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垂宇宙——诸葛亮（二）

谢善骁

蜀相西驱十万来，秋风原下久徘徊。
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唐代一位以《咏史诗》著称的诗人胡曾，在三国时期巨星诸葛亮陨落的五丈原，向他心中深深敬慕的蜀相献上了这首咏史诗《五丈原》。
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师伐魏，由汉中取道斜谷，进驻五丈原。老谋深算的魏统帅司马懿闭城坚守，拒不出战，两军相持百余日，使远道而来的诸葛亮心急如焚。正在这决战将临、胜败垂定的关键时刻，诸葛亮却积劳成疾，病势沉重。
尽管这位忠心耿耿的蜀相故作镇静，依然如故地处理军务，并严密封锁自己的病情，然而“长星不为英雄住”，诸葛亮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支配。三国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从历史长空陨落了：年仅54岁的蜀汉名相诸葛亮，病死在陕西歧山县城南五丈原。五丈原后来又被称为落星湾，据《晋阳秋》载，是因诸葛亮死时有“赤而芒角”之大星坠于此而得名。
当初诸葛亮为报刘备的三顾之恩，“不容不出”，答应出山协助他复兴汉室，同时也为了实践自己的抱负。但是他深知“无为”与“功成身退”的道理，临行前对弟诸葛均交代说：“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然而，将后半生付给了戎马生涯的诸葛亮，最终壮志未酬，未能等到功成退隐之日就死于征战途中。
随着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三国时期飘扬得最高的一面大纛折断了。但是旗帜折而不倒，它腊腊地迎风招展的风采，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它高高地领引时代的魅力，影响和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后人。小说家罗贯中在其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为他心中的偶像、“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写下一首诗：
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
　　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临死之前最后一次所做的人事安排和军事部署，作了生动详尽的描写，读之委实给人以一种沉重、悲壮之感：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势沉重，乃唤杨仪吩咐曰：“王平、廖化、张嶷、张翼、吴懿等，皆忠义之士，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凡事俱皆依旧法而行。缓缓退兵，不可急骤。汝深通谋略，不必多嘱。姜伯约智勇足备，可以断后。”杨仪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宝，于卧榻上手书遗表，以达后主。表略曰：“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
　　完人的完整性不仅表现于空间的广度，而且体现于时间的长度，因此晚节往往是一个过硬的考验。虽然诸葛亮在五丈原的殉职本身以及他的遗表，已足以说明和证实了他完善的晚年，但他对后事超乎常人的安排，更使他的晚节成了崭新的闪光点。临死之前，诸葛亮下了一道薄葬令，遗令将他葬于汉中定军山，借山坡挖个洞，能容纳棺材即可；入殓只穿随身衣服，不得以器物陪葬。就这样，一个伟人以殉职和薄葬的方式，简单潦草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其实却是郑重其事地将一个完美的人生交给了历史。

唐大历元年（766年），当已经步入人生晚秋的诗人杜甫又一次走进武侯祠时，面对一代宗臣诸葛亮的遗像，更深深地产生了敬慕之情。他在一曲《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高度评价了这位蜀相的一生：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把诸葛亮的品格与商、周两朝的开国元勋伊尹和吕尚相提并论，认为他的指挥才能使汉初的谋臣和名相萧何、曹参都黯然失色，这是诗人对蜀相的崇高评价。但由于汉室“气数”已尽，即使蜀相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也无法实现一统中国的宏愿。言未尽而意无穷，心声尽在不言中。杜甫痛惜蜀相“志决身歼军务劳”，发出了惺惺惜惺惺的叹惋。
定军山留下了诸葛亮的三处遗址：一是他的墓，因蜀先主刘备死后，诸葛亮被后主封为武乡侯，其墓亦被称为武侯墓；二是后人为祭祀他而建的武侯祠；三是诸葛亮读书台。因为一个诸葛亮，使原不为人熟知的定军山成为诗文之乡。历代诗人们怀着无比崇敬之情，一个个千里跋涉地来到定军山，站在武侯祠前，和着滴滴热泪，捧上曲曲诗文，缅怀和祭奠蜀相：
定军山下柏蒙茸，旷古精诚在此中。
三尺孤坟犹汉土，一生心事悲秋风。
　　孙曹未灭成何世，天地无知丧此公。
　　千载伤情惟杜宇，年年啼血树头红。
　　（清·魏际瑞《诸葛公墓》）
　　西晋末年，一个名叫李雄的军阀在四川成都建国称王（十六国成汉王）。为纪念蜀相诸葛亮，他建造了一座武侯祠。武侯祠本来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毗邻而居，相安无事。到了明初，偏有个十分讲究名位观念的蜀王朱椿，对武侯祠的旺盛景象和昭烈庙的冷落场面大为不满，于是利用职权来了个偷梁换柱，武断地决定将武侯祠并入昭烈庙，大门横额也改为“汉昭烈庙”。至清康熙年间重建了一庙两殿、君臣合庙的武侯祠，但到了乾隆年间，祠名又被莫名其妙地改为“汉昭烈庙”。尽管几经改名，几经折腾，却总也无法抹去后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心和景仰之情。

