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缺又圆时》

郎老师

《月缺又圆时》 父亲一次寻常的医疗救治，竟将母亲和我卷入了“文革”的滚滚洪流。 1967年的秋意里，昆明外婆家天井的月光格外清亮。农历八月十五的夜，外公指挥着将大圆桌搬至天井中，火腿月饼与各色糕点、水果在月下泛着温润的光，那晚的月亮大得像银盘，圆得没有一丝缺憾。谁也未曾料到，次日归途藏着惊涛骇浪。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抵达盘县汽车站，熟悉的身影并未出现，邻里仓促的话语像块冰砸在心上——父亲在八月十五当晚被造反派关进了城古楼。家门添了新锁，锁住了往日的安宁，也掀开了那段动荡岁月的一角。 1968年，“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城，造反派批斗“当权派”的喧嚣时常划破街巷的宁静。农历八月十四，“当权派”李富汉在批斗中被打断腕关节肌腱，紧急送往盘县医院。父亲在手术室耗尽心力，才将断裂的肌腱重新缝合。这本是医者天职的寻常践行，却在次日中秋酿成祸端。 八月十五的医院里，造反派强行要将术后未愈的李富汉拖去批斗。父亲挺身而出，那句“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你们没有权利带走病人，就是两军相战也要优待俘虏”的抗辩，在混乱中格外执拗。拳头落在左耳，梭标刺进脊背，他最终被押往城古楼，与其他被关押者一同坐在铺着稻草的大厅里，身上那件墨绿色卫生衣，是雷奶听闻消息后匆匆送去的暖意。 母亲带着我们找到造反派头头据理力争，终换得放人许可。隔着满室沉默的人群，我望见父亲靠墙而坐的身影，那身卫生衣在昏暗里格外醒目。次日获释的父亲经检查，左耳鼓膜已被打穿孔——这场以医者仁心对抗时代荒诞的坚守，终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后来我才懂，那年昆明的圆月与盘县的阴霾，都刻着一个时代的伤痕。而父亲未曾言说的坚守，恰如暗夜里的微光，映照着医者本心在乱世中的重量。 农场避祸，集体颠沛 1968年的冬天，一个寒意浸骨的下午，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取暖，试图驱散室内的阴冷。忽然，门被推开，一名身着粗布衣裳、面带风霜的民兵走进来，神色凝重地告知：“造反派要来抓父亲，快跟我从后山转移到南门山！”母亲闻言依旧镇定，简单收拾几件衣物，叮嘱我背上小书包沿九街前行，自己则另择路线，约定一家三口在南门山汇合。 南门山上的国营农场藏在陡坡之上，右侧斑驳的大木门里是座四合院，四周环绕着二层小木楼。我们赶到时，这里已聚集不少避祸的大人和孩子，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又压抑的气息。就这样，我和父母开始了颠沛中的集体生活，弟弟此前已被五叔接回老家，暂时避开了这场风波。 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一日，造反派荷枪实弹地攻打南门山，农场的民兵早已持枪埋伏在矮墙后，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展开反击。我们这些孩子趴在二层小楼的走廊窗沿上，亲眼目睹了这场激烈的枪战——枪声此起彼伏，密集得让人耳膜发颤，子弹落在地上掀起阵阵尘土，隐约能猜到有人中弹受伤。当晚，父亲便带着几人悄悄返回医院手术室，取回两个手术包和一个出诊箱，连夜为受伤的民兵救治。 转战西冲 在南门山住了没几日，转移通知再次传来，我们要前往西冲区。数百人在民兵护送下辗转抵达西冲区公所，当晚，母亲、我和几位女同志挤在狭小的屋子里，睡在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寒冬腊月，被子薄得像层纸，母亲默默解下咖啡色长棉大衣，轻轻搭在我身上，暖意顺着衣料蔓延开来，驱散了不少寒意。 山道奔逃，不弃出诊箱 次日上午十点左右，急促的通知骤然响起：“贵阳的造反派开着架有机枪的大卡车，和盘县的造反派集结了几百人，正往西冲追来，快转移！”大部队立刻有序向山上撤离，母亲望着我面露难色，当即让父亲去西冲区卫生院开具探亲证明，打算另寻出路。 太阳渐渐西斜，山梁上的队伍陆续消失在天际，区公所里早已空无一人，父亲却迟迟未归。母亲在原地焦躁踱步，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父亲和一位陌生男子快步走来。父亲介绍，这是当地小学的方老师，熟悉地形，愿带我们前往云南富源县。 