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大爱

大海

那是一种怎样的辽阔啊！初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心魂是要先自失片刻的。天，是那种毫无杂质的、坦坦荡荡的蓝，一直蓝到你的骨子里去；地，是那种无边无涯的、起起伏伏的绿，一直绿到天地的尽头。风在这里是自由的，毫无阻隔地长驱直入，带着草叶的微腥和野花的淡苦，吹得人衣袂飘飘，也吹得人心里的那些个琐屑的忧愁，像尘埃一样，不知不觉就被卷走了。云朵的影子，一大块一大块的，慢腾腾地从草原上滑过去，明一阵，暗一阵，仿佛时光在这里也走得格外沉静，格外悠长。我站在这片沉默而丰饶的土地上，总是不由得想起那句偶然读来、却刻入心扉的话：“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爱。”直到听说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往事，这句抽象的话语，才仿佛被注入了滚烫的血肉，有了可感可触的温度与重量，在这苍茫天地间，巍巍然地站立了起来。

我的思绪，便被这风，不由分说地拽回到了那个艰难的年代。那该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呢？记忆里的文字记载，总是蒙着一层灰黄的尘土。六十年初，那片我们称之为“中原”的、历来被视为膏腴之地的广袤区域，被一场罕见的、旷日持久的天灾人祸所吞噬。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焦渴的土地裂开纵横交错的巨口，像无数张无声呐喊的嘴。庄稼在田地里成片地枯死，风一过，便扬起一阵绝望的灰烬。饥饿，这个古老的幽灵，再一次从历史的深处踱步而出，用它那阴冷的眼神，扫视着人间。

那繁华冠绝东亚的上海，曾是多少人梦中的天堂。它那闪烁的霓虹，高耸的楼宇，似乎理应能抵御一切荒寒。于是，无数被绝望逼到墙角的父母，怀抱着最后一丝微弱的希冀，将他们的骨肉——那些尚在襁褓中、不更人事的幼儿，遗弃在了车站、码头、或是某个看似体面的机关门口。他们或许想着，这十里洋场，这流金之地，总该有一口残羹冷炙，能吊住这条小命吧。那一步三回头的踉跄，那肝肠寸断的泪眼，是那个时代最沉痛、最无声的控诉。

然而，他们错了。城市的粮仓，也早已见了底。精致的瓷碗里，盛着的同样是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摩登的橱窗后，人们同样在用目光搜寻着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像一群突然失去巢穴的幼鸟，蜷缩在繁华的阴影里，哭声由嘹亮变得嘶哑，再由嘶哑归于沉寂。他们的小脸，是菜色的；他们的胳膊腿，细得像秋天的芦苇秆，仿佛一折就会断掉。救济院人满为患，粥棚前队伍长得望不见头，死神那黑色的羽翼，已然在这些羸弱的生命上空，低低地盘旋了。

消息，像风中飘摇的草籽，越过千山万水，传到了北方，传到了那片辽阔的草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乌兰夫，这位草原的儿子，坐不住了。他眼前，是丰美的草场，是成群的牛羊，是牧民帐篷里飘出的奶香。他的耳畔，却仿佛响起了数千里外，那些孩子们微弱的啼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朴素得像草原上的勒勒车辙一样的道理，深植在他的心中。一个大胆的、充满温情的提议，被郑重地提了出来：能不能把这些南方的孩子，接到内蒙古来？这里的牛奶是醇厚的，这里的肉食是充足的，这里牧民的心胸，是和这草原一样宽广的。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是承诺，是誓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当这个决定化作行动，一列列北上的火车，便承载起一场空前绝后的生命迁徙。车厢里，是那些懵懂的、面黄肌瘦的孩童；站台上，是即将成为他们“额吉”（母亲）与“阿爸”（父亲）的牧民们。

我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那接站的场景。那定然不是一幅轻柔甜美的水墨画，而是一幅用最浓烈的情感涂抹出的油画。风，依旧是那么大，吹得牧人的袍角猎猎作响。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脸上带着草原阳光与风霜雕刻出的红润与粗粝，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急切与期盼。当火车喷着白色的蒸汽，缓缓停稳，车门打开，那些小小的、怯生生的身影出现时，人群骚动了起来。

没有争先恐后的抢夺，只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神圣的靠近。一双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皲裂的大手，伸向了那些细嫩得仿佛一碰就会碎的小手。孩子的眼神是惊恐的，茫然的，像受惊的小鹿。而牧民们的眼神，则是温柔的，疼惜的，像春日融化积雪的阳光。他们用生硬的、带着浓重蒙语腔调的汉语，努力说着“别怕”，“孩子”。他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奶豆腐、炒米，甚至直接掏出随身携带的皮囊，将温热的、带着母畜体温的鲜奶，凑到孩子的嘴边。

官方说“三千孤儿”，那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象征。后来我才知晓，陆陆续续，竟有四五万之众的孩童，就这样如同涓涓细流，汇入了内蒙古草原的怀抱。他们有了新的家，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不再是“招娣”、“建国”之类带着江南水汽或时代印记的称呼，而是变成了“巴特尔”（英雄）、“其其格”（花朵）、“赛罕”（美好）、“乌兰”（红色）……这些音节，从舌尖滚过，便带着奶茶的醇香和风的气息。

