改变。黑板上方，以往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地方，如今是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他老人家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目光深邃地望着我们。画像两旁，是两条崭新的标语，右边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是“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字眼，带着一种近乎神话的祈愿，让我心里隐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我们的班主任李文珍老师三十岁年纪，她和我母亲年纪相仿，梳着那个时代最常见的齐耳短发，发梢整整齐齐地别在耳后。她的脸庞圆润且清秀，但那双眼睛却格外清亮，流露着一种天然的慈祥与善意，看我们的时候，不像有些老师那样带着审视或严厉，而是一种温和的、让人愿意信任的目光。她站在讲台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这些久别校园的“野孩子”们吵吵嚷嚷地找到自己的座位，那目光里，似乎有一种复杂的感慨。

“叮铃铃——”

上课铃声像以往一样尖锐地响起。

嘈杂声渐渐平息。李文珍老师缓步走到讲台一侧，面向黑板上的毛主席像站定。我们条件反射般地全体起立，动作却带着久疏训练的散漫。

然而，接下来不再是那句熟悉的“老师好——”。

在一种无形的默契下，我们全体转向那幅彩色画像。教室里瞬间响起参差不齐，却又竭力整齐划一的童声：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呼喊声在贴满语录的墙壁间碰撞、回荡。我跟着张嘴，声音却有些发涩。这仪式过于庄重，以至于让我感到一丝惶恐。祝寿？万寿无疆？这似乎只存在于老戏文里的词句，如今成了我们每天上课前的必修课。

呼喊声落下，李文珍老师起了个头，我们便跟着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歌声比刚才的呼喊要响亮些，也自然些。这首歌我们太熟了，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旋律。我一边唱，一边看着李老师。她唱得很认真，目光始终虔诚地仰望着那幅画像。

唱毕，李老师转过身，对我们轻轻点了点头：“同学们，请坐。”

我们窸窸窣窣地坐下。教室里有片刻的寂静，只有窗外风吹过光秃枝桠的细微声响。我望着讲台上摊开的课本，又望了望满墙的红和那幅巨大的画像。回来了，是回来了，但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再是那个仅仅用来读书识字的地方，它被赋予了一层更浓重、更令人屏息的色彩。而李老师眼中那份慈祥，在这片红色的海洋里，像一盏微弱的、却依然温暖的小灯。

学校紧跟着上面的步伐，很快成立了“红小兵”组织。一切都模仿着军队的样子，过去的年级改叫“连”，班级变成了“排”，以前班里的小组，如今称呼变成了“班”。这种名称的转换，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带来一种奇异的庄严感和使命感，仿佛我们不再是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学生，而是即将奔赴某个无形战场的士兵。

最显眼的标志，是左臂上那个红色的袖章。布料是那种鲜亮的、几乎有些刺眼的红，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小兵”三个字。这个小牌牌，成了校园里新的身份象征。它与我们曾经佩戴的少先队标志不同。红领巾虽然也是红色，但它更柔和，象征着烈士的鲜血和未来的希望，它的授予，似乎更多地与“好孩子”的标准挂钩——学习努力，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而红小兵的袖章，则带着更浓烈的政治色彩和阶级属性。老师反复强调，加入红小兵，更看重的是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学习成绩的好坏，已经“完全脱钩”了。

“脱钩”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潘多拉魔盒。对于我们这些十岁右的孩子来说，“政治表现”是个过于宏大和模糊的概念。怎样才能算是“政治表现好”呢？于是，一场围绕着如何展现“积极进步”的、近乎荒诞的竞赛，在校园里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各种“发明创造”应运而生，完美诠释了那句流行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我亲眼看见，同排的几个男生，雄赳赳地站在学校附近的路口，拦住过往的行人，要求对方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放行。被拦住的多是些挑着担子的农民或者急匆匆赶路的工人，他们往往一脸错愕，在孩子们灼灼的目光和“不背就是态度问题”的无形压力下，结结巴巴地挤出“为人民服务”或者“要斗私批修”之类的短句，才能狼狈地“通关”。那几个男生则挺着胸膛，臂上的红袖章似乎也因此更加鲜艳了几分，脸上洋溢着执行神圣使命般的庄严。

更有甚者，开始在校内“创造”表现机会。坐在我前排的李小兵，有一天神秘兮兮地凑到老师办公室，将一支半新的铅笔交给了班主任李老师，声称是自己“捡到”的。李老师当时还表扬了他。可下午放学时，坐在李小兵旁边的张丽却急得直哭，说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上面带着小花猫图案的铅笔不见了。李小兵的脸瞬间变得惨白，眼神躲闪，不敢看任何人。那支“捡到”的铅笔，最终是否物归原主，我不得而知，但李小兵手臂上，将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戴上了那个红袖章。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一种“成功经验”的推广。一时间，“拾金不昧”的事迹层出不穷。捡到橡皮、捡到尺子已经不足为奇，有人甚至能“捡到”几分钱。那是一个冰棍三分钱、烧饼五分钱的年代，几分钱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横财”。我们排的“副排长”刘建国，就曾郑重其事地将一张皱巴巴的五分钱纸币交到王老师手里，说是从操场边上捡来的。他交钱时那副凛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可后来有同学悄悄议论，看见刘建国前一天下午，在他那当会计的爸爸办公桌旁边磨蹭了好久。

这些光怪陆离的景象，像一幕幕无声的哑剧，在我周围不断上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是亢奋，是虚假，也是一种被无形之手推动着的、身不由己的焦虑。对于我来说，成为红小兵的愿望，远不如当初加入少先队时那样纯粹和强烈。我记得戴上红领巾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在队旗下宣誓，心里充满了成为一名“好学生”的骄傲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此刻，看着那些为了一个红袖章而“各显神通”的同学们，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茫然和疏离。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那政治表现呢？我既没有勇气去路上拦人背诵语录，也绝无可能从家里偷钱或者偷东西去冒充“拾金不昧”。我能做什么呢？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学习成绩的优劣已经不再重要，这条曾经我唯一熟悉并且非常非常努力的道路，被宣布废弃了。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我像是一个被抛入陌生水域的溺水者，看着别人按照某种新奇的规则奋力游向彼岸，自己却手足无措，只能原地扑腾。那种被动，那种被时代浪潮裹挟却又无法融入的孤独感，比我一二年级学习太差加入不了少先队时更甚。至少那时，我还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因为成绩太差而被排除在外，心里憋着的是一股“努力再努力”的劲，最终还是加入了少先队。而现在，我即使成绩达标，也似乎找不到那扇门的正确入口。

最终，害怕周围所有同学都戴上了红袖章而自己排除在外的压力下，我决定做点什么。我能做的，也只剩下最程式化、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件事——写一份申请书。

那天晚上，我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开作文本纸。脑子里空空的，那些曾经写作文时能涌出的华丽辞藻和生动比喻，此刻全都消失无踪。我模仿着墙上大字报的腔调，写下了“敬爱的红小兵组织”几个字。接下来该写什么？我搜肠刮肚，回忆着报纸上的社论和广播里的口号，拼凑着“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之类的句子。这些话语宏大、正确，却冰冷得像一块块铁疙瘩，与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毫无关联。我甚至违心地“检讨”了自己过去“只专不红”（即只注重学习不注重政治）的错误倾向，表示要“彻底决裂”。

笔尖在纸上划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每写下一个字，我都感到一种细微的别扭。这不像是在表达渴望，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令人疲惫的作业。我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先进事迹”，因为我确实没有。我的申请书，像一杯寡淡的白开水，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写完后，我仔细地把它折好，放进书包里。第二天早上，我磨磨蹭蹭地走到李老师的办公室门口，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进去，把那份轻飘飘却又感觉沉甸甸的申请书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李老师抬起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份申请书，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放这儿吧。”

没有期待中的鼓励，也没有任何的询问。我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政治表现”的被动尝试。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刺眼。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嬉闹，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左臂，心里没有多少失落，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暂时解脱了的轻松。我把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便是漫长的、被动的等待。等待组织的“批准”，等待那团火焰，或许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我的身上，无论我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去承受它的温度和重量。

校园里的高音喇叭还在不知疲倦地播放着激昂的歌曲，墙壁上新刷的标语墨迹未干。我混在人群中，成了一个沉默的、等待被标记的影子。那个曾经羡慕张大哥永久牌自行车和串联经历的孩子，此刻被卷入了一场更微妙、更无形的洪流之中，而这一次，连一辆可以载着我逃离的自行车，都没有了。

也是这年秋天，操场上的白杨树落了满地叶子，心脏像揣了只兔子。李文珍老师走过来，指尖带着粉笔灰，仔细地把红领巾从我领口上解了下来，给我左臂戴上崭新的红色袖章。“以后就是红小兵了，要记得守纪律。”她声音温和。我幸运的成为第一批红小兵

我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和我妈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发小。我家成分其实是资本家兼地主，按规定根本没资格入红小兵。

这份幸运，我是在看到王姓同学之后才真正明白的。王姓同学就坐在我斜前方，脸总是洗得发白，袖口永远卷得整整齐齐。他爸是地主，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小地主”的称呼就像甩不掉的影子，天天跟在他身后。

有次上体育课，不知谁喊了声“打倒小地主”，几个男生立刻围上去，把他的跳绳抢过来踩在脚下。王姓同学想弯腰去捡，被人猛地推倒在地上，膝盖蹭出了血。他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敢哭出声，也没敢还手。我站在人群外，手里紧紧攥着左臂上红袖章，突然觉得布料有些发烫。

李老师赶过来的时候，男生们早就散了。她没骂任何人，只是蹲下来，掏出帕子给王姓同学擦膝盖上的血。“下次有人欺负你，就告诉老师。”王姓同学低着头，小声说了句“谢谢李老师”，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那天放学，李老师叫住我，摸了摸我的头。“你是好孩子，但记住，不管别人成分怎么样，都不能欺负同学。”她没提我的成分事，可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懂了她藏在温和背后的苦心——她给了我一份光明，却也在悄悄守护着另一个孩子的尊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攥着红小兵袖章的手，比以前更紧了些。

正方形音乐教室的窗户敞开着，梧桐树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地板上。李文珍老师坐在棕色的脚踏风琴前，琴身漆色斑驳，却一尘不染。

这是没有考试的上学期间，作业都在课堂上完成。下午三点，阳光正好。

李老师的手指落在琴键上，第一个音符像山涧的水滴，清亮地溅起。接着，旋律流淌出来，填满了整个教室。她的脚在踏板上有节奏地起伏，像在给音乐注入呼吸。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李老师领唱，声音清亮有力。五十个孩子齐声跟上，稚嫩的歌声在音乐教室里回荡。

我坐在第一排，能清楚地看见李老师灵巧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移动。她的手指不算纤细，指节分明，可就是这双手，既能写出工整的板书，又能弹出这样动人的旋律。风琴的声音不像钢琴那样华丽，却有一种独特的温暖，每个音符都像被阳光晒过。

“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

歌声越来越响亮。李老师微微点头打着拍子，嘴角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她的目光扫过每个孩子的脸，那目光里有期待，有信任，还有一种坚定的温柔。

脚踏风琴的声音和我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飞出窗户，飘向九月的蓝天。在那个没有了考试压力的下午，音乐不再是副科，而是变成了通往远方的翅膀。我已成了红小兵，不是因为在考卷上答对了什么，而是因为在这个正方形的教室里，我和贫下中农的孩子一样唱出了心中的歌。

第十六章 红袖章下的反击

秋意渐浓，县医药公司院墙上的大字报又厚了一层，新贴的黄纸把旧的粉连纸压得皱巴巴的，风一吹，边角互相拍打，像无数只细碎的巴掌。我揣着刚领到的红小兵袖章往家跑，红绸子上的黄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这是学校今天刚举行的入队仪式，班主任亲自给我戴上的，说我“立场坚定，是革命的好苗子”。

推开家门时，煤球灶的火已经灭了，母亲唐贤珍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没织完的毛线衣，眼泪把蓝布衫的前襟洇出一片深色。“又有人贴新的了……说我是工商联的蛀虫，还扯你外婆家的事。”她声音发颤，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把袖章往左臂上紧了紧，那柔中带硬的红绸袖章着胳膊，却让我忽然生出一股底气——现在我是红小兵了，不能看着母亲受欺负。

父亲陈五一正坐在桌前磨墨，砚台里的墨汁泛着青黑的光。他是县委年青的秘书，一手好文章好字在县里小有名气，更要紧的是，他写文章向来一针见血，连造反派里都有人私下说“陈五一的笔碰不得”，所以院里几十张大字报，竟没一张敢提他的名字。见我回来，他抬了抬眼，指尖在大白纸上轻轻点了点：“听说你入红小兵了？”

“嗯！班主任说我能为革命出力！”我挺着胸脯，顺势坐到母亲身边，把袖章凑到她眼前，“妈，您别老哭，我们不能被动挨打。您看我爸，他们不敢惹，就是怕被反写大字报。我们也能写的！”

母亲愣愣地看着我的袖章，眼泪掉得更急了：“可那些人张嘴就骂，我们怎么说得清？”

“说得清！”我扳着手指一条条数给她听，这些话是我路上反复想过的，每一条都像钉子一样扎实，“第一，解放时我爸才13岁，还是个孩子，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政策里写的；第二，您家是中农成分，根正苗红，属贫下中农之列，这是公社档案里记着的；第三，您1956年才和我爸结婚，陈家以前那点生意和房产家私早归公了，您跟那些旧资本没关系；第四，工商联主委、政协常委是党组织安排的，您只是按要求做事，哪来的罪过？第五，咱家上下没一个人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查遍族谱都没问题，反而参加共产党的很多；第六，这世上谁家能说自己绝对干净？他们揪着点小事不放，就是心虚！”

父亲磨墨的手停了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他放下墨块，从抽屉里翻出一叠空白的粉连纸，铺在桌上：“东远说得对，大字报不是他们的专利。”他拿起毛笔蘸饱墨，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先找写得最欢的那几个。你说的江老头，还有医药公司的那会计，他们的字我认得。”

我立刻想起江老头那张歪歪扭扭的大字报，就是他把母亲不让我上山采药的事歪曲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还有李会计，前几天贴出的漫画就是他的手笔，听说他以前偷拿过医药公司的当归，被母亲在政协会议上间接提过意见，现在正趁机报复。“江老头他儿子去年偷砍集体山林的树，被大队罚了款！会计他爹解放前开过烟馆！”这些都是街坊私下传的，此刻全涌到了嘴边。

父亲的笔在纸上疾走起来，先写加粗的《毛主席语录》，红墨水圈住句读，和那些攻击母亲的大字报格式一模一样，却透着一股正气。接着笔锋一转，直指江老头：“查江某祖上三代，其父曾为地主帮凶，其子盗取集体财产，自身不思悔改，反栽赃革命同志，实乃牛鬼蛇神之流！”字迹遒劲有力，墨汁透过纸背，在桌面上留下淡淡的印记。

那天晚上，家里的灯亮到后半夜。父亲写了三张大字报，每张都针对一个跳得最凶的人，把他们的老底揭得清清楚楚，句句都踩着政策的边，让人挑不出错。我坐在旁边给父亲研墨，看着母亲渐渐停止了哭泣，眼神里的迷茫慢慢变成了坚定，她甚至起身给我们煮了碗红薯粥，粥香混着墨香，驱散了连日来的压抑。

第二天一早，我搬着小凳子，左臂佩戴着鲜红的袖章，往医药公司走。右手提着糨糊桶，左手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大字报，脚步踩在结了薄霜的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路过院墙时，新贴的“唐贤珍不投降，就叫她灭亡”还在墙上刺眼，我攥紧了拳头——今天就要把这些歪理邪说盖下去。

