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河有爱》

彭堡岁月

碎梦重拼

人活在世上，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总在以为山穷水尽时，看见柳暗花明；在快要撑不下去时，触到绝处逢生的力量。二十八岁之前，我仿佛包场了人间疾苦，如今回望，才明白那是命运为我特制的修行。

我的来路，刻在西海固彭堡那片黄土地上。

彭堡小学的土操场，是我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窗口。风起时，黄土漫天，我们眯着眼在沙尘中奔跑。那时的梦想，就像教室窗外那棵白杨树，简单而挺拔——只想考进镇上的彭堡中学尖子班。

中学时代的清苦，补习了两年，初中读了五年。那时唯一的念头是：走出去，一定要走出去。

固原回中那三年，是我第一次看见更大的世界。从彭堡到固原，像从一个池塘游进湖泊。我拼尽全力，终于在2003夏天的黄昏，收到了山西大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坐在电杆上哭了——为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为前路未卜的迷茫。（2003年高三暑假，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在固原三里铺电杆厂和一群湖南人生产电杆），那时候的

大同的冬天比宁夏更冷，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远方”。图书馆的暖气和书香，让我这个西海固彭堡来的孩子第一次安心地这里读书学习。我以为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命运却再次转弯——毕业时因种种际遇，我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宁夏，落脚银川。

现实的重量很快压弯了青春的翅膀。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微薄的薪水撑不起小小的理想。最迷茫的时候，我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流，怀疑自己拼尽全力的奔跑，是否只是为了回到原点。那些年拾起的梦，仿佛又碎了一地。

直到大儿子樊元昊的到来。

那个七斤八两的小生命躺在我怀里时，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清澈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也看着我这个不太成熟的父亲。在他咿呀学语时，我重新拿起了笔；在他蹒跚学步时，我开始整理这些年的笔记。

原来，父亲这个词，不仅能定义血缘，更能重塑一个男人的灵魂。

我开始明白，彭堡的风沙教会我坚韧，固原的苦读赋予我智慧，大同的求学开阔我眼界，银川的回归让我沉淀。所有走过的弯路，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当一个合格的父亲，一个重新追梦的男人。

如今，我继续写着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掉在地上的碎梦，我正在一片片拾起。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不曾向生活低头。

人生的坎坷从来不是惩罚，而是包装丑陋的礼物。二十八岁前的“人间疾苦”，如今看来，都是让我变得坚韧的养分。就像黄土高原上的麦子，历经风霜才能颗粒饱满。

我们父子的人生，或许注定平凡，但绝不会平庸。 因为最黑暗的夜晚已经过去，而我们一起拾起的每一个碎片，都在拼凑成比原来更美的图景。

这图景里，有来路的风霜，更有前路的星光。

现在老二樊元清也八岁了，时不时催我回家吃饭。岁月虽然贫瘠，但是一直是向上走！

《在银川感慨》

我站在茹河瀑布边，寒风卷着细碎的水雾扑在脸上。口袋里装着东拼西凑的两万三千元，它们像炭火一样灼着我的大腿。这是2008年的腊月二十八，明天就是除夕了。

一个月前，我在青铜峡大坝电厂的工地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卯卯，腊月二十八送彩礼，定下了。”当时我正蹲在工棚外啃馒头，手机差点掉进泥地里。

回到彭堡老家，真正的煎熬才开始。母亲把圈里的玉米一粒不剩地装车卖了，三千元；洋芋挖得半个不剩，四千元。她蹲在院坝里数钱，手指蘸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我别过脸去——那是她一年的辛苦。

表哥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两千元，还带着体温：“娶媳妇是大事，不急还。”姐夫送来五千元，没坐热炕头就走了：“你姐交代的，不够再言语。”三舅的三千元是用红布包着的，他说图个吉利。三娘樊巧花和三姑赵永功父，他们贷贷款五千元给我……。

还差两千。我找到的同学，他满口答应。可临到头，他搓着手：“媳妇不同意……对不住了。”电话那头嘟嘟响着，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到月亮爬上来。

此刻，揣着这些滚烫的钱，我走在去瀑布的路上。山路两旁，积雪未化，偶尔露出枯黄的草尖。茹河瀑布在冬日里显得格外瘦削，冰凌挂在崖壁上，像凝固的眼泪。

窑洞里挤满了人，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我把红包悄悄塞给丈母娘朱粉梅，低声说还差两千。她捏了捏我的手臂：“没事，你也不要伸张。”她的手掌粗糙，却暖得像炕头。