苍天你太不公啊，大地你太绝情，空留下八阵兵图与瑶琴……
在中外广为传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一曲沉重的《葬歌》，抒发了人们对蜀相诸葛亮的无限感慨，无比怀念。
无论在历代诗文的讴歌中，还是在《三国演义》的描述中，或是在民间戏剧的表演中，诸葛亮始终是以一个完人、一个奇人、一个神人的形象出现的。诸葛亮从来就被认为在品行道德上可媲美圣贤，在智慧才能上又堪称人杰，作为一个白璧无瑕的艺术形象，他受到人们的极度喜爱和崇仰。而那位从史学角度记述和评价了诸葛亮功过得失的《三国志》作者陈寿，倒反而不断地受到无端的批评和指责。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就留有这么一副楹联：
将相本全才，陈寿何人，敢评论先生长短；
帝王谁正统，文公特笔，为表明当日孤忠。
无论将臣抑或帝王，其形象能够穿透千百年历史重雾而不朽，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自然有其道理和根由。生前的权势，可以通过明争暗斗、欺上网下来获取，死后的评语，却是要经受历史千百次地核查以及后人寻根究底的论证后，才能最终定论。诸葛亮的形象之所以能长存于诗文、长存于青史、长存于人间、长存于民心，不仅在于他的丰功伟绩，更多的却是他的高风亮节。
一部流传于今的《诸葛亮集》，收录了这位蜀相约百篇关于理政、治兵、用人、修身等内容的精辟论述，十余万言文字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他思想和情操的光辉。在一篇《便宜十六策·教令》的短文中，诸葛亮语重心长地指出：放纵自己而去教育下属，是逆政，教人者先受教育，才是顺政。因此，领导首先要管好自己，然后再指挥下属，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诸葛亮这一“先正其身，后行其令”的论述，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成了一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美谈。
　　《三国演义》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错拜马谡为大将，致使痛失街亭，也使蜀汉大伤元气。爱将闯了大祸，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诸葛亮挥泪依军法将其问斩，之后向蜀汉后帝请罪，自贬三等，由丞相降为右将军。堂堂一位高坐相位的大官，能有如此自觉的举动，不要说在1700年前的封建时代，就是在现代社会，又有几人能做到？正是贯穿在一生中的这种“严”和“慎”，伴随着另一方面的“忠”和“智”，使诸葛亮最终成为人们心目中少有的完人。
　　清正廉明，俭以养德，诸葛亮既是修身的楷模，也是齐家的模范。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表章中曾声言“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说到做到，死后的情况果然如其所言。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对诸葛亮不谋私利的高贵品质，予以高度评价：“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
　　身正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诸葛亮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教育和管理。王孙公子或现代称之为“高干子弟”的诸多问题，是社会一言难尽的苦楚，也是历史一筹莫展的难题。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高级领导，诸葛亮对此别无良策，但作为一个社会家庭的家长，他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先后写下了《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甥书》等多篇感人肺腑的家书，谆谆教导和告诫子女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存高远，慕先达，绝清欲，弃疑滞”。
　　诸葛亮以百年树人的韧性和耐心，成功地培育了诸葛家一代后人，其中最受称颂的是其独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当魏将邓艾的大军兵临绵竹城下时，身任蜀军主帅的诸葛瞻带兵突围，中箭落马后，“以死报国”，拔剑自杀。年仅19岁的先锋诸葛尚，目睹父亲壮烈捐躯，就奋不顾身地冲向城外杀敌，被乱军射死。诸葛亮一门三代，就这样为创建、发展和保卫蜀国，献出了一个个生命，也献出了一颗颗忠心。然而，当魏将邓艾为诸葛瞻父子英雄行为深感敬佩，将他们合葬于战地的同时，蜀汉后主刘禅却正派人向邓艾献上投降书。