我选了最显眼的位置，就在江老头那张贴满黑叉的大字报旁边。父亲扶着凳子，我站上去，先用刷子在墙上抹匀糨糊，再小心翼翼地把写着江老头罪状的大字报贴上去。红小兵袖章隨着我胳膊一道晃悠，路过的人都停下来看，有人小声议论：“这是陈家的娃，入红小兵了。”“江老头家的事是真的？听说他儿子还偷过鸡。”

我贴得格外认真，每一个边角都按得平平整整。父亲则在另一边贴针对会计的大字报，他的字太漂亮了，连路过的两个红卫兵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嘴里念叨着“这字写得有气势”。那天我们一共贴了三张，每张都像一面旗帜，把那些污言秽语压得抬不起头。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医药公司的常客。每天放学，我都戴着红小兵袖章，搬着小凳子去贴大字报。人家写母亲一张，父亲就连夜写两张反击的，我第二天一早就去贴上。江老头又写了张污蔑母亲“私藏旧账本”的大字报，我们当天就贴出回应，附上邻居们签字证明母亲从未藏过私物的字条；会计画了张丑化母亲的新漫画，父亲直接写了篇长文，把他当年偷拿药材的旧事摆出来，连具体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渐渐地，攻击母亲的大字报越来越少了。原先盖满半面墙的“罪证”，慢慢被我们的反击信和其他人的新内容覆盖。有一次我去贴字报，发现江老头正蹲在墙根抽烟，看见我过来，赶紧掐灭烟头灰溜溜地走了。父亲说，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些人本来就是捕风捉影，被戳穿了老底自然不敢再嚣张。

母亲的精神头一天天好起来，不再整天哭哭啼啼，又开始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只是上班路过医药公司院墙时，还是会忍不住加快脚步。我总拉着她的手说：“妈，别怕，我是红小兵，他们不敢怎么样。”她就摸摸我的袖章，眼里含着笑，却还是会掉眼泪。

变故发生在一个周三的上午。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锣鼓声，紧接着有人在操场上喊“传达上级指示”。等我们跑到操场时，看见几个戴着“商业局造反兵团”袖章的人站在台子上，为首的人拿着扩音喇叭，声音震得人耳朵疼。

“经调查，县医药公司部分人员近期贴出的针对唐贤珍同志的大字报，存在方向错误！”喇叭里的声音突然拔高，我心里猛地一跳，赶紧往前挤了挤，“唐贤珍同志出身中农，历史清白，担任工商联主委、政协常委均为组织安排，不存在所谓‘罪行’！”

医药公司瞬间安静了，接着有人小声议论起来。我只觉得热血往头上涌，转身就往家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路过医药公司时，正好看见那几个商业局的人在院墙前讲话，周围围了好多人，父亲也在里面。他们指着墙上残留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明确说“这些都是错误的”，还让医药公司的造反派立刻改变造反对像。

我冲进家门时，母亲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妈！上级说了，他们贴你的大字报是错的！”我气喘吁吁地喊，把左臂袖章都跑歪了。母亲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她愣了几秒，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这次的眼泪却不是伤心的，是松快的，是委屈终于散去的泪。

那天下午，医药公司有人真的把墙上攻击母亲的大字报都撕了。我放学路过时，看见光秃秃的墙面上还留着各种颜色的印记，像一道道愈合中的伤疤。取而代之的，是新贴出的针对高友苗、周虎、胡音时等人的大字报，标题里“走资派”“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的字眼又刺眼起来，连我伯母吴忠静的名字也在上面——她是医药公司属下十字街药店售货员，被人揭发“父亲解放前是伪保长”。

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去看了一眼，那些新的大字报前围满了人，我们站在人群外，没人再注意我们。母亲轻轻舒了口气，阳光穿过云层照在她脸上，气色比这几个月都好。“终于过去了。”她小声说，伸手摸了摸我的红小兵袖章，“多亏了孩子，多亏了你爸。”

回家的路上，我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红袖章在胳膊上随风飘动。父亲和母亲跟在后面，低声说着什么，偶尔传来母亲的笑声。路过山坡时，我想起去年在这里被竹茬扎伤的事，那时母亲又心疼又生气的模样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她终于不用再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流泪了。

晚上吃饭时，母亲用肉票买回一斤猪肉做了红烧肉，这是只有过年才会做的菜。父亲抿了口酒，说：“以后再也不用熬夜写大字报了。”我夹了块肉放进嘴里，香得眯起了眼睛。窗外的月亮升起来，照得院子里亮亮的，连空气都变得轻快起来。

后来，医药公司的院墙换了新的青砖，那些层层叠叠的大字报痕迹渐渐被盖住了。我的红小兵袖章戴了一年多，直到升入初中才换了红卫兵袖章。但我永远记得，那年秋天，我戴着鲜红的袖章，搬着小凳子贴大字报的样子，记得父亲遒劲的字迹，记得母亲终于舒展的眉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家人的勇气和彼此的支撑，让我们走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第十七章 十岁左右的生活

那个清晨，阳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格，在坑洼不平的泥土地上切割出几块明亮的光斑。光斑里，尘埃像微小的精灵，无声地舞动。我就是在这一片静谧的、带着点儿霉味和草药混合气息的空气中醒来的。今天，我十周岁了。

十周岁，在那个年代，在一个有着弟弟妹妹的普通家庭里，似乎是一个模糊的分界线。线的这一头，还是可以偶尔撒撒娇、满院子疯跑不知愁的孩子；线的那一头，某种隐约的、名为“责任”的东西，已经开始投下它细长而清晰的影子。

母亲早已起身，灶膛里有微弱的火光，映着她有些憔悴却异常坚定的侧脸。她看见我，脸上绽开一个温和的笑容，招招手：“寿星佬醒了？来。”

像过去的每一个生日一样，她从那个洗得发白、印着模糊“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蓝布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两毛钱，塞进我的手心。硬币还带着她的体温，沉甸甸的，似乎不止是两毛钱的分量。

“去，老规矩，东门街饭店苏姥爷那儿，吃一碗小馄饨。”母亲的声音柔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仪式感，“生日吃馄饨，生活圆圆满满，顺利平安。”

我攥着那两毛钱，用力点头。这套说辞，我每年都听，早已烂熟于心。但今年，母亲似乎说得格外郑重。她用手理了理我睡得翘起来的头发，又补充道：“记住啊，这圆圆的馄饨，要是年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就能跟着它，‘哧溜’一下滚滑过去。馄饨就是‘浑沌’，老祖宗说开天辟地前就是浑沌，它象征着生命呢！吃一碗，就是一年一岁新的开始。”

这些话，在往年听来，只是关于美食和吉祥话的期待，今天听在耳中，却仿佛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更深的意思，沉甸甸地压在心口。我再次点头，把硬币擦得更紧了些，仿佛要从中汲取力量。

东门街上出售馄饨小饭店永远是这片灰扑扑的街区里最温暖的所在。苏姥爷是青阳县城南街和东街唯有两家国营饭店的会计，东门饭店里总有一锅滚沸的骨头汤，另一头是码放整齐的皮子、肉馅和碗筷。薄如蝉翼的馄饨皮在服务员手里一挑、一捏，一个小巧玲珑、拖着蝴蝶尾的馄饨就落入了翻滚的汤中。片刻后，捞起，盛入撒着葱花、榨菜的碗里，再浇上一勺清亮的高汤。那香气，能勾出人肚子里所有的馋虫。

我坐在摊子旁那条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长条凳上，小心翼翼地用调羹舀起一个馄饨。它圆润、剔透，像一颗饱满的珍珠。吹一口气，然后整个送进嘴里。肉馅的鲜香，面皮的滑嫩，汤汁的醇厚，瞬间在口腔里爆开。这是属于生日的、独一无二的味觉盛宴。我吃得很慢，细细品味着每一个馄饨滑过喉咙的感觉，心里默念着母亲的话：滚滑过去，一切顺利，新的开始。

一碗馄饨下肚，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浑身都暖洋洋的。走回医药公司大院的那段路，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我知道，吃完这碗馄饨，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果然，母亲已经在屋里等着我了。弟弟妹妹不知被支到了哪里，屋里只有我们母子二人。她让我坐在她对面的矮凳上，自己则坐在床沿，神情是前所未有的郑重。

“你多十岁了。”她开门见山，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从下个星期天开始，你要学着去做点小工，挣钱养活自己。”

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窗外的阳光依旧明亮，但屋里的温度仿佛降了几分。我抬起头，看着母亲眼角的细纹和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心里没有太多的惊讶，反而有一种“终于来了”的释然。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家里的老大，似乎都是这么过来的。只是没想到，我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准时，就在十岁生日的当天。

“知道了，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奇，“我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做小工。”

母亲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心疼，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欣慰。她张了张嘴，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别耽误认字。”

我心里却涌起一股倔强的念头，像石头下钻出的草芽：“自己挣钱养自己，不会受气。”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里反复咀嚼了几遍，仿佛这样就能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坚硬的铠甲。

家里的谈话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背起那个打着补丁的书包，走向城关一小。学校的气氛，和几个月前已经大不相同。校门口那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牌还在，但颜色黯淡了许多。曾经抓学习最严的几位老教师，像教语文的苏老师都不见了。听说他们被“揪出来”了，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大的叉，贴在墙壁报上，我们这些孩子曾挤在人群里，懵懂地看着他们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被人推搡着，喊着我们听不懂的口号。

现在教我们语文的，是替换苏老师的唐老师。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头发总是乱蓬蓬的，眼神里有种试图和我们亲近的、刻意表现出来的活泼。他上课不再讲那些“封资修”的古文和童话，而是挥舞着红宝书，带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背诵“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即便是数学课，也变了味道。应用题不再是“鸡兔同笼”或者“水池进水排水”，变成了“红小兵张卫东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每天步行XX里路上学，风雨无阻，请问他一周走了多少路？”或者“革命文艺宣传队需要制作XX顶红军帽，每顶需要布料X尺，请问一共需要多少布料？”数字和文字，都必须包裹在正确的外衣下，才能被允许出现在课堂上。

老师们似乎都变得小心翼翼，不再督促我们的作业，不再检查我们的背诵——除了那老三篇和诗词。他们唯恐哪一点做得不对，就被扣上“搞封资修”、“毒害青少年”的帽子。知识像被一层无形的薄膜包裹了起来，我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被严格筛选过的那一部分。

相比于学校里这种略显压抑和怪异的气氛，放学后和周末的医药公司大院，才是我们真正的、沸腾的乐园。

医药公司大院，名字听着气派，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除了医药公司的职工家属，还住着供销社、商业局、甚至街道小厂的人家。各式各样的板车、破自行车、晾衣竿、鸡笼子把院子塞得满满当当。这里的孩子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从光屁股满地爬的，到已经能帮家里拉板车的半大小子，应有尽有。

每天，当大人们忙于他们那些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工作和斗争时，我们这群孩子就像被放出笼子的野马，成群结伙，消耗着身体里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过剩能量。我们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发挥着我们这个年龄所能达到的极致创意，发明了无数游戏。

我们用废纸叠成“四角”，用力摔打，试图把对方的掀翻；我们用粉笔在空地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房子”，单脚跳跃着格子里拾起一块瓦片；我们分成两派，玩“打仗”游戏，举着木棍当步枪，嘴里发出“砰砰”的声响，模仿着电影里的英雄……院子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奔跑的足迹和震天的欢笑声。

但在所有这些游戏中，我最痴迷的，是“抓羊拐”。

“羊拐”，其实就是羊的膝盖骨，一块小巧而奇特的骨头。需要经过高温蒸煮，仔细地去净上面的筋肉和油脂，才能得到一副玩物。它通常四只为一副，每一只都有四个截然不同的面，凹凸不平，却又遵循着某种天然的规则。这四个面，我们分别叫它“坑”、“肚”、“耳”、“背”。游戏时，将一副四只羊拐随意撒开，然后向上抛起一个小沙包（有时用算盘珠串代替），在沙包落下的瞬间，迅速将地上的羊拐按规则翻到指定的面，并接住沙包。手法要快、要准、要稳，极富挑战性。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在我们青阳这个并不盛产羊肉的地方，一副品相完好、小巧玲珑的“羊拐”，在孩子们心中，无异于一件稀世的珍宝。谁要是拥有一副，立刻就能成为孩子们羡慕和讨好的对象。为了得到一副“羊拐”，我们想尽了办法。有亲戚在肉联厂或者回族聚居区工作的孩子，是最有希望获得的。偶尔听说哪个食堂改善伙食吃了羊肉，那天下午，食堂后面的垃圾堆必定会被我们翻个底朝天。

　　我至今还记得，我邻居胡翠英——县土产公司总经理的女儿，就有一副油光水滑、小巧玲珑的羊拐，据说是她爸从内蒙弄来的。那四只羊拐被她摩挲得泛着深枣红色的光泽，像四块温润的玉石。她玩起来的时候，手指灵活得像在跳舞，沙包上下翻飞，羊拐在她掌心清脆地碰撞、翻转，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羡慕得直流口水。能被她允许摸一摸那副羊拐，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我多么渴望也能拥有自己的一副羊拐啊。曾经梦想着，也许某个生日，母亲会奇迹般地送我一幅。但这个梦想，在我十岁生日这天，随着母亲那番郑重其事的话语，彻底沉入了心底。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课余时间，将不再完全属于这些游戏和梦想了。

生日那天的谈话，像一道无形的界碑，矗立在我人生的第十个年头。界碑的这一边，是尚且可以懵懂嬉戏的童年；那一边，是一条我必须开始跋涉的、名为“责任”的微缩人生路。心里那份关于“羊拐”的渴望，被更深沉、更现实的东西紧紧地压了下去，沉甸甸的，像母亲塞给我的那两毛钱纸币。

第十八章 括药

医药公司家属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显露出它唯一的一点“便利”——我们可以优先接到公司的一些零活。这年春夏之交，正是明党参收购上市的时节。仓库里堆满了这种土黄色的、粗细不一的根茎。接下来的重要工序，就是为这些明党参“括皮”。

活儿很快就被母亲领了回来。那是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母亲指着堆在屋角的一个大竹篮子，语气平静得像在吩咐我去打瓶酱油：“今天开始，放学回来就做这个。粗大的每斤三分钱，中等的五分，最细的八分。我称了十五斤最细的回来。”

“最细的？八分钱一斤？”我心里快速盘算着，十五斤，如果全部做完，就是一块二毛钱！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一丝微弱的、关于劳动报酬的兴奋，还没来得及升起，就被母亲接下来的话打断了。

“本来夜里我也能帮你括一些，”母亲蹲下身，把篮子的明党参抓出来，一股浓郁的、带着泥土腥气和草药清苦的味道弥漫开来，“但刚才接到通知，今天一晚我要出差，去外地调拨一批紧俏药品，大概明天才能回来。”

她抓出一把明党参，递到我眼前。那真是最细的一种，像一根根稍显弯曲的筷子，须根丛生，表皮粗糙，带着深深浅浅的沟壑。“看仔细了，”母亲用指甲在参体上轻轻一划，“括皮，是要把这层黄褐色的外皮刮干净，但不能伤到里面的肉。括深了，见了白肉，就算次品，不但要扣钱，严重的，以后这零活就没咱家的份儿了。”

她的语气异常严肃。我凑近了看，在那粗糙的表皮之下，是乳白色、质地紧密的参肉。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全靠手上的感觉和眼力。我忽然感到一阵心虚，那刚刚升起的一丝关于巨款的幻想，瞬间被这精细又严苛的要求击得粉碎。

“这十五斤，人家给的时间紧，我原打算帮着你，今晚上必须完成。现在……”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有不容退缩的期待，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只能靠你一个人了。必须在明天早上上学之前，全部括出来，你自己去交到医药公司验收。”