按照习俗，我把钱铺开在红漆盘里，一张张抚平。没人来数，只是看着那一片红艳艳的喜庆。礼成后，丈母娘当众拿起一沓钱：“这五千，是给娃们婚礼的启动资金。”她把钱塞回我手里，用力握了握。

窑洞里的烟雾更浓了。我低下头，假装被烟熏了眼睛。其实哪是烟啊，是心里那座压了几个月的山，突然化了。

院里摆开了流水席，羊肉的香气飘出老远。大家都在说笑吃肉，我却悄悄退到沟边。

瀑布在峡谷里轰鸣，水汽在夕阳下泛起彩虹。对岸的黄土坡上，残雪斑驳，像谁随手撒下的盐。我想起来年开春，要在这沟边种一排白杨。等树长高了，就能挡住风沙，让院子里晒的粮食少沾些土。

未来就像这瀑布脚下的深潭，看着幽深，其实底下都是活水。那些借来的钱，每一笔我都记在本子上，更记在心里。等开了春，我就去银川的工地，听说那里一天能挣一百二。三娘的贷款要先还上，不能让她作难。姐夫的五千元，等收了麦子就能还上一半……

沟底的水声越来越大，和着远处窑洞里的说笑声，竟出奇地和谐。我抓了一把黄土在手心里揉搓，这养育了我又困住了我的黄土地啊，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见证，从这穷沟沟里也能长出好光景。

很多年后，当我带着妻儿开车经过茹河瀑布，总会停下来看看。妻子问我看什么，我说看水。其实我在看那个站在沟边的年轻人——他当时不知道，从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像这瀑布，虽然一路都有断崖，但终究奔流向前。

而那退回来的五千元，后来变成了媳妇手上的银镯子，变成了孩子满月的虎头鞋，变成了老屋翻新时多买的一车砖。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我心里的一眼泉——在最干渴的时候，总有人给你舀一瓢清水。这瓢水，你要记得传给下一个赶路的人。

那段日子，家里的屋顶漏得厉害。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到处摆着接水的盆盆罐罐，嘀嗒声日夜不停。母亲聂彩琴却在这雨滴声中，倔强地张罗起我的婚事来。

“妈，这光景……”我看着墙上的水渍，话到嘴边又咽下。

母亲正在缝补一件旧衣裳，针线在布满老茧的手指间穿梭：“你爸爸不在了，这事我得操心。”她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容商量的坚决，仿佛在完成父亲未尽的使命。

试探着给远在合肥的杨瑞萍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温柔而坚定的声音：“我同意。”三个字，像阳光穿透乌云。

腊月十二，我们出发去提亲。岁爸樊永宏开着他的五菱宏光，车里坐着三娘樊巧花、三舅聂克剑，还有我和母亲。面包车在黄土路上颠簸，每个人都沉默着。母亲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经过茹河瀑布那座旧桥时，我特意放慢了车速。冬日里的瀑布依然奔流不息，清澈的水流在冰凌间穿梭，在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那水声仿佛在说：生活总要继续向前。

正午时分，车子驶进河沟六队。还未进门，先看见屋顶炊烟袅袅，一股暖意扑面而来。进门，更是被满屋的热气笼罩——灶台上的大锅咕嘟冒着白汽，炕烧得暖烘烘的，亲戚们的笑脸像冬日里的炉火。

围坐在炕桌前，岁爸搓了搓手，终于切入正题：“老哥，你看这彩礼……”他的话还没说完，丈人便摆摆手：

“你们看着给。随便。”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岁爸的身子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声音里带着试探：“2万……五，可以吗？”那个“五”字说得轻飘飘的，像是怕惊醒了什么。

“都可以。”丈人端起茶杯，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她悄悄别过脸去，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三娘在桌下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掌心温暖。

回程的路上，换我开车。岁爸坐在副驾驶座上，笑容从嘴角一直漾到眼尾的皱纹里：“咱们遇见了好亲戚啊！”他反复说着这句话，像在品味一颗甜到心里的糖。

后视镜里，母亲靠窗坐着，窗外是渐渐远去的茹河瀑布。她脸上有种许久未见的光彩，那是一种卸下千斤重担后的释然，更是一种在寒冬里遇见炭火般的温暖。

五菱宏光在黄土高原上奔驰，车载着我们和刚刚缔结的约定。虽然前路依然漫长，虽然家里的屋顶还在漏雨，但这一刻，我们心里都照进了一束光——那是茹河瀑布般清澈的善意，是比彩礼更珍贵的理解与包容。

