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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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岿然，黄河奔流，孕育出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桃花石"为古代中亚国家对古代中国的称呼。唐朝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局部统一，辽宋夏金时期，不断竞争和交流的各族群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共铸"中国版图"、共承"中国之制"，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在他者的视野中，辽宋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中亚人统称他们为"桃花石。 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西夏牌面呈铲形，上方留穿孔挂系，正面阴刻 第一单元共铸『中国』统序辽宋夏金时期，西夏与其他政权对峙，纷争之中，始终以争夺"中国"正统为目的，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互鉴，体现了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追求与承接，亦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 华夷共祖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在给宋朝皇帝的表章中将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建立了党项羌与汉族"华夷共祖"的民族亲缘关系；他对内称帝，对外称"青天子"，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 第二单元共享『中国』繁华西夏的经济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原王朝的技术交流和物资互补。党项族由单纯从事畜牧业到逐步学习经营农业，同时借助当地发达的畜牧业，为中原地区提供了丰富优质的畜牧产品，在此基础上对中原的制瓷、印刷、金属铸造、纺织、建筑等技术不断加以吸收。西夏境内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贸易为载体，完成了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融聚。 石马西夏 铁犁西夏犁是人类早期开始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宋朝在全面继承前代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农具加以完善，使其得到更加广泛应用，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夏犁铧尺寸及形制与中原汉地相似，是各族人民农业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 银钵西夏银洗侈口，唇沿微内卷，曲直壁，腹较深，薄胎，小平底。内底墨书西夏文"三两"二字。银钵敞口，浅直腹，内外壁皆素面，小平底。内底有墨书西夏文，译为汉文"三两半"。两件器物底部都写有重量，应该是对银器自身重量的标记。通过测量银器的克重，可以推知西夏度量衡中的一两大约为38-39克，而当时宋朝度量衡制度中规定的一两为39-40克，由此可见西夏的度量衡制度与宋朝的度量衡制度极其相似，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的典章制度"悉仿中国""多与宋同"的说法。 银洗西夏 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壶西夏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美，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扁壶腹部的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党项人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携带，是党项人所喜爱的生活器皿。 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西夏 白瓷高足碗西夏敞口，圆唇，斜壁曲腹，高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除圈足外露胎，圈足以上均施白釉。西夏长期占据着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畜牧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模式以及流动性较强的原因，一些生活器皿上表现出圈足略高的特点。这些高足器皿一般造型简单，极易烧制，体现出西夏游牧的生活模式和实际烧制水平。西夏的高足器皿与辽、宋、金时期的高足碗、高足盏、高足杯等有很多相似点，尤其是具有敞口、曲腹、垂直高圈足的碗类在辽、宋统治地区也随处可见，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西夏该器物小口、束颈、宽圆肩、深腹修长、暗圈足。腹部对称两花形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纹，茎左右弯曲，花朵向上，舒展盛开，茎两边伸出褶边复叶，叶簇拥花朵，婀娜生姿。开光外刻划花叶纹和弧线波浪纹。整体造型富有端庄、稳重的美感，制作精良，工艺水平较高，体现了西夏制瓷的最高水平，属于西夏瓷器中的精品。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会设宴款待当庭讲官及众官员，称为经宴。宴席上用来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小口深腹的"梅瓶"，由于它特殊的使用场所和功用，就把这种瓶子叫做经瓶。 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西夏 瓷蒺藜西夏该器物近圆球状，中空，器表通体有短锥状钉刺，刺状物残损。施浅褐色釉。