十五斤最细的明党参，一个晚上，一个人完成。而且必须保证质量。我知道，这不是商量，这是任务，是我十岁生日后，人生交给我的第一份“硬仗”。

母亲出差前的时间，家里格外忙碌。她帮我准备好了一切工具：一个矮矮的小板凳，一个用来盛刮好皮的明党参的干净竹筐，一个装废皮屑的破脸盆，还有最重要的——两把特制的竹片括皮刀。

弟弟还在乡下奶奶那儿。妹妹被早早赶上床睡觉。屋里只剩下我，以及那堆得像座小土丘似的明党参。25W白炽灯的光晕黄而温暖，却照不尽那堆参山的阴影。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坐在小板凳上，双腿夹住竹筐，拿起一根明党参，左手紧紧捏住参体的一端，右手握住刮片，尝试着用力。

“嗤啦——”一声粗糙的摩擦声。一片厚薄不均的皮屑应声落下。我心头一喜，觉得似乎不难。但低头细看，参体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划痕，白色的肉已经隐约可见。我的心猛地一沉。

“手要稳，劲要匀。”母亲的声音好像在旁边响起，“不要用死力往下刮，是用巧劲，贴着皮，一层层地蹭掉。感觉，靠的是手指头上的感觉。”

我定定神，深吸了一口气，那混合着泥土和药草的气息涌入肺腑，让我的头脑清醒了些。我放下那根刮坏了的，重新拿起一根。这一次，我放轻了动作，屏住呼吸，让刮片的薄刃几乎平行于参面，轻轻地、试探性地刮过。

一片极薄、几乎透明的黄褐色皮屑，像蝉翼一样卷曲着脱落下来。参体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是那种润泽的、象牙般的乳白，没有一丝划痕。

“对，就是这样！”母亲的声音又好像响起。

我找到了窍门，开始一下、一下地刮起来。屋子里很静，只听得见刮片与参皮摩擦发出的“沙沙”声，细密而绵长，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煤油灯的光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白灰墙上，那影子随着我的动作微微晃动，像一个沉默而专注的伙伴。

时间就在这“沙沙”声中悄然流逝。一开始的新鲜感和找到窍门的兴奋很快过去。右手开始发酸，尤其是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刮片的地方，渐渐感到僵硬。左手因为要死死捏住滑不溜秋的参，指关节也开始泛白、疼痛。脖子因为长时间低着头，变得又酸又硬。

墙角那座“参山”似乎丝毫没有减少。我看了一眼桌上的老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妹妹在里屋睡得正酣，偶尔发出几声模糊的呓语。

“我真的累了，真的想歇一会儿。”

但我不能停。我知道，一旦停下来，那疲惫和酸痛就会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我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坐回这张小板凳上了。我咬咬牙，加快了手里的动作。“沙沙……沙沙沙……”

午夜过后，是最难熬的阶段。眼皮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不断地想要合拢。脑袋也变得昏沉沉的，好几次，刮片差点从手中滑落。手上的感觉变得麻木，有一次，我甚至没注意到刮片已经嵌进了参肉里，直到看到那一小条被破坏的白色，才猛地惊醒，心疼得像是割了自己的肉。这一根，就算废了，要扣钱的。这个念头像一根针，刺得我瞬间清醒了不少。

我起身，用凉水洗了把脸。冰冷的水刺激着皮肤，暂时驱散了睡意。我看着水盆里自己稚气未脱却写满疲惫的脸，看着那双已经磨得有些发红、甚至起了两个小水泡的手，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有委屈，有辛苦，但更多的，是一种倔强的坚持。我不能让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以失败或者次品告终。

回到板凳上，我改变了一下策略。我不再去看那座庞大的“参山”，也不再去看钟表上那缓慢移动的指针。我把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手中的这一根明党参上。我的世界，缩小到了煤油灯光晕笼罩的这一小片天地，只剩下我、刮片，和这根需要变得洁白无瑕的根茎。我把它想象成黑皮手里那副珍贵的羊拐，我要用我全部的精力和技巧，把它打磨成最完美的样子。

“沙沙……沙沙沙……”

这声音不再令人烦躁，它成了我对抗黑夜和疲惫的唯一战歌。我的动作渐渐变得机械，却又因为极度专注而保持着一份精准。酸痛已经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麻木之后，反而感觉不那么强烈了。我只是刮着，一根，又一根。刮好的明党参被小心地放进竹筐里，它们洁白、圆润，像一件件小小的艺术品，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光泽，微弱地照亮着我内心的成就感和坚持下去的力量。

窗外的天色，由浓墨般的漆黑，渐渐透出一种鸭蛋青般的灰白。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隐约的鸡鸣声。

当最后一根明党参在我手中变得洁白，被我郑重地放入竹筐时，我几乎虚脱。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胳膊、脖子、后背，尤其是双手，无处不在叫嚣着酸痛。我甚至没有力气站起来。

这时天已亮了，我打了一会瞌睡。等到7时时，我双手拎着竹篮子交收货点，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明党参过秤，重量不仅没少，还因为去了皮，略有超出，质量更是挑不出毛病。

当我完成交货，怔怔地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自己通红的、带着水泡和刮痕的手，又看向那个空了的竹蓝和堆了半盆的皮屑。我用一个通宵的奋战，恪守了对母亲的承诺，也通过了十岁之后，生活给我的第一次严峻考验。那一筐洁白的明党参，就是我交出的答卷。

后来，母亲出差回来，把那一块二毛钱工钱交到我手上时，我攥着那几张毛票和硬币，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我没有像往年一样，想着去买零食或者心仪已久的小玩意，而是默默地将它全部放回了母亲的手里。

“妈，家里更缺钱。”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进入了新的轨道。白天，我在城关一小的教室里，听着那些包裹着特定外衣的课文和算术题；夜晚，当大院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闹、为“羊拐”和“四角”欢呼雀跃时，我则坐在我家那盏白炽灯下，与一堆堆的明党参为伴。

“沙沙……沙沙沙……”这声音成了我夜晚不变的背景音。我的手法越来越熟练，速度也越来越快。指尖的水泡磨破了，结成厚厚的茧子。有时困极了，会趴在桌上小睡片刻，然后强迫自己醒来，继续拿起刮片。整整一个春夏之交，大约四十天，我括了整整一季的明党参。

最终结算的时候，我拿到了四十五元钱。厚厚的一沓，主要是块票，堆在一起。母亲把它们整齐地码放在桌上，我们母子二人对着那笔“巨款”，沉默了许久。

四十五元。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它意味着家里几个月的生活费，意味着弟弟妹妹可以添置新衣，意味着可能拖欠的学费有了着落。它是由无数个夜晚的“沙沙”声，由我手上磨出的茧子，由那些困倦到极点的坚持，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我没有留下一分钱。我知道，这笔钱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这个家，属于我作为长子、作为家庭一份子，理应承担的那部分。当我把它全部交到母亲手中时，我心里没有委屈，也没有不舍，反而有一种奇异的、踏实而平静的力量。

明党参的季节过后，空气里那股清苦的泥土气似乎还未散尽，医药公司家属院的零活便换了新花样。这一回，是括乌龟壳。

仓库后方那个半露天的水泥池子，成了这些墨绿色甲壳的临时居所。它们被成麻袋地倾倒进去，注入清水，进行着一种沉默而剧烈的酝酿。起初几天，并无异样，但很快，在这夏天燥热的空气里，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味开始生成、发酵、最终冲天而起。那不再是草药的清苦，而是混合了腐肉、腥臊和水生生物特有腥膻的浓烈恶臭，像一条无形的、粘稠的带子，缠绕着整个仓库区，无论风向哪个方向吹，都无法彻底摆脱。

活儿，依旧被母亲领了回来。

“吃过晚饭，继续干活。”母亲的指令简洁依旧，只是这次，她提前在我坐的小板凳旁放了一盆清水，一小块肥皂。

括乌龟壳，的确没什么技术含量。池子里的乌龟壳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外壳与内里的肉质和筋膜已然分离、腐败。工具也换成了一个小小的、带齿的铁抓钩。只需用铁抓钩对准壳的边缘，用力一抓、一扯，那层深色的、滑腻的外皮便能大片地被撕扯下来，露出底下灰白色、带着些许血丝的硬质骨板。比起括明党参时那种需要屏息凝神、对力道精妙掌控的“细活儿”，这更像是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一种与污秽和腥臭的直接对抗。

技术不难，也不累手，唯一的敌人，是那股混合型恶臭钻入鼻腔，直冲天灵盖，初闻时几乎让人作呕。几天下来，我似乎习惯了，又似乎只是嗅觉暂时麻木了。

然而，比臭气更顽固的，是那附着在手上的味道。碱皂反复搓洗，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但指缝间、指甲边缘那股特有的腥臭味，就像染在了皮肤上，怎么也洗不掉。温热时尤其明显，写字时，翻书时，那味道便幽幽地散发出来。

在学校里，这味道成了我的“标识”。同桌的女同学会下意识地把身子往另一边挪，课间玩闹的伙伴，在我靠近时会突然停下动作，微微蹙眉。有一次，前排一个男生猛地回过头，用力吸了吸鼻子，大声问道：“什么味儿啊？好像什么东西坏了！”周围几个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只能讪讪地低下头，把双手紧紧夹在腿缝里，仿佛那样就能锁住这令人难堪的气息。那一刻，一种微小的、属于童年人的羞耻感，像细小的藤蔓，悄悄缠绕上心头。

但每天傍晚，当我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一大盆待处理的乌龟壳，挥舞着小铁抓，听着那“刺啦刺啦”的、比括参更粗粝的声响时，那种羞耻感又会慢慢退去。我看着铁抓下迅速显露的灰白壳甲，看着旁边筐子里逐渐堆积起来的“战利品”，心里计算的，是它们能换回的几分几毛。

　　终于又到了结算工钱的日子。母亲把几张毛票和几个硬币递到我手里，数额比括明党参时少些，但依旧带着体温。我攥着那点钱，手指上似乎还残留着洗不掉的腥臭。我把它递给母亲。

“给，妈。”

母亲接过钱，没有立刻收起来，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轻轻叹了口气：“苦了你了，这味道……”

我摇了摇头。一股莫名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冲散了在学校积攒的那点委屈。这钱是臭的，我的手也是臭的，可它和括明党参得来的钱一样，能变成家里的米和油。那黏在手上的臭味，仿佛成了我参与家庭负重前行的证明，虽然不光彩，却实实在在。

“没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甚至微微挺了挺胸，“就是有点味，不难括。”

那一刻，在弥漫不散的臭气中，在洗也洗不掉的尴尬里，一种微小而真切的骄傲，如同灰白龟壳从污浊外皮下显露一般，从我心底悄然浮起。

我用自己的双手，真正地、第一次地，为这个家撬动了一块沉重的基石。那个关于“羊拐”的梦想，似乎还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但它不再躁动，不再委屈。因为它知道，有一种比游戏胜利更厚重、比拥有珍宝更踏实的东西，已经开始在我十岁的生命里，生根发芽。那是劳动的尊严，是责任的重量，是过早来临却让我迅速坚韧的、生活的本质。

第十九章 寻觅废墟中的“禁苑”

我上四年级时期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一些。北方的风依旧带着凛冽的余威，刮过小学校园里光秃秃的杨树枝，发出单调而尖利的哨音。这哨音，与我耳边每日回响的政治学习语录，交织成一张无形而致密的网，将我一颗属于十岁男孩的、渴望飞翔的心，牢牢困在方寸之间。

每天下午那半小时的“天天读”，是我最难熬的时光。教室里弥漫着一种被规训的肃穆，同学们捧着统一的老三篇、后增加为老五篇，跟着班长或老师拖长了音调朗读。那些词汇——革命、斗争、路线、专政——对于三年级的我们来说，如同天书般佶屈聱牙，却又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容置疑。我的眼神常常飘向窗外，看云朵漫无目的地游荡，看麻雀在屋檐下跳跃，内心充满了对这种程式化、口号化生活的厌倦。我渴望一点别的色彩，一点能真正触动心弦的、不一样的声音。

这种厌倦，在四年级上学期快结束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决堤的出口。它并非源自某种激烈的反抗，而是始于一种安静的沉迷——对小说的迷恋。

一切的转机，源于班里新来的同学，何为。

何为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班的。他个子不高，敦实的，穿着干净酱布褂子，永远干净一尘不染，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沉静，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他不太爱说话，课间常常独自坐在座位上。起初，我们这些“原住民”对他并无太多兴趣。直到有一次，不知是谁传开了，说何为的妈妈在城北的废品收购站工作。

废品收购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孩子们心中，是一个带着些许神秘和宝藏意味的地方。那里堆砌着被时代淘汰、被家庭废弃的杂物，仿佛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废墟场。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个信息却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内心那片渴望寻觅的荒原。

我鼓起勇气，主动接近了何为。方式笨拙而直接——把我珍藏的、好不容易攒小纸图片换来的玻璃弹珠分了他几颗最漂亮的。他似乎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拒绝。一来二去，我们算是熟络了。终于，在一个放学后的黄昏，我憋红了脸，向他吐露了心底最大的秘密：我想看小说，各种各样的故事书，问他能不能帮我在废品站里找找。

何为看着我，那双沉静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的光。他点了点头，没多问，只是简单地说：“我试试。”

几天后，他果然从那个永远干干净净书包里，神秘地掏出了一本用旧报纸仔细包好的书。报纸揭开的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那是一本没有封面、卷了边、纸页发黄的《水浒传》残本。我像接过一件稀世珍宝，双手甚至有些颤抖。那一刻，我看着何为方方正正的脸庞，觉得他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从此，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建立在废品收购站这条隐秘的“补给线”上，建立在对那些被遗弃的文字世界的共同探险上。我开始近乎虔诚地“讨好”何为，家里偶尔有点好吃的，我会给他留一半；他值日，我抢着帮他扫地倒垃圾。我们的友谊，在那种特殊的“互利”中，迅速升温，坚不可摧。

有了何为这把“金钥匙”，废品收购站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个散发着霉味和铁锈味的杂乱场所，它变成了一座蕴藏着无限可能的迷宫，一座对我独家开放的“图书馆”。

每个周末，或者有时放学早，我就会跟着何为溜进那个用破砖墙围起来的大院子。我初次见到何为妈妈，她身着那个年代略带翻领的上衣，腰间弧度饱满却丝毫不显臃肿，反倒像精心打磨的和田籽玉，丰腴里透着温润的贵气 。我还未走近，一股强势的气场先漫了过来，她抬手摘下手表放在工作台上，动作优雅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力道，连眼角那道浅纹，都像是刻着“不好惹”三个字 。方才还喧闹的废品收购站瞬间静了半截，唯有她开口时，声音清亮如玉石相击：“这就你说的同学陈东远吧，我喜欢。”便继续埋头分拣那些堆积如山的废纸、破铜烂铁。她默认了儿子这个朋友，也默认了我们在那堆“废纸”里翻捡的行为。现在想来，那或许是一种无言的庇护，在那个精神食粮同样匮乏的年代，为两个孩子保留了一小块自由呼吸的角落。

我在那里，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宝藏”。那些被当作废纸论斤卖掉的书籍，杂乱地混在旧报纸、废纸盒和不知名的垃圾中间。它们大多残缺不全，封面被撕毁，页码散乱，浸染着水渍、油污，甚至还有虫蛀的痕迹。但正是这些“残骸”里，我找到了一个远比课堂和“天天读”广阔、深邃、也更真实的世界。

我从一堆散发着咸菜味的旧纸里，扒出了半本《三国演义》，恰好是“火烧赤壁”那几回，看得我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也摇起鹅毛扇。我从一个破损的木箱底下，抽出了一本没了封皮的《红楼梦》，虽然看不懂那些精致的诗词和复杂的情感，但大观园里的衣食住行、小姐丫鬟们的嬉笑怒骂，依然让我感觉新奇不已。还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更是让我沉迷其中，幻想着自己也能仗剑走涯，行侠仗义。