很多年后，每当生活遇到难关，我总会想起那个腊月的午后，想起丈人那句轻描淡写的“都可以”。原来人世间最贵重的，从来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那份愿意在你困顿时伸手托你一把的温情。这份情，比茹河瀑布的水流更绵长，比腊月里的炕火更温暖。

《茹河大爱》

我总不愿轻易回想2008年。那一年，父亲樊永福像一棵突然倒下的老树，留下了一个比千疮百孔还要破碎的摊子。母亲聂彩琴的眼泪，成了那些日子里最常看见的东西——她一边用袖口擦着止不住的鼻涕眼泪，一边死死拽着我们兄妹三人的手，仿佛一松手，这个家就要散了。

毕业证还押在学校里，因为最后一学期的学费始终没能凑齐。校长看着我们欲言又止的眼神，我懂——不是不通人情，是学校也难。家徒四壁这个词，用在彭堡的老屋里再贴切不过。春天来了，别人家忙着播种希望，我们却像等待刑满释放的囚徒，只盼着季节再暖些，就能逃到银川打工去。

可母亲不肯走。“你爹留下的四十亩水地，”她总是喃喃自语，“还有这个家……”她的目光穿过破旧的窗棂，望向院子里父亲亲手栽的苹果树，那眼神里有我那时还不懂的执念。

就在心力即将耗尽，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即将断裂时，我遇见了他们——茹河瀑布旁的亲人。

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局促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破旧的衣领被我理了又理，生怕露出里面更破的毛衣领子。丈母娘朱粉梅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眯眯地端来一碗鸡肉。

那碗鸡肉的香气，至今还能在记忆里复活。是土灶铁锅才有的那种醇香，带着柴火温暖的烟火气。我起初还强作斯文，小口小口地吃着，可那香味像一只无形的手，揪着胃里饿了多少年的馋虫。终于忍不住噗里扑腾地大口吃起来，花卷蘸着汤汁，狼吞虎咽。

筷子探到碗底时，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是一颗完整的荷包蛋，藏在鸡肉下面。金黄的蛋黄半凝着，像一只温柔的眼睛望着我。

突然就有一点鸡汤溅进了眼睛里。辣辣的，我举起拳头使劲捣着眼窝，不想让人看见眼泪。可泪水还是不停地涌出来，打在蓝瓷碗的边沿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那不是辛酸，是一种被小心翼翼珍藏起来的温柔，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一夜，睡在茹河瀑布旁的窑洞里，听见远处隐约的水声，像大地的脉搏。厚厚的土墙把春寒完全隔绝在外，我躺在热炕上，第一次觉得可以把全身的重量都交给这张炕，交给这个夜晚。所有的疲惫、惶恐、强撑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卸下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人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就是在快要倒下时，有一双手扶你一把；在寒冷彻骨时，有一碗热汤；在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时，有人悄悄在你碗底藏一颗荷包蛋。

那一碗鸡肉，那一颗荷包蛋，那一夜安稳的睡眠，成了我生命的分水岭。从那天起，我知道无论前路多么艰难，这世上总有一个地方会为我亮着灯，总有人会在我碗底藏一颗荷包蛋。这就够了，足够让一个濒临枯萎的人，重新生出活下去、走下去的力气。

在那个温暖的窑洞里，我一觉竟睡到了早晨九点半。睁开眼时，一束阳光正从木格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光柱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像金色的精灵在起舞。

窑洞的土墙把晨寒完全隔绝在外，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柴火炕的余温。我伸了个懒腰，骨头节发出舒坦的脆响——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睡得这样沉，这样香。

院里的太阳能灶上，铝壶里的水正温温地热着。伸手一试，水温恰到好处，不像井水那样刺骨，也不像开水那样滚烫，就像是有人算准了时辰特意为我准备的。清水拂过脸颊时，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太阳是最公道的，穷人家的太阳能和富人家的一样暖和。”