　　近年不断出现一些声称忠史“卫道”、意欲否认诸葛亮的议论，有的甚至大声疾呼，慷慨激昂。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定位于民众心目中，诚然不可避免文学作品的演绎和渲染，《三国演义》和《出师表》就是对诸葛亮这一人物的造势。但是，不管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庸才还是奇才，久久流传在民间的诸葛亮，已经成为人们盼望和敬重的典型形象，人们追求和向往的人性高度。对史实真伪的争论何必要大张旗鼓、非掀起轩然大波不可，又何必把“倒亮”的意愿一定要强加给全民呢！
　　其实对诸葛亮的评估，唐太宗早有定论。唐太宗曾经问群臣：“魏徵与诸葛亮相比谁更贤能？”有人回答说，诸葛亮兼备将相的才干，魏徵不能与之相比。然而唐太宗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在唐太宗看来，魏徵倡导仁义来辅佐自己，努力使他成为尧舜那样的帝王，诸葛亮自然难以与之相比！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国立蜀中立下战功无数，在辅佐后主治国安民中更是顶梁之柱；但以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作尺度来衡量，夺取巴蜀一隅之功与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事业相比，无异有小流与大江之别。
　　诸葛亮没有实现打败魏吴、天下归（蜀）汉的梦想，留下了终生遗恨，也在历史上造成了永久遗憾。诚然诸葛亮不能对此负历史责任，时（历史）、空（地理）的局限性不是他以个人之力可以扭转或冲破的。但他个人严重的主观性，特别在制定和执行干部政策时所铸成的两个大错——轻信马谡和冤杀魏延，给蜀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生动地反映了在刘备去世后的蜀汉干部状态。在刘备开创局面之际，选拔的人才皆一时之人杰，文臣如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能定国安邦，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等能闯关斩将。刘备死后，蜀汉人才愈来愈显得青黄不接，诸葛亮负有一定责任。他事必躬亲、大权独揽的作风，或多或少地摧残了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知人善任，是各种才能中最卓越最可贵的才能，也是一个优秀的或合格的领袖人物必具的条件。智睿的诸葛亮缺乏的正是这种才能，这或许也是他只能臣属于刘备的原因。

轻信和重用马谡，是诸葛亮生平的大错之一。马谡少时熟读兵书，学得满腹经纶，而且能说会写，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和厚爱。在识人选才方面独得真谛的刘备，认为马谡少不经事，专好夸夸其谈，只能充任个纸上谈兵的参谋，临终前还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没想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却对刘备如此重要的遗嘱未放心上，在第一次出兵祁山攻打老谋深算的魏将司马懿时，竟贸然任命马谡为北伐先锋官，镇守军事要地街亭。结果因马谡指挥失当，街亭沦落敌手，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全线被动，不得不狼狈不堪地退兵。
　　而更不幸的是，在此后的又一员大将身上，诸葛亮犯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错误，这员大将就是魏延。魏延是继关羽、赵云之后，在蜀国后期崭露头角的一员骁将。他跟随刘备多年，有勇有谋，屡战屡胜，终被刘备看中，破格提拔，委以汉中太守的重任。魏延其人，不仅优点和缺点泾渭分明，而且两方面都十分突出。他以勇冠三军令众将折服，但他又因傲睨自若使一些文官不满，而与他矛盾很深并成宿怨的，是才能、资格、地位均远在其下的长史杨仪。诸葛亮对魏延本有成见，加上杨仪不断地在耳边煽风点火，便对魏延疑神疑鬼，最后甚至得出了魏延要谋反的错误结论。他在临终时终于决定将权力交给不谙军事的文官杨仪，而且面授密计令他斩杀魏延。
　　事态顺利地按诸葛亮生前设定的锦囊妙计进展，然而后果却可怕地与他的神机妙算背道而驰。诸葛亮以感情用事，错误地移交权力，致使蜀军发生内讧；另一方面由于魏延被不明不白地冤杀，使蜀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痛失大将，军事力量自然大大削弱。诸葛亮死了，他并不知道他生前所器重的杨仪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一个包藏祸心的伪君子，在原形毕露后被废为庶民。但等冤案大白于天下时，魏延的头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从三国时代的大将魏延，不由得使人想起现代中国元帅彭德怀，尽管二者的辈分差得那么远，显得不大相称。对此，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魏延的行动，不能看作是反叛，他战功卓著，只是不服杨仪指挥罢了。说他有反骨很唯心，后来不是有人诬蔑彭老总有反骨吗？”
　　风风雨雨，经历了20余年，彭老总“反骨”的黑帽子终于被摘掉了，后人郑重地祭告了他的在天之灵。但是，戴了近二千年“反骨”帽子的魏大将，要洗雪尘封那么久的沉冤就大不易了，因为诸葛亮的威望太高，《三国演义》的传播又太广。当历史几乎完全为一种倾向所占领的时候，反对的呐喊声就变得有气无力、似有若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