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小说，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的残本。即便是这些“革命”故事，其内在的情节张力、人物命运，也远比干巴巴的政治口号吸引人。江姐的坚韧，许云峰的英勇，少剑波的智谋……他们在我的想象里，是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符号。

阅读成了我生活中最隐秘、最快乐的冒险。在家里，我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在学校，我把小说书夹在课本里，假装认真听讲，实则心神早已飞到了梁山泊或者延安。老师的身影在讲台上晃动，黑板上的粉笔字模糊成一片，我的世界里，只有刀光剑影，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以及那些遥远国度的悲欢离合。

然而，最大的撞击，来自一本更为残破、甚至连书名都没有的书。它混在一堆即将被送去化浆的旧英文杂志里，是薄薄的一册，中文，竖排繁体。我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那些字。开篇是这样一段话：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这段话，像一道强烈的、从未见过的奇异闪电，猛地劈进了我十岁的心灵。我反复地读，用手指着那些拗口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写的是法国大革命，但那种强烈的矛盾修辞，那种对时代复杂性的深刻描绘，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我思想中某扇紧闭的门。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段话似乎在说着一些超越那个具体故事的道理，它仿佛一面模糊的镜子，映照出了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某些影子。那些“最喧嚣的权威”，那些被反复宣称的“最好”与“最坏”，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亢奋与迷茫……原来，一个时代可以同时包含着如此对立的两极吗？原来，好与坏、智慧与愚昧、光明与黑暗，可以如此诡异地并存吗？

一种前所未有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如同早春的冻土下挣扎的嫩芽，开始萌动。我似乎意识到，对我，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讲，眼下这个时代，或许也正如狄更斯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极端的矛盾。把握好了，这或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秩序的松动与信息的混乱（比如废品站里的书），反而让我这样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正统”之外的知识，可以像野草一样，在缝隙里自主地、贪婪地吸收养分，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和目标。可若是把握不好，随波逐流，淹没在那些喧嚣的口号里，放弃独立的思考和探寻，那么，它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最坏”的时代，让我们成为精神贫瘠、思想苍白，“最糟糕的一代人”。

这种朦胧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能仅仅满足于看小说，我得好好规划自己，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这种强大，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能力的锻造。于是，我不再满足于被动地阅读。我开始尝试“自学”。我找来父亲的旧报纸，偷偷临摹上面的插画；我央求会写毛笔字的邻居爷爷教我基本的笔画；我甚至对家里我妈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产生了兴趣，试图弄明白那些草药和针灸的奥秘。其中，我最为投入的是国画白描，用一支秃笔，在废作业本的背面，反复勾勒着花鸟人物的线条，在那份需要极度耐心的专注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掌控自我、沉淀心性的力量。

我的生活，就这样被清晰地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学校，是政治学习的课堂，是必须表现“正确”的公共空间；另一个是家、废品收购站以及我的内心世界，那里充满了小说的奇遇、历史的烟云和自我规划的隐秘激情。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过渡地带——母亲的工作单位，那个位于城东的、挂着某国营公司牌子的机关大院。

那时，我妹妹还小，白天被托付给同院的国营饭店会计苏姥爷家姥姥照看。每天下午放学，我不会直接回家，而是背着沉甸甸的书包（里面往往藏着一本“禁书”），穿过大院，走到母亲的公司。我会在母亲科室的角落里，摊开作业本，心不在焉地写写画画，实则心思早已飞到了书中世界，或者沉浸在自己的白描练习中。等待母亲下班的时光，漫长而安静。

不久，我便和公司里那些年长或年轻的叔叔阿姨们混熟了。这是一个与学校氛围略有不同的微型社会。大人们虽然也穿着清一色的蓝、灰、绿，办公室里也挂着标准的领袖像和红旗，但日常的言谈举止间，总透着一丝更鲜活、更松弛的生活气息。他们会互相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会抱怨食堂的饭菜，会悄悄地交流哪种布料更耐穿。

而最令我这类孩子兴奋的，是这里时不时会举行的“革命婚礼”。

婚礼通常安排在周末的晚上，就在公司的食堂或者比较大的会议室里。消息总会提前几天就在孩子们中间传开，像一阵甜蜜的风，搅动着平静的日常。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场无需门票的狂欢，是枯燥生活中一抹亮丽、甜美的色彩。

婚礼的仪式总是高度雷同，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新郎新娘通常都穿着崭新的军便装或蓝制服，胸前别着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他们并肩站在毛主席像前，先是向领袖像深深三鞠躬，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内容无非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接着，由单位的领导证婚，讲话也离不开“革命战友”、“共同进步”、“建设祖国”等词汇。整个过程庄重、简朴，甚至有些刻板，缺乏后来我所了解的那种属于个人的、情感的仪式感。

　　然而，对我们孩子来说，这些程序都无关紧要。我们翘首以盼的，是仪式结束后的那个环节——分喜糖。

食堂或会议室里会摆上几张拼起来的长条桌，上面铺着红色的纸。桌上放着几盘花生、瓜子，而最吸引我们目光的，是那几大盘水果糖和偶尔可见的、更为珍贵的奶糖。糖纸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红的、绿的、黄的，像一只只休眠的蝴蝶，包裹着里面令人疯狂的甜蜜。

仪式一结束，领导宣布“大家吃糖，热闹热闹”，我们这些埋伏已久的孩子，便像得到了冲锋号令的小战士，一拥而上。没有人教导，但这几乎成了孩子们心照不宣的规则——以最快的速度，将尽可能多的糖块塞进自己的衣服兜里。小手在空中飞舞，碰撞，糖纸沙沙作响。顷刻之间，几大盘糖果便被扫荡一空。每个人的口袋都变得鼓鼓囊囊，走起路来哗啦作响。

紧接着，便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刻。大家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把糖果塞进嘴里，一边的脸颊往往被撑得高高鼓起，像含着松果的松鼠。空气中弥漫着花生瓜子的焦香，更浓郁的是水果糖和奶糖混合的甜腻气息。我们互相炫耀着得到的糖纸，比较着谁得到的奶糖更多，在桌椅间追逐打闹。大人们则围坐在一起，喝着用搪瓷缸子泡的茶，笑着谈论着什么。新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而略带羞涩的笑容，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人们送给新人的礼物，也极具时代特色。我亲眼见过，有送一尊用红布仔细包着的毛主席石膏半身像的，新人接过时，神情庄重得像接过一面旗帜；有送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的，用红丝带系着；更多的，是送红皮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段祝福和勉励的革命语录。几乎看不到任何属于个人情感的、奢侈的礼品。

在这些“革命婚礼”的喧闹和甜蜜中，我常常会有一瞬间的恍惚。一边是废品站里那些沉默的、讲述着复杂人性与历史的“禁书”，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世界；另一边，是眼前这高度统一、洋溢着简单而质朴的革命激情与生活喜悦的场景。它们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真实地并存于我的生活中。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本身，就如同《双城记》的开篇，始终同时存在着“最好”与“最坏”，“光明”与“黑暗”？

我嘴里含着甜得发腻的奶糖，手插在装满水果糖的鼓囊囊的口袋里，看着墙上巨大的领袖像，看着红光满面的新人，看着嬉笑追逐的伙伴，脑海里却可能还在回响着《水浒传》里鲁智深圆寂时的偈子，或者琢磨着白描画法中“铁线描”与“游丝描”的区别。

夜色渐深，母亲会拉着我的手，和同事们道别，一起去苏姥姥家接小妹。我另一只手里紧紧攥着几颗舍不得吃完的糖。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清凉，吹散了些许食堂里的闷热和甜腻。城市寂静，路灯昏黄。我知道，书包里还藏着一本刚从何为那里得来的、缺了页的《基度山恩仇记》等着我。明天，学校还有“天天读”……

我就在这多个世界的夹缝与交错中，咀嚼着糖的甜，也消化着书的复杂，感受着时代的炙热，也经营着内心的清凉，一天天，笨拙而又倔强地成长。

第二十章 蝉鸣里的枪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我数到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向十时整，分针在钟面顶端抖了抖，像只停在蛛网上的飞蛾。妈妈纳鞋底的钢针“叮”地戳在鞋楦上，她抬头望向黑黢黢的院门，眼角的细纹在灯光里叠成两道沟壑。

“妈，爸今天又加班？”我把下巴搁在床沿上，手指无意识地翻着从收购站拿回来的一本科普杂志。桌上的搪瓷碗还剩小半碗葛粉糊糊，是傍晚特意给爸爸留的，现在表面已经结了层薄薄的皮壳。

妈妈把线轴往手腕上绕了两圈，声音压得很轻：“军宣队刚驻进县革委会，刘文舟主任和你爸天天往乡下跑，抓农业生产耽误不得。你们先睡，我再等会儿。”她嘴上这么说，手里的针却半天没再戳下去，目光总往院门口飘，像是能穿透那道木门，望见巷口尽头的路灯灯影。

妹妹已经趴在里屋的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我躺回床上，听着窗外的蝉鸣一阵紧过一阵，间或有谁家的狗吠声从巷口传来，混着远处隐约的拖拉机突突声，在夜里格外清晰。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要睡着，忽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钥匙声惊醒，是爸爸回来了。

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耳朵却竖得老高。胶皮雨衣摩擦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股雨水和泥土的腥气，还有爸爸粗重的喘息声，像是刚爬完村口的大土坡。妈妈快步迎上去，压低声音问：“怎么淋成这样？县汽运那边的事处理完了？”

“别提了，太野蛮。”爸爸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吞了砂纸，“好字派和屁字派真动了刀，汽运大队两个驾驶员，一个被捅在肚子上，一个伤在胸口，送医院没半小时就不行了。还有七八个受伤的，现在还在卫生院躺着。”

雨衣滴水的声音“嘀嗒、嘀嗒”落在青砖地上，我能想象出妈妈攥着雨衣下摆的手在发抖。“真出人命了？你今天去的时候，我就心慌得厉害，以后能不能别往跟前凑？”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尾音发颤。

“躲不开。”爸爸叹了口气，椅子被他坐得“吱呀”响，“军宣队刚稳住局面，革委会得盯着，不然两派再打起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得在革委会驻守，你们娘仨在家锁好门，别出去乱逛。”

里屋的空气突然变得憋闷，我睁开眼望着糊着报纸的天花板，蝉鸣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只剩下爸爸和妈妈压低的说话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死亡”这个词和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县汽运大队的姓张的驾驶员我见过，前阵子还开着绿色的卡车，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拉过煤，车斗里堆着的煤块黑亮亮的，他还冲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笑过。一想到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那条土路上，我就觉得后脊梁冒凉气，攥着被角的手心里全是汗。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爸爸就又走了。妈妈送他到院门口，反复叮嘱着“注意安全”，直到爸爸的身影拐进巷口，才抹着眼睛回来。那天上学路上，我发现巷口的老槐树下围了好几个人，都在压低声音议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这些孩子路过，就立刻闭了嘴，只拿眼神互相递着话。走到学校门口，我才发现教室的两扇玻璃窗破了好几块，风从破洞里灌进去，吹得黑板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粉笔字簌簌掉灰。

那时的学校早没了往日的规矩。上课铃响了，老师才慢悠悠地走进教室，手里攥着张《人民日报》，念上半个钟头社论，剩下的时间就让我们自己看书。可课本早就被翻得卷了边，老师也不敢讲新内容，怕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有一次，教数学的李老师偷偷在黑板上写了道应用题，刚讲了两句，就被门口路过的造反派头头看见，指着鼻子骂了半天“走白专道路”，吓得王老师再也不敢在课堂上提数学题。

没有繁重的功课，没有考试，更没有老师严厉的管教，我们这些孩子彻底成了脱缰的野马。一放学，书包往家一扔，就呼朋引伴地撒开了欢。医药公司大院里的男孩子最是疯癫，先前还拿着木枪、柳树杈弹弓追来追去，后来不知是谁在街边的房角旮旯里，发现了一堆废弃的铁丝——那是前些日子批斗“走资派”时，用来扎高帽骨架的，锈迹斑斑的铁丝弯弯曲曲堆在那里，像一堆没人要的蛇。

我的同学李农眼睛一亮，当即就招呼着 同伴把铁丝捡回来，用石头砸直，再弯成弹弓的形状，用细铁丝把两端固定好。而我们医药公司大院男孩，原先弹弓上的橡皮筋也嫌力道不够，不知是谁从医药公司的仓库里摸出了几截输液用的橡胶管，又粗又有弹性，绑在铁丝弹弓上，力道大得能把小石子射出老远。

自从有了“铁丝弹弓”，大院里的宁静就被打破了。隔壁院子剃头匠的儿子是一帮痞孩子王，带着几个 男孩，扛着弹弓在巷子里转悠，大街上的路灯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傍晚时分，路灯刚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玻璃罩子洒在地上，他们眯着眼睛，举起弹弓，“嗖”的一声，小石子精准地砸在玻璃罩上，“哗啦”一声，玻璃碎片落了一地，路灯瞬间就暗了下去。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往暗处躲，看着巡逻的红袖章骂骂咧咧地过来查看，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瞄准单位门口的照明灯，甚至学校教室的玻璃窗。有一次，我们正在教室里看书，突然“哗啦”一声，后窗的一块玻璃被石子砸破，碎片溅到了前排同学的课本上。老师吓得赶紧让我们趴在桌子底下，等了半天没动静，才敢起身把破窗户用硬纸板挡上。我们都知道是这伙小痞子子干的，可没人敢说，连老师都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除了打路灯，男孩子们还爱分两派“打仗”。他们自称“好字派”，另一伙以二强为首的男孩就叫“屁字派”，和大人们的派别一模一样。他们拿着弹弓，站在大院的两端对射，用作业本上纸叠成的纸子弹“嗖嗖”地在空中飞，有时候没瞄准，就砸在墙上，溅起一阵尘土。更多时候他们射出的纸子弹砸中了额头，当即就流出了血，吓得我们都不敢动。但一点不影响他们在额头上贴着块纱布，又拿着弹弓打在了一起，好像额头上的伤根本不算什么。

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疯闹，却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先前这些扑蜻蜓、抓蝴蝶的活儿，都是男孩子们干的，可现在他们都忙着玩弹弓“打仗”，我不愿这些男孩为伍，反而和女孩一起扑蜻蜓抓蝴蝶。

医药公司大院里每栋楼的单元门口，都放着好几把大竹扫帚，是居委会统一买来，供住户们打扫院子用的。每天清晨，总能看见大人们扛着扫帚，在院子里扫落叶、扫尘土，扫完了就把扫帚靠在门洞后边。这些竹扫帚杆长、扫帚头大，成了女孩子们扑蜻蜓的绝佳工具。

夏天下雨前，空气又闷又热，蜻蜓飞得又低又慢，成群结队地在院子上空盘旋，翅膀扇动的“嗡嗡”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女孩们就会扛着大竹扫帚，在院子里追着蜻蜓跑。大院子里胡翠英、小玲等三个一组，一人扛着一把扫帚，看准一群蜻蜓聚集的地方，猛地把扫帚挥过去，竹枝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总能拍到几只蜻蜓。被拍到的蜻蜓掉在地上，扑腾着翅膀想飞，我们赶紧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用一根细细的棉线系在它的尾巴上。

“我的蜻蜓飞得高！”小玲拽着棉线，看着手里的蜻蜓扑腾着翅膀往上飞，得意地喊着。胡翠英不服气，也把自己的蜻蜓举起来，两个小生灵在空中盘旋着，棉线在空中交织成两道细细的银线。她们追着蜻蜓在院子里跑，笑声顺着风飘得老远，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把蜻蜓带回家，放进蚊帐里——大人们说，蜻蜓能吃蚊子，有它在，晚上就不怕被蚊子咬了。