我们立刻跟着方老师往山里赶，他一马当先跑在前面，我和母亲紧随其后，父亲前几日崴了脚，只能一瘸一拐落在最后。母亲主动背起沉重的出诊箱，脚步丝毫未放慢。公路方向传来汽车喇叭声和零星枪声，情况愈发危急。母亲咬咬牙：“扔了出诊箱吧，能跑快点！”说着便将箱子丢到地坎下，父亲见状却立刻折返，捡起箱子重新背上，继续艰难前行。 进山的小路已不敢走，我们只能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爬。体力不支时，方老师将我们藏进一个山洞。洞外传来喊话声和零星枪声，父母急忙撕碎随身携带的宣传单，埋进地里。山洞上方隐约有人说话，母亲催促方老师带父亲先走，两人犹豫间，我急忙开口：“你们快走吧，我们两个女同志就算被抓到，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方老师带着父亲出了山洞，没多久便折返回来，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他喘着气说：“刚才是挖煤工在说话，安全了！”我们跟着他走出山洞，爬上山坡与父亲汇合。天还未全黑，便抵达了名叫云南哨的村寨，在农户家中吃了晚饭，暂且住下。 义诊获赞，村民挽留 第二天天不亮，方老师便带我们踏上山路，傍晚才抵达盘县老黑山脚下一个山村的亲戚家。亲戚将我们安置在儿子刚结婚的新房里，狭小的木屋整洁明亮，被子干净厚实，那晚，我们终于睡上了安稳觉。 次日清晨准备出发时，农户告知公路已被造反派封锁盘查，去富源只能翻越老黑山，可连日大雪早已封山，我们只好留下再做打算。恰逢农户家一岁多的孩子整日哭闹，细问才知是屁股上长了脓包，疼痛难忍。父亲当即打开出诊箱，拿出仅有的器械为孩子切开脓包引流，没有凡士林软膏，便用纱布条沾上烧开冷却的灯油当作引流条。处理完没多久，孩子就停止了哭闹，安静地睡了过去。 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村民们纷纷上门找父母看病。不知不觉住了三天，雪依旧没有停的迹象，村民们一再挽留，村长拍着胸脯保证：“有我们保护，谁也不敢来抓你们！”可当晚，父母和方老师商议后，觉得不能再留——人多嘴杂，且村子离公路不远，终究存在风险。方老师随即找来了熟悉山路的向导。 翻越老黑山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准备出发翻越老黑山，村民们竟纷纷赶来送行，还带来了不少干粮。一行五人趁着夜幕穿过公路，踏上了爬雪山的旅程。通往山顶的路被厚雪覆盖，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寒风呼啸着刮过脸颊，母亲将仅有的围巾系在我头上抵挡风雪，积雪最深的地方没过膝盖，稍不留意就会踩进深坑。 一路上，向导指着雪地上的脚印辨认：这是野兔的，那是山鹿的。行至半途，右侧山坡上出现一只奔跑的小鹿，为艰险的旅程添了丝生机。远处雪地里走来一个黑衣人，我们顿时屏住呼吸，走近才看清是位背着长枪的猎人。我早已体力不支，小脸冻得发白，父母轮换着背我前行，趴在母亲柔软温暖的背上，总能暂时忘却疲惫寒冷。 终于翻越雪山，山脚下的土路旁有条清澈小河，太阳高照暖意融融——这里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真是十里不同天。向导去前方村庄打探，回来却说亲戚被叫去开会，无法收留我们。谢过向导后，在方老师带领下，我们步行抵达富源县城，凭着探亲证明在旅馆住下。方老师要返回村里，母亲拿出钱表示感谢，他几番推辞后才收下。 货车捎程，险过票检 次日一早，我们赶到汽车站想买票去沾益，再转火车去昆明，却被告知汽车已停开。返回旅馆后，母亲提议去货车停车场碰碰运气。停车场里没几辆车，其中一辆正在维修，母亲上前询问，司机爽快答应等车修好捎我们一程。 颠簸抵达沾益火车站时，恰好有一列开往昆明的火车即将发车，我们赶紧买票进站，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悬了许久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没多久，乘务员开始查验车票，尤其针对从盘县来的乘客。母亲立刻让父亲带我往车厢前面走，叮嘱道：“如果被查到，就说带孩子去厕所，没带票；要是查到我，我就说票在你父亲那里。”凭借这个办法，我们顺利躲过查验。 火车行至中途突然停下，听说有群从盘县逃出来的人没买票想强行上车，双方僵持许久，最终还是让他们上了车。深夜抵达昆明站，我们来到母亲的娘家，母亲让我先敲门确认没有外人，才和父亲走进家门。至此，我们终于彻底安全了。 