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而降的特殊任务（纪实小小说）

精品奇

　　1983年6月上旬的崇明岛，正是麦收插秧季节。空气里飘着新麦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

驻守东部前哨的守备一连，颇具特色的四合院营区，一片橘黄色的墙面泛着暖金；一棵棵龙柏树整齐伫立，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青翠欲滴，满是生机与活力。

　　中午时分，战士们正在用午餐。饭堂里很安静，只听见碗筷碰撞和咀嚼的声音。指导员一边吃饭，一边盘算着下午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安排——连队的军事干部都外出集训了，他得把方方面面考虑周全。

忽然，一阵飞机引擎声压了过来。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在这片空域训练是常事，但这天传来的声音比以往更沉、更响、更近，好像是在超低空飞行，仿佛一块巨石贴着头皮滚过，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

战士们正纳闷，一声巨响炸开。指导员把碗一撂：“不好！出事了！”

几十名战士跟着他冲出去，只见西南方向十余公里外正冒起一股黑烟。“那附近没别的部队，我们是距离最近的。”指导员心里咯噔一下，预料可能有紧急救援任务，扭头招呼大家：“回去抓紧吃饭，饭后在宿舍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指导员刚回宿舍擦了把汗，连部的电话就尖啸起来，随之传来通讯员发颤的报告声：“团作战值班室电话！要您亲自接！”

电话那头，值班参谋的声音裹着电流声，又急又快，像一串子弹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海军部队一架飞机出事了，团首长命令你们连队以最快速度赶到出事地点，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运输队的汽车已经出发，你们立刻轻装跑步出发，沿公路一路向西，路上会合汽车后换乘。”

紧急集合哨刺破了营区的宁静。除了留下哨兵和值班人员，指导员率领大家出发，一路狂奔。

二十多分钟后，两辆解放牌卡车喘着粗气迎面而来。指导员跳上驾驶室旁的踏板，吼着让司机掉头，随后战士们呼啦啦挤上车厢，卡车一路向西疾驶，车厢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

卡车向左拐进田埂小路，速度被迫慢了下来。向南行驶一阵后，一条小河横在面前，石板桥窄得容不下车轮。

“下车！跑步前进！”指导员一挥手，带着队伍踩着田埂往前冲。

　　跑着跑着，只见一架直升机正在前方不远处的田野中降落，几名穿海军服的军官迅速跳下飞机，与提前到达的营教导员交流情况，一个个脸色异常凝重。附近，不少老乡在围观。

指导员在刚收割完的麦田里整理队伍。按惯例，向首长报告前要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整理服装、停、稍息、立正”等多道口令，队伍要完成相应动作，但因情况紧急，那天他只喊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前三道口令，就跑步到教导员面前：“教导员同志，守备一连奉命到达现场，现已集合完毕，请指示！”

教导员的声音有些沙哑：“两名海航飞行员训练时遭遇飞机故障，他们没跳伞逃生——下面有村庄房屋，田野里还有老百姓在劳动。”他顿了顿，喉结滚了滚，“飞机着地前解体，机毁人亡。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遗体残骸，散落在四十来米宽、四百来米长的田里。正在地里劳动的近在咫尺的老乡一个也没伤着，也没砸到房子，只是机头残骸蹭到个草棚角，没给老百姓造成大损失。你们的任务：一是做好警戒，别让老乡靠近；二是挑十个人，把飞行员的遗体残骸收回来。”

最后几个字像冰碴子砸在队伍里，刚才还喘着粗气的战士们瞬间安静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指导员心里也一沉——他想过许多种任务，唯独没想过捡拾飞行员遗体残骸。这任务来得突然，出乎意料，更无比沉重。

指导员走到队伍前，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多数人的眼神不敢与他对视，纷纷垂向地面，有的攥着裤腿，指节泛白。