相比扑蜻蜓，抓蝴蝶要难上许多。蝴蝶不像蜻蜓那样成群结队，也不会飞得那么低，它们总爱停在院子角落的花丛里，或是家属区种的菜地里，翅膀上的花纹五颜六色，在绿叶间一闪一闪的，好看得很。她们每次抓蝴蝶，都要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生怕惊动了它。

有一次，我也加入她抓蝴蝶，想做一个绘画标本。我在菜地边发现了一只金黄色的蝴蝶，翅膀上还有黑色的斑点，停在一朵向日葵上，正低头吸着花蜜。我赶紧朝翠英和小玲使了个眼色，慢慢张开身上的花布衫，蹑手蹑脚地绕到蝴蝶身后，猛地把布衫罩了上去。蝴蝶在布衫里扑腾着，我能感觉到它翅膀扇动的力道，心里又紧张又兴奋，赶紧攥紧布衫的四角，留了个小缝，伸手进去摸。可刚碰到蝴蝶的翅膀，它就猛地一挣，从布衫的缝隙里飞了出去，在空中打了个转，慢悠悠地飞走了，只留下我举着空荡荡的布衫，站在原地懊恼不已。

后来我们总结出了经验，抓蝴蝶不能用布衫，要用硬纸板做的小网。我用薄木板做了个小方框，又找了块细纱布，缝在方框上，做成了一个小小的捕蝶网。有了捕蝶网，我们抓蝴蝶就容易多了。看见蝴蝶停在花上，轻轻把网伸过去，猛地往下一扣，蝴蝶就被困在网里了。我们把抓住的蝴蝶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放进准备好的纸盒里，等回家后，再把它夹进厚厚的字典里。时间一长，我的字典里夹了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有白色的菜粉蝶，有橙色的蛱蝶，还有翅膀上带着蓝色光斑的凤蝶。然后我用毛笔用白描手法把这活生生标本绘在白纸上。

　　黏知了是最考验耐心的活儿，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知了总爱趴在高高的杨树上，扯着嗓子“知了、知了”地叫，声音响亮得能盖过院子里所有的喧闹。要黏到知了，得先准备一根长长的竹竿，越长越好。

竹竿准备好了，就开始找蜘蛛网。我们在墙角、屋檐下仔细搜寻，找到那些又大又完整的蜘蛛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竹竿伸过去，把蜘蛛网绕在竹竿顶端，绕上好几圈，再用口水把蜘蛛网捏成一个小小的团子。这个网团得黏性足够大，又不能太硬，不然要么黏不住知了，要么会把知了的翅膀弄破。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扛着竹竿，来到大院里的杨树下。知了在高高的树枝上叫着，声音清脆响亮，我抬头仰着脖子，在浓密的树叶间寻找它的身影。“在那儿！”胡翠英指着一根树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只黑乎乎的知了，正趴在树枝上，翅膀微微张着，还在不停地叫着。

我赶紧举起竹竿，手臂尽量伸直，让顶端的蜘蛛网团慢慢靠近知了。风一吹，竹竿就晃悠悠的，我屏住呼吸，眼睛紧紧盯着知了，手一点点调整着竹竿的方向。离知了越来越近，我甚至能看清它腿上细细的绒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蜘蛛网团快要碰到知了翅膀的时候，它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止了鸣叫，翅膀猛地一振，“吱”的一声就飞走了，只留下我举着空荡荡的竹竿，站在原地哭笑不得。

“别急，再来一次！”小玲笑着说，指着另一根树枝，“那还有一只，这次慢点儿。”我深吸一口气，再次举起竹竿，这次更小心了，竹竿移动得极慢，几乎看不出晃动。终于，蜘蛛网团稳稳地黏在了知了的翅膀上，它猛地挣扎起来，翅膀扑腾着，却怎么也挣脱不了蜘蛛网的黏性。我赶紧把竹竿往回收，小心翼翼地把知了从蜘蛛网上取下来，捏着它的翅膀，听着它“吱呀、吱呀”地叫着，心里满是成就感。从这之中我画出极精致各种姿态的知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黏知了，突然听见巷口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还有人在喊着“抓反革命”“不许动”。我们赶紧躲到杨树后面，探着头往外看，只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押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过去，老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胡音时”，牌子用红漆打了个大大的叉。

“那不是医药公司的胡爷爷吗？”小玲小声说道。我也认出来了，胡爷爷以前经常在大院门口的石凳上下棋，还给我们讲过孙悟空的故事。可现在，他低着头，脸上满是疲惫，连头都不敢抬一下。红袖章们推搡着他，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脚步声和骂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巷口。

“我们回家吧，不玩了。”小玲先开了口，声音有些低落。我们点点头，扛着竹竿，慢慢地往家走。院子里的蝉鸣依旧响亮，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可我却觉得，这个曾经让我们肆意玩耍的“自由天堂”，好像并没有那么美好。我抬头望向天空，一群蜻蜓正排着队飞过，翅膀闪着淡淡的光，可我却再也提不起兴致。

第二十一章 芒果的滋味

一九六八年的暑假格外漫长，蝉鸣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在整个县城上空。我赤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手中的竹筐里装满深褐色的杏核，相互碰撞发出干燥的声响。

这是我捡杏核的第三十七天。竹筐的背带深深勒进肩膀，在瘦削的锁骨处磨出一道暗红色的印痕。汗水顺着鬓角流下，在下巴汇成水珠，滴落在胸前早已汗湿的背心上。我小心地调整着步伐，让筐子保持平衡——这些杏核晒干后取出杏仁，能卖给县医药公司，每斤两毛钱。今天这筐约莫有两斤重。

拐进医药公司大杂院，一股混合着肥皂和潮湿水泥地的气味扑面而来。母亲正坐在大院中央的水池旁，整个人埋在一堆泡沫里。她弓着背，双手在搓衣板上机械地运动着，湿发黏在额角，水珠顺着发梢滴进盆里。

“妈。”我唤了一声，把筐子卸下来，靠在墙边。

母亲抬起头，汗水在她脸上冲出几道蜿蜒的痕迹。她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妹妹就像只小麻雀般从屋里飞窜出来。

“哥！爸爸回来了！”妹妹的眼睛亮得惊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还带着解放军叔叔！他们上午就来了，妈给他们下了面条吃！”

我愣了一下。父亲在县生产指组上班，平日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只有月末才回来一趟。更别说还带着解放军——这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可是头一遭。

“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芒果！”妹妹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

“芒果？”我下意识地重复。这个陌生的词汇在舌尖滚过，带着某种异域的甜香。

话音未落，父亲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他手里提着一只军绿色的帆布手提包，动作小心翼翼，仿佛里面装着易碎的珍宝。

“回来了？”父亲朝我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杏核筐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来。

我接过他递来的手提包。出乎意料的轻。

“小心！”父亲突然出声制止了我正要拉开拉链的手。

我缩回手，将布包平放在堂屋的四方桌上。全家人都围拢过来，包括刚从水池边站起来的母亲，她用围裙擦着手上的肥皂泡，眼神里充满好奇。

拉链在寂静中发出细碎的声响。手提包里是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一层，两层，三层……当最后一张《人民日报》被掀开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个淡黄色的椭圆形物件，在昏暗的屋子里泛着柔和的光泽。它不像任何我见过的水果——既不像苹果那样圆润，也不像梨子那样修长，它有着流畅的曲线，一端微微突起，表皮光滑得如同打蜡，在从窗户透进来的夕照下，仿佛自带光晕。

“这是……”母亲轻声问。

“芒果。”父亲的声音里透着庄重。

妹妹伸手想摸，被父亲轻轻拦住了。“不能碰。”

“为什么？”妹妹撅起嘴。

父亲没有回答，而是转身走进厨房，在碗柜最上层摸索片刻，取出了那个印着红双喜的白瓷盘——这是家里最体面的器皿，只有过年摆糖果时才舍得用。

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叫芒果的东西放在盘子中央，后退两步，端详着，像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这个又不能吃，还把它放在盘子里干嘛！”我终于忍不住说道。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想象它的滋味——该是怎样的甜美，才配得上这样华丽的外表？

妹妹也跟着附和：“是啊，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父亲摇摇头，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虔诚的表情：“它不是用来吃的，是摆着看的。这是毛主席送的礼物。”

堂屋里顿时安静下来。连窗外聒噪的蝉鸣似乎也戛然而止。

“什么？毛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吃惊得张大了嘴。

父亲笑了，摇摇头刚要解释，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不是送给你爸爸的，是送给我们解放军的！”

一位身穿绿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叔叔大步走进来，他约莫三十岁年纪，身姿挺拔，笑容爽朗。军代表——我立刻猜到了他的身份。

“八月五日下午，”军代表的声音在小小的堂屋里回荡，“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给他的芒果送到了我们解放军支左宣传队指挥部。这是伟大领袖对我们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

他说这番话时，眼睛闪闪发亮，右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放在胸前。

“当时指挥部都沸腾了！”军代表继续描述着，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抖，“同志们围在芒果旁，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大家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高喊毛主席万寿无疆！”

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军用挎包里郑重地取出一份折叠整齐的《人民日报》，在桌上铺开。

“你们看，八月七日头版。”

我们全家人都凑了过去。报纸头版通栏标题赫然入目：“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标题下方是一篇长篇报道，还配有一张照片——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围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的，正是这种叫芒果的水果。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报道，那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仿佛带着温度，烫着指尖。抬起头时，我发现母亲的眼眶红了，她用袖口悄悄擦拭着眼角。

“那么，最后是谁吃了毛主席送的芒果呢？那可真有福气呀！”我羡慕地直咂嘴，仿佛已经尝到了那想象中的甘甜。

军代表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由解放军领导做主，工人将一篮芒果分了若干份，各自带回原单位。”

“那就是说，工人阶级把芒果给吃了？”我追问。

“没有！”军代表摇摇头，表情变得严肃，“当这些芒果被带回单位后，很快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毛主席送的芒果只有这么几颗，而且是已经熟透了的金芒果。吃吧，由谁来吃呢？不吃吧，如果任凭芒果腐烂，岂不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心意？”

我们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点头。这确实是个难题。

“后来工宣队领导做出了两个决定，”军代表竖起两根手指，“一是把芒果打上蜡，尽量延长它的寿命，存放在本单位由职工瞻仰；二是立刻请北京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研制塑胶模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

他的目光转向四方桌上那个光洁如玉的物件：“你们看，这就是第一批塑胶模拟芒果！是从北京一路护送到咱们县城的。”

黄昏的余晖为塑胶芒果镀上一层金边。它静立在红双喜瓷盘中央，不再是简单的水果，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连接——连接着伟大领袖和普通群众，连接着北京和这个偏远的县城，连接着想象与现实。

“它能保存很久吗？”妹妹怯生生地问。

“永远保存！”军代表坚定地说，“就像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永不变质！”

母亲悄悄拉了我一下，低声说：“去把院门的插销插上。”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此珍贵的礼物，必须严加看护。

夜幕降临，白炽灯被打开，跳动的光芒在塑胶芒果表面投下流动的光影。父亲和军代表还在热烈地讨论着，从芒果说到文化大革命，又从文化大革命说到世界革命。他们的脸庞在灯光下泛着红光，眼睛里燃烧着相似的火焰。

妹妹趴在桌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芒果，小声问我：“哥，你说真的芒果是什么味道的？”

我摇摇头，因我还没见过真芒果，目光却无法从那个淡黄色的椭圆形上移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今天捡的杏核还堆在墙角，想起医药公司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明党参，想起我必须在下个学期开学前攒够的学费。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从未尝过的滋味——芒果的滋味，自由的滋味，不再战战兢兢吃饭的滋味。

“也许，”我轻声对妹妹说，“就像糖一样甜吧。”

夜也深了，军代表就要离开，前往下当地驻军传递这份珍贵的礼物。临睡前，父亲郑重地决定，今晚东远值守，确保芒果的安全。

我被光荣知被安排值守，午夜至凌晨两点。

夜深沉，蝉鸣歇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我独自坐在四方桌旁，白炽灯光下，塑胶芒果在昏暗中轮廓模糊，却依然散发着某种无形的吸引力。

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极轻极快地触碰了一下它的表面。

冰凉、光滑、坚硬——完全不像水果该有的质感。

我缩回手，心脏怦怦直跳，仿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那种冰凉的触感却烙印在指尖，久久不散。

守夜的后半段，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真正尝过芒果的滋味，那人们为之感动的，究竟是芒果本身，还是它所代表的东西？

这个问题太危险了，我赶紧摇摇头，把它甩出脑海。

军代表离开后的第七天，县里举行了盛大的芒果瞻仰仪式。那个塑胶芒果被请到县文化馆正中央的玻璃展柜里，下方垫着红绸布。全县的工人、学生、干部排成长队，依次从展柜前走过。

我带着妹妹也排在队伍中。队伍移动得很慢，每个人在芒果前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十秒。终于轮到我们时，妹妹踮起脚尖，双手扒着玻璃柜边缘，眼睛睁得大大的。

“和咱家那个一模一样。”她小声说。

　　确实一模一样。同样的淡黄色，同样的椭圆形，同样光滑的表面。

但在文化馆肃穆的氛围中，在红绸布的映衬下，在排队人群虔诚的目光里，这个塑胶芒果似乎真的具有了某种神性。

回家的路上，妹妹突然说：“哥，我觉得真的芒果肯定特别甜。”

“你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不是特别甜，毛主席怎么会送给解放军叔叔呢？”

孩子的逻辑简单直接，我却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那年秋天，我升入五年级。开学典礼上，校长激动地宣布，我们学校被选中制作一个芒果模型，参加全县的“忠字化”展览。美术老师带着高年级的学生，用纸浆、石膏和颜料，花了整整两个星期，复制了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芒果模型。

模型完成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对着芒果模型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跟党走。

我站在队伍里，跟着大家一起举起右拳。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从芒果模型前飞过。那一刻，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我从未尝过滋味的水果，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直到二十年以后的1988年，当我在南方深圳市出差时，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芒果，第一次剥开它金黄色的外皮，第一次咬下它香甜多汁的果肉时，那个夏天的记忆突然汹涌而至——母亲在肥皂泡沫中抬起的脸，父亲庄重神圣的表情，军代表洪亮的声音，妹妹好奇的眼睛，还有那个静立在红双喜瓷盘中的、永远不会腐烂的塑胶芒果。

两种滋味在口中交织：一种是芒果真实的甜香，一种是岁月沉淀的复杂况味。

我慢慢咀嚼着，忽然明白了当年那个午夜守夜时触碰到的，不只是冰凉的塑胶，还是一个时代的温度。而那个让我和妹妹猜了一整个夏天的滋味，终究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解答。

第二十二章 两小无猜

六岁前的我，生活在云雾缭绕的毛园村。那里的大山像祖母温暖的臂弯，将我轻轻拥在怀中。漫山遍野的杜鹃在春日绽放，清可见底的山涧叮咚作响，孩子们的山歌在山谷间回荡，夜晚的篝火旁，老人们讲述着代代相传的故事。

记忆里，最让我期盼的莫过于收获的季节。瓜果成熟后，村里会在地上分成若干份，每家领走一份。我总爱蹲在旁边，看大人们如何公平地分配这些大自然的馈赠。那份朴素而纯粹的喜悦，至今仍在我心中留有温存。