瓷蒺藜类似铁蒺藜的用法，常投撒到交通要道，阻断人马交通。作战时一旦投向敌区，轻则让对方人仰马翻，重则让敌人死伤无数。党项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聪明智慧。瓷蒺藜就是党项人在借鉴吸收其他地区兵器的基础上发明的，它是民族之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 墨印生辉|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西夏不仅继承了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技术，还大力推行活字印刷，并仿照宋朝的体制设立印刷管理机构"刻字司"，印刷业日渐繁荣兴盛。保存下来的西夏雕版印刷品有汉文本、西夏文本和藏文本等，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足以与宋刻本媲美。其中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西夏文中号字木雕印版西夏1990 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一次性集中出土了两千余件西夏文木雕版残块，这些雕版无论从数量还是制作工艺上，都直接反映出当时西夏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大小不一，有单面版，多数为双面版，近一半已炭化变黑，字迹模糊。经过清理，按文字大小可以分为三类，大号版7件；中号字版最多，约占50% 以上；小号字版占40% 以上。木雕版的文字内容至少包含有六种不同的西夏文佛经，丰富了西夏文佛经种类，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西夏文大号字木雕印版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党项和吐蕃杂居融合，促进了双方各方面的交流尤其是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藏传佛教在西夏十分兴盛，大量藏传佛教经典被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在本地广为传播。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字印刷术，由宋代工匠毕昇于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发明，但一直没有出土相应的印本佐证这一史实，1991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填补了这一空白。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也是吐蕃和党项之间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 第三单元共创『中国』之美价值和审美趋同基础上的文化认同是"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西夏以内部和外部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发展出以多元融合为特色的灿烂文化。儒释道文化受到西夏的尊奉，成为联结各族群文化的重要纽带。西夏除使用汉字为通用文字，还借鉴汉字创造了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并推广流行，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西夏的艺术与其他文化彼此借鉴，互相交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全新活力，也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 金工良造|西夏的金属器工艺精湛，纹饰优美，直接继承了中原熔铸、锻造技术，按质地可分为金银器、铜器、铁器等，用途涉及贸易、生活、宗教等领域，在纹饰风格和文化特征方面都体现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曲角银钗 该银钗为双股钗，每件由一整根银丝曲折而成。银钗一端弯曲成不规则的弧形，另一端为双锥体垂球状，造型美观。这种造型的银钗可以归于古代钗型饰品中的折股钗一类，但又与目前其他已出土的折股钗在造型上有别出心裁的变化，典雅别致，为国家一级文物。曲角银钗的形制和纹样可以明显感受到宋代首饰的风格，说明宁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先进的金银器打造技术，审美品味也与中原文化风格逐渐趋同。 金鞍饰件西夏 金指剔西夏 刻花折枝牡丹纹金碗西夏该器物口径9.7厘米，底径5.5厘米，高3.3厘米，重152.7克。侈口，平沿，直腹，平底。外口沿饰两圈细弦纹，中间捶揲一周缠枝卷草纹；碗内底部外圈饰缠枝梅花，中间饰团花；团花以1朵折枝牡丹为中心，周绕莲花、莲蓬、梅花及花叶纹饰。 刻花折枝牡丹纹金盏西夏 双耳六棱瓶西夏 鎏金寒山铜造像西夏该造像为站姿，青铜实心铸造，通体鎏金。通高55厘米，正面宽 26 厘米，侧面宽 21.5 厘米。黑发披肩，细眉长目，满脸笑容，身着宽袖紧身袈裟，系腰带，衣衫褴褛，左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宝葫芦，右侧腰胯下挂一锦囊，左手捻持一物，用途不详。足踏双层六边形须弥台。面容幽默而诙谐，神态自若，形象逼真，充分表现出寒山和尚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性格特征。 鎏金拾得铜造像西夏该造像为站姿，青铜实心铸造，通体鎏金。圆面长耳，慈眉善目，含胸腆腹，胖而不臃，身着宽袖紧身袈裟，系腰带，衣衫褴褛，右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宝葫芦，左侧腰胯下挂一锦囊，右臂自然上举，左臂宽袖下垂，手执笤帚。面容诙谐，蓬头憨笑，形象逼真。 鎏金文殊菩萨铜造像西夏该造像通体鎏金。通高58.5厘米，正面宽46.5厘米，侧面宽25.5厘米。上部为文殊菩萨，头戴高冠，面部圆润，大耳垂肩，双目微合。身着宽袖紧身天衣，胸佩璎珞，飘带绕体，手持如意，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下垫一火云纹蟠龙戏珠图案的披毡于下部坐骑青狮背上。狮子双目圆睁，巴卷曲。菩萨神态安详，狮子伏卧，呈现出既驯服顺从又不失威猛雄健的姿态。 彩绘泥塑罗汉头像 彩绘擦擦 泥塔婆 素面擦擦 模制小泥佛和小泥塔俗称"擦擦"，常见的有高浮雕、浅浮雕和圆雕，均用凹型模具挤压脱模，然后晒干，有的再经烧制或彩绘。