后来得知，昆明军分区门口有不少贵州人静坐，都是被盘县造反派打跑出来的，军分区最终将他们安置在大礼堂里。 春城烟火里，暂避风雨的岁月 在昆明外婆家的日子，十来人挤在一大圆桌吃饭，一个鸡蛋能做一大锅蛋花汤，清炒杨丝瓜、自制咸菜是餐桌常态，杨草果树下一字排开的咸菜坛至今历历在目。院墙外的自留地种着各色蔬菜，舅舅们养鸡养蜂，院子里的苹果、梨、李子等果树，给清贫的日子添了甜味。外公常去查看堂屋门后的米桶，没米时便双手伸直大呼，模样让人既心疼又无奈。晚饭后大家常聚在堂屋，舅舅、姨妈们则弹起吉他，唱起他们小时候唱的歌曲，歌声悠扬，伴着院子里的虫鸣，格外惬意。有时，外婆会拿出珍藏的水果，有院子里果树上结的苹果、梨和李子，虽然个头不大，却格外香甜。我们围坐在一起，分着水果，聊着家常，月光洒在天井里，温柔得像一层纱。星期天一大家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行军锅和米线去海埂游泳、煮米线吃。生活虽清贫，却满是欢笑，夕阳西下时，我们才收拾好东西准备返程。自行车后座的行军锅空了，布袋也瘪了下去，可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我坐在舅舅的车后座，晚风轻轻吹着，身上还残留着阳光和湖水的味道，心里暖洋洋的。那段日子没有精致的食物，没有昂贵的玩具，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简单的米线，聊着家常，那种纯粹的快乐，却成为了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海埂的湖水、草地上的野花、行军锅里的米线，还有亲人们的欢声笑语，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忘怀。因迟迟不能回盘县，也不便在昆明久留，父母决定去兴义农村的爷爷家住一段时间。又开启了我在农村生活的一段难忘经历。 乡野岁月，苦中藏乐 爷爷奶奶和五叔、小叔靠种地挣工分，每周打筛子去集市卖，这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住得久了，父母也学会了打筛子，心灵手巧的母亲还创新样式，做出带花纹的筛子——普通筛子只卖五六角，母亲的花筛子能卖到一元五角，家里收入渐渐提高。后来，母亲从昆明带回舅舅养的澳洲黑、白洛克鸡种和种鸡蛋，我们家养起一大群鸡，村民们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十分红火。 我和弟弟整日在外面撒欢，在小河沟捞鱼，用竹扫把扑蜻蜓喂鸡，晚上跟着五叔、小叔去村头水井钓鱼，去自留地挖红薯、割稻子，爬柚子树摘柚子，在秧田抓鳝鱼，在水电厂水泥地晒稻谷。有时还跟着去远村竹林买做筛子的竹子，夏天则和父母去小河游泳，顺便洗衣服、洗被子。那段日子虽艰苦，却满是快乐，最期待的便是赶场卖筛子路上，能吃到姑奶包子店热气腾腾的包子，那香味至今萦绕鼻尖。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1969年的一天，我们终于接到了可以回盘县的通知。 获准返乡，部队暂居 政府组织我们乘大客车返回，三四辆车即将抵达盘县县城时，四一部队的战士拦住了车：“造反派在路上拦着，不让进城。”我们只好在部队营地暂住，一年多未见的亲朋好友纷纷步行赶来探望，带我们长大的雷奶还带来许多吃的，场面温暖又动容。 在部队营地住了约一周，经部队干预协调，我们终于接到回家的通知。推开阔别一年多的家门，满室蛛网尘埃，一家人齐心协力很快打扫干净。不久，父母恢复了原工作，一年后单位补发了一千多元工资，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 母亲回昆明时用补发的工资，买了台120相机，跟着舅舅学会了拍照、冲胶卷和洗印。至今家里还保留着70年代用这台相机拍的黑白照片，后来我也学会了使用，常和中学同学一起拍照。如今即便没专门学过摄影，用手机也能拍出满意的照片，这一切，都得益于七十年代母亲和舅舅们的耳濡目染。 那段特殊岁月里的点滴，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中，成为难以磨灭的记忆。 外公外婆和我的舅舅们 我、弟、表哥、表妹和外公外婆海埂 外公外婆和我的舅舅、舅妈们 我和弟弟在外婆家 我和父母弟弟在外婆家 我和弟弟与表妹在海埂（滇池） 海埂 外公外婆和我的舅舅们 我和表妹 天井里的苹果树 弹吉他的舅舅 海埂公园煮米线 海埂大坝 我和我的表哥、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