然而，这一切在我六岁那年戛然而止。

"县城里教育好，你不能一直待在山里。"奶奶摸着我的头，声音里带着不舍。

临走前的夜晚，奶奶什么也没说，只是整夜抱着我，哼着那首我听了无数遍的山歌。她的怀抱很暖，歌声很轻，像山间的风，温柔地拂过我的童年。

第二天清晨，奶奶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还热乎的鸡蛋，还有一小捆鲜艳的红丝线。"小元，想奶奶了，就看看这丝线。"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牵着表哥的手，一步一回头。奶奶的身影在晨雾中越来越小，最后与那座大山融为一体。那时的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青阳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拥挤而嘈杂。低矮的瓦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而行。这里没有漫山遍野的绿色，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和永远散不去的煤烟味。

我们的新家是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屋子，厨房要和三户人家共用。最让我不适应的是那个小小的搪瓷痰盂——我习惯了在山里无拘无束地解手，现在却要坐在这个冰凉的器皿上。

初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在院外看见有人堆放着一堆堆白色的香瓜。在山村里，瓜果成熟后都是大家分享的，我自然地将一小堆瓜搬回了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买卖，更不知道世上还有"钱"这个东西。或许是因为年纪太小，又或许是因为农村生活让我显得格外瘦小，整个过程竟没有人发现。

母亲下班回家，看见地上的香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瓜是哪来的？"她问。我如实相告："从大门口搬回来的。"母亲的脸色瞬间变了。

"这么小就会偷东西！"她厉声喝道，从门后的竹扫帚上拽下一根竹丝。竹条抽在我身上，火辣辣地疼。母亲一边打，一边流泪。最后，她拉着满身伤痕、泪眼汪汪的我，亲自把香瓜送了回去。

那一刻，我懵懂地明白：山外这个世界，有着与毛园村完全不同的规则。而适应这些规则，将是我必须面对的成长之路。

上学后，我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布鞋，鞋面上还绣着一对小小的老虎。我本来很喜欢这双鞋，直到班上的同学指着我的鞋哈哈大笑。

“看他的鞋，土死了！”

“山里来的吧？一股土腥味。”

我低下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试图躲到教室的角落，但那里的位置已经被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占了。

“这里有人了。”男孩嫌弃地摆摆手。

我只好坐到第一排，那个没人愿意坐的位置——离老师最近，也最容易被粉笔灰呛到。

课堂上，老师用我听不懂的速度讲课。拼音还没认全，生字就已经写满了黑板。数学课上，我还在掰着手指算十以内的加减法，其他同学已经学会了乘法口诀。

第一次测验，我得了全班最低分。老师念成绩时特意提高了音量：“陈东远，三十五分。从山里来的，基础差，大家要多帮助他。”

课间休息，同学们像约好似的，没人跟我说话。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其他孩子玩老鹰捉小鸡。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游戏。

放学后，我独自一人回家，几个男孩跟在他身后，学着我走路的样子，嘴里喊着：“山里娃，土疙瘩，说话一股山芋味！”

我加快脚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记得奶奶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

回到家，父母都还没下班。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口袋里掏出奶奶给的红丝线，紧紧地攥在手心。

就在这时，隔壁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探出头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上衣，眼睛又大又亮，像极了山里熟透的野葡萄。

“你是新搬来的吗？”女孩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不敢抬头看她。

“我叫胡翠英，就住在你家隔壁。”女孩在我身边坐下，“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我倔强地抹了抹眼睛。

胡翠英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我昨天看见你们从医药公司内部搬来的。你从山里来的吗？山里是不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我惊讶地抬起头，这是第一次有城里孩子对山里的事情感兴趣。

“有啊，有山涧小溪可以抓鱼，有野果可以摘，晚上还能看见很多很多的星星，比这里多多了。”

胡翠英的眼睛亮了起来：“真好啊！我从来没去过山里。你以后能给我讲讲山里的事吗？”

从那天起，胡翠英每天都来找我。她教我城市孩子们的游戏，带我认识大院里的孩子们，慢慢地，大家不再嘲笑我，也开始和我一起玩了。

我的生活因为胡翠英的出现，渐渐有了色彩。然而，另一场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一天晚上，我被父母的争吵声惊醒。

“天天开会，还要不要人活了？孩子都没人管！”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小声点！现在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吗？明天开始，晚上都要去参加学习会，这是政治任务！”父亲压低声音说。

“那小元怎么办？家务活谁干？”

“他都七岁了，该学着干活了。他是老大，他不干谁干？”父亲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果然，从第二天开始，我的父母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去上班，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会，常常到深夜才回来。家务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这个长子身上。

第一次生煤球炉子，我被浓烟呛得直咳嗽，眼泪都流出来了，火还是没生起来。胡翠英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跑过来教我。

“要先放纸，再放小木柴，最后放煤球。”胡翠英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点火要从下面点，等木柴烧起来了，再轻轻扇风，不能太急。”

在胡翠英的耐心指导下，我终于学会了生火。接着，我又学会了怎么在煤球炉上做饭不会“上生下烂底部焦糊炭”、洗菜、切菜。每天早上，先是去青通河挑水把水缸装满，再倒痰盂并去小河边清洗，然后回来扫地擦桌椅叠被子烧稀饭等，放学后，我就得生火做饭，然后把母亲早晨买回来的菜拿到河边清洗干净、切好，这样母亲下班后就可以直接下锅炒了。

晚上，母亲会把衣服用肥皂搓好，然后我和跟在胡翠英后面一起拿到河边清洗。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小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两个孩子在月光下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

“我爸爸说，你爸妈参加的是‘批判走资派’运动。”一天晚上，胡翠英突然说。

我茫然地摇摇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他们每天都很累。”

胡翠英压低声音：“我爸爸说，现在到处都在搞政治斗争，很多人都挨批了，我看写你妈大字报的人很多，你妈要小心啊。”

我刚开始不太明白“政治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我能从父母疲惫的神情中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由母亲的大字报变得笑容越来越少，父亲的眉头越锁越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胡翠英的友谊越来越深。到二年级后，我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从班上的最后一名跃升到了中上游。老师第一次在班上表扬我时，我激动得脸都红了，下意识地看向胡翠英，发现她也正看着自己，眼睛里满是喜悦。

除了烧饭洗衣服，胡翠英还教会了我很多生活技能。缝补衣服、打毛衣，甚至是在圆形绷紧的白色丝绸上绣花——那是胡翠英从她妈那里学来的手艺。

“绣花最重要的是耐心。”胡翠英手把手地教我，“每一针都要细心，不能急。”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绣花。我喜欢丝绸光滑的触感，喜欢看彩色的丝线在布面上逐渐形成美丽的图案。我先是学绣简单的花朵，然后是小鸟，最后是复杂的鸳鸯图案。当我一针一线在丝绸上绣出栩栩如生的鸳鸯时，内心有一种奇妙的平静和满足。

然而，我没想到，正是这个爱好，彻底改变了我和胡翠英的关系。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青石板路上，泛着金色的光。我坐在家门口的矮凳上，专心致志地绣着一对枕头套上的鸳鸯图案。鸳鸯已经初具雏形，雄鸳鸯色彩鲜艳，雌鸳鸯温婉可人，它们在水中相依相偎，栩栩如生。

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我手中的绣花绷子，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父亲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回答，父亲已经大步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绣品。

“这是谁教你的？”父亲厉声问。

“是...是翠英...”我怯生生地回答。

父亲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看了一眼绣品上精美的鸳鸯图案，突然用力一扯，丝绸应声而裂，彩色的丝线纷纷断裂。然后，他打开门，把破损的绣品狠狠扔到门外。

“男孩子学什么绣花！不成体统！”父亲怒吼道，“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跟胡翠英玩！听见没有？”

我惊呆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强忍着不让它们流下来。

就在这时，胡翠英和她的父亲听见动静走了出来。胡翠英看见被扔在地上的绣品，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怎么回事啊，小元爸？”胡翠英的父亲问道，一边捡起地上的绣品，“哎哟，绣得挺好的嘛，怎么给撕了？”

我父亲冷冷地说：“胡经理，我儿子是男孩，不能学这些女孩子的东西。以后请让你家翠英别再找陈东远了。”

胡翠英的父亲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哎呀，小元爸，你太严肃了。小元这孩子细心又懂事，我很喜欢他呢。”他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说实话，我只有翠英一个女儿，一直想要个儿子。东远将来要是能做我女婿，倒蛮好的！”

这句话如同火上浇油，我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我儿子决不会做上门女婿！”他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然后一把拉过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门内，我听见父亲粗重的喘息声；门外，他隐约听见胡翠英父亲尴尬的解释和胡翠英低低的啜泣声。

　　从那以后，我和胡翠英就成了陌生人。

第二天上学，胡翠英像往常一样在路口等我，但我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仿佛没有看见她。胡翠英愣了一下，追了上去。

“东远，你爸还生气吗？”她小声问。

我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

“我爸爸昨天是开玩笑的，他没有真的要你当女婿...”胡翠英试图解释。

我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硬邦邦地说：“我爸不让我跟你玩了。”

胡翠英愣住了，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泪水。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默默地转身走了。

从那一天起，两个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学校，我们避免任何接触；放学后，我们一前一后地回家；在巷子里遇见，我们也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只有偶尔，我会偷偷瞥见胡翠英眼中一闪而过的悲伤，而我自己心中，总觉得欠她什么东西。至此，两家不再来往不再说话。

第二十三章 画像与奔马

一九六八年的风，带着一种灼热的、不容置疑的气息，席卷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股气息是红色的，是印在纸张上、刷在墙壁上、飘扬在旗帜上，也深深烙在人们心上的那种红。它具体而微地体现在每家每户的门窗上——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贴上了用鲜艳红纸剪成的“忠”字图案，锯齿形的花边围绕着那个核心的汉字，像一颗颗跳动不歇的、向着东方的心脏。

我的家，也不例外。

那天放学回家，我刚踏进门槛，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氛。父亲正站在里屋的正面墙前，仰着头，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墙上那幅我视若珍宝的《徐悲鸿水墨奔马图》印刷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崭新、色彩鲜明得有些刺目的画像——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左臂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体微微前倾，向着下方看不见的、必然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人海挥手。画像上的主席神采奕奕，目光如炬，背景是晴朗的天空和巍峨的城楼，一种宏大的、充满力量的感觉瞬间充满了这间不大的屋子。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那幅《奔马图》呢？

“爸，我的马呢？”我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

父亲回过头，他的脸上是一种完成了一件重要任务的、混合着郑重与轻松的表情。“拿下来了。现在家家都挂主席像，咱们家这面最重要的墙，当然要挂主席。”他指了指墙上，“看，多精神！”

我的目光却无法在那幅充满威严和感召力的画像上停留太久，只顾着四下搜寻。“那……那我的画呢？”

“在衣柜里，”母亲从外屋进来，轻声说，她看出了我的失落，“你爸给你收好了，没扔。”

我立刻扑到那个老旧的双开门衣柜前，急切地拉开柜门。一股樟木和旧衣服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在几件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衣物下面，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纸卷。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外面包裹着一层旧报纸。打开报纸，我那心爱的《奔马图》安然无恙地展现在眼前。

那一刻，仿佛屋外那喧嚣的世界瞬间安静了。

这匹马，是我放学后从那个总堆满破铜烂铁和废书旧报的废品收购站里“淘”出来的。它躺在一堆即将被送去化浆的旧书报里，画面已经有些卷边，蒙着灰尘。可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被牢牢吸引住了。何为妈看见说，“喜欢你就拿回去吧！”我一边道谢一边像迎接一位落难的英雄回家。

对于我，这匹墨色的骏马，早已不仅仅是纸上的一幅画，它更像是家庭里一个沉默而重要的成员。

我轻轻抚平画纸。这是一匹正在全力飞奔的骏马。它的头颅高高昂起，脖颈的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仿佛能穿透纸面，望向某个遥远的、自由的彼岸。它的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呼吸着旷野的风，又像是在发出无声的嘶鸣。头顶的鬃毛和身后的马尾，被强劲的风拉扯着，飘动、甩散，呈现出一种“乱乱的”却极具动感的姿态，显然已被风吹得不成章法，却更显其奔放的激情。最动人的是它的四蹄，徐悲鸿先生用淋漓的墨色和精准的线条，让它四蹄腾空，整个身躯仿佛脱离了重力的束缚，要飞起来，随时会从这泛黄的纸面上跃出，踏云而去。

整匹马精神抖擞、栩栩如生，好像活的一样。每当我做功课时感到疲惫，或者被外面那永无止境的广播口号和锣鼓声搅得心烦意乱时，我就会看着它。看着它，我的心就会跟着它一起奔向一个想象中的广阔天地：那里有草原，有荒漠，有长河落日，有呼啸的风，没有剪不断的“忠”字，没有背不完的语录，只有无垠的自由和纯粹的、为了奔跑而奔跑的快乐。它承载着我所有无法言说、也无处安放的浪漫遐想和青春激情。

我再次小心翼翼地将《奔马图》卷好，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把它藏回衣柜的最深处，紧挨着我那几件打着补丁的旧衣服。那里，成了它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庇护所。我关上衣柜门，仿佛关上了一扇通往我自己秘密世界的大门。转过身，墙上主席那睿智而坚定的目光正笼罩着整个房间，也笼罩着我。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

那时，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小本子紧密相连——《毛主席语录》，我们称之为“红宝书”。它有着红色的塑料封皮，小巧便携，里面选编了毛主席著作中的经典言论。它是人们每天出行必带的东西，如同钥匙和手帕一样重要。广播里整天都在唱：“老头子？嗳！老婆子，嗳！咱们俩学毛选……”，欢快的曲调传递着一种全民学习的热情。

在当时，灵活运用《毛主席语录》，不仅仅是赶时髦，更是一种生活的必需，甚至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理发买菜，甚至是邻里之间的辩论吵架，都能用得上。往往是谁“红宝书”背得熟、背得多、引用得恰当，道理就站在谁的那一边。

这难不住我。我记忆力不好，但肯下功夫，“红宝书”里的许多句子和段落，我都能倒背如流。这种能力，在特定的场合下，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周末，我回到我们的医药公司大院里。那是个熟人社会，邻里关系密切。院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像张奶奶、李奶奶她们，对于如今出门办事的一套新规矩，总是感到手足无措。她们习惯了以往那种直接了当的交流方式，现在开口闭口都要先念一句语录，让她们很是为难。所以，她们常常会拉着我一起去买菜，把我当成她们的“小小顾问”和“语录活字典”。

以前买菜是件简单的事，问价、挑拣、付钱、走人。但现在，一切都得按新规矩来。

一次，我陪着院里的张奶奶去城北大街的菜市场。市场里人声鼎沸，各种蔬菜混杂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我们挤到一个卖萝卜的摊位前。那个年轻的女售货员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胳膊上套着红袖章，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开口便是标准化的问候：“为人民服务，你们想买什么？”

张奶奶张了张嘴，有点卡壳，下意识地用手肘碰了碰我。我立刻心领神会，上前一步，用清脆的声音回答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买萝卜。”

售货员点了点头。张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开始弯腰在箩筐里仔细地挑拣萝卜。她拿起一个，看看，放下，又拿起另一个，掂量着，比较着。那时的蔬菜供应并不总是充足，能买到品相好的需要耐心。售货员在一旁看着张奶奶挑来拣去，脸上渐渐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她提高嗓门说道：“要斗私批修！” 这话语里带着明显的催促和批评意味，暗示张奶奶这种“挑拣”行为是“私心”在作怪。

张奶奶的手停住了，脸上掠过一丝窘迫和慌乱，拿着一个萝卜，不知是该放下还是继续。

我马上接过话茬，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引用的正是毛主席关于提倡认真态度的名言。

售货员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张奶奶手里那个她正认真检查的萝卜，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再说什么，把目光转向了别处。一场小小的、无声的较量，就在这语录的对答中消弭于无形。张奶奶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得以继续安心地挑她的萝卜。