当务之急是用最简短的语言做好动员，帮大家鼓起勇气、消除恐惧。“一个钟头前，两位飞行员还在天上执行训练任务，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指导员的声音不高，却盖过了远处老乡的议论，“发现故障后，他们本可以跳伞求生，但他们放弃了跳伞，是为了拼命操控飞机方向，避开地面的房屋和老百姓。他们是为完成军事训练任务、保护人民群众安全而献身的勇士，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现在他们粉身碎骨了，为战友收敛、为勇士善后，送他们最后一程，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军人，本就该随时准备承担任何任务，包括这种意想不到的、让人害怕的任务。”他停了停，看着队伍里慢慢抬起的脸，提高了音量：“此时此刻，我希望看到大家勇敢坚毅的眼神。我不点名，愿意去的，自告奋勇举手。”

　　最先举手的是几个党员骨干，胳膊举得笔直。接着，更多人的手举了起来，其中有个叫厉农的城市兵——他平时有点稀拉散漫，常犯点小错误。指导员愣了愣，忽然想起老首长的话：面临艰巨任务，或是上了战场，真正最勇敢、最突出的，未必是平时循规蹈矩的战士。

他从举手的人里挑了十个，厉农也在其中。海航的军官递来十个黑塑料袋，十人脱了胶鞋、卷起裤腿，下到刚插完秧的水田里——泥水没过小腿。田里散落着飞机碎片，还有暗红色的痕迹。他们间隔三四米排开，弯着腰慢慢往前走，像一张缓缓移动的网，从西向东开始搜寻。看见遗体残骸，就蹲下来用手捡起，轻轻放进袋子里。

指导员站在田埂上，太阳晒得他后背发烫。看着那十个背影——没有手套，没有口罩，只有光着脚丫的双腿和一双双在泥水里摸索的手——他鼻子酸酸的，忽然转身找给养员：“去镇上菜场买最大块的肉，让炊事班烧红烧肉，今晚给他们加餐。”

个把小时后，十个人拎着黑塑料袋上来了，裤腿滴着泥水，手上沾着泥水和血渍。海航的军官给他们敬了个礼，声音哽咽：“谢谢战友们！”那位一直紧绷着脸的海军首长，也向着他们深深鞠了一躬。

回到连队，那十个人在洗漱池旁，用肥皂一遍遍地搓手，厉农搓得手上起了白泡，还不停歇。晚饭时，饭堂角落摆了张单独的桌子，一大盆红烧肉冒着热气——全连战士每天伙食费只有四毛五，只有重大节日才能闻到这香味。

可没人动筷子。过了一会，厉农夹起一块油亮的红烧肉，放进嘴里。那熟悉的香甜味道此刻却变得无比陌生，他仿佛尝到了水田里的泥腥味和……别的什么味道。他嚼了两下，喉咙像被堵住了，猛地放下筷子，脸憋得通红。其他人要么盯着碗里的白饭，要么干脆低着头。指导员站在门口，心里像被针扎——他错了！他猛然想起战士们刚执行的任务，这时候的红烧肉，不是奖励，是煎熬。他很想让炊事班拿点平时当佐料的黄酒来，可部队不允许喝酒的规定像块石头压在心上，他终究没开口。

一股深深的自责攫住了他。他看着那盆无人问津的红烧肉，仿佛看到了战士们那双沾满泥水和血渍、怎么也搓不干净的手。他为自己的循规蹈矩，为自己那被“规定”二字捆住的手脚，感到无地自容。他甚至不敢去想，此刻如果能有一碗烈酒，或许能烫平战士们心里的褶皱，也能冲刷掉他自己的愧疚。

那盆红烧肉最终被端回了炊事班。夜里，指导员听见洗漱池还有水声，走近一看，厉农正用冷水冲手——月光照在他脸上，有些许后怕，却没半点后悔。

后来很多年，指导员换了不少岗位、走了很多地方，却总记得1983年崇明岛的麦浪与水田，记得那十个在水田里的背影，记得那盆没人动的红烧肉。他总说：有些勇敢不是喊出来的，是在泥水里、在黑塑料袋旁，实打实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