模制小泥佛和小泥塔是一种宗教圣物，多数作为佛塔或佛像腹腔的填充物，出土地点主要是西藏或古代藏传佛教流行之地。现存的宁夏地区佛塔，多藏有擦擦，是宋夏金时期当地曾广泛流行藏传佛教的重要历史物证，反映出藏汉多种文化的完美融合。 西夏文寿陵残碑该残碑白砂石质，出土时已残碎，由五块残碑石粘接而成，为拼合后留存西夏文字最多的一块。碑额两面阴刻西夏文篆书四行，每行四字，汉译为"大白高国护城神（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文字书写工整，笔画均匀流畅，结构严谨饱满。该碑文为确定西夏陵陵主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明。墓碑正文为阴刻楷书西夏文字，结构饱满匀称，字体刚劲、挺拔、美观，凿刻刀法娴熟。每字边长约3厘米，字体描金，有的笔画内金箔犹存。 西夏文残碑 西夏为更好吸收汉文化，将汉文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在境内大力推广流传，称为"夏译汉籍"。狭义的"夏译汉籍"包括译自汉文的儒经、兵书、道家著作、医书、史书、童蒙读本以及西夏人依据汉文典籍编译而成的著作等，遍及汉文典籍中的精华，皆属善本之列；广义的"夏译汉籍"则还要包括将汉文翻译成的西夏文本。文献的传播交流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彩绘泥塑佛头像这尊佛头象泥塑中空，头顶为螺发，中间有一白色肉髻。面部方颐，双眉隆起，眉间有白毫。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佛鼻梁高直，双唇闭合，厚唇上墨线绘出八字胡须，下颌用墨线绘出日、月、云状纹饰。面部曾经两次用白粉涂饰。宏佛塔出土这种泥塑佛头像共 6 件。从佛头的造型风格来看，基本继承了犍陀罗时期佛造像的特点，面部圆润饱满，线条大气，富有唐代造像遗风，是西夏吸收继承唐文化的典型物证。佛头眼珠内的黑色釉料因高温而溢出，好像佛祖悲悯世间疾苦流下的眼泪，使得佛像更具慈悲之感。 彩绘泥塑力士面像 印婴戏莲纹绢该丝绢采用双色套印工艺，在绢上套印不同颜色的花纹，做工精细，构图巧妙，是西夏丝织业发展水平的有力佐证。这类丝类织物既有浓烈的民族性，又有对中原艺术的学习和继承，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 彩绘木雕花瓶 竹雕 彩绘泥塑罗汉像 吴焕宇临摹西夏黑水城壁画《水月观音菩萨》 艺彩纷呈绘画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数量多，类型全，内容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西夏绘画水平和特色。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宁夏、甘肃等地也出土了多幅西夏卷轴画，即"唐卡"。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时期唐卡，特点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风格并存，其中藏传佛教风格唐卡的数量在半数以上。这些唐卡作为吐蕃人和党项人文化交流的见证，反映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和区域之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花瓣形镂孔饰件 彩绘五女侍木板画（复制品） 荔枝纹金牌饰 如意形金饰件 第四单元共遵『中国』陵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辽、宋、西夏、金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重要的时期。西夏陵作为宁夏首例世界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真实记录了11-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绿釉摩羯 红陶迦陵频伽 红陶套兽 绿琉璃花纹方砖 该器物为正方形，四周有边框，中间饰莲花蔓草卷叶纹。表面施绿釉，釉面磨损。这件方砖是西夏时期典型的琉璃建筑材料。琉璃建筑构件在中国历史悠久，起源于北魏，唐代已在高等级建筑上大量使用，鼎盛于元明清时期。西夏同宋辽金并立，吸收和继承了中原的琉璃制作技术，并将其应用在西夏陵的建造中，因此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琉璃建筑构件，造型优美，制作精良，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绿釉套兽 红陶仰覆莲座 红陶迦陵频伽 绿釉迦陵频伽 该器物人首鸟身，头戴四角叶纹花冠，面浑圆，细眉长眼，双颊丰腴，眼睑略垂，以阴刻细线，突出眉眼，眼半睁，神态静谧安详，丰乳细腰，双手作实心合掌印于胸前。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展翅，长尾似蕉叶。双腿及爪跪骑于座，底座抹角方形，正面饰卷云纹盘绕于两侧。雕刻细腻，造型优美。"迦陵频伽"为梵语音译，又译为"嫔伽"，意译为"美声鸟""好声鸟""妙音鸟"。它以美妙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来供养和娱悦于诸佛。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迦陵频伽纹饰出现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迦陵频伽纹饰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大多出现在壁画和金银器上。西夏迦陵频伽形象延续唐代的传统而来，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灰陶鸱吻 器背饰鱼鳍纹，尾部饰鳞纹。器中空， 器体厚重，为屋顶正脊饰物。该器物龙头鱼尾，下部龙头呈方简形，下端开口，龙口封住，獠牙外露，形象威猛，眉似绳索，眉梢微卷上翘，眼球突出，眼瞳圓孔形，斜上方有两只突出小耳，颈鬃直立，上颚顶突出一桥钮形兽鼻，其后两侧各有一圆孔，孔内插双角。尾出两鳍，翻卷上翘。 灰陶鸱吻 作为西夏陵申遗成功后的首场西夏文明专题展览，“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携103件（套）西夏文化遗产亮相首都博物馆，带你穿越千年时光，走近西夏历史，感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