然而，最让老奶奶们感到为难和畏惧的，还不是买菜时需要应对的语录问答，而是另一项更加艰巨的政治任务——跳“忠字舞”。

广播里和居委会不止一次下达通知，要求男女老少，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要学习跳“忠字舞”，以此表达对伟大领袖无限的敬爱与忠诚。这对于像张奶奶这样裹过小脚、一辈子习惯了沉稳走路的老人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见过她们在居委会干部的组织下，在大院的空地上练习的场景。她们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跟着前面领舞的年轻人，笨拙地模仿着动作。手臂的挥舞僵硬而迟疑，脚步的移动蹒跚而凌乱。她们的脸上，没有舞蹈应有的欢愉，反而写满了紧张、惶恐和力不从心的疲惫。她们生怕哪一个动作做得不标准，会被视为“不忠”；又担心自己老迈的身体无法完成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比如那个“攀北斗”（一手高举，仰望天空）或者“扬鞭催马”（做骑马状，挥舞手臂）。

音乐是激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声嘹亮，节奏鲜明。可这节奏，似乎与她们迟缓的脉搏格格不入。张奶奶有一次在练习后，拉着我的手，悄悄叹气：“东远，这比我们年轻时在乡下担稻子还累人哟。这心里头，慌得很……”

我看着她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种被时代洪流裹挟着、不得不做出某种姿态的无奈，深深地刻在她们每一个踉跄的脚步和每一次僵硬的转身里。她们的“忠”，或许更愿意体现在一日三餐的宁静里，体现在对儿孙的默默呵护中，而不是这她们根本无法理解和驾驭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舞蹈上。

我藏起了我的奔马，它在我心底的草原上继续驰骋；老奶奶们跳起了“忠字舞”，她们的忠诚，在笨拙的舞步中接受着检阅。那是一个画像覆盖了奔马，语录指导着生活，舞蹈表达着忠诚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那幅《奔马图》上的骏马，被一股远比自己强大的风吹拂着、塑造着，鬃毛散乱，四蹄腾空，却不知最终会奔向何方。只有衣柜深处那卷冰凉的画轴，还珍藏着一份关于自由、关于奔跑的、滚烫的旧梦。

第二十四章 口琴里的山河

1968年的冬天来得早，西伯利亚的寒流卷着雪粒子撞在县城老百货公司的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噼啪声。我蹲在柜台前系鞋带，听见背后两个穿灰布棉袄的干部正压低声音说话，他们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在冷光里晃了晃，“省里的知识分子都往乡下送了，县里各单位也得凑够2%的指标”。

其实早前我姑姑全家和奶奶都已下放丁挢明塘大队。

腊月二十七那天，我骑着二八自行车去乡下。车后座铺了层棉絮，我裹着姑姑织的红围巾，脸还是冻得发麻。公路越走越窄，最后变成坑坑洼洼的土路，自行车轮碾过结冰的泥块，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远处的山光秃秃的，枝桠像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灰蓝色的天，姑姑和奶奶就在山里面。

奶奶家在青阳明塘大队，藏在铜陵、宣城和南陵交界的山坳里。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土坯房里点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人影拉得老长。姑姑正蹲在灶台前烧火，她以前总爱穿的碎花衬衫换成了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用根红绳随便扎着，额前的碎发被火烤得有些卷曲。看见我，她手里的火钳“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走过来摸我的脸，“小元怎么来了？路上冷不冷？”

寒假的日子过得慢，每天天不亮就能听见外面的鸡叫。奶奶起得最早，摸着黑去灶房烧水，姑姑和表哥表姐要去队里上工，只有我和弟弟能多睡会儿。那天晚上，奶奶做了红薯稀饭，还蒸了两个白面馒头，是爸爸带来的面粉。二个表哥表姐和弟弟吃得快，碗底很快就空了，我拿起碗筷往厨房走，铁制的碗勺碰在一起，在安静的屋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来来回回端了两趟，转身时看见姑姑站在屋门口，煤油灯的光落在她脸上，她嘴角牵了牵，露出个有点苦的笑容。“小元，你变得好能干！”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些，不像我小时候听的那样清亮。

“我还学会了做饭呢！”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盆里，沾着水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是老大，爸妈都要上班，弟妹的饭必须我来做，我妈把我当女孩子养，明天我给你们做饭。”我说这话时，腰杆挺得直直的，像在学校里被老师表扬时那样骄傲。

“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六岁的弟弟突然插嘴，他正坐在炕沿上玩奶奶纳的鞋底，头也没抬。我瞪了他一眼，他却吐了吐舌头，躲到奶奶身后去了。

姑姑笑了，这次的笑容里多了点暖意。她转身走到炕边，从抽屉里拿出个东西，用一块蓝布包着，层层叠叠的。“来，我给你们吹段口琴。”她把布打开，里面是个银色的口琴，琴身上有几个方形的小窗口，边缘有些磨损，却擦得很亮。我凑近看，琴身上刻着“上海国光”四个字，是我在县城百货公司见过的牌子。

我小时候听过姑姑吹口琴，口琴里飘出的声音像春天的小鸟。后来她下放，就很少吹了，那些声音也渐渐藏进了我的记忆深处，像被蒙上了一层灰。

“太好了！”我欢呼起来。

姑姑把口琴放到嘴边，轻轻吹了起来。第一个音符飘出来的时候，我就安静了，那声音清清脆脆的，像山涧里的泉水，顺着屋梁绕了一圈，又落在我们耳边。它有时候很空旷，像月光下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有时候又很缠绵，像山里的雾气，绕着树枝不肯走，带着点说不出的怨。我以前不知道，这么小的一个乐器，能发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声音，像把整个山河都装在了里面。

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熟悉，这是《我的祖国》。我跟着小声哼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表哥表姐也跟着唱，弟弟虽然记不全歌词，却也张着嘴，跟着我们的调子哼。

唱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时，我鼻子一酸，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我在学校里学过，书里的英雄人物都会为祖国献出生命，我也想做那样的人。可是看着姑姑现在的样子，看着这昏暗的土坯房，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山，我又有点糊涂。为什么要把姑姑这样的人送到乡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住在有白帆的岸边？这些问题我问过爸爸，他只是叹气，说等我长大了就懂了，可我现在一点也不懂。

姑姑吹完最后一个音符，把口琴拿下来，用布擦了擦。“口琴是体积最小的乐器之一，”她指着琴身上的小窗口，“它是通过口吹气流，让里面的簧片震动发音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1821年的时候，一个叫Friedrich Buschmann的德国人发明了它，他是受到中国古乐器笙的启发。二十世纪早期口琴传入中国，三十年代初，上海才生产出我国自制的第一批口琴。”

“那德国在哪里呢？”我问，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过，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姑姑笑了笑，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等你上中学，会学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到时候就知道了。德国在欧洲中部，离我们很远很远。那里有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在它的南部；还有莱茵河、多瑙河，从德国境内穿过。”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德国还是个人才辈出的国家，有很多哲学家、诗人、文学家、音乐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还有诗人海涅、文学家歌德；音乐家巴赫、贝多芬、莫扎特。”

“我长大以后可以去德国看看吗？”我好奇地问，想象着阿尔卑斯山的样子，是不是像画里的那样，山顶盖着雪。

姑姑的笑容淡了些，她摇了摇头，“恐怕不容易。”她把口琴重新包好，放进抽屉里，“不过你可以学吹口琴，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别看它小，看着不起眼，却有丰富的表现力。”

那天晚上，我躺在奶奶和姑姑中间，床很硬，铺着稻草和奶奶从城里带来的被褥。屋里很静，只能听见表哥表姐的呼吸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姑姑跟我说起了她来这里后的日子，声音很轻，像怕吵醒别人。

青阳明塘大队在青阳东部的山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到处都是丘陵，荒草长得比人还高。解放前这里是新四军的根据地，队里六十岁以上的男人，大多都当过新四军。姑姑刚来时，队里的干部找她谈过话，让她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要随便到处走。

当地人很少出远门，见过的东西少，思想也保守。姑姑不会干农活，每天收工后，还喜欢坐在门口吹口琴，那些调子他们听不懂，总是摇着头走开，嘴里还念叨着“城里来的人就是娇气”。

更让姑姑难办的是姑父的事。姑父以前是国民党四川兵的外科军医，抗日战争时，在青阳陈家大山跟日军打了一仗，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姑父是少数活下来的人，后来就入赘到了陈家，成了我们家的上门女婿。队里的人知道这件事后，对姑姑更不待见了，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成分不好”。

姑姑刚到这里时，带着三个孩子借住在毛园生产队队长家。那间屋子很小，没有床，只能在地上砌个土台子，比地面高一点，铺上稻草和从城里带来的被褥，就是她们睡觉的地方。后来奶奶也来了，五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地方，翻身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到别人。

所以她们来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盖房子。姑姑以前连钉子都不会钉，现在却要跟着队里的人去山上砍树、和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天黑才回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破了又长，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茧子。我摸过姑姑的手，不像以前那样光滑了，粗糙得像砂纸。

房子盖好的时候，刚好赶上夏季双抢。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每天早晨四点，天还没亮，队里的哨子就响了，姑姑和表哥表姐就得起床，趁着凉快和露水去田里割稻、插秧。

一转眼到了上午，太阳变得特别毒，像火一样烤着大地。大颗的汗珠从姑姑的额头滴下来，流进眼睛里，咸涩的汗水蛰得她睁不开眼。她只能用满是尘土和泥垢的手去抹，结果脸变得像花瓜一样，一道黑一道白。裸露的脸、脖子和手臂，被稻芒划出一道道红血印，汗水一浸，又痛又痒，难受得不行。

傍晚的时候，要把散在田里的稻捆抱到田埂上，这时候还得小心稻捆底下藏着的毒蛇。姑姑就见过一次，一条青绿色的蛇缠在稻捆上，吐着信子，吓得她差点把稻捆扔在地上。

到了晚上，气温也降不下来，经常在三十八九度。干了一天活，本来想好好歇会儿，却还要去户外开会、政治学习或者忆苦思甜。山里的蚊子特别多，像“黑旋风”一样，黑压压的一片，只能穿上长衫长裤和雨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一种叫“小咬”的飞虫，像黑芝麻一样小，专门在黑暗的厕所里活动，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被咬了好几个包，痒得钻心。

蛇就更多了，几乎每天都能遇见。有一次，一条蛇竟然爬到了蚊帐上面，姑姑和表哥表姐躲在蚊帐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蛇在蚊帐上爬，直到它自己爬走，才敢偷偷喘口气。

姑姑说到这里时，声音有点抖，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轻轻发抖。我伸手抱住她的胳膊，她的胳膊很细，隔着棉袄也能摸到骨头。“后来呢？”我小声问。

姑姑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彻底崩溃了。有一天，我在田里插秧，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见了，嘴里还胡言乱语的。队里的人把我送回家，我躺在床上，看见你奶奶在哭，看见三个孩子围着我，却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了下来，落在姑姑的棉袄上。姑姑伸手擦了擦我的脸，“傻孩子，别哭，现在好多了。”她顿了顿，又说：“幸好有你奶奶，还有你们这些孩子，我才能撑过来。”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梦见姑姑吹着口琴，口琴里飘出《我的祖国》的调子，我们站在一条大河边上，河面上有白帆，岸边长满了稻子，风吹过来，稻花香飘了很远很远。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起了床，帮奶奶烧火。姑姑坐在门口，阳光落在她身上，她手里拿着那只口琴，却没有吹。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姑姑，你教我吹口琴吧。”

姑姑看着我，笑了笑，把口琴递给我，“好啊，我教你。”她握着我的手，教我怎么拿口琴，怎么吹气。第一个音符飘出来的时候，有点跑调，却让我心里暖暖的。我知道，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只要有这只口琴，有姑姑和奶奶在，我们就能一直撑下去，就能等到像歌里唱的那样，有白帆、有稻花香的日子。

　　第二十五章 小升初最后的年关

十二岁那年的冬天，我从小学生涯里毕业了，像一只刚刚学会扑腾翅膀的雏鸟，被推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身边的同学们，话题总离不开青阳中学——那座城里最好，也最难进的学府。仿佛能进入青中，不仅意味着更好的前程，更象征着父母的本事和家庭的体面。我听过太多关于青中的传说，有青阳最好的教学楼，藏书如海的图书馆，还有那些据说能一眼看穿你心思的厉害老师。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竞争，有能力的父母们早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试图将自家的孩子渡到那个理想的彼岸。

而我家的氛围，却截然不同。父亲，一位左倾而固执的机关干部，在饭桌上轻描淡写地定了调：“我看，未必非要挤破头去青中。条件艰苦些的地方，更能锻炼人。” 他说这话时，目光并没有看我，而是落在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枝上，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属于他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笃定。于我而言，那时对前途的概念尚且模糊，青中的光环固然诱人，但若去不成，似乎也无甚紧要。少年心性里，装着更多的是眼前可见的悲欢，而非遥远的未来。最终，因着那年头是春季升学，距离中学开学还有一个漫长的年关要过，我的学藉关系，还是落在了熟悉的城关一小。

对于过年，城里的孩子们大抵是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期待的。新衣、爆竹、压岁钱、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鸡鸭鱼肉，构成了他们对这个节日最甜美的想象。然而，我却是个例外。我对过年，怀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惧怕。这种情绪，源于每年雷打不动的“迁徙”——一放寒假，父母便会将我和年幼的弟弟打包，送往乡下的奶奶家

奶奶的家，坐落在离城五十华外一个萧索的村庄里。那里的年味，不是香甜的，而是苦涩的。姑姑早年患上了精神分裂，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离家出走，再无音讯。这个沉重的打击，如同冰雹般砸垮了奶奶本就艰难的生活。她，一个被时代扣上“地主分子兼资本家”帽子的老妇人，老实、本分，甚至有些懦弱，却不得不独自扛起抚养姑姑留下的3个年幼子女的重担。生活的碾子无情地滚动，早已在她身上刻满了深深的辙痕，也留下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债务。

年关，对于债主而言，是结算的日子；对于奶奶，则是鬼门关。一进腊月，讨债的人便像循着气味而来的乌鸦，一个接一个地逼上门来。刚送走剃头铺子收账的，油盐店的掌柜又堵在了门口。他们脸上挂着霜，语气里带着刺，每一句话都像钝刀子割着人的尊严。奶奶无力面对，她唯一的法子就是“躲”。债主临门，她便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出去，不知所踪，将搪塞债主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毫不留情地压在了我们这几个半大孩子身上。

我是长孙，这“责无旁贷”四个字，仿佛天生就烙在我的肩头。起初，我还试图学着大人的样子，堆起笑脸，说些“年后再想办法”、“宽限几日”的软话。可很快我就发现，在赤裸裸的金钱债务面前，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我们确实没有钱，任凭债主如何拍桌子瞪眼，咆哮威胁，我们也变不出一分钱来。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单方面的、无休止的责骂与羞辱，而我们，连一句辩解、一丝不满都不能流露。那种憋屈，像一团湿棉花塞在胸口，闷得人喘不过气。

那一年，是我小学毕业最后一个年，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被动地忍受下去了。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一个念头野草般在我心里滋生——我也要躲出去。不是像奶奶那样漫无目的地逃避，而是要去一个地方，一个能挣到钱，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前线”。

我跟六岁的弟弟商量，他正用冻得通红的小手摆弄着一个破烂的木头手枪。“弟弟，”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可靠的兄长，“哥到铜陵朱村公社街上去卖年画，等赚了钱，给你买一大包糖果，甜甜的。家里的债主，你先帮哥挡着，好不好？你年纪小，他们兴许不会太为难你。”