然而，这份跨越血缘的爱，并非毫无条件的施舍，它有着草原般朴实而坚定的逻辑。一个硬性的规定，在当时被提了出来：收养孩子的家庭，必须家里有奶牛。

奶牛，在草原上，不仅仅是财产，它是生命的源泉，是希望的象征。洁白的奶汁，是养育一个弱小生命最宝贵的甘霖。为了这一口“生命的源泉”，牧民们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牺牲。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萨仁的额吉，早已看中了一个三岁左右、头发枯黄得像秋草的小女孩。那孩子躲在人群最后，不哭不闹，只是用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一切。萨仁额吉的心，一下子就被这双眼睛攫住了。可她家里，只有一群羊，偏偏没有奶牛。怎么办？回去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第二天，她便和丈夫商量，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家里一半的羊群，又从更远的牧场，换回了一头正值盛年、奶水充足的乳牛。当她牵着这头用半个家当换来的奶牛，再次站在负责分配孩子的干部面前时，她那被风吹日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灿烂的笑容。那个小女孩，从此有了名字，叫“娜仁托娅”（彩霞）。

还有的额吉，比如一位名叫其木格的老人，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牲畜可换。她默默地回到自家的蒙古包，翻出了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里面是她出嫁时，母亲传给她的的一对镶着珊瑚和松石的银镯子，那是她最珍贵的念想，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她没有丝毫犹豫，拿着镯子，走了几十里路，到公社的供销社，换回了一头同样珍贵的奶牛。当她用那双失去祖传首饰却抱回了南方孤儿的手，轻轻抚摸着奶牛温热的脊背时，她眼里闪烁的，不是惋惜，而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明亮的光芒。那光芒，叫做“母亲”。

从此，草原上的炊烟里，融入了江南孩童稚嫩的呓语；蒙古包前的草地上，奔跑着两种血脉交融的身影。额吉们将炒米嚼碎了，口对口地喂给还不会咀嚼的婴儿；阿爸们将最小的孩子放在马鞍前，带着他们去放牧，让风与自由，成为他们最早的课堂。夜晚，在牛粪火暖融融的光晕里，额吉哼唱着古老的蒙古长调，那调子悠远、苍凉，却又无比安详，像温暖的泉水，抚平孩子们白日里因思亲而引发的细微不安。渐渐地，菜色的小脸变得红润圆胖，细弱的四肢变得结实有力。南方的基因，在北方的乳汁与风雪的浇灌下，开始焕发出一种崭新的、蓬勃的生机。

这些“国家的孩子”，他们在这片第二故乡的沃土上，如同春来破土的草芽，奋力地生长。他们喝着草原的牛奶，吃着草原的羊肉，学着蒙古语，也渐渐懂得了马背上的豪情与毡房里的温情。他们不再是“孤儿”，他们是巴特尔，是其其格，是草原真正的儿女。

时光荏苒，昔日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他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命运之风带到这里，一旦扎根，便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再不分彼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建设内蒙古、守护内蒙古的中坚力量。

那个当年被萨仁额吉用半群羊换来的娜仁托娅，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教师。她在苏木（乡镇）的小学里，一站就是三十年。她用流利的蒙汉双语，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草原孩子。她的课堂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也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根，在这片草原，但你们的心，要能装得下整个中国。

那个曾被其木格额吉用祖传手镯换来的男孩，后来成了一名医生。他毕业于北京的医学院，却毅然回到了草原，成了一名“马背医生”。他背着药箱，骑着骏马，驰骋在方圆百里的牧场上。无论风霜雨雪，只要牧民的毡房里传来病痛的消息，他便会立刻出发。他曾用在北京学到的先进医术，挽救过无数难产的产妇；也曾用草原上传来的土方，缓解过老人的风湿疼痛。他说，他的命是草原用“首饰”换来的，他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偿还这份恩情。

更有许多人，成了工程师，建设着城市的广厦与桥梁；成了科学家，研究着草原的生态与畜牧；成了艺术家，用歌声与画笔，传颂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深情。他们从被救助者，变成了建设者、守护者。他们的生命，已然与内蒙古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他们用一生的奋斗与奉献，回报了那片辽阔土地给予他们的、毫不狭隘的爱。

我缓缓地漫步在这片草原上，夕阳正将它最后的、最浓烈的金色，毫无保留地泼洒下来。整片草原，像被点燃了一般，流淌着温暖的、慈悲的光。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直直的、淡淡的炊烟。几个牧民骑着马，正慢悠悠地赶着羊群归圈。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那么和谐，仿佛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我忽然明白了，所谓“人间大爱”，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在萨仁额吉卖掉的那半群羊里，在其木格额吉换掉的那对银镯里，在北上的列车那一声沉重的汽笛里，在无数个蒙古包里，额吉们哼唱的那绵长悠远的催眠曲里。它是具体的，是滚烫的，是可以用生命去度量，用一生去回报的。

这爱，生于辽阔，成于艰难，终于奉献。它像草原上的芨芨草，根系深扎于苦难的土壤，枝叶却向着阳光与天空，无比坚韧，无比茂盛地生长着，最终，开出了一片灿烂的、温暖人间的、不朽的花海。