这时，一阵熟悉的香味从灶房飘来——洋芋菜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带着土豆特有的绵甜和土地的芬芳。更诱人的是荷包蛋的纯香，那是只有农家土灶才能煎出的味道，蛋清微微焦黄，边缘卷起脆边，蛋黄还颤巍巍地流着心。

丈母娘正在灶前忙碌，背影在晨光里镀了一层金边。她回头看见我，眼角笑出细细的纹路：“醒啦？快趁热吃。”

新烙的油面饼还烫手，两面烙得金黄，咬一口能听见“咔嚓”的脆响。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撕开饼子，夹一筷子洋芋菜，再盖上半颗荷包蛋。饼的酥脆、洋芋的绵软、蛋液的醇香在口中交融，简单的食材却组合出让人想落泪的味道。

我就站在院子里吃，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远处的茹河瀑布传来隐约的水声，像永不停歇的背景音乐。几只土鸡在脚边悠闲地啄食，偶尔抬起头“咕咕”叫两声。

这一刻，幸福变得如此具体——是一口热饭，是一捧温水，是一个无人催促的懒觉，是一处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所有的苦难仿佛都在这晨光里消融了，化作手中这个简单的油面饼，化作唇齿间这质朴的香。

多年后，我吃过无数山珍海味，却再没有哪个早晨的味道，能胜过那个在茹河瀑布旁、在太阳能灶温水中、在洋芋菜清香里的九点半。

一生的遗憾

那本应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却成了我心头一道永不愈合的伤。

2006年的春节，寒意尚未褪尽，屋里还残留着年夜饭的烟火气。父亲樊永福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沉默地抽了阵烟，然后，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对我说：“今年，我想去一趟彭阳，城阳河沟六队，给你提亲。”

话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重重砸在我当时困顿的心湖里。我刚从学校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像个无根的浮萍，只能四处打点零工，收入微薄且朝不保夕。未来是一片望不到头的迷雾，我拿什么去承担一个家庭？ “（爸），”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语气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对现实的烦躁与无奈，“现在光阴这么穷，啥都没有，时机根本不成熟。等等再说吧。”

父亲看着我，嘴唇嗫嚅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那深邃的眼眸里有一种复杂的光在闪烁，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湮灭在辛辣的烟味里。他默默地又点了一根烟，那袅袅升起的青灰色烟雾，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我们父子。

许多年后，当我也步入中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咀嚼那个春节的片段时，我才猛然惊觉：父亲那看似平常的提议，背后藏着怎样深沉的、迫切的愿望。他那时或许早已在身体里感知到了某种不详的预兆，感知到生命沙漏的流逝正在加速。他哪里仅仅是想去提亲？他是想在自己这座山还能巍然屹立的时候，亲手为儿子的人生大事掌一次舵，看着孩子的人生步入他认为是安稳的轨道，他才能了无牵挂。那是他在感知到生命尽头将至时，想奋力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他所能想到的，给予我最后的、最厚重的庇护。

可我当时，被所谓的“现实”蒙蔽了双眼，用“穷”和“时机”这样冰冷的理由，轻易地、甚至是有些粗暴地，拒绝了他生命中几乎可以说是最后的、炽热的愿望。我亲手关上了那扇他奋力想为我推开的门，也掐灭了他心中那团期盼已久的火苗。

时间冷酷地前行，从不因人的悔恨而停留。2007年，农历十一月，那个冬天格外的冷。父亲最终还是带着那未能说出口的牵挂、那份被儿子拒绝后的无奈与深深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了。世界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最厚重的底色。从此，那个会为我前途忧心忡忡、会为我人生大事默默筹划、会用他或许笨拙却无比真诚的方式爱着我的身影，彻底消失了。我的世界，再无那样深沉如山的“父爱”可以依靠，再无那样一双饱经风霜却充满暖意的眼睛注视我前行。

这份遗憾，像一枚生锈的钉子，牢牢钉在我的心脏最柔软处。每一次想起，都是无声的钝痛。我常常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回到2006年的那个春节，我一定会紧紧握住父亲那双粗糙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坚定地告诉他：“好，大，我们一起去提亲。” 哪怕依旧清贫，哪怕前路未知，我也应该让他了却这桩心愿，让他的生命少一份遗憾，多一份圆满。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父亲的遗憾，成了我的遗憾，并且将伴随我一生。这份迟来的领悟，这份无法弥补的亏欠，是岁月留给我最沉痛的一课，也是我心中，永远的、无声的呼喊。