弟弟抬起头，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里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被委以重任的兴奋。他用力地点了点头。于是，一个荒诞而又心酸的“作战计划”形成了：一个六岁的孩童，留守在家，用他稚嫩的肩膀和言语，抵挡一波波讨债的汹汹来意；而十岁的我，则联合了一个年纪稍大些的表妹，准备奔赴十五里外的公社街头，开辟我们的“经济战线”。

摆个画摊，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步步维艰。第一个横在面前的难题，就是本钱。买画纸、笔墨都需要钱，家里是决计拿不出的。我愁了几天，目光最终落在了院子里那只正在踱步的芦花大母鸡身上。它是奶奶的宝贝，每天雷打不动下一个蛋，是家里重要的油盐来源。可当时，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午后，趁奶奶又出去“避风头”，我狠下心来，抱起母鸡就跑到邻村，找到一个熟悉的农户，换回了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奶奶，等我赚了钱，一定买一只更大的还给您。”

本钱有了着落，我和表妹又从邻家朋友那里，好说歹说借来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木桌子。我们费力地将它抬到公社最热闹的街口，占住一方小小的地盘。我用毛笔在一张红纸上郑重地写下“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贴在桌子最显眼的地方。这既是那个年代最安全的口号，也是我们这个小摊合法存在的“护身符”。

摊子支起来了，画纸铺开，我刚提起笔，第二个问题就猝不及防地出现了——墨冻了。长江边的腊月，寒风如刀，砚台里的墨汁很快就凝成了一坨冰碴，根本化不开笔。我傻眼了，看着周围那些写春联的老先生们运笔如飞，他们的墨汁却仿佛不怕冷。我像个侦探一样，在他们摊位附近徘徊、观察了好几天，才终于窥破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想墨不冻，得往里面加一点点石灰。这个小小的发现，让我兴奋不已，仿佛掌握了某个了不起的秘传。

然而，第三个，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的顾客，大多是来自四里八乡的农民，他们称之为“土客”。他们对我们画的那些带有革命色彩的“丰收图”、“工农兵”兴趣寥寥，却指名要买“土地神”、“灶王爷”、“天地神”这类民俗神像。这让我们陷入了两难。画吧，这是明令禁止的“封建迷信”；不画吧，生意就别想开张。

果然，当我们战战兢兢地画出几张神像，生意刚有起色时，几个穿着中山装、横眉怒目的干部模样的人就走了过来，挥着手臂，厉声呵斥：“搞什么名堂！这是散布封建迷信！赶紧收起来，不然全给你们没收了！”我们吓得手忙脚乱，第一次遭遇，只好乖乖地搬着桌子换了个更偏僻的角落。

挫败感只持续了一晚。第二天，我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对策”。我找来一些更厚实的纸，在一面画上土地神、灶王爷，在另一面，则用醒目的字体写上“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革命口号。我和表妹约定好，由她负责望风，一旦发现有干部模样的人靠近，她就立刻大声地、清晰地朗读背面的革命口号。而我，则迅速将画翻过来，露出革命标语，装作正在宣传正能量的样子。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些前来“搅局”的人，看到我们如此“革命”，往往愣一下，训斥几句“要注意内容”，便悻悻地走开了。我们的画摊，就这样在风险的边缘站稳了脚跟。

因为本钱极其有限，我们不敢预先画太多存货，怕压住了宝贵的资金。但又不能空着摊子，于是往往是顾客想要什么，我们当场现画。这又要求我们得有极好的应变能力。那些乡下来的“土客”，常常会指着画问：“小伢子，你这画的是啥意思？有啥讲究？”这时，表妹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她年纪虽小，却机灵得很，早已把我教给她的那些吉祥话背得滚瓜烂熟。她甚至不需要看画，只需打量一下顾客的穿着气质，就能脱口而出相应的说辞。看到一个面带风霜、衣着朴实的老农，她便会指着那张题为“丰年吉祥”（画面上是一只大公鸡）的画，流利地说：“老爷爷，您看这‘多福多寿’图，家里贴一张，保准平安顺遂！”她巧妙地替换了概念，却精准地击中了顾客的心理需求。

对于那些需求最旺盛的民俗神像，如土地、灶王之类，我后来也找到了“标准化生产”的窍门。我不再费力去区分每位神祇的具体形象，而是统一画成一个类似古代官员的简笔画像，慈眉善目，戴着官帽。然后在画像两侧，题上一副万能对联：“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这副对联，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神位，贴在灶台上是灶王爷，贴在堂屋是天地神，贴在村口小庙就是土地公。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也降低了被精准识别为“某一种迷信”的风险。

家里面，讨债的锣鼓声一阵紧过一阵。六岁的弟弟，独自守在那座空荡而充满压力的老屋里，用他稚嫩的声音重复着“奶奶不在”、“没钱”的话语，承受着债主的怒火与谩骂。而十五里外的街头，我们的画摊生意，也随着年关的逼近而日渐“兴隆”。这里的“兴隆”，没有丝毫的喜悦，只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焦灼。每卖出一张画，收到几张毛票，表妹就立刻小心地揣好，小跑着送回家里，去应付那仿佛永无止境的债务。那已不是几个孩子在体验生活，过年玩乐，而是几个尚未完全长大的生命，在生活裸露的危岩上，小心翼翼地周旋、拼尽全力地挣扎、用稚嫩的智慧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

战斗，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腊月的街头，寒风无孔不入。我和表妹的脸蛋冻得像熟透的苹果，又紫又红。清鼻涕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我们用袖子去擦，久而久之，棉袄的袖口上便结了一层亮晶晶、硬邦邦的鼻涕壳，像涂了一层特殊的釉彩。手上、脸上，也常常沾满墨迹，一块块，一片片，像是战争留下的独特勋章。我们不停地跺着脚，呵出的白气在眉毛和刘海儿上结成了霜。

最忙碌，也最能看到希望的，是大年三十的下午。那时，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家家户户都飘出了年夜饭的香气。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家里的债主们此刻大多也已经骂累了、喊乏了，意识到今年终究又是徒劳，只好悻悻然地“打道回府”，准备迎接自己的新年了。这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即将暂时告一段落。

收摊的时刻，带着一种疲惫的庄严。我们归还了那张承载了我们太多希望的旧木桌，然后背起我们的行囊——一个沉甸甸的木制钱盒子，以及用辛苦赚来的钱换来的年货：五斤肥瘦相间的猪肉，一条冻得硬邦邦的鲤鱼，还有特意给弟弟买的一斤混杂着各种颜色的水果糖。

沿着那条北风如刀的山路往家走，脚步是沉重的，心情却是复杂的。寒风刮在脸上生疼，但怀里抱着的鱼肉和糖果，却传递着一丝微弱的暖意。那是一种用极度艰辛换来的、实实在在的慰藉。

推开奶奶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烟尘和食物气息的暖流扑面而来。债主已散，家里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后的宁静。弟弟看见我们，立刻跑了过来，他的小脸上似乎还残留着几日来的紧张。我把那包花花绿绿的糖果塞到他手里，说：“给，你的功劳。”弟弟的眼睛瞬间亮了，剥开一颗糖塞进嘴里，甜得眯起了眼。那一刻，他忘却了所有的不快。

我把鱼肉递给奶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默默地接过去，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一闪而过，随即又隐没在灶台升起的蒸汽里。她转身开始忙碌，准备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团圆年饭。

我走到火筒边，伸出几乎冻僵的双手，靠近那跳跃的、温暖的火焰。弟弟凑过来，嘴里还含着糖，含糊不清却又无比认真地说：“大哥，我明年也要练大字。等过年，我陪你一起去卖，你卖年画，我卖对子，让俵姐在家搪债，好不好？”

我看着他被糖块顶得鼓起的小腮帮，和他眼中那份跃跃欲试的认真，心里百感交集。生活过早地将责任和算计植入了他幼小的心灵。我点了点头，用一种故作成熟的口气说：“好，那你和俵妹，一年一换。”

火苗噼啪作响，映照着我们的脸庞。屋外，零星的爆竹声开始响起，宣告着旧年终于被送走。屋里的饭菜香味越来越浓。我们这个年，这个由几个孩子近乎搏命般挣扎而来的年，总算是过去了。它可以开始了。

　　第二十六章 尾声：记忆的星辰

许多年过去了。

我仿佛一个在时间河流里长途跋涉的旅人，身后留下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沙悄然掩埋。我走出了那个总是刮着北风、飘着药香的青阳县城，走过了后来上学的岁月，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安了家，习惯了另一种喧嚣与规则。每日为工作奔波，为琐事烦忧，那些关于童年、关于年关、关于冰冷街头画摊的记忆，那些木镇的药香、毛园村的蝉鸣、十字街口的硬币、水房前的“智慧”、算盘珠的脆响、废品站里的“禁书”、塑胶芒果的光泽、红袖章的温度……所有这些，似乎早已被封装在记忆库最偏僻的角落，落满了灰尘，轻易不再开启。

直到某个夜晚。

或许是因为人到老年，或许是因为窗外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城市里被禁止燃放的爆竹的硝烟味，又或许，仅仅是毫无来由的一阵心绪浮动。我靠在舒适的沙发上，指尖划过平板电脑光滑的屏幕，浏览着光怪陆离的资讯。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安逸。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一股极其尖锐、极其清晰的感觉，如同沉在水底的鱼雷，毫无预兆地破水而出，击中了我。

是冷。

那不是空调吹出的、带着工业味道的冷气，也不是冬日里偶尔出门感受到的、被厚重羽绒服隔绝的寒意。那是许多年前，腊月街头，从脚底板顺着骨头缝一路钻上来，缠绕在膝盖，渗透进骨髓的冰冷。那种冷，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混合着劣质墨汁的涩味，还有袖口上那层鼻涕壳硬邦邦的触感。它如此真实，如此具体，让我几乎要打个哆嗦，下意识地想拢一拢身上并不存在的、冻得发硬的棉袄。

紧接着，是气味。

墨汁里掺了石灰后，那股略带刺激性的、古怪的气味，仿佛穿透了时空，在我的鼻腔里重新弥漫开来。然后是明党参括皮时那股清苦的泥土味，括乌龟壳时那冲天的、混合着腐肉与腥臊的恶臭，废品收购站里旧纸张与尘埃混合的霉味，以及最后，当我们揣着卖年画赚来的钱，买下那五斤肉和一条鱼时，生肉那略带腥气的、象征着丰饶与胜利的味道……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无比生动的、属于过去的画卷。

画面也随之清晰。

我看见那个十岁的、瘦小的自己，和同样冻得鼻头发红的俵妹，守在公社街口那张借来的、摇摇晃晃的旧木桌前。我们的脸是皴裂的，像没有上釉的陶器。我看见我们机警地翻动着画纸，用革命口号掩护着灶王爷；看见我们呵着冻僵的手，一遍遍数着那点微薄的收入；看见我们沿着北风如刀的山路回家，怀里抱着那条硬邦邦的鱼，像抱着一个沉重的希望。

我也看见了更早的自己：那个在毛园村田埂上光脚疯跑的山里娃；那个在城关一小教室里因口音和笨拙而被孤立的孩子；那个和袁建民在柜台脚下摸索硬币的“寻宝者”；那个在水房前怀着窃喜与恐惧投入钮扣的“小阴谋家”；那个在昏黄灯光下，被算盘珠清脆的碰撞声点亮了算术灵光的少年；那个在废品站的“禁书”堆里，如饥似渴地攫取另一个世界光芒的阅读者；那个因为绣花而被父亲厉声呵斥，从此与青梅竹马的玩伴形同陌路的委屈孩童；那个仰望墙上“忠”字画像，却将一幅《奔马图》深藏柜中的矛盾生命……

这些记忆的碎片，这些遥远的声音、气味、画面和感觉，它们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像一颗颗星辰，散落在我记忆的深邃夜空里。平日里，它们被都市的霓虹、被日常的琐碎所掩盖，黯淡无光。但在某些毫无防备的时刻，比如现在，它们会骤然亮起，以其原始、粗糙、甚至有些刺眼的光芒，照亮我来时的路径。

我常常想，那段斑驳复杂的童年究竟给了我什么？它没有给我富足的物质，没有给我轻松无忧的时光。它给我的，是袖口上抹不掉的鼻涕壳，是脸上洗不净的墨迹，是膝盖深处仿佛永远驱不散的寒气，是指缝间残留的洗不掉的腥臭，是过早体会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

但，它也给了我别的东西。

它给了我一种对生活最底色的认知：生活从来不易，充满了猝不及防的债务、凛冽的寒风和难以言说的窘迫。它给了我一种近乎本能的韧性：在墨冻的时候知道加石灰，在被人驱赶时懂得翻过画纸，在无路可走时，能想到卖掉家里唯一的下蛋母鸡，能在括参和括龟壳的恶臭与艰辛中坚持下来。它让我过早地理解了责任的分量，无论是作为长孙对家庭的责任，作为兄长对弟弟的承诺，还是作为一个孩子在动荡年代里被迫的早熟。它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在生活的危岩上，亲情、友情是如何化作简陋的武器，让我们背靠背地，完成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战斗。

它给了我混乱中的一丝清醒。废品站里的“禁书”，尤其是那本残破的《双城记》开篇，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被单一口号填塞的脑海，让我朦胧地意识到时代的复杂性与矛盾的普遍存在。那种懵懂的批判意识和对广阔精神世界的渴望，正是在那片文化的废墟上悄然萌生。

它也给 了我对“规则”的复杂理解。无论是水房事件带来的教训，还是运用“红宝书”语录在菜市场为张奶奶解围的“智慧”，都让我明白，规则有时是束缚，有时也可以是工具，而真正的理解与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深的思考。

我的孩子们，他们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拥有琳琅满目的玩具和电子产品，他们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曾有过那样一个“年”，那样一段“童年”。那个“年”的核心，不是收获礼物，不是纵情玩乐，而是挣扎、是算计、是冒着寒风在街头为一斤肉、一条鱼而叫卖，是用稚嫩的肩膀，去扛起成人世界的债务与风雨。那段“童年”里，有田园诗般的短暂欢愉，但更多的是局促、压抑、恐惧，以及在缝隙中求生存、求知识的顽强。

这并非值得夸耀的苦难，也绝非希望他们再去经历。这只是属于我们那一代，或者说，属于我个人历史中，无法抹去的一页。

我关掉平板电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城市璀璨的、不眠的灯火，像另一片人造的星河。而在我内心的夜空里，那些来自遥远童年的、清冷而真实的星辰，依然在静静地闪烁着。它们的光芒微弱，却恒久。它们提醒着我，我从何处来，我的骨骼血脉里，曾浸润过怎样的寒冷与温暖，我的灵魂底色上，曾刻下过怎样的挣扎与坚韧。

那个从木镇药香中出发，历经毛园村田园、城关一小困惑、街头画摊奋战的孩子，如今已步入老年。我或许最终并未走上父亲所期望的“艰苦锻炼”之路，也未必完全实现了自己曾在柜中奔马画前许下的自由梦想。但那段岁月，以其所有的苦乐、荣辱、荒诞与真实，早已熔铸成我生命中最坚硬的基石。

那段岁月，与其说是一段苦难，不如说是一所仓促而严厉的学校。它在我生命的最初，就用它独特的方式，教会了我关于生存、关于责任、关于爱与被爱、关于在混沌中保持一丝独立思考的可贵，关于即使身处泥泞也不放弃对星光仰望的、最原始也最深刻的真理。

记忆的星辰，永不陨落。它们是我生命的来处，是我穿越此后所有迷茫与困顿的，永不熄灭的微光。它们汇聚成河，流淌在我的血脉里，最终定义了我之为我。

往事并非如烟。它们是有重量、有温度、有气味的实体，沉甸甸地安放在时间的彼岸。当我回头望去，那片被星辰点亮的夜空，沉默，浩瀚，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