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冤屈下的珍贵馈赠

老米

作 者：老 米

美篇编号：19628222

图 片：自家收藏

　　在妈妈眼里我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从小温顺懂事，话语极少，一样玩具能玩一小天，从不让父母操心。可小我三岁的弟弟则不然，他天生好动，如下山的猴子；似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仿佛天生就是制造麻烦的机器。在我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因顽皮惹事挨过打，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却因殃及池鱼，含冤受屈。岁月流转，这份看似严苛的爱，最终化作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做人宝典。

　　53年前的1972年夏天，我12岁，父亲参与修建焦作至晋城的铁路工程，我们全家暂住在山西省博爱县许良公社小东庄村的一孔窑洞里。 一天早上，爸爸去隧道工地上班前，下意识摸了一下兜，掏出叠着整整齐齐的纸币，习惯性地数了数，接着便听他冲着妈妈惊讶地说，我这钱怎么少了5块。妈妈说：“我没拿，你是不是记错了？”当时爸爸的工资每月仅几十元钱。那个年代，5元钱是个很大的数目，如果买大米的话，差不多能买50斤。“我这钱都是有数的，没错。”接着他把兜里有多少钱，几张10元，几张5元，几张2元的，几张1元的……说得清清楚楚，就是少了一张5元的。”爸爸声调高八度，冲着妈妈极力解释着。

猛然间，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回头冲着二弟瞪着眼睛说：“建华，是不是你拿我钱了？”二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没拿，”他的语气坚定，仿佛受了委屈一样，低声嘟囔着：“我为什么要拿你钱呢！”听到这儿，爸爸回头冲着我来了，“平华，是不是你拿我钱了？”我心里没鬼，只是平静的说：“我没看到你的钱。”爸爸一看没人承认，气就上来了。他心里猜测，一定是我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干的。 他嘴里骂着，顺手在门后拽出一把扫帚，用力将夹在中间的竹把抽了出来，这根竹棍长约80厘米直径有2公分，依稀可见竹节隆起处泛着冷光。

父亲手中的竹棍在晨曦中划出了凌厉的弧线，他声嘶力竭地冲着我和二弟高声喊着：“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拿了我的钱，抓紧承认。”二弟态度坚决：“我没拿，就是没拿”。接着问我，你呢？我怯生生的低声说：“我没拿”。“好，你们两个都不承认，是吧？”他仿佛疯了一样，上前一步抓住了二弟的胳膊。妈妈见状，知道要出事儿了，这两个孩子肯定要挨揍，焦急地冲着我们俩说：“快承认吧，到底是你们两个谁拿的”？语气里带着担心和无奈。二弟态度还是那么坚决：“没拿，就是没拿。”我也低声附和着：“没拿，我也没拿。”

爸爸气得暴跳如雷，在屋里来回踱步，接着他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冲到了二弟面前，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竹棍子，只听着“啪”的一声，重重的打在了二弟的屁股上，二弟蹦起来老高，疼的“妈呀”一声。妈妈见状上前拦住了爸爸，回头冲着我俩，近乎于央求地说：“是你们谁拿的，抓紧说呀！二弟挨了打，但依然嘴硬：“就是没拿”。我惊恐地看着爸爸手中的竹棍子，吓得瑟瑟发抖，近乎于带着哭腔说：我真的没拿呀！”爸爸一看没人承认，妈妈拦在中间又不让打，这气就更大了。他把妈妈推到了门外，接着就听到“咣当”一声，将我们哥俩连同他，一起反锁在了屋内。

爸爸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怒不可遏地直视着我们，任凭妈妈在外面怎么喊叫他也不开门。我们哥俩儿上身赤裸着，只穿了一条小短裤。爸爸的竹棍子又一次重重地落在了二弟身上，一下、两下、三下。二弟哭天喊地呼叫着，但仍没承认拿钱的事。接着爸爸又将竹棍子重重地打在了我的身上，火辣辣的疼痛感瞬间传遍了全身。一下、两下、三下，一下比一下重，一下比一下打的狠。竹棍子落在我的身上，但却疼在我的心里。这时，妈妈在外边拼命的呼喊着，生怕爸爸下手太重，把我们两个打坏了。邻居们听到喊声也都出来了，趴在窗户和门上，大声地替我们求着情……

听着外面妈妈和邻居们敲击窗门发出的急切劝阻声，看着眼前在棍棒的威逼下仍未招供的小哥俩，父亲有些茫然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记错了。在矛盾中他第三次举起竹棍时，二弟战战兢兢，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承认了钱是他拿的…… 这时爸爸把门打开了，妈妈疯了一样冲了进来，一把将我紧紧揽在了怀里。二弟乖乖地从窑洞的一个砖缝里掏出了叠的皱巴巴的5元钱，老老实实交到了爸爸手里。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急匆匆要上工地，临行前还抛下一句话：“等回来再收拾你。”

早饭还没吃，妈妈心疼地看着我身上的血印子，为了安抚我含冤受苦的伤痛，特意在米粥里为我加了个荷包蛋，我委屈的一直在哭，根本没心情吃饭。可二弟则不然，他很快就停止了哭泣，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早餐，看到煮的鸡蛋我没吃，他连饭带蛋全部倒入了自已的碗里。妈妈瞪了他一眼：“你还有心吃饭，你哥为你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揍，”二弟低着头只顾吃一言未发。 妈妈把午饭做好了，我依然没心情吃，深感窝囊委屈。

这时有人突然跑到我家，说工地来电话了要妈妈去接。那个期间，爸爸的隧道工地经常出现类似于塌方的事故，骇人听闻的死伤事件不断。突然间电话找妈妈，她紧张的不得了，以为早上堵气上班的爸爸在工地出事了，吓得周身颤抖不已，慌慌张张赶到了距家200多米的村委会，在忐忑不安中接通了工地来的电话。一听话筒里是爸爸的声音，一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了。“吓死我了，打电话啥事儿？”妈妈没好气儿地问爸爸，电话那头爸爸低声地说：“平华吃饭了吗？妈妈一听气儿又来了：“吃啥饭吃饭，无缘无故被你打了一顿，两顿都没吃饭了。”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笑眯眯走到我面前，满脸愧疚地从兜里掏出了几块糖，塞到了我的兜里，弟弟伸长了脖子，眼巴巴地看着，“瞅啥瞅？没你的事儿。”爸爸怒气未消地训斥着他。我含着糖，内心似乎得到了安抚，这时妈妈劝我吃饭，我才意识到两顿没吃饭，肚子咕咕叫，二话没说，端起碗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父亲这种“严父式”的教育范例，恰如一面斑驳的铜镜，清晰地映照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家庭教育的集体群像。他那张既怕你犯错又暗含温情的复杂面孔，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一个时代父爱表达的独特印记。　

而今细细回望，人生路上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里，都浸透着父亲的良苦用心。虽然那顿责罚曾让我满腹委屈，却在稚嫩的心田播下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种子；那严厉的训诫，犹如一枚烧红的烙铁，在我灵魂深处烙下“做人要堂堂正正”的永恒印记。这份看似严苛的惩戒，最终变成了影响我一生的珍贵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