黄峁山十年

那年我娶了杨瑞萍，才终于寻得个由头，劝动岳父下山：“娃娃总要有人看顾。”老丈人杨占江放下守了整十载的黄峁山林，跟我们来到银川。从此，塞上江南那带着水汽的暖风，渐渐洇开了他眉目间被十年山风蚀刻出的深痕，那紧锁的、如同山脊褶皱般的眉头，一日日舒展开来。

那十年，是在黄峁山腹地一间仅容转身的土屋里熬过来的。他守着两样活物：土炕下煨着的不肯熄灭的柴火，和墙上那个被油灯拉得忽长忽短、沉默陪伴他自己的影子。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近店，寂静得连鸟雀都吝啬鸣叫。夏日靠天水窖里沉淀的雨水，冬日化一锅洁白的雪，这便是他与这片天地间最原始、也最孤寂的交易。山风是这里永恒的主人，日夜不休地吹刮着单薄的屋脊，发出呜呜咽咽的长啸，这地方因此得名“鬼哭狼嚎”——一个贴切得近乎刻毒的名字。

2006年夏，我去探他，硬着头皮住了三夜。第二日半夜，摸黑去屋外解手，四下里墨一般浓稠的黑暗几乎要将人吞噬。忽而，耳边竟清晰地传来人声喧笑，夹杂着高亢的秦腔调子，《周仁回府》的唱词一字一句，在风里飘飘荡荡，真切得仿佛就在十步开外。我猛一激灵，抬头看天，那时刚过凌晨两点，残月无光，万籁俱寂，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奔流的声响。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我悚然汗毛倒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回那扇薄薄的屋门。待背身死死抵住门扇，屋外那诡异的人声戏文便倏然散尽了，唯余窗外枝叶不知疲倦的沙沙声，像无数细小的鬼魂在无边的黑暗里窃窃私语。那一夜，我睁眼到天明，也就在那一刻，我才彻骨地懂了，岳父这十年间，守的不仅是这片荒山野岭，更是在与一种何等蚀人心骨的孤绝相对峙。

白日里，生活回归到最粗粝的本来面目。用老丈母娘捎来的油面子，掰碎干硬的锅盔、馍馍，统统泡在泛着苦涩的粗茶里，囫囵咽下，勉强糊弄着肠胃。那味道寡淡而扎实，远非山下烟火灶台里能烹调出的滋味。岳父却吃得安然，仿佛这干涩的吞咽，这日复一日的单调，也是他沉默职责的一部分，被他一同嚼碎了，咽进肚里，化作支撑脊梁的力量。他扛着那根被手掌磨得油光发亮的木棍巡山，背影在空旷的山脊上移动，像一株被风沙千刀万剐却终不肯倒伏的老树，根系早已深扎进这片贫瘠的土地里。

后来他随我们到了银川，城里安稳富足的日子，竟使他手足无措了许久。起初，他总在清晨习惯性地陡然坐起，浑浊的双眼尚未完全清明，手已下意识地在枕边摸索那根相伴十年的巡山棍；有时夜半听见窗外风声呜咽，会突然惊醒，警觉地侧耳倾听，身躯紧绷，仿佛那风里还藏着黄峁山深沉的召唤与未尽的职责。直至小孙儿蹒跚学步，咿咿呀呀地扑进他怀里，用那双不谙世事的纯净眼眸望着他时，他皱纹深刻如沟壑的脸，才终于被一种全然陌生的、名为天伦的暖意，慢慢地、一点点地熨开、抚平。

那十年光阴，连同黄峁山的风声、土屋的孤灯、油面子的粗粝，早已化作他骨血里沉甸甸的、无法剥离的矿藏。山中人语杳然，唯有风声是永恒的伴侣，他挺直的脊梁便是在这无尽的荒寂里淬炼而成。这沉默的十年，是他无声交付给山林的祭品，最后竟沉淀为一种令我们这些后辈不敢直视的“硬气”。这硬气，并非岩石的冷硬，而是树根深扎于贫瘠土地，在无言的岁月与风霜中，默默盘绕、向下生长的力量。它无声无息，却足以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甚至，它本身就成了那片他所守护的山林，不屈的魂灵。

下山时，他什么也没带走。连那根磨得油亮、浸透了汗水与掌温的巡山棍，也静静地倚在了门后，像一个被遗忘的标点，终结了那一章山野岁月。他真正带走的，不过是黄峁山嵌入他骨头里的沉默与风霜。如今，每当银川夜半的风吹过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那声音在他听来，便不再是荒野的悲泣，倒像是岁月深处，那片苍茫山林对一位沉默守护者，悠长而温柔的回应。

那是在宁夏固原彭阳县杨坪镇，一个地图上要放大许多倍才能找到的小点——茹河瀑布河沟六队。我初见它时，是个秋日午后。黄土高原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把千沟万壑都晒出一种沉默的焦渴。我提着两箱牛奶，像是提着某种笨拙的见面礼，站在那条据说能通向她家的羊肠小道的起点上。

小道，真是名副其实的“羊肠”。它紧贴着山壁，在无尽的梁峁之间盘旋、垂落，又倔强地升起。路面上嵌着被岁月和脚步磨得光亮的石子，两旁是枯了又生、生了又枯的蓑草，在风里索索地响。四公里的山路，我走得很不体面。汗水先是濡湿了衬衫的后背，继而前胸，最后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气喘得如同破旧的风箱，肺部带着一丝辛辣的痛感。我自认不算文弱，可这一段路，却让我每一次抬脚，都感到大地的力量正从脚底钻上来，考验着我的筋骨与意志。

而这条路，我的妻子杨瑞萍，在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时，每日天不亮，就要揣着一块干粮，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用小小的脚板，一遍一遍地丈量。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想象着，冬日里，她呵着白气，踩着积雪，小心翼翼地盯着脚下；夏日里，她顶着烈日，汗水顺着稚嫩的脖颈流下，或许会顺手摘一片草叶，吹出不成调的声音。正是这日复一日的跋涉，将一种如同这黄土高原本身般深沉坚韧的品格，早早地揉进了她的骨血里。我此刻的艰辛，不过是她童年里一个寻常的注脚。

终于望见那排依山掏挖出的窑洞时，我几乎要瘫软下去。窑洞的脸是朴素的，厚厚的黄土层，便是它天然的屏障。一脚踏进去，仿佛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光线被骤然吞噬，眼前是近乎实体的黑暗，得静立好一会儿，瞳孔才能勉强分辨出些模糊的轮廓。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泥土、粮食和岁月混合的、沉静的气味。在这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白昼与黑夜的界限，被这厚厚的黄土温柔地抹去了。

歇了片刻，我便跟着岳母朱粉梅去后山取水。她是个沉默的妇人，脸上的皱纹，像是这山梁的缩影。她利索地牵出那头灰毛的驴，将两只硕大的铝制水壶，用绳索牢牢地固定在驴背的木架上。又是一段山路，依旧是那般蜿蜒。岳母走在前面，脚步踏实而均匀，仿佛她的身体里装着一架永不知疲倦的钟摆。那驴子的蹄子踏在土路上，发出“哒、哒”的闷响，和着壶身偶尔的轻微碰撞声，成了这寂静山沟里唯一的音乐。

水源是一眼从深山脚下渗出的清泉，汇成一个小小的、清澈见底的洼。岳母朱粉梅用瓢一下一下地将水舀进壶里，那叮咚的水声，在此地听来，竟比任何乐章都更动人。三公里的路程，驮着两座晃动的小山，那驴子走得依旧安稳。我这才明白，这里每一滴看似寻常的饮水，都凝结着如此具体的劳动与汗水。

回到窑洞前，坐在门墩上，看着远山连绵的曲线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这里的朴素，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寂静。没有喧嚣，没有霓虹，有的只是日升月落，只是耕种收获，只是将生命最根本的需求，一遍遍地、坚韧地从这片土地上换取出来。而岳母告诉我，这里大多数的人家，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那一刻，我忽然全懂了。我懂了妻子身上那份不抱怨的沉静，那份对物质的淡泊，和对生活的珍重，是从何而来。它们就藏在这蜿蜒小道的每一步足迹里，藏在这窑洞的幽暗与清凉里，藏在这驮水的驴子沉稳的脚步声里。这片土地，用它特有的方式，塑造了她的灵魂。而我手提牛奶走过的这四公里，不过是一场迟来的、笨拙的致敬，致敬她从这里走出的，那段我未曾参与